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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就其根本原因，莫过于封建统治的弊端。
在中国，封建统治持续了2000年之久。
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为农业是封建经济的最主要部门，封建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具有瓦解的作用。
于是乎，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采取的各种官营制度，用垄断经济的措施，对商品货币经济实行绝对压制。
这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每个朝代都是屡见不鲜的。
鸦片战争之前，康乾盛世的诞生促使中国经济与人口都史无前例的增长，中国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世上最为富足的国家。
然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我们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西方缺乏交流，更谈不上经济上的交流。
正所谓“志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商品经济之间的盟友关系依存，便促使了列强门在利益的驱使下打开了中国国门，进行殖民扩张，以获取原料与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通过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他们不但夺取了大额的经济赔偿，还控制了中国各个重要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对华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逐渐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不独有偶，这种侵略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共持续了105年之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摧
残。
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酿就的这种单一的自然经济模式注定不能长存，这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如果食物链太过单一，当暴风雨来得猛烈时，结局注定是衰败、灭亡。
农民不能太富的理由
农民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基础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发展
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然而，农民不能过于富裕的理由如下：
1. 农业产出波动性较大：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因素和市场需求，因此农产品的
产出和价格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农民如果过于富裕，可能会过度投资扩大农业产出，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降低农产品价格，进而使农民收入下降。
因此，适度的贫困可以激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产出。
2. 农民收入差距不宜过大：农村是我国重要的社会基层单位，农民的收入水平
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平衡。
如果农民收入过于富裕，造成农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引发社会不公平感和冲突。
通过控制农民收入水平，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3. 农民资源有限：我国农村的土地资源有限，如果所有农户都过于富裕，将导
致农地过度利用和环境破坏。
同时，农民的劳动力资源也有限，过于富裕可能会导致劳动力流失，妨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4. 促进农民多元化就业：过度富裕可能减少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导致农业
产业链断裂。
为了保持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应该鼓励农民多元化就业，发展农村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保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确保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适度控制农民富裕水平可以维
护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对于建设美丽乡村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为何不富裕作者：鲍盛刚来源：《记者观察》2012年第02期中国人为何不富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依然处于世界100位左右，这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巨大，代价和成本也巨大．两者相抵，中国人也就不富裕了。
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
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增加利润。
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
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
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
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
大量跨国公司的迁人，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
无疑，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是社会繁荣与富裕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是有代价和成本的，如果代价与成本过大，那么经济增长也就不可能带动社会的繁荣与富裕，相反是社会的不满与经济增长自身的不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代价和成本归纳起来讲，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内生的，主要受制于全球分工和欧美跨国公司，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缺乏独立性和抵抗力。
二是出口导向模式限制了中国自身内部经济循环系统的形成。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为什么贫穷？【人们一直不明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但为什么仍然是那样的贫穷，并且越来越贫穷？本文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好的回答：计划经济时期的贫穷基本原因是用巨大的资源去堆积成看起来较高的增长率，而在此同时，相应的生产率却极低，并且越来越低。
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贫穷的基本原因。
生产率低，社会必定贫穷，人必定贫穷。
因为耗费巨大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成本实在太高了。
正象邓小平所说："生产同样产量的钢铁，日本只需要四五万人，而鞍钢却要二十几万人"。
同样的一笔财富，在日本只有5万人分配，而在中国却有20多万人分配。
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生产率高低对社会、对人的贫富效用。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被迫走市场经济之路，目的就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从而以最小的资源耗费去获得最大的效益，即获得最大的生产率。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之所以获得比较大的富裕程度，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从根本来看，中国经济至今仍未能摆脱依赖于资源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资金与资源投入才能获得增长，而不是依靠提高生产率而获得增长，仍然是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今天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要解决这种增长模式的问题，正是要导向从投入型增长改变为效率型增长的问题。
因此，科学发展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中国5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根本性的创举。
不过今天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与核心内容并没有太多了解，对它的认识仍然停留于表面上，各级政府的发展观仍然停留于投资扩张型，而不是效率增长型。
再加上决策者经常受凯因斯主义的影响，认为以投资的增减来控制经济是经济学所主张的一贯做法。
这样，中国经济就经常陷于过热与过冷的矛盾之中。
经过20多年改革的中国，今天仍然出现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不太协调的问题。
原以为经济迅速增长会带来就业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更高，结果却并非这样，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业问题并没有多大好转，仍然相当严峻；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生存竞争却更加剧烈了，生活压力更大了，许多人生活不是更好，反而重新贫困。
中国并不富裕，只是通过税收收上来的钱理应花在公共支出方面的钱甚至包括保障性支出的钱没有花或花的太少所以才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最大的债主。
但同时老百姓生活压力太大，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压迫着，高税收、低福利、低社会保障、低收入，内需不振作，百姓生活压力大，难有幸福感。
教育经费、医疗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持续保持低比例。
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
原因一：垄断，以及由垄断带来的“权、贵”联姻。
原因二：GDP思维下的低工资政策。
原因三：医改、教改与房改中“国家投入”比例太低。
原因四：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错误导向。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今天“国富民穷”？细想一下，在我们几乎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GDP形势下，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却在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越来越感觉贫困与生活的艰难？另外，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穷国)，居然成为美国(富得流油，只听赵本山说美国向他有过“借钱”)这个世界经济巨无霸的“第一大债权国”，着实令人感觉匪夷所思。
还有，我们这样一个钱多得没处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怎么会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欠下6万亿的地方债，这同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客观地看待这种“差距过大”现象，我们有两方面感想：一方面我们为“国家”富强了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我们又为这样一个“富强”的国家中人民普遍感觉到买不起房、治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穷样儿”有些莫名其妙。
国富民穷，是指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政府收支变得非常阔绰，而民营企业与个人占财富的比例不断下降，手中财力拮据，资金使用捉襟见肘。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最近,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引起了诸多讨论。
其实,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已对此问题作过探讨,我们这里作以转述。
斯密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
斯密这里的最富显然是指国家的总财富,可用现代经济学术语gDp来代表。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额为22.3%,1820年为32.9%；而整个西欧的gDp总额在1700年占世界gDp的份额为22.5%,与当时的中国相当,1820年则下降到23.6%,远远低于中国的份额。
可以说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中国的总财富相当多。
但斯密接着又指出:然而,许久以来,它(指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即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他还说: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
他特别指出: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达中国,到斯密生活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其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长期停滞的状况,斯密也作了分析。
归其结论,在于一点: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的原因。
斯密在《国富论》中两次提到中国的财富在很久以前已经达到了其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在斯密眼里,当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闭关锁国,鄙视对外贸易。
第二,行业垄断,缺乏公平竞争。
第三,合约执行机制缺乏。
斯密指出,一国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是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
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一、小引“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题目。
我想通过这个题目来回答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怎样来学习和研究。
本文不打算从正面，也就是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而是想通过历史上中国国民经济到底在世界各国中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是一贯落后还是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有过自己的成就，以及为什么发达，又为什么落后这样一个虽然广泛但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明我们应该抱什么目的，从什么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史。
近年来，不少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原因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中国除了个别如丝织、瓷器等奢侈品手工业部门以外，整个国民经济自古以来就落后于西方国家，就一无是处。
这些文章的主要论据大概是任何社会都应当遵循同一模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过渡，譬如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
中国这个封建社会既然迟迟不能实现上述过渡，就必然是因为它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自来就不如世界上比中国早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古代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原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1987)。
时期的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地域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的社会或国家是否也能沿着不同的模式道路发展等等。
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什么研究，不拟在此讨论。
我只想对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即在我国上下都在戮力同心加速实现“四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总产值翻两番的现阶段，我们这一个学科一一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否能在继续研究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类问题的同时，也研究一些其他较为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为什么贫穷？一、引言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贫困状况1.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3.体制内部腐败4.人力资源培养不足5.对外开放的不足三、案例分析1.大跃进导致的饥荒2.文化大革命的财经混乱3.1980年代初期的技术落后4.农村土地再分配的失败5.对外贸易的严格管制四、结论参考文献引言计划经济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段，其从195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中国采取集中领导和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监管。
尽管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实力。
在这篇报告中，我将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期如此贫穷，并列举一些案例来证明这一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贫困状况1.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消费都是由政府计划和指导的。
这一模式看起来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允许国家高度集中并统一资源，从而可以规划更高效率的生产和经济发展。
但是，这种计划的效果通常是比较有限的。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导致了造成了各种限制和监管，导致经济的延迟，增加了决策制定的难度，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
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实体的需求，而且也不能真正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限制了经济的增长。
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经济试图通过中央计划和指导过程来调整资源的分配。
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实际生产效率方面的缺陷导致了急剧的物质短缺和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了高昂的物价和深重的贫困。
而且，由于资源的供应无法满足经济的需要，这些计划经常比实际情况过于野心勃勃且没有充分地考虑生产效率和物资的分配。
3.体制内部腐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机构多是一些腐败的官僚管理者。
这些管理者经常使用公共计划来满足个人财富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滥用，因为经理们经常个人的利益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导致计划效率的进一步下降和资源的浪费。
3．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迅速发展，减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提高资本形成率，加速资本形成。
（2）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3）完善本国制度，为本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积极发展工业化，建立本国工业，减少发达国家对本国的控制。
（5）加大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尽力保证社会的公平，防止两极分化过大第二章3．你如何看待韩国的发展与激进主义的关系?韩国的发展对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依附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中，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是不平等的，这使得外围地区很难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
韩国在1945年前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并且完全依靠保持同美国的亲善来抵御北朝鲜的入侵。
在50年代，该国国民预算的一大部分是采取接受美国援助的形式，并主要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开展进出口贸易。
韩国的发展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机会为条件的，而依附理论预言，这会抑制发展机会。
然而，今日的韩国被广泛看作是即将具备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其收入水平现在已高于希腊，并超过了新西兰的一半)。
当然，韩国是该理论的一个特例，一方面因为它接受了大量的援助，由于先进国家把它当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因而希望它全面而成功地发展自我利益。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也实施一些依附学派总体上会赞同的特殊政策，包括开展极为活跃的产业升级政策，严格限制跨国公司的地位而有意识地建立本国产业作为替代，使用债务而不是直接的外国证券投资为特殊层次的投资筹集资金。
韩国实施的土地改革计划也是发展中世界里最为彻底的改革之一，同时大力重视基础教育而非高等教育，这是两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政策。
第三章2．讨论阿根廷经济发展与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之间的关系。
阿根廷的历史对罗斯托经济的增长阶段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罗斯托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作为起飞前提的阶段、起飞、成熟、大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其中起飞是罗斯托的中心概念，起飞的三个条件是：10%以上的投资率、主导部门和保证起飞的制度。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背景材料：
20世纪前80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后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2%，以这一期间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20年的高速增长为21世纪赶超发达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越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最低人均收入线，但仍处在低收入国家行列。
阅读材料：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 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可是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一、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
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
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的，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二、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
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
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
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
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
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
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
经历。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
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
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
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
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
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
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
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
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
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
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
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
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
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
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
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
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
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
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
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
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
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讨论目的：
通过阅读材料，了解从国外学者的观点中我国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根据中国情况的变化，理解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涉及的知识点:
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等。
案例讨论过程：
1．组织者介绍案例，并对参与者进行分组，确定讨论时间、地点，说明相应规则。
2．每个参与者对案例做前期资料准备。
3．各小组根据思考题进行讨论。
4．讨论结果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