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

火神派创始人的附子用量要诀小编导读扶阳派又称火神派，是中医学里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医学流派，善用附子、多用附子可以说是火神派的特色之一。

郑钦安先生作为火神派的创始人，有“郑火神”“姜附先生”之称，那他在临床中使用附子是如何调控剂量的呢？今天小编带大家走进扶阳论坛，探秘郑钦安先生附子用量的三个层次。

郑钦安没有医案传下来，我们就从别的渠道，也就是从他的著作来探讨这个问题，看他用多少剂量。

我们看4首扶阳方，附子的用量有2首是30g，另2首是24g，也就是说，这4首扶阳方的附子用量在24～30g之间，这是郑钦安用附子的常规剂量。

作为常识，每个医家在研制自己方剂剂量的时候，标的就是常用剂量，应该说是可靠的。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24～30g是郑钦安的常规剂量。

以现在的火神派和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剂量算是中等的。

但是如果以国家的药典和法规来衡量，剂量依旧是偏高的。

这已经显示了郑钦安重用附子的特点。

是不是郑钦安用附子的数量就仅限于此呢？就是24～30g呢？他用附子的常规剂量是这样，但当病情危重时，他是擅用超大剂量的。

他常说：“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

”其书中随处都有“峻补坎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主要是体现在重用附子上。

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上。

据唐步祺先生讲，他和郑钦安的后人没少来往，人家告诉他，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可谓前无古人，任应秋先生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

”到底用多少附子？我们只能看目前最完整，应该说也是最可靠的一个实例。

郑钦安曾经治愈了成都府朱知府的夫人长达一年的吐血病。

知府大人是一省之长，省长夫人病了，16个地县的官员巴不得都讨好知府大人，推荐了20多个名医，但是都没有治好，拖了一年。

后来请民间号称“郑火神”的中医来治，是八抬大轿请来的。

到那儿一看，虽然盛暑季节，夫人却铺着毛褥子，盖着棉被，显得十分怕冷，一看就是阴症。

对火神派的中肯评价仍有一些半吊子速成派执迷不悟，奉火神派为神教，而且已经达到了公然否定经典的地步。

在卢崇汉的《扶阳讲记》中，卢大师自己也说“阳主阴从”是自己提出来的，并不是儒家或道家经典中的原话。

这个原则只是该大师自己对于《易经》中阴阳关系的曲解而已，然后拿一个自己曲解经典得出来的“阳主阴从”作为理论基础，进而提出火神派“扶阳”的主旨——这显然是从根本上就是错的。

但是卢大师这么明显的一个误人子弟的错误理论，为何会惹得众人颠倒如斯、信徒颇众？在《扶阳讲记》中，卢大师自己也承认这种“扶阳”的路子是和经典相悖的，但据该大师自己“透露”，当年很多中医大家，如何任、叶橘泉等人，开始也对他的“扶阳”理论极力反对，通过了解，这些中医大家最终转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卢大师。

对卢大师自述的这些“事实”，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他说的事实是真实的，那么此事非同小可：一个违背了经典的“扶阳”理论，居然得到了多位中医大家的首肯，这说明经典是错的，而卢大师是用一套全新的理论颠覆了一个使用了几千年的“错误”的经典——这是中医界石破天惊的大事啊！那几位中医大家理应极力推介才是，何以那些中医大家在世时毫无动静，只有若干年后卢大师出世后才“回顾”起这些中医界的大事？答案只有一个——死者无言以对，惟听生者胡说。

在《扶阳讲记》中，卢大师列举了大量阴阳对举的病理表现：脉迟与脉数、口渴与不渴、苔润与苔燥、面赤与面白、畏寒与发热、烦躁与虚静……等等，皆以“扶阳”法治疗，对于此种说法，我只能说“骗骗糊涂傻子”而已。

对于上述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明显阳虚的一类，自然用“扶阳”法，而对于明显阳盛的一类，则视为“阴盛格阳”、当“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有临床经验的医者都应该清楚：“阴盛格阳”只有在阳气欲脱的前夕才会出现，属于危证；而需要“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的情况，也大多出现在正气大虚、邪气大盛的病机中。

上述两种情况在临床中出现的比率并不大。

而在卢大师的病例中，除了真正的阳虚以外，其余皆是此类，能不令人生疑乎？纵观卢大师的医案，似乎除了“阳虚” 病机以外，并不知尚有“气滞、痰饮、瘀血、湿热”之类病机。

火神派的独到与缺陷中医有多个以派别，都不赞同重要附子干姜之类的热药，认为热药伤阴，平时也应尽量少吃鸡鱼虾之类伤阴动火的食物。

但是火神派偏偏反其道而行，重用附子和干姜，甚至附子达到100克，并且还治好了不少病，因此这两年特别火，附子都供不应求。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很多疾病起因是脾肾阳虚，但是最终寒凉入侵堵塞经络才加重病情。

而附子可以激发肾阳去祛除寒凉，病就康复了。

需要注意的是，驱寒的是病人的元气，附子只是起激发作用，并不是附子本身能够排寒。

所有的中药都是改变人体的元气运行来治病，比如黑豆补肾是帮助元气下降入肾，当归补血是因为帮助人体肝气上升入心化血。

所以有的病人元气足，5克附子下去就能激发攻寒，而有的病人元气弱，20克下去元气没反应。

医生以为是附子本身不够，于是一直往上加到100克，终于能调动一些元气了，还以为是附子就该用这么多。

元气攻寒后，就被耗掉了，所以排寒后身体会很虚。

但当人体内有寒气的时候，确实应该先驱寒，不然寒气重了，阳气更加没办法回到肾里面。

有一些人的上火现象，就是因为脾胃寒凉造成阳气下降无路，被迫停留在上面造成的。

所以下手先用火神派的热药是没错的，哪怕会因此损耗一部分肾阴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很重要的是，必须用大于干姜和附子总量的灸甘草来镇住阳气，让附子和干姜的作用停留在脾肾，不让其上行为祸，类似于烧烤的时候用炭压着，不让明火去烤焦食物。

如果单用姜附，不用灸甘草压着，几剂后就会出现头痛脸红脚轻的现象。

炮附子最好不要超过20克，让元气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去攻寒，不要急于求成加大剂量。

生附子效果很猛很快，如果不久煮，15克吃下去1小时左右会出现身体发麻的现象，因为附子善走，会绕经络一圈，最后归于肚脐下，一般是阳脱欲散的时候才能这么用去追回阳气，而用来攻寒必须让其压制在脾肾范围内。

生附子的药性我也是反复吃过数月确定下来的，此为经验之谈。

四逆汤驱内寒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元气累积后几天到一周左右，甚至元气足的当天，就会拉肚子，拉完感觉人轻松不少，但是元气也虚了，需要静养几天，然后再继续吃药，直到内寒出尽。

“火神派就是用附子？”这么理解就错了，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火神！中医学苑xyzych1988本文选自学苑出版社《火神派医书十一种》，欲知详情，点击文末左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中医火神并不神扶阳是良方火神派什么是火神派火神派是近年来慢慢被人们所了解，《思考中医》这本书的畅销也大大提高了火神派的知名度。

严格来说，火神派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

所谓火神，是说善用热性的药物治病。

我们可以说火神派是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创立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以注重阳气，擅长使用附子而著称。

火神派有两大特点：第一，治病强调扶阳，多用“扶阳三味”。

扶阳三味指姜（干姜、生姜、炮姜等）、桂（桂枝、肉桂等）、附（制附子、生附子、乌头等）三类热药。

第二，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崇尚使用经方。

《扶阳讲记》—书中说：“《周易》明确地谈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强调了‘阳’在了万物生命活动中居主导地位。

”《伤寒质难》中说：“夫一切机能，皆属阳气，损在形质，始曰阴虚……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

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

”比起温补学派，火神派有自身的特点。

郑钦安在《医法国通》中指出：“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

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郑钦安火神派谱系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寿全（钦安，以郑钦安名世，下文称郑钦安），《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

郑钦安则由师承自一代大儒刘沅（字止唐，以刘止唐名世，下文称刘止唐），所以后世也称刘止唐为“火神之祖”不过比较受大家认可的火山派开山祖师还是郑钦安。

刘止唐“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力法之旨”。

《黄帝内经》就不用说了，中医中药都绕不开的经典。

往上追溯，火神派的源头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郑钦安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学医达11年之久，继承郑钦安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呼为“卢火神”。

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

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

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

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

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

尤其重视“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

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

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

’’“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

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

”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

’’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 “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

"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

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

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

一、《火神派的是是非非》1、敢用附子者，不是火神派；会用附子者，才是火神派！“敢用”与“会用”之间，虽一字之差，但其中境界相隔万里。

2、真寒易识，假热难辨。

火神派的最大优点在于擅长识别“假热”证。

而医者之误，多为假象所惑。

中医为假热所惑者犹多。

3、火神派的缺点在于：过度偏重寒热而略于虚实。

治病多直取而少迂回。

直取效捷，但其害有二：（1）囫囵吞枣：比如食竹笋得先层层削皮，吃花生则先去壳，但火神派不屑于削皮去壳，直截了当，嚼而吞之。

（2）欲速不达：以雷霆之势直奔对方主帅，简捷明了；但有时，对方主帅外围还有许多阻碍，会使你鞭长莫及。

比如：对于一位中焦湿证患者，许多中医可能先用平胃散之类化湿，舌苔浅薄后，若有寒象，再用温阳。

而火神派则可能直截用四逆汤加茯苓砂仁之类。

可能二者皆有效，有时甚至火神派效果更好一些。

但若患者湿偏重而寒热指征并不明显，妄用温阳，服药之后，会感脘腹不适，或胀，或吐，或泻。

现在一些自认为火神派的弟子治病，之所以“排病反应”特别多，特别大，根源可能在于以上二点。

如果分层次用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排病反应”。

4、阅无数名家医案，鲜见排病之说。

中医治病，药若对证，十之八九，症状减轻。

服药后症状反而加重者，偶尔有之，但绝不多见，此类反应以痹证稍多。

《王正龙排病反应详解》一文，其排病反应之多，之猛，之久，独成一家之说。

若为其实证经验，值得重视。

但如今，排病之说，多为用药不当，成了文过是非之语。

曾见一例网诊咳嗽患者，过用温阳，剧咳不止，医云排病反应，实则肝火犯肺，后平肝降肺，重用白芍甘草方止之。

5、个人的感觉是：排病反应，多在服药后1--2小时左右发作，数小时之后药力攻病已过，缓解即能，甚至减轻。

再服药，又可出现症状暂时加重的排病反应，同样数小时之后病情缓解。

也就是说，排病反应所产生的不适，应当是间断的，暂时的，随服药而产生的。

如果停药之后，依然持续症状不能缓解，恐怕不一定的排病反应。

6、排病反应确实存在，但如何区分何为真正的排病反应？何为病情加剧？这是一门新的课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容易沦为误人邪说。

中医“火神”派之溯源中医“火神”派之溯源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字钦安，四川邛州固驿镇(今邛崃固驿镇)人。

生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享年87岁。

郑钦安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医刘止唐先生(刘氏著有《十三经恒解》及有关子、史、诗文集等书数十种)，教其熟读深思《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

郑氏穷二余年之精力，探索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

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论》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

著有《医理传真》、《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成为后世追奉“火神派”的理论指导。

郑氏在其著述中，不仅善辨阴阳，擅抓阴阳，同时郑氏在阴阳两纲之中，特别重视阳气，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

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

故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

他特别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为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

其说：“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

”“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

”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必首先考虑元气虚实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

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附、桂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无策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

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汤、四逆汤治疗诸多杂病百余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

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

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因此，后世尊称其为“郑火神”，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郑氏的种在影响在四川一带尤为快炙人口，并且形成郑钦安学派，近代称之为“火神派”由此而来。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首重扶阳，擅用姜附！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

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

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

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人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师于郑钦安，“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

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

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

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

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

”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

其子吴生元、孙吴荣祖(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承其衣钵，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人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擅用附子名噪沪滨，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

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2004)，四川名医。

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

火神派用附子中医基础-红叶医学网-PoweredbyPHPWind一、缘起近年来，在中医领域里，火神派声誉鹊起，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

李可、卢崇汉、刘力红等火神派领军人物的名字与身影也频繁出现于各地中医讲坛与论坛上。

相当多的中医师开始在临床上大剂量地使用附子。

火神派的理论是阳主阴从，认为人体阳气的作用是最主要的，人之所以生病主要是因为阳气不足，因此，治病的方法是以扶阳为主，用药的方法是重用辛热药附子。

曾经有人问李可：阳虚与阴虚之证各占多少，李可回答说：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阴虚患者。

让火神派一反中医传统阴阳平衡的理论，重阳轻阴，见不到阴虚证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就是因为火神派在临床上广泛地运用了辛热药附子，并且取得了良好疗效的事实。

有了这个事实基础，火神派才有理由提出几乎是百人皆阳虚，百病皆寒症的医学观点。

在火神派中，附子被视为圣药。

如郑钦安《医理真传》中说：“古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

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

”。

而卢崇汉《扶阳讲记》提到：“附子温通阳，暖命门，温坎水，破阴凝。

附子可以说是扶阳第一要药。

”。

根据《扶阳讲记》中述，卢崇汉使用附子的习惯为：制附片占了全年处方的96.8%；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是60克，最重的是一剂250克。

另如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中，范氏使用的附子量普遍在一剂30克到120克之间，除此以外有一次15克，两次20克，有三次达到了250克，更有一次是用了一剂500克。

而在《吴佩衡医案》中，附子的用量大部份是一剂15克到160克，曾有一次用上一剂400克。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附子的用量也在一剂30克至300克之间。

可见火神派几乎是百病重用附子，换句话说，就是火神派能够用重附子治百病。

既然附子是火神派的圣药，没有附子，也就没有火神派。

因此，笔者认为要弄懂火神派，关键是在认清附子的作用机理，从而掌握附子的运用规律。

火神派鼻祖对阴虚证治的疑点辨析I导读：郑寿全，字钦安，晚清中医伤寒学家，邛州（邛崃市）人。

师从名儒刘止唐，以善用大剂量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挽救患者而名噪一时。

著有《医理真传》四卷、《伤寒恒解》十卷、《医法圆通》四卷。

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誉满全川，《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

中医界千禧年后火神派一度颇为盛行，但一度鱼龙混杂，多有不辨阴阳，万病只知阳虚之辈滥竽充数其间，而被火神派称为鼻祖的郑寿全先生，其实是学验俱丰，专擅以阴阳为纲剖判万病的一代名医，此文为宋兴教授1997年所著，对其著作中阴虚证治相关疑难点进行辨析讲解。

《医法圆通》是清代著名医家郑寿全（郑钦安）的临证经验代表作。

该书以“阳统乎阴”立说，倡用大剂姜、桂、附扶阳抑阴，对阳虚病证确能勘破重重迷雾，洞察真情，发惊世骇俗之论，立超越常规之法，出破阴散霾之方，建起死回生之功，成为补火益元的典范。

然而，也正是此书，对阴虚病证的辨治，一曰火热，一曰邪从外入，一曰病自内生；一曰滋阴润燥，一曰苦寒泻火为治，从病因病机到证治方药，立言立法似乎都存不少疑义。

辨明其疑义发生之所以然，实有利于更好地继承发扬郑氏之学术遗产，而丝毫不会掩没其学术之特长。

一、疑点举要1.从外因论阴虚郑氏在论及“肝病筋挛”一症时谓：“阴虚而至者，由外邪入内，合阳经气化，成为火邪，火甚伤血，筋脉失养，故挛。

”阴虚这一病理改变，既可由外因火热邪气灼液伤津导致；也可由内因七情久伤，精血暗耗得来；还可由久病失治，大病失养，房室过度，营养失衡等多种因素形成。

而且在病理损伤达到一定程度时，也都能使筋脉失养”，而发“筋挛”之症。

何以仅言由“外邪入内”化火伤血而成？似此主要从外因论阴虚，是认识局限？还是别有深意？2.以火热为阴虚该书“肺痿肺痈”论称：“肺阴不足而痈症起。

”在肺痈成因上提出了与前贤认识相去甚远的新见解。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认为：本病是因“风伤皮毛，热伤血脉”，“热聚而肺溃”所致；《外科精要》认为“由食啖辛热炙煿，或酣饮热酒燥热伤肺”所致；《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痈篇认为“此症系肺脏蓄热，复伤风邪，郁久成痈”。

中医火神派医案新选中医流派众多，火神派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显著的疗效在中医领域独树一帜。

本文将为您呈现一些新选的火神派医案，带您领略这一中医流派的魅力。

医案一：阳虚畏寒患者_____，女，45 岁。

自述近一年来特别怕冷，即使在夏季也需要穿厚衣服，手脚常年冰凉，稍微受点风就会感冒。

平日里精神萎靡，总是觉得疲惫不堪，食欲也不佳。

经过详细的诊断，发现患者脉象沉细无力，舌淡苔白。

火神派医生认为这是典型的阳虚之证。

于是，开出了以附子、肉桂、干姜等为主的方剂。

其中附子用量较大，以温补肾阳。

患者服用一段时间后，怕冷的症状明显减轻，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食欲逐渐恢复。

医案二：宫寒不孕＿____女士，32 岁，结婚多年未孕。

每次月经期间都会出现小腹冷痛，经量少且有血块，颜色暗淡。

平时也经常感到腰膝酸软，小腹发凉。

经过诊断，判定为宫寒不孕。

火神派医生以温阳散寒、活血化瘀为治则，方剂中重用附子、艾叶、吴茱萸等药物。

经过几个疗程的调理，患者月经逐渐正常，小腹冷痛的症状消失。

不久之后，传来了怀孕的好消息。

医案三：慢性腹泻＿____先生，50 岁，慢性腹泻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每天大便次数多达四五次，大便不成形，腹部总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按。

医生通过诊断，发现其脉象沉弱，舌苔白腻。

认为是脾肾阳虚导致的腹泻。

开具了包含附子、白术、茯苓、肉豆蔻等的药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腹泻的次数逐渐减少，大便逐渐成形，腹痛也得到了缓解。

这些医案充分展示了火神派在治疗阳虚、虚寒病症方面的独特优势。

火神派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治病重在扶阳。

在用药上，常常大胆使用附子、肉桂、干姜等大辛大热之品，以回阳救逆、温阳散寒。

然而，火神派的用药并非盲目大胆，而是建立在准确的辨证论治基础之上。

医生需要通过仔细的望、闻、问、切，准确判断患者的病情是否属于阳虚范畴，以及阳虚的程度，从而合理调整药物的用量和配伍。

同时，使用大剂量的温热药物也需要谨慎，要密切关注患者的服药反应，避免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

中医火神派部分医案全解
火神派概述
（—）火神派释义
1、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

以郑钦安
（1
（2
（3
火
学术思想。

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

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

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
（三）注重扶阳，擅用姜附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上面已经概要介绍，这里再详细阐述一下其最重要的学
术观点。

郑钦安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

在病理状态下，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

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

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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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

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