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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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洋务运动基础网络知识点梳理一、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1、洋务运动具备了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北京政变后,清政府中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掌了权;二是中国和英法两国从战争状态重新转入“和平时期”,用清政政府的话叫“中外和好”;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师夷”思想。
2、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创办军工企业。
19世纪70~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创办民用工业。
3、洋务派的五位代表人物:中央以奕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为代表。
二、洋务运动的内容:①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②洋务运动后期打出“求富”旗号,兴办民用工业。
③洋务派策划海防,到80年代中期,洋务派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④为适应洋务运动需要。
洋务派创办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选送留沉重出国深造。
5、洋务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评价:①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②洋务运动期间,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
③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④对外国经济势力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⑤创建了三支海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
⑥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
⑦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
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必然性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洋务运动的理解洋务运动是指中国晚清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尝试引进西方科技和管理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该运动起源于清朝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科技实力的相对滞后,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应对外敌侵略。
以下是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解:1. 起源背景:洋务运动起源于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侵略者所带来的先进科技的压力。
清朝政府意识到自身的传统体制和技术水平已无法满足时局需求,因此寻求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
2. 学习西方技术:洋务运动包括引进西方的军事、工业、航海、通信等各个领域的技术。
为此,清政府设立了许多洋务机构和学堂,聘请外国专家来传授知识。
3. 洋务派和自强派:在洋务运动中,存在两个主要派别,即洋务派和自强派。
洋务派更倾向于简单引进西方技术,而自强派则更强调学以致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4. 成果与问题:洋务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建造了一些新式军舰、修建了铁路、设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军械工厂等。
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官僚腐败和对于西方技术的盲目模仿,导致许多项目成果并不显著,甚至有些是失败的。
5. 失败原因:洋务运动虽有一定的技术引进,但由于存在内外部种种问题,如官僚体制的腐败、科技水平的不足、社会制度的问题等,使得整体推进不如预期。
此外,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割地赔款等事实也削弱了这一运动的动力。
6. 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洋务运动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其尝试引进西方的经验和知识,为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开创了先河。
后来的变革运动,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一,他们都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没有搞清楚“革命的朋友和革命的敌人”,当然会失败。
第二,他们都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比,都有落后性,阶级局限性。
这是他们失败的共同的致命原因。
第三,他们都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近代的革命理论不能接受。
资产阶级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归于失败首先,近代文明是工业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工业是整个社会里主导地位也是最先进的行业,随之工人阶级也将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最先进也是最主要的引导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它之所以在中国成功是因为跟进了时代的步伐,符合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符合了一个客观规律。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1)农民阶级受阶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①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短浅。
②从政治上看,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都有致命的缺陷。
③从思想上看,农民阶级不能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多是用迷信思想宣传和组织群众。
④从组织上看,农民阶级很难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义和团的分散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
(2)农民阶级受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在: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以往农民战争未曾遇到的新情况。
②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较晚和发展不充分,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
地主阶级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逐渐打开了中国大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简介历史背景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代表人物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编辑[yáng wùyùn dòng]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
该运动从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后发起的救亡图存的运动。
该运动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
在洋务运动前期,清廷洋务派官员魏源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1]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工业运动。
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
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两大阵营,以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
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
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2] 中文名洋务运动外文名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中央代表恭亲王奕忻地方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代表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性质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别名中国清朝末期自救运动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录1历史背景▪国内背景▪国际背景2主要项目▪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兰州织呢局▪开办新式学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3运动派别▪洋务派▪顽固派5历史评价1历史背景编辑国内背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背景: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 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从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旧中国史学界、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到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对洋务运动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 影响首先,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
这其中的原因固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是不触动封建制度,布新而不除旧,这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
有其积极作用,它表现在:第一,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第二,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
第三,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针对洋务运动利是:1.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大批的近代军事工业。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
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步。
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奠定基础。
2.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发生建立了基础。
3.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奠定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
4.培养人才。
创办新式学堂,选送留学生出过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
如严复等。
5.编制新式军队,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国的抵抗能力。
====================================================================== 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明确肯定了洋务运动从来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目的,对内时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镇压革命;对外是“夺其所恃”以“绝其觊觎”,防止新的冲突,避免殖民地化。
在经济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他在与胡滨合写的《洋务运动的性质》一文中,对洋务运动究竟是爱国运动还是卖国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认为洋务运动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筹议海防和兴建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鲜明的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洞”的意义。
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所以认为办洋务就是卖国主义,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但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御侵略、收回利权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肯定办洋务具有爱国主义性质,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光明日报》1980年9月2日)。
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标示之我见》一文中,李时岳又指出,洋务运动顺应世界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彻底的努力,实现了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自觉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85年,李时岳又发表了《洋务运动论纲》一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认为,把洋务运动的性质定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更为确切一些”。
在谈及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他指出,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文教事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和军事工业比较,这些企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完全,它们的艰难成长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积累着最初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进而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局面,使之向资本主义的斜坡滚动。
他还强调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没有丧失一个矿山,一寸铁路的利权,并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制造的要求。
虽然洋务运动没有阻止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趋势,但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还是有洋务运动的一份作用的。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2期)。
陈旭麓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
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