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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中心新闻舆论监督的做法、成效和思路、计划,有好的典型案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力建设，既是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抓手，也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基层舆论引导力建设体系的重要推动者，并从各个方面积极完善着自身的基层舆论引导力建设。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现状目前，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1．及时宣传和准确解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基层舆论引导。
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宣传工作的前沿阵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性原则，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分析好、宣传好、阐释好、落实好，确保政策及时和顺利落地。
内容上，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和热点议题进行报道策划，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的策划和报道；形式上，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注重贴近性，让群众入耳、入眼、入心，力求提高传播效果，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旗帜引领的作用，确保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
如长兴传媒集团精心打造“掌心长兴”APP，做好短视频、H5、融合直播等多样化产品，用新媒体渠道开展主题宣传，让新媒体平台成为基层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2．讲述本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故事。
作为县域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守土一方，充分凸显地域接近性，多角度、多形式报道本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活呈现好故事、好人物、好画面，切实发挥县级融媒体的教育、引导功能，真正做到公众在哪里，舆论引导就延伸到哪里。
如长兴传媒集团开设的民生栏目《小彤热线》，节目内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获评浙江省新闻名牌专栏，深受本地受众的欢迎。
3．在重大危机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中承担媒体职责，筑牢舆论宣传阵地。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第一时间发声，及时准确报道信息，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融媒体环境下广电记者的工作转型和能力提升摘要：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十分快速，新信息技术发展也十分快速。
在融媒体环境中，广电新闻记者的工作模式及工作格局都产生了较大变化。
对此，广电记者应当全面强化自身工作能力与业务素养，实现成功转型。
目前，各个区县都已建立起县级融媒体中心，记者需要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来支撑县区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
本文将就县区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环境下记者的转型策略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促进记者业务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县区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
关键词:融媒体环境;广电记者;工作转型;能力提升引言在融媒体时代，媒体多样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主流发展趋势。
传统新闻媒体在原有发展基础上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拓展信息传播渠道。
在该种形势下新闻记者应如何转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围绕记者角色转型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关措施，确保新闻记者在融媒体时代顺。
利转型[1]1县区级融媒体发展环境下记者转型必要性分析县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打通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县区级融媒体的工作模式是记者一次性采集新闻素材，根据新闻素材生成不同的新闻内容，进而将新闻内容刊发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实现新闻的多元化传播，进行新闻的全方位覆盖。
在县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环境下，新闻记者非常有必要进行转型。
第一，新闻记者只有通过转型才能够实现媒体融合。
在县区级融媒体发展的环境之下，要求整合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资源，并且开发各个新媒体平台。
新闻记者只有进行转型才能够推动各个媒体平台运营，从而增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影响力。
第二，新闻记者只有通过转型才能够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从而推动融媒体中心的建设。
融媒体中心发展，要求新闻记者拥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由此，新闻记者要加快自身的转型，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第三，新闻记者只有转型才能够实现融媒体中心与用户的互动。
融媒体中心加强与用户的互动，能够使党和政府的决策被更多的用户知晓，从而推动政策的落实。
“两报三刊”的监管制度范文一、引言媒体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重要角色。
为了保障媒体的公正、客观、准确，我国制定了“两报三刊”的监管制度。
该制度是对新闻出版单位的规范，旨在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本文将探讨“两报三刊”的监管制度，其重要性和对媒体发展的影响。
二、“两报三刊”的概念与作用“两报三刊”是指对报纸和期刊的监管制度。
其中，“两报”指的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继续教育学院机关报；“三刊”指的是《求是》、《红旗文稿》和《学习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党校机关刊物。
通过对这些媒体的监管，可以确保它们的言论和报道具有科学客观的性质，增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两报三刊”的监管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保障媒体的公正性。
通过制度和规范的监管，确保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避免虚假、歪曲的信息传播，使公众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信息。
2.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
媒体作为舆论阵地，其言论和报道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具有重要影响。
对“两报三刊”的监管可以保证媒体积极传递正能量，减少错误信息和不负责任的言论的存在。
3.提高媒体的职业素养。
通过严格的监管制度，媒体从业者将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的素养和专业水平，秉持公正、客观、负责任的态度，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准确性。
三、“两报三刊”的监管措施为了确保“两报三刊”的监管有效进行，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1.政策法规的制定。
政策法规是制约“两报三刊”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新闻出版法、党的新闻工作条例等。
这些法规明确了报纸和期刊的审核机制、出版经营管理规定等，为监管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2.专责机构的设立。
我国设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央新闻单位管理局等专门机构，负责对“两报三刊”的监管工作。
这些机构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审核、宣传管理、内容评估等，保证媒体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3.内容审核与评估。
绿色技术创新、媒体环保监督与企业绩效——来自重污染行业的经验数据绿色技术创新、媒体环保监督与企业绩效——来自重污染行业的经验数据摘要：近年来，全球各国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一进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媒体环保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调查与分析，旨在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媒体环保监督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以相关的经验数据为依据，判断如何构建一个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工业体系。
1. 引言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国家都面临着重污染行业的环境问题。
传统的工业发展方式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加速了气候变化，而环境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进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媒体环保监督成为重要的手段，它们能够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重污染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从绿色技术创新、媒体环保监督和企业绩效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总结相关经验数据，为构建绿色的工业体系提供参考。
2. 绿色技术创新在重污染行业的应用绿色技术创新是指采用对环境友好、高效、低碳的技术来替代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技术。
在重污染行业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可以显著改善环境状况，提高企业效益。
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引进先进的绿色技术，钢铁企业的排放物减少了40%，能源消耗减少了30%，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据相关数据显示，采用绿色技术的钢铁企业的产值和利润都有显著提升，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3. 媒体环保监督对重污染行业的推动作用媒体环保监督是指通过媒体渠道对重污染行业进行舆论监督和曝光，迫使企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加强环境管理和治理。
在媒体环保监督的推动下，重污染行业企业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加强治理和改善环境状况。
以中国雾霾治理为例，媒体的大量报道和曝光，引发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迫使政府加大了对重污染行业的监管力度。
在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方面，媒体环保监督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指数，增强企业的品牌价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扎实推进作风建设有何建议3篇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主要领导到一般的普通干部、从文风到会风、从大吃大喝到文明餐桌，处处无不清风拂面，八项规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各部门聚焦“四风”突出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有力举措，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明显好转，八项规定持续得到贯彻落实。
但是，一些部门和少数干部企图规避“八项规定”，在作风问题上也出现了的新的变异、花样，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新时期纪检监督查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文以基层为视点，就当前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中存在问题、表现形式进行了探析，并提出治理对策措施。
一、当前规避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表现随着制止“四风”不断深入、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加强，各类避免中央八项规定的犯罪行为呈现手段隐密、形式多样、严肃查处困难等特点。
（一）公款消费由明转暗。
一是转战公款吃喝地点。
“明吃”不敢就“暗吃”，为逃避公众视线，吃喝地点由宾馆、饭店转移到偏僻食馆、乡村农家乐、单位食堂，赌酒拱猪、赌博打牌由公开场合改为私人家庭、隐蔽小包厢等；更有甚者指定地点消费，与餐馆老板拉拢关系，让老板帮忙放哨，充当“看护员”。
二是给奢侈品穿上“隐形外衣”。
在普通矿泉水瓶里装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把山珍海味说成“家常菜”掩人耳目。
三是公款支付曲线报账。
对一次性产生的大额、超额接待费采取“少吃多餐”的形式分开、分批报销，或者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将餐票弄成燃油费、办公用品、慰问困难群众、活动开支等，以取得“正当理由”实报实销。
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
（二）公车私用绕道而行。
一是不严格执行公车标识制度，对公车标识采用活套，根据情况“大耳无尾鞭叶”、“可公可私”，躲避社会监督。
二就是公车跑偏现象存有。
接载孩子将车辆停靠在偏远角落、学校附近单位，出外吃喝玩乐游玩外实行“送至就回去、剩饭剩菜再直奔”的假把式，车轮上的腐败难以动真格。
目前，我国中央、省级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步伐，市级媒体也纷纷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加快推动媒体融合从“相加”向“相融”转变。
本文将结合青岛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动适应变革、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探索实践，浅析传统媒体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抢占互联网新高地、拓展发展新空间的创新之路。
1 坚持移动优先，占领新兴传播阵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是全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2020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 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较2020年3月提升2.5个百分点[1]。
面对媒体融合发展大势，近年来，青岛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积极探索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加快打造载体多样、渠道丰富、覆盖广泛的移动传播矩阵，使青岛广播电视新闻由区域传播变为全域传播，推动了青岛广电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步伐。
1.1 构建内容池，引领主流舆论作为主流媒体，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中必须担负起舵手的责任和使命。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努力适应全媒体时代要求，推进新闻信息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产品，占领舆论引导制高点。
2017年青岛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成立，通过建立融媒体生产“中央厨房”，实现一次采集、多次加工，倾力构建数据化新闻“内容池”。
“蓝睛”App 依托青岛广电新闻中心，对重大时政报道、突发事件报道、重大舆论引导稿件优先发布，以视频、直播为特点，涵盖文字、图片、短视频、Vlog等全产品形态，打造“蓝睛新媒体首发、全网二次分发、传统媒体跟进”的立体化传播模式。
截至2020年7月底，“蓝睛”App下载量超过100万，日均发布新闻超过100条，每月视频直播近百场。
2019年全年，“蓝睛”App发布稿件超过5万条，直播近千场、超过1 200小时，已成为青岛地区视频新闻首发第一App、青岛地区最佳网络视听内容服务和技术支持机构。
开展舆论监督是党报的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党报密切联系政府和群众、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的传统优势所在。
自1987年“舆论监督”作为一个正式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以来，其在我国媒体实践中持续演变、浮浮沉沉，报道的深浅、频次、定位、尺度、效用在不断发生变化。
这其中，固然有舆论环境的左右，但媒体技术变革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逐渐加入舆论监督的话语体系，影响着舆论监督的方方面面。
历次的变革中，网络的兴起、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且正当时。
新媒体时代来临后，传统媒体所受的压力骤然增大，不得不着手转型，进行媒体融合的改革。
在版面空间无限、内容竞争激烈、互动交流直观、传播速度提升的互联网传播格局下，党报舆论监督报道又该如何应对、突围？融媒时代，探索一条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发展之路，变压力为动力，成为党报拓展深化舆论监督报道的首要任务。
本文梳理了2016年3月解放日报社实施整体转型后，解放日报舆论监督报道的变化，尝试解读党报舆论监督在融媒体时代的定位点、发力点，以明确其改进的切入点。
一、紧紧抓住互联网给予的空间近年来，全国多个省市党报的舆论监督报道有萎缩之势，但在解放日报社，舆论监督报道始终有一隅之地，做好舆论监督报道也始终是报社交给群工部的重要职责。
纸媒时代，解放日报的舆论监督主要有这样几个载体：一是每周一期2/3个版的“百姓心声”版，由群工部负责采写。
在解放日报社实施整体转型之前，“百姓心声”版已出至1945期，是解放日报社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品牌栏目。
主要刊载从市民来电、来访中发掘的线索采访得来的舆论监督报道。
通常以一篇1500字的监督调查报道为主打，配以若干其他稿件。
二是在新媒体时代党报舆论监督的深化、拓展和出路——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民情12345”栏目为例○毛锦伟【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党报推进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党报舆论监督报道会迎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在角色定位、表达方式等方面，党报又应该如何做出改变和应对，以便在新媒体时代加强党报监督的职能，提升舆论引导力和传播力？本文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民情12345”栏目作为研究范本，从其在解放日报社2016年3月转型后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和不足，梳理出关键着力点，以期为业界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材料和观点。
Media Perspective传媒广角76 传媒∷MEDIA 2021.3（下）变与不变：“媒体转型人”考察——基于访谈、Nvivo的质性分析文/曹 茹 赵婧怡 赵 阳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传媒人才流失”出现加剧势头，“网络新媒体”是主要的流向之一。
这些离开传统媒体创办新媒体或加入新媒体工作的人便是“媒体转型人”。
“媒体转型人”是新旧媒体的“跨界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冲突、互补与融合，以及媒体人的转型过程。
笔者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系统考察在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人的转型问题，通过对“媒体转型人”在转型中做出的改变、转入新媒体后的工作表现以及传统媒体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是否适用于新媒体等问题的考察，发现了转型过程中“变”与“不变”并存，并进一步探讨了转型途径、转型资本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访谈法，访谈对象为“媒体转型人”，即有过至少1年的传统媒体从业经历，转入新媒体工作1年以上者。
访谈人数39人，样本选取以典型、方便为原则。
为便于访谈开展，被访者的工作地点主要为石家庄、北京两地（两位为两地之外的城市，一为上海，一为杭州）。
访谈方式为面访和线访相结合，访谈次数多为1次，个别进行了补访。
39位被访者的结构数据见表1。
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前文所述问题设计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由15个问题组成，1-12题设计成半封闭与半开放相结合的结构，即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规定了框架或要点。
13-15问题是完全开放性、叙述性问题。
访谈方式为一对一谈话，访谈时间控制在1小时左右，访谈前对访谈员进行培训。
访谈全程录音，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资料，共计297952字，用Nvivo11软件进行处理。
下文中括号里的数字为“节点来源数”，如“工作能力（35）”，表示35位访谈者的谈话中体现了“工作能力”节点（或议题）。
二、主要发现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处理，归纳出四个主题，即转型所需的改变、转型途径、“媒体转型人”在新媒体工作中的表现、传统媒体培养的专业素养或能力对新媒体的适用性。
提升媒体监督成效的转型
作者：樊拥军
来源：《声屏世界》2009年第02期
媒体监督随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加速而处于黄金发展期，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但监督一阵风，认为处理完几个当事人便可偃旗息鼓，没有后续防范制度体系建设及实施的持续监督跟上，许多社会问题和沉渣势力死灰复燃，再次危害社会；感性监督常常无功而返，偏离本意，功能异化，带来负面社会效果及后遗症，招致媒介霸权、破坏力强等批评之声，削弱监督声誉；泛化性监督导致效力微弱，大大消解了监督功效，这些都影响了自身长远发展。
要走出舆论监督的上述困境，需要媒体人审视背后根源，突破以往作为模式，以正确的监督转型操作，实现其深广的社会价值。
由风暴式监督向持续监督转型
有效监督不是刮阵阵舆论风暴，忽冷忽热，而应该通过持续监督，推动社会建构起制度的防护墙，跟踪督促实施，使危害社会的现象能够得到标本兼治，才可以成就监督的终极价值。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所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渠道阵地，引导受众围绕问题行使表达批评权利，支持民意发展，形成舆论合流，聚合社会力量达到制度建设完善，是媒介监督的作为取向。
例如媒体对“周老虎”事件的披露与监督，可谓有始有终，周正龙受到法律制裁，有关干部受到处理，但仍显不足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怎样确立不能不敢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制度？如果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建立防范制度，让这种事一再发生，最终受影响的是政府公信力。
影响巨大的李金华审计风暴，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变更而失去威力，是有远见的媒体在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全力支持下，投注无数目光，最终奠定今天一个常规性的强有力监督约束制度，不至于人走茶凉。
至关重要的是，持续性监督在检验健全制度，督导督促落实方面有更多作为，才能取得真正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其后监督是更为艰巨、不断反复的过程。
当年高呼媒体有功的“孙志刚案”，合力监督促进了事件的迅速公正解决，国务院200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收容制度成为历史，但制度实施方面很难再见到媒体监督行为。
城市中仍有可怜巴巴的流浪乞讨者，根源到底在哪里，没有相关后续性监督报道。
当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媒体联手掀起舆论监督热潮，开面对面质询问责之风，引发许多地方针对奶粉的打假行动。
不曾料到，2008年又出现
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可知其中制度漏洞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
纵然质监部门事后努力再大，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
这些没有对制度完善及更好落实的半截子监督行为，是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软肋，使制度治本效应受到限制，留下令人痛心的教训。
事实证明，清除根深蒂固的丑陋落后社会现象，期望通过一次性监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
对官权腐恶、利益分配不均、畸形发展等痼疾而言，更是长期监督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因此要打持久战，以韧性与不懈努力，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汲取广泛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又要在持续性监督制度实施和检验结果方面下功夫，追求长远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
持续性监督功能发挥与新闻信息提供是有区别的。
应该在利用新鲜事实的基础上，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行为的系统性。
否则像以往一样，局限于媒体监督一隅，随时而行、随事而变、随机性强，不断转移受众视线，会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受众支持热情的丧失。
而转变风暴监督模式，张弛有度，合理开发持续性效力和制度建设作用，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成为媒体今后主攻方向。
由感性监督向理性监督转型
非理性监督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无益，对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深远，防止其危害需要转变先前媒体监督的感性做法，走出依靠头脑一热不顾各种因素的行为，才可以全面提升其社会成效。
理性首先必须考虑可行性。
作为媒体监督议程设置的策划实施者，充分认清社会大系统提供的生态空间，在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做自己能做的、做好的事情，可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轻举妄动、贸然行事。
许多监督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于社会阻力，原因是没有清醒认识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按照一定的互动制约原理运行。
只从监督本身出发，不看社会形势，不顾总体状况，仅凭满腔热情，必然引发与其他系统的冲突，对媒体监督施加反向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或者无功而返。
关键是要在可行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有利时机。
2008年孙春龙知晓娄烦垮塌事故后，以良知和责任化装前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让其公布天下，利用网络博客的传播手段，重大事故浮出水面，责任人受到严惩。
可行性还在于抓主要矛盾，不忽略次要矛盾，打蛇打七寸，又应以剪除为指向，不监督则已，只要出击就能有所收获，讲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果。
总之，监督始终以可行性为指导，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上不求大求全，不贪一时一地之功，有区域、有重点地长期进行。
理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监督的科学观和人性化。
不能像以往不分问题性质，不管内外有别，过分强调震慑、打击、破坏、摧毁，对于国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监督的过程中除了做出科学理性的解释说明外，还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有责任指出一条科学解决的光明大道。
《焦点访谈》不遗余力做过多起环境保护监督报道，为什么有些问题依然严峻，积弊重返？关键是监督曝光排污企业，批评监管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容易，可是地方经济出路如果没有合适的替换，当地政府寻找不到其他生存发展之道，肯定会跟环保类监督捉迷藏，不认真整治。
近年来环保监督显示了应有的理性：不仅对污染企业作历史性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整顿积极性不高的缘由追根溯源，同时对治理成果现状予以肯定，还请治污专家和地方领导用科学发展观探讨治理和长远发展之策。
监督中为地方前途着想，积极建言献策，更具有理性化、人性化、科学化，使被监督者心悦诚服，积极配合，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于社会稳定也大大有利。
回顾当年，南京冠生园在媒体监督中轰然倒地，如果多点理性意识，多点对发展经济的关注意识，也许这个品牌命运不至于此，不会有大量职工失去饭碗怨气冲天。
当时的《扬子晚报》则在监督的同时理性的发出保护名牌的呼声：冠生园，站起来！
理性监督的最大效应是营造起健康舆论。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现象，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舆论的健康程度如何，是一个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
舆论健康则作为力量强大，舆论环境良好则能够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
媒体作为舆论领袖和舆论聚合的阵地，对舆论的健康与否影响甚巨。
对反响巨大的司法审判案件，媒体对司法人员和程序监督是应有责任，对司法公开、公正、公平等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设促进很有帮助，但发布大量煽情报道，过分炒作，把监督当作争取受众市场的手段，干扰司法独立审判权，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导致群众的感性和盲动情绪，形成非理性舆论，冲击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
诸如此类显示了媒体监督的非理性恶果，对和谐社会破坏力尤其厉害。
因此，媒体监督要进行适当调整，克服非理性行为，用冷静、理智、建设性的批评，以大局为重、科学监督的态度反作用于社会，在理性转型中实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由泛化性监督向具体化监督转型
所谓泛化性监督，是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和风气进行泛泛而谈的曝光，仿佛人人有错，令人产生总体素质低下的印象。
如对违法违纪官员和公务员的批评报道最后把板子落在政府身上，而不去追求具体的责任人。
这种把监督对象或者问题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效果微弱、没有效果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社会心理学的责任分散理论告诉我们，批评对象越多越广泛，目标群体越大，被监督者的责任认领意识越弱，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的心理越强。
又由于“法不治众”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泛化性监督不但对监督对象的心理威慑大大减弱，也使上级有关部门事后处理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不了了之。
从而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对立的直接后果。
泛化性监督必须要转型。
在各类监督报道中明确责任对象，增强批评教育的针对性。
对有关失责甚至触犯法律的当事人与单位部门，该指名道姓的就不要留情面、遮遮掩掩。
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监督者真正有所触动，或改进工作作风，或整顿人事队伍，既对他们自身系统建设有好处，对其他单位人事也能够起到强烈的警示功效，真正起到为人民群众解气的效果，提高舆论监督的声誉。
2008年的几次官员问责风暴，不是仅对一些相关部门的简单批评报道，而是追根溯源，把所有的祸害病根一一告知社会，对玩忽职守的各级官员免职，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危害。
这种监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追究管事人的责任，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祸必须接受惩罚，反映舆论的声音，呼吁建立官员问责的常态制度，因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
当然，由泛化性向具体化监督的转型，要考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原则，尊重事实，到位而不越位，注意把握合适的监督力度，不激化社会矛盾。
结论
媒体监督的转型是对以往监督实践效果的反思总结，其目标实现也是新闻媒介提升监督效益，能够更好服务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
各级政府与各条战线能够认清时势，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媒介人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提高监督转型的操作运行艺术，将使我国媒体监督之路走的更加扎实持久、更加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