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_林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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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指的是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表现之间的
关系程度,一般来说,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
其业绩敏感性就越高。
而公司现金持有则是指公司手中的现金储备,即可用于运营、投资、分红等的现金存款和短期市场性证券。
对公司现金持有而言,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可能会对其
产生以下影响:
1. 增大现金支出: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性增强,
就可以更好地激励高管积极提高公司业绩,推动公司运营和投资等
方面的发展。
这可能会导致公司需要更多的现金支出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将减少公司现金持有。
2. 减少债务融资: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高时,公司可能更
愿意依靠内部资本来投资和发展,而不借债务融资。
这将导致公司
现金持有的增加。
3. 增加股息分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高,使得公司更愿意
分配股息给股东以激励他们持续持有公司股份。
这将减少公司现金
持有。
综上所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不是单
一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然而,一般来说,高管薪酬业绩
敏感性的提高可能会使公司在某些方面增加或减少现金支出,从而
对公司现金持有产生影响。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备受关注。
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已经远高于普通员工,且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企业效益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该类企业业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突出,而有的企业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变化,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通常由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决定,其主要考虑因素包括企业竞争力、经济产出、管理能力等。
然而,实际情况却显示出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存在一定的错位。
尤其是在一些落后企业中,高管薪酬高涨却远远不及企业的经济产出,这不仅造成了对企业财政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评估对于高管薪酬的评估,应当从企业业绩的角度出发,确定其与企业经济产出的比例关系。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市场竞争力:评估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比较企业同类竞争对手的经营水平,确定企业应当具备的竞争力标准。
2. 财务表现:对企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等财务指标进行评估,确定企业的财务表现。
3. 经营能力:评估高管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确定企业在人才培养和资源管理方面的合理性。
4. 风险控制:对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全面评估,确定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
在评估高管薪酬的时候,应该综合以上指标来进行考量,确保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匹配性和合理性,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变化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只有通过严格的评估和管制,才能够确保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协调一致,并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
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对业绩敏感性的关系研究作者:朱佳茜曾月明来源:《商情》2020年第09期【摘要】多年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广受关注和质疑,国家也多次出台限薪政策。
基于频频出现的高管天价薪酬问题,引发学者对薪酬激励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出发,研究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以及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公司业绩 ;高管薪酬 ;管理层权力 ;非对称性一、前言高管“天价薪酬”现象频频被曝光,薪酬激励制度的有效性也一直深受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
为合理化高管薪酬制度,我国从2009年起出台了“限薪令”等薪酬管制制度。
而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重大影响。
另外,公众和学术界常常关注高管的显性薪酬,对隐性薪酬未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本文分别考察高管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通过实证研究探究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从而了解薪酬契约现状,以及管理层权力对此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是将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挂钩,即公司业绩越好高管薪酬越高。
同时股东为了留住给公司带来盈利业绩的高管人才,也会给予其更多的薪酬激励。
因此,当薪酬激励制度有效性越强,公司业绩和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也越强,反之亦然。
高管除了从公司获得工资等显性薪酬外,还有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
当公司业绩越好,对各项费用的预算控制、审批流程相对宽松,高管更易获得更多隐性薪酬,反之亦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H1a: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显性薪酬显著正相关。
假设H1b: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隐性薪酬显著正相关。
洪峰(2010)根据管理层权力的大小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权力型高管的薪酬显著高于非权力型高管。
近年来,随着“限薪令”等政府管制措施的出台,使得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加公开透明。
因此,高管为了获得更多合法合理的货币薪酬激励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努力提升公司业绩,释放出企业经营良好的积极信号,使得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得到提升。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这是因为高管薪酬与业绩直接相关,高管的薪酬越高,企业业绩就越高,这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的重要依据。
然而,过高的高管薪酬并不一定能够提升企业业绩,因为高管们在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也可能会对企业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业绩。
因此,如何控制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在国有企业经营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中,薪酬体系的确定是关键。
在薪酬体系的设计中,需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高管的任职工作,从而为高管提供合适的薪酬激励措施。
这不仅能够激发高管的工作积极性,还可以确保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匹配度。
同时,在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中,还需要考虑到高管的绩效评估。
在对高管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给予高管充分的空间和机会,让高管有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同时需要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确保评估过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这样,高管的绩效评估和薪酬的确定才能真正反映出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高管的真实表现,从而达到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匹配。
此外,在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中,还需要考虑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由于公共利益和政策导向等原因,国有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更需要考虑到社会责任和政策要求等因素。
因此,在制定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到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政策要求,适当调整高管的薪酬水平和激励方案,使之符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综上所述,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从薪酬体系的确定、高管的绩效评估和外界因素的影响等方面入手,优化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匹配度,以此实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内部控制、产权结构和高管薪酬逐渐成为学者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机制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企业各业务环节的规范、监督和控制。
产权结构则涉及企业的金融资本与控制权的分配方式。
高管薪酬则是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绩效挂钩,旨在激发高管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本文将从内部控制、产权以及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
一、内部控制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1.1 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各环节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重要影响。
内部控制的加强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减少错误决策和操纵行为的发生,从而保证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当内部控制得到加强,高管的业绩敏感性将会提高,因为他们更加依赖企业绩效来获得高薪酬。
1.2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关系也会对企业的内部控制产生影响。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将增加了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关注与责任感,进而促使他们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
高管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稳定运作,进而推动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和强化。
二、产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过去的研究发现,产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2.1 控制权集中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对于股权比例较高的控制股东来说,公司的利益与其个人利益高度相关。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调整高管薪酬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增加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之间的正向关系。
而对于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来说,控制股东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系可能较弱,因此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强度可能较低。
2.2 法人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影响。
会计信息可比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投资效率会计信息可比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投资效率概述:会计信息可比性是指企业会计报告中的信息可以进行准确的比较,有助于投资者、分析师和监管机构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进行评估。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则描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投资效率是指企业在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投资时,实现最大化收益的能力。
本文将探讨会计信息可比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会计信息可比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企业的会计信息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时,投资者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这使得资本市场更加高效,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相反,如果会计信息可比性较低,投资者可能无法对企业的财务情况进行正确评估,导致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效率。
因此,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对于促进投资效率至关重要。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指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
如果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紧密,即高管薪酬对于企业业绩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这将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而当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关联性较低时,高管可能没有足够的激励来努力改善企业的运营,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
因此,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会计信息可比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较高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可以增加高管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当高管能够准确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时,他们更有动力提升企业的业绩,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
相反,如果会计信息可比性较低,高管可能会对企业的财务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降低了他们对业绩变化的敏感度。
同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可以促进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高管对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会强迫企业提供更准确、更透明的会计信息,以便能够准确评估其工作表现和决策结果。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国企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在运营过程中承担着许多社会责任,其中包括实现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和促进国家利益等。
国企高管的薪酬往往与企业的业绩直接相关。
一方面,高管的薪酬水平通常与企业的经济利润和财务指标相关,如净利润、营业收入等。
国企作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实体,其业绩较好的企业往往能为高管提供较高的薪酬回报。
国企高管的薪酬也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关。
国企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其高管薪酬往往与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如创新研发、环保和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表现。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影响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的因素较多。
一方面,企业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状况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有较大的影响。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企业为了留住优秀的高管,往往需要提供更加激励性的薪酬,以激发其潜力,提高企业业绩。
国家政策和监管的力度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以防止高管薪酬过高,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利益的过度集中。
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可以确保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有效关联,避免高管通过违规手段获取高额薪酬。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提高可以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提高也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而且,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提高也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吸引优秀的高管加入和留住优秀的人才,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通过提高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可以有效地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高管薪酬是指国企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企业中的职位、能力和贡献而获得的经济回报。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高管薪酬的水平往往与企业业绩的表现成正比。
如果企业能够取得良好的业绩,说明高管在企业中的决策和管理是成功的,这样他们的薪酬也会相应提高。
相反,如果企业业绩不佳,高管的薪酬可能会下降或冻结。
这种联系可以激励高管积极努力地提高企业业绩,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往往受到政府的限制和监管。
政府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管理主要是出于公平和合理的考虑,防止高管薪酬过高导致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要避免高管薪酬差距过大引发社会不公。
这种限制可能导致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减弱,高管的薪酬水平相对稳定,难以及时反映企业业绩的变化。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企高管薪酬的敏感性普遍较低。
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导致薪酬体系与业绩挂钩的程度较低。
国企的薪酬体系往往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奖金等多个组成部分,奖金往往只占薪酬的一小部分。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通常采用更为灵活的薪酬激励机制,如股权激励和绩效奖金等,高管薪酬更能与企业业绩的变化相匹配。
国企的权力分配结构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在一些国企中,权力较为集中,高管薪酬的制定可能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影响,与企业业绩关联度较低。
一些国企高管薪酬的决策可能还受到行政级别、职务层次和资格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也会降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高管薪酬的水平通常与企业业绩成正相关。
由于政府的限制和监管、国企的特殊性以及权力分配结构等原因,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在国企中普遍较低。
为了更好地激励高管积极努力,提高企业业绩,国企应进一步完善高管薪酬体系,提高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挂钩程度。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卢锐柳建华许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518048)【摘要】内部控制的实施约束了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要求将其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实现自身报酬的弥补。
鉴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
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关键词】内部控制产权薪酬业绩敏感性协同性一、引言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联合体。
由于公司契约的不完全性,公司的管理者往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Berle and Means,1932)。
因此,企业需要制定并践行相应的制度来约束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从而使其利益与企业整体的利益趋于一致。
而内部控制制度就是使企业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保证企业财务报告可靠并最终实现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的制度安排(COSO,1992)。
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属于企业加强管理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属于企业的自发行为。
然而,2001年爆发的安然事件以及随后一系列会计丑闻的曝光直接催生了美国Sar-banes-Oxley法案的出台,从而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对内部控制的极大重视。
此时,内部控制也由一项自发性的治理机制演化为一种监管机构强力推进的制度建设行为。
在我国,2006年6月和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颁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在这些制度规范中,都将“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即强调内部控制的经营性目标。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在国企中,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敏感性。
高管的薪酬水平直接反映
了其在企业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做贡献,同时企业的业绩也与高管的决策和管理密切相关。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高管的薪酬水平会随着企业业绩的提
高而增加。
当企业取得良好的业绩时,高管会得到相应的奖励,以激励其继续努力。
这种
正向激励机制有助于激发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也存在滞后效应。
由于企业的业绩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
映在财务数据中,因此高管的薪酬往往是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业绩表现来确定的。
这就导
致高管的薪酬与当前的企业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不是即时反应的。
这种滞后效
应可以降低高管对短期波动的敏感性,避免因短期业绩变动而频繁调整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还与企业的制度设计和监管环境有关。
一些国企在薪酬
设置上存在着不尽合理的现象,高管薪酬往往与企业业绩无法有效地挂钩。
这就导致高管
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仍能享受相对较高的薪酬,缺乏对业绩的真正激励作用。
要有效提高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将高管薪酬与企业长期业
绩和股东回报挂钩,并加强对高管薪酬的监管和公开透明度。
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林钟高,郑 军,汤谢莹(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 要:文章从关系专用性投资角度研究高管薪酬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考虑公司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的现象将得以解释。
文章实证检验了两个假设:(1)关系专用性投资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2)这种效应在信任水平低的地区更加明显。
进一步控制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文章丰富了以关系契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治理与薪酬契约的相关成果,也为上市公司设计有效的薪酬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依据。
关键词:关系专用性投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地区信任水平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4)09-0133-12收稿日期:2014-04-08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部控制对关系专用性投资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研究”(71272220)作者简介:林钟高(1960-),男,福建泉州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 军(1980-),男,湖北监利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汤谢莹(1991-),女,安徽宣城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 言 高管薪酬的合理性与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备受关注,“关系”的文献也已成为重要的制度背景和研究热点,但是从关系专用性投资角度考察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文献很少。
现实中,如果高管薪酬高而公司业绩却不高(业绩敏感性低),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
我们认为,薪酬契约不一定直接与公司业绩相关,大量存在的关系契约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及其与公司业绩的敏感程度(Hwang和Kim,2009)。
这是因为公司要依靠高管维护社会关系,其维护关系的成本必需得以补偿,而这种支出与业绩没有直接的关系。
特别地,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中国具有浓厚的“关系本位”特征(Allen等,2005),关系交易已经且将持续成为企业间交易的主要契约模式,而关系契约的履行不仅取决于维持关系的未来价值(Levin,2003),而且取决于企业如何设计更为有效的薪酬契约以激励高管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持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内在价值。
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我们,当企业更需依赖关系网络进行交易时,由于高管的当期努力难以通过当期的业绩体现出来,企业应避免单独采用短期的货币薪酬激励方式,以免损害专用性资产的内在价值。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上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有效观察到一些特殊的制度环境约束是如何影响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的。
已有研究指出,除了能够低成本地观测到企业真实的业绩,且观测到的业绩指标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高管人员的努力程度之外,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还内生于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刘凤委等,2007)。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环境会对交易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交易所采用的契约形式,因此制度对企业交易行为与契约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作为非正式制度存在的个体声誉或者交易主体间的信任程度,是维护契约、改变契约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而言,信任不仅是地区经·331·第40卷第9期财经研究Vol.40No.92014年9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ep.2014 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也是其繁荣发展的来源和标志,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1998)。
信任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Knack和Keefer,1997)。
张维迎等(2002)对信任和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信任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及投资额度也越高。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本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源自独特的文化传统。
Webber(1920)指出,中国人之间的信任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血缘关系上,不信赖外人,而且这种特殊的信任构成了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福山,1998),但这种特殊性或狭隘性也妨碍了商业诚信的普遍发展(夏纪军,2005)。
已有研究发现,在信任程度低的地区,企业更愿意选择本地少数供应商或客户构建关系型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Kong,2011),并且关系型交易的建立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投资的资产通常具有较高程度的专用性,这些专用性资产又以独特的方式深深镶嵌于他们的合作和惯例中,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以上分析表明这样的逻辑关系:社会信任低→私人关系更重要→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更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
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文献直接考察企业所处地区的信任程度如何影响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提供了商业关系网络充当正式制度的替代物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的客观证据,顺应了Allen和Babus(2008)呼吁关注关系网络产生的经济后果。
在正式制度约束较弱的中国,“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商业网络关系对薪酬激励机制、薪酬契约订立和执行进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2)揭示了宏观制度环境和交易模式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机理和微观路径,提供了薪酬契约影响因素的新证据。
本文不仅分析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对薪酬契约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信任水平不同地区的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对高管薪酬契约影响的显著差异,拓展和丰富了薪酬契约的现有文献。
(3)本文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约提供了重要思路,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激励机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依据。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检验结果和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和不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客户达成关系型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投资的资产通常也具有较强的专用性,交易一方或双方通常需要提供抵押品以保证合约的执行,并据此获取超额收益(Klein和Leffler,1981)。
我们认为,关系专用性投资必定会影响公司的薪酬激励机制,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其他类型的资产不同,关系专用性资产与特定的人和条件相联系,其产权很难分割、评估和跨越个人或组织转移(Alchian,1965),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则交易伙伴放弃该关系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如果企业求助于其他供应商,不仅得不到理想的实物资产,而且即使能获得非专用性资产,其生产成本也非常高(Williamson,1985)。
即关系专用性投资提高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专用性越强,依赖程度就越大。
这是因为:当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越多时,由于企业多余的生产能力在这种特定关系之外具有很少的·431·2014年第9期市场价值,一旦交易终止,企业的专用性价值会受损(Titman,1984),而重新部署和调整原有的专用性投资则需要耗费更多成本(Banerjee等,2008),这使企业的谈判能力相对削弱。
而为了降低主要供应商/客户对未来交易不确定性的担忧,企业会倾向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来满足其预期。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它们对企业高管的压力,进一步改善交易关系和交易条款(Graham等,2005),也有助于诱使它们在未来进行更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Raman和Shahrur,2008)。
基于此,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会影响其高管薪酬契约据以签订和执行的基础———会计盈余,进而影响当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会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
第二,在我国不尽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企业间的关系型交易通常需要交易各方固化其组织的自然人代表,并通过这些自然人(或高管)之间长期合作建立的信任关系来维持交易。
但信任关系的维持需要企业高管付出更多的努力、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也是一种高度的专用性投资(何小杨,2011)。
由于异质性、不可分割性和稀缺性等特征,这种专用性投资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从而无法通过短期的学习或市场搜寻轻易获得,结果使高管的才能和努力对企业业绩的边际作用在这种独特狭窄信任范围的合作方式下增加。
因此,企业需要设计更为有效的薪酬契约,以激励高管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更多的努力对高管而言构成了一种私人成本,在代理框架下,如果这些私人成本无法获得补偿,则高管更可能卸责,由此损害企业的利益(辛清泉等,2009)。
根据资产专有理论,考虑到企业与高管之间的关系具有“长期合约”的特点,企业对高管的监督和激励不再是对高管当期业绩的考察,而是在长期合作中对其进行更多投入信息的考察(Chen和Hsu,2012),如通过赋予高管股权将高管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利益“绑定”在一起。
而且,当企业间存在关系型交易模式时,交易双方在某个期间的投资成本与投资收益并不能完整匹配,常常表现为交易前期投资较多地用于维护交易,而到交易后期才产生投资溢价,如更关注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公司其长期市场业绩会更好,而短期财务绩效却更差(Ogden和Watson,1999)。
这表明,当企业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时,如果单独采用短期财务绩效评价指标来衡量公司绩效,可能无法准确评估高管努力程度与公司当期的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由此我们预期,关系专用性投资会使企业高管的当期努力难以通过当期业绩体现出来,从而造成高管当期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当期的财务业绩难以匹配,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程度越高,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度越低。
(二)信任水平、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诺斯(1990)明确指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制度发挥重要作用并决定着交易费用。
企业的一系列缔约行为不仅仅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引导企业行为、决定契约内容的主要因素。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主要社会资本。
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对其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乃至经济效率的提高都具有重要作用(Knack和Keefer,1997);在微观层面,信任不仅建立对彼此诚实守信合作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还有助于限制商业合同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合同能被有效地执行(Guiso等,2004)。
由于地域广袤和地区文化差异巨大,中国各个地区的信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张维迎·531·林钟高、郑 军、汤谢莹: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等,2002),地区声誉好坏的初始印象将成为影响企业及个人交易行为的重要标准,地区信任环境差异会对该地区企业和个人产生系统性影响,低信任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将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