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言词证据的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摘要：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范围、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以及非法证据的证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非法证据；范围；启动；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以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规定的比较欠缺的部分虽然由陆续出台的司法解释加以完善，但是仍有许多有待探讨和商榷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法治的完善和发展，有必要对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入探究。

本文探讨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的界定（一）法律界定缺失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获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但是何为威胁、引诱、欺骗？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界定与阐明。

虽然威胁、欺骗对被讯问（询问）者合法权益造成的威胁和损害程度小于刑讯逼供肉体强迫获得供述的程度，但是，通过威胁、引诱和欺骗获得的证据很可能会因非法而改变收集过程的真实性。

由于法律对威胁等主观程度较大的术语缺少明确的界定与解释，导致人们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有时会利用对方在讯问过程中暴露的缺陷和心理特点进行斗智斗勇从而获得有效的信息和证据。

欺骗、引诱性讯问与启发性、提示性发问等常规性讯问策略和方式难以区分。

由于法律比较抽象的规定了非法证据，缺少明确的规定，法官依据获得的案件事实去判断，很可能会导致法官依据其自由心证而加大主观任意性，可能会造成审判者知有其规定不知违规之后果[1]，会损害司法权威与公平正义。

应当运用刑诉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等方式对于比较抽象的、在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难以把握的概念、规定等做出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提高法律的统一适用性。

（二）一种界定尝试针对威胁、引诱、欺骗等术语描述不明确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当明确解释威胁、引诱、欺骗等抽象概念，并且以举例子的方式等，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抽象法律概念、规定等有着明确的认识，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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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竺!型!!f叁箜!圭塾_垒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赵栩摘要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

本丈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司法公正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早在2003年辽宁刘涌涉黑案中就引发全国关注，刘涌个人虽然被正法了，但由该案凸现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在案件中，辩护人提出刘涌被刑讯逼供，要求排除所取得的被告人口供，对这一问题三级法院的态度截然相反。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中认为，“辩护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被刑讯逼供”，因此非法口供排除的主张被驳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认为本案“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部分采纳了非法证据辩护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中则认为“不能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

由“设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到“不能从根本一L排除”，再到“不能认定存在刑讯逼供”，在这一非法证据排除为主要争议点的诉讼中，三级法院的处理方式差异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基本没有得到实行。

刘涌案的争论和疑惑折射出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的诸多问题与困境。

一、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首先，体制上的根本困难。

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还存在着重重的障碍：既有人大的监督、也有党委的领导，更离不开政府在财政和人事上的扶持。

法院内部，法官也不独立，法官上面有审判庭，审判庭之上有审判委员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的挑战及应对作者：张磊谢巍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5期摘要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项对策：强化技术侦查手段为前锋，改革讯问学习体系，让讯问规律更有实践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职务犯罪挑战作者简介：张磊，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反贪局办公室副主任；谢巍，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干警。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践的影响（一）辩护人制度的变化辩护人制度是新刑诉法修改较大的制度之一。

条文数量从现行的十条增加到十五条，增加条款达百分之五十。

加之如前文提到的一些配合辩护人制度实施的前提保障性条款，可见侦查机关在案件中的对手——律师的力量在强大。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使得律师出现的时间节点会提前在侦查阶段，这样就把案件的争点也相应的提前。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的司法模式下，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后就意味着有罪判决。

对一个案子的认定事实关键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并且这一争点越提前就容易把案子“压”下来。

深谙中国司法运行“特色”的律师怎会放过如此机会。

行、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由于曾经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通常会请到比较优秀的律师，便更加重了检察院的工作难度。

第三十六至四十二条着重规定了律师的权利和强化了运用刑法三百零六条制裁律师的程序难度，明确了其会见权、调查权、阅卷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律师在执业上的“三难一怕”。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本条文字字直击要害，不得不引起侦查人员的重视。

首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节点提前至侦查，在行受贿案件中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依靠法律的专业人士的指导，来绕开侦查员在口供中设置的“套”，对口供的效果极为不利；同时也可以帮助律师大致掌握侦查员在口供获取的情况，推测出证据的掌握度，有应对性的准备接下来的口供回答。

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一问题的提出近几年，大量的冤假错案频发。

例如，湖北的佘祥林案、昆明的杜培武案等，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深思。

这些受冤人出狱后，无不陈述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最终屈打成招。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这些情况？根源在哪里？怎样有效遏制非法证据的出现，便是这些问题的症结。

在杜培武案中，被告人当庭提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并脱下衣服现出其被殴打的痕迹，但法官置之不理，未作任何表示而继续审理案件，此种情形比比皆是。

本文的视角不是讨论如何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而是从程序上设计，增加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即用上诉权来规制法院的不作为行为，以达到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实质。

二司法现状诉讼是法律生命的形式，也是法的内在生命表现。

①刑事诉讼也是如此，只有当被告人违反了实体法上的法益，才能纳入诉讼程序中。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有限性决定了大量的非法证据在庭审中运用，也就需要另一种诉讼程序对非法证据进行规制。

我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非法证据，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如下：（一）我国侦查技术的局限性相比于美国的侦查技术，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技术是明显落后的，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的侦查活动还停留在人力侦查的阶段。

侦查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侦查机关倾向于用暴力取证代替技术取证。

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侦查部门欠缺、人员配置少和科技水平不高的现象，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侦查技术的局限性导致侦查人员如果能从犯罪嫌疑人哪里采取暴力方式取得证据，何必再用科学技术的直接思维。

法制意识淡薄，强调追诉犯罪的大前提下，冤假错案频发亦属正常。

（二）行政机关过多干预审判活动，影响司法公正我国的公检法三机关实行的是统一领导，检察院和法院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有指导的权力，这个指导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整体指导，而不是”个别人”或者”领导”的指导。

②在司法实践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个别人经常违规指导，很难保证指导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

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

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

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及“欺骗”等几种违法的行为方式，那么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才是刑讯逼供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规定》对什么是非法证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被穷尽，这也给法官自由裁量，制造了障碍。

该规定还有两点问题：第一是“回避了‘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第二是“口供的排除只针对‘刑讯逼供’这一种情况，没有‘威胁’这个种类”。

并且条文也只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并没有对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做出规定。

虽然通过“补正”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否的依据，但是立法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方便实践的运用。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摘要：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文章概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探讨了检察机关在适用该规则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最后，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以期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一、引言在法治社会中，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案件的公正、公平审理。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刑诉法领域，对其他诉讼程序也有一定影响。

该规则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证据的获取手段违法、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等。

三、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挑战与问题（一）挑战1. 法律适用难度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面广，具体案件情况复杂多样，检察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难度。

2. 监督力度不足：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违法证据得以进入审判程序。

3. 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在处理大量案件的同时，难以对每一起案件的证据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调查。

（二）问题1. 非法证据界定不清晰：当前法律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尚不清晰，导致实践中对某些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存在争议。

2. 证据审查不严格：部分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够严格，导致部分违法证据被采纳。

3.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No.6,2020 General No.111,Vol.192020年第6期第19卷（总第111期）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杨自立（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摘要】《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

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

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关键词】监察案件；言词证据；直接言词原则；非法证据排除【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以立法的形式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赋予了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的职能权限。

《监察法》对监察权的行使主体、作用范围、基本内涵、行使程序等事项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和规制却只用了第33条这一条规定说明。

《监察法》第33条用三款规定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调查证据的标准以及排除适用的情形,然而这些关于证据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审前阶段,缺乏庭审阶段对于监察证据的详尽规定。

作为案件裁判的主体，法院对证据能力的审查是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步骤,而证据审查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证据材料合法性的审查。

通过对取证环节进行严格的把控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但是案件的调查取证环节仅由检察机关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难免会存在漏洞，通过法院在庭审阶段对案件的审理查证,加强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外部监督，有利于确保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叫目前，我国仅有《监察法》对监察证据的审查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因为《刑事诉讼【文章编号］1671-5101（2020）06-0046-04法》与《监察法》在证据方面的衔接尚未明确，因而有必要对证据审查这一环节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概述在司法实践中，办案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

这些问题和困难可能来自于证据收集、调查取证、审判程序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证据收集困难1. 信息碎片化：由于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的特点，相关涉案信息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导致获取证据变得困难。

解决对策：加强协作机制，在相关部门之间建立定期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共享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搜集。

2. 隐蔽性犯罪：某些犯罪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导致调查人员在寻找关键证据时遇到极大挑战。

解决对策：提升执法人员技能水平，引入新技术手段并开展培训计划以保持与犯罪者呼应，在监管领域设立尽快更新方式以配合当前或未来利益需求。

3. 数据保护限制：涉及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犯罪案件，通常需要面临法律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使证据获取受到限制。

解决对策：建立合法依据，通过获得搜查令或其他授权方式来保护合法权益，在遵守相关法规的前提下进行证据收集。

三、调查取证困难1. 缺乏协助意愿：某些关键目击者或当事人可能不愿配合调查工作，这给案件进展带来了阻碍。

解决对策：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司法系统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引入鼓励机制适时给予当事人奖励以增加协作意愿。

2. 信息质量问题：调查取证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可能存在虚假、夸大等问题，导致无效或错误判断。

解决对策：加强鉴别能力培养，在采集过程中注重技巧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同时，在关键时刻多方核实以确保准确性。

3. 复杂国际转移性犯罪活动: 追溯资金流动, 确定涉案嫌疑人和犯罪行为信息所需的国际合作相对困难。

解决对策：加强跨区域和跨国家司法协作，建立互信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案件追捕工作有序开展。

四、不公正审判问题1. 司法腐败: 有时候，司法人员可能会接受贿赂或者操纵证据以达成不公正的裁决。

解决对策：加大监督力度，设立独立监察机构，并加强员工职业道德教育。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难及解决建议[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过修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这一规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着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和该规则确立给侦办案件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的问题和困难。

文章在对上述困难进行总结分析的同时，提出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三个方面建议，即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律师讯问在场制度的建立以及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管理主体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适用困难；解决建议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难（一）程序性裁判中的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在针对主诉讼被告人的程序中属于程序性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在这一诉讼中，公权力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诉讼是否有效和合法是这个诉讼需要解决的重点。

“谁主张、谁举证” 是普通诉讼中的一般举证原则，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大致适用的。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裁判中，在诉讼中权利遭到侵害或有可能遭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提起程序性裁判，在诉讼体制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并往往处于被逮捕被羁押状态，如果要求他们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无异于法律苛求。

况且由于知识缺乏和侦查的隐密性，哪些是程序违法行为他们也很难知道，如果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举证责任，则事实上颠覆了程序性裁判机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这就是将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赋予了控诉一方。

但是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当事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

”这就是说，除了审判人员认为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并由控诉方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外，被告方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主体在提起该项程序时，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而这种限制就是上文提到的“法律苛求”。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是确保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这一基石的体现，其作用在于确保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变迁，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旨在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该制度要求，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的问题1. 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等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和排除存在困难。

2. 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了司法公正。

3. 监督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和辩护人的申请排除，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导致部分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和纠正。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1. 完善法律规定：应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进行完善，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2.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各级法院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统一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确保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一致。

2021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与完善建议范文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1995年最高法作出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产生，到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逐步发展完善，但是依然有诸多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发展，发现我国对该规则的立法不够完善与明确，而且缺少配套的程序规范，基于存在的这几点问题，在立法层面提出完善立法，制定明确的非法证据认定标准以及制定相关程序规范的建议。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事诉讼; 非法证据; 一、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一次出现在最高院于1995年作出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其中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该《批复》中肯定了对证据的取得途径和手段必须具备合法性，排除了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氛围。

但是该规定过于绝对，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对于内容真实但是取得手段不合法的证据进行排除不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其次，在只有当事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案件中，将唯一证据排除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当事人的取证手段有限，排除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加大了当事人取证的难度，降低了诉讼效率。

由于《批复》产生了以上种种问题，所以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重新做出了解释，《规定》取消了在取得录音、视频证据时需要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要求，但是对证据应当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要求并没有变化，只是对合法性的条件有了适量的放宽。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了进一步规定，增加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要求，同时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上增加了“严重侵害”的要求。

50检法实务JIAN FA SHI WU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是践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本文首先从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入手，其次在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规则的价值意义，最后指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措施，使其发挥应有的制度优势。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内涵综上所述，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采取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证据不予采用的规则。

如何正确理解此项规则的法律内涵，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把握：首先，非法证据规则的取证主体是司法机关，其次，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种类，可以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1、非法证据认定和排除难。

虽然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运行的并不理想。

一方面在于非法证据的认定存在难度。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拘留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外界对其状况很难有所知悉。

即使存在侦查机关在审查中采取了非法手段，只要将相关的痕迹在事后予以销毁，就难以证明是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准许予以补充和说明，导实际上排除的证据很少。

2、适用范围不够明确。

首先，并未对“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限，这种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不够统一，致使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中很难把握。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肖 晓其次，法律上仅仅规定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和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应当排除，而对于除了物证、书证之外的证据是否应当排除，如何排除并未作出相应详细的规定，适用范围过小，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性。

最后，对“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并未规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难以发挥制度的功能优势。

2021Vol.34No.1 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毒品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难点及对策向可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成都610031）［摘要］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推进，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在毒品案件中，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开始呈上升趋势。

通过梳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法规，结合毒品办案实践中的证据难点，提出积极转变观念、明确证明模式、完善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则等应对举措，确保毒品案件证据的合法合规，实现毒品侦查与刑事司法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毒品案件；言词证据;刑事司法规则［中图分类号J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048（2021）01-0035-06DOI:10.19736/ki.gxjcxyxb.2021.0105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非法证据排除体现着人权保障、权力制衡、司法公正等价值目标，该刑事司法规则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侦查机关取证法治化水平。

在毒品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言词证据所占比重较高，同时物证、书证等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特殊关联性特性，使得毒品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较多。

故探讨毒品犯罪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难点及提高该制度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运用水平显得尤为必要。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演变非法证据排除发端于美国，后该制度逐渐完善并被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接受。

具体到我国立法领域而言，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规章进行规定和完善。

我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最早见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证据调查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言词证据方面：不注重收集关键证言，目击证人、关键证人的证言能够收集，但没有收集; 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如讯问笔录在制作人员、时间记载方面明显存在矛盾和错误的;讯问不细致深入，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情节，应作详尽讯问而未作;不注重证言的印证;不注重口供的补强与印证等。

证据是侦查机关破案的重要线索，也是判定犯罪事实存在重要依据，是整个案件调查的关键。

所以在证据调查中，保证证据的效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实际中，侦查机关在证据调查、收集中存在缺陷和不规范。

今天就来和大家谈谈▲证据调查存在的问题。

▲一、言词证据方面不注重收集关键证言，目击证人、关键证人的证言能够收集，但没有收集;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如讯问笔录在制作人员、时间记载方面明显存在矛盾和错误的;讯问不细致深入，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情节，如作案工具来源，赃款赃物去向，犯意提起经过等，应作详尽讯问而未作;不注重排除矛盾;不注重反向讯问;不注重证言的印证;不注重口供的补强与印证等。

▲二、实物证据方面不重视调取实物证据，由于受“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的影响，不注意证据体系中不同类型证据的收集，偏重于收集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对现场或者物证、书证上遗留的血液、指纹、足迹等痕迹，能够提取却未提取;不重视调取生物物证，对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衣物及犯罪嫌疑人生物物证等重要证据，能够提取却未提取;重要物证人为遗失，对现场物证保全固定不及时、不完善，造成物证丧失鉴定条件甚至灭失;“情况说明”制作不规范;破案经过和抓获经过描述不详尽;收集证据的程序不规范等。

▲三、鉴定意见方面检材来源不明，鉴定报告和案卷内对鉴定检材(依据资料)记载不清，因鉴定检材来源不明，导致鉴定结论存疑;报告内容矛盾，鉴定报告标注的送检时间与案情存在明显矛盾;鉴定人出庭率低等。

▲四、勘验检查方面勘查笔录记载不详尽，对现场提取的血液、痕迹等物证未作记载，或者表述不明确，导致证据来源存疑;勘验不完整，缺少现场照片或者现场照片不能反映涉案情况全貌，尤其是缺少关键证据细目照，以及缺少现场方位图;勘验、检查不及时，由于勘验、检查不及时，导致勘验、检查笔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