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Sweeping over the Management管理纵横 |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143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的研究综述与展望张月想 王曼曼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071003摘要: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是中国国有企业模式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然而，国内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具有特色优势仍存争议。

围绕此，系统梳理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质疑与肯定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两方面的内容，并评述与总结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给予展望，以期对发挥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综述何为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在本文看来可以概括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组建、改革与发展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区别于私营企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等的独特优势，是我国国有企业模式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近些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取得巨大发展，中国特色优势凸显，然而一些人士却并不认可，质疑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色优势，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威胁我国国有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因此，十分有必要厘清国内学界在我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方面的研究动态，即厘清质疑与肯定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两方面的研究动态，以期对发挥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所裨益。

一、对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的质疑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不断显现，一些学者如新自由主义追随者究此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适应，应当私有化，否定我国国有企业模式，质疑我国国有企业的特色优势。

根据他们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可概括为垄断论、低效论、腐败论、与民争利论和产权不清晰论。

(一)国有企业垄断论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形成了垄断性企业，且根据垄断形成的原因可划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三类。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存有打压正常市场竞争、损害社会公平、损害企业效率等弊端而危害中国经济，并基于西方垄断理论、经验数据等对此展开分析，如过勇(2003)、胡鞍钢(2003)等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行政垄断弊端的研究。

然而此中某些学者不仅认为我垄断性国有企业存有弊端，还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高的主因归于其垄断地位，并主张垄断性国有企业应当加快私有化改革进程，即“国有企业垄断论”。

但正如学者张宇(2010)、张晨(2010)等的批驳，否认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效益并将效益提高归因于垄断是不合实际的，且垄断带来的也并非全然是危害应当辩证对待。

此外，主张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私有化”，忽视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必要性，也忽视了我国民营经济承接国有经济的能力。

(二)国有企业低效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性的研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解释——“效率论”，学者们基于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出三种观点，即“国有企业高效论”、“国有企业低效论”和“国有企业效率悖论”。

“国有企业低效论”学者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生产效率损失、创新损失和宏观效率损失等，是非效率的且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如学者刘小玄(2000)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基于1 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分析了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效率，得出效率由高到低的排序为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等。

但正如宗寒(2011)、戴锦(2016)等学者的批驳，首先，“低效论”依靠经验数据的论证本身就缺乏说服力，由于数据选取的国有企业行业不同、时期不同、分析指标不同等，结论自然不同，“国有企业高效论”与“国有企业效率悖论”正是就此的说明；其次，国有经济的效益实现程度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应当是整体与长期的考察，只看片面的一时的指标必然是失真的结论。

(三)国有企业腐败论近些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高官滥用公权、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事例频发，学界就此现象展开研究。

如学者刘鑫(2010)、朱启友(2010)等认为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具有绝对权力腐败娼厥、腐败手段复杂且隐蔽、“灰色腐败”倾向日益显现三大特征。

学者王显(2008)、何增科(2009)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成因，包括权力高度集中、监督不到位、惩罚力度不够、道德缺失等。

还有一些学者将腐败原因归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在，甚至归结于公有制，即“国有企业腐败论”。

而正如学者杨松林(2011)的论述，“国有经济体制是避免‘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个最严重腐败状态的基础”，“国有经济本身并不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只会出现在‘改制’过程中”，当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自律与不断强化群众监督等避免腐败。

(四)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近些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在一些领域内我国国有经济进入与扩张导致私营经济退出与收缩，是国有经济“与民争利”，是“国进民退”，最终将损害中国经济。

学者季晓南(2010)、张宇(2010)、周新城(2011)、吴强(2011)等皆对此有所评论，认为该观点一是依据的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不可全信；二是错误认知了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与地位，对其战略布局调整产生了错误判断；三是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对立，认为二者的发展不可兼容，而事实是国有经济的优势能够间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论“产权清晰”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之一。

一些学者认为全民所有制是“产权虚置”，即产权“人人所有，人人皆无”，而明晰产权就是要“量化到个人”，使国企资产落实到每一个人，即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论”。

该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如学者周新城(2011)、张帆(2011)的论述，产权不清晰论者之所以得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与应当私有化结论，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制产权理论，而非公有制产权理论，且从东欧一些国家基于西方私有产权理论改制的惨痛教训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行不通。

二、中国国有企业具有特色优势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Sweeping over the Management | 管理纵横MODERN BUSINESS现代商业144中虽有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其特色优势的存在。

梳理他们对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的研究，根据优势价值体现不同，可将中国国有企业特色优势划分为益于自身发展的特色优势研究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特色优势研究。

(一)益于自身发展的特色优势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某些特色优势能够促进其自身的发展，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根据优势来源的不同可将学者们的研究划分为双层委托代理制度优势、政府政策优势、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累积优势四大类。

1.双层委托代理制度优势。

我国国有企业的双层委托代理制度优势，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实行人民——政府——企业双层委托代理模式制度产生的优势。

早期学者们简单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具优越性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他们认为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因而更具优越性，而基于实现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组建的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更有生产效率。

虽然他们的理论存有乌托邦色彩，我国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实践也问题重重而被迫改革，但其关于我国国有企业适宜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社会化而具有效率的论断是值得借鉴的。

改革开放以后，商学群、郑绍增、李仁君等学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分析，也间接肯定了我国国有企业这一制度优势。

近几年，学者刘瑞(2014)在探究我国混合所有制与国有经济时也明确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因其制度优势获得成功，即双层委托代理下的国有企业，“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唯一经营目的，具有内在的组织协调性和利益共同体”，能够抗击外部市场的无序冲击。

然而学者刘瑞只是对这一优势简单概括，未进行学理性分析而存在不足。

此外，学者石谦(2001)从股权结构稳定性这一独特视角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下，国有控股企业的中短期战略方针、企业股权、经营管理、高层人事等不易受其它小股东股权转让的影响而大变，具有股权结构相对稳定的优势。

然而学者石谦也只是简单指出，未有学理性分析。

2.政府政策优势。

我国国有企业的政府政策优势，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我国政府作为我国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制定的一系列管控我国国有企业政策产生的优势。

首先，资源优势，即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国有企业容易聚集各类人才，具有人力资源优势；容易获得各类土地、石油、矿石等物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权，具有物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政府的融资担保、隐蔽补贴等，具有财力资源优势。

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源实状，学者们对此并无细论也并无争论。

其次，行业区域优势，石谦(2001)等学者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特殊的政策责任，“一般分布在社会性较强、国民经济中地位较高的行业和产业，以及资源集中、政治区位突出(如政府所在地)和敏感(如边疆)地区”，而这些区域私人企业很难涉及，具有行业优势和区域优势。

但学者们只是提出观点还未有细论，而现今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将该优势归于垄断、与民争利的劣势，关于该优势的论证亟需丰富。

再次，变革优势，即在政府管控下，我国国有企业更容易进行一系列重组、拆分、转型等而具有优势，如学者张力娟(2014)以我国“南北车”分与合的实践为例对此的论证。

最后，合作优势，即在国资委统一管理下的国有企业彼此间更容易形成合作与共享，如学者李曦辉(2002)、戴锦(2016)等认为国有企业间存在技术共享，有利于形成技术扩散，但他们未对此有所学理性的验证；学者张树君(2010)、罗成明(2012)、张荣(2016)等分析了我国某些地区、行业等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的企业集团所具有内部资本市场优势，其研究值得借鉴。

此外，学者石谦(2001)还从我国国有企业政策工具性质的视角，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某些行为目标是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派生，代表着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因此在目标定位方面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具有管理优势。

同样，学者石谦只是提出观点而未有具体说明。

3.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我国国有企业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是指我国国有企业在党组织与经济组织有机融合的长期实践工作中，形成的完善机制、先进价值理念、严明纪律作风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