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湖南教师资格:中国音乐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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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音乐教育发展作者:陈浩轩王宇诗王涛来源:《中文信息》2020年第07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专业的大量音乐学院出现,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且师资力量逐渐强大,新中国音乐教育无论从规模或规范来看都逐渐越发壮大。
关键词:中国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发展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一、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演进中国音乐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古代的炎黄部落所组成的“华夏集团”为中心,与其四周部落或民族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古早有“四夷之乐”。
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黄翔鹏先生就早已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认为,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磐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世俗乐阶段……”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三种不同音乐形态,而对于音乐教育方面,早在西周时期,儒家代表孔子对于音乐的发展以及教育就有了深刻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所推行的礼乐制度,是以礼仪和音乐的等级化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制度,使得音乐成为一种教化作用。
其一将音乐的使用分为等级,在规模和排列上都有着严格的划分。
体现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得随意僭越。
其二在音乐场所也规范了使用,在什么典礼演唱、演奏什么乐曲,甚至每一部分的调性都有着规范性。
此时西周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巩固王室的阶级统治,防止奴隶反抗。
“德音”与“和”是当时雅乐审美标准的重要准则。
西周当时出现大司乐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记录具有较为完备的音乐教育机构,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以教授“雅乐”为主要内容,是为了贯彻“礼乐治国”的思想而设立的音乐教育机构。
而后孔子兴办“私学”,以“六艺”作为传授的主要课程,这是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制度与模式的变革。
并且“有教无类”将范围扩大至平民。
从“学在官府”到孔子兴办“私学”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形态转变中音乐教育领域发生的时代面貌变化。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一、我国音乐教育的起源中国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
在最早的乐舞葛天氏之乐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①意指葛天氏之民抄起牛尾,踏足而歌的情景。
虽然这些并不是狭义上的音乐教育的范畴,但从广义上来讲,也给了百姓娱乐和教育的作用。
我国古代已用音乐为政治所服务。
乐教已成为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尧舜时期已经有了最早的专职音乐教师。
接着,我国《周礼》中记载过最早的学校为“成均”之学。
“成均”是五帝时期的教育机构。
《春秋繁露》云:“成均,均为五帝之学。
”而它作为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是有章可循的。
郑玄在《周礼》《礼记》的注释中指出:“均,调也。
乐师主调其音。
”“成均”以教化音乐为重要内容。
“成均”成为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最早的音乐学校。
二、近现代至当代的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一)借道日本,从日本引进教学思想。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中华之门从此被打开,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这样的社会情形引起我国许多有志之士的思变之路:我们中国如何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如何才能强大?一部分人主张兴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西音乐文化也开始碰撞。
1898 年康有为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②的建议,效法日本的“把西学效仿西方音乐”的唱歌教育。
我国当时留学日本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推崇这种教育理念。
(二)美欧音乐教育在我国传播。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不仅借鉴日本,也借鉴欧美国家的音乐教育模式,开设西方音乐课程,传授西方理论知识。
具体来看,音乐课程被列为我国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以唱歌、乐理、欣赏和乐器这四项内容为主要的音乐教育体系。
另外,教育家们还编写了中小学教材,如萧友梅编的《新学制乐理教科书》六册,是“最早一本由我国音乐教师撰写的系统性的乐理教科书”③。
黄自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运用了欧洲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编写方法,是融合中西教育理念的典范教材。
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中国音乐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从古代的传统音乐到现代的流行音乐,中国音乐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本文将从古代音乐、古代乐器、古代音乐理论、现代音乐等方面详细介绍中国音乐史的发展。
1. 古代音乐古代音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
在这个时期,古代音乐主要是由宫廷和祭祀活动中的音乐组成。
古代音乐的特点是庄重、肃穆,主要以乐器演奏为主,歌唱相对较少。
古代音乐的代表作品有《韶》、《雅》等。
2. 古代乐器古代乐器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古代音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古代乐器可以分为弦乐器、管乐器、膜鸣乐器和击鸣乐器等多个类别。
其中,古代的丝弦乐器如古琴、筝等,管乐器如笛子、箫等,膜鸣乐器如鼓等,击鸣乐器如铙等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音色。
3. 古代音乐理论古代音乐理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代音乐理论主要包括音律、音调、音韵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古代音律是古代音乐理论的核心,它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五声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音乐体系。
4. 现代音乐现代音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最新阶段,它从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在不断发展壮大。
现代音乐主要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吸收了西方音乐的创作技巧和表现形式,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
现代音乐的特点是多样化、时尚化,包括流行音乐、摇滚音乐、民谣音乐等多种风格。
总结:中国音乐史的发展经历了古代音乐、古代乐器、古代音乐理论和现代音乐等多个阶段。
古代音乐以庄重、肃穆为特点,古代乐器具有独特的音色,古代音乐理论以音律为核心。
现代音乐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多样化的风格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的音乐文化,也为世界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引言概述:中国音乐历史悠久,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
从古代的雅乐、宫廷音乐到现代的流行音乐,中国音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本文将从古代音乐、民族音乐、宫廷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音乐史的发展。
一、古代音乐1.1 古代音乐的起源古代音乐起源于先民的歌唱和舞蹈,最早的音乐形式是简单的鼓击和口哨声。
1.2 古代音乐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音乐逐渐形成了雅乐、宗教音乐等不同的流派,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特点。
1.3 古代音乐的影响古代音乐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音乐2.1 民族音乐的特点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传统。
2.2 民族音乐的传承中国各民族音乐的传承非常重要,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了许多珍贵的音乐作品。
2.3 民族音乐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民族音乐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也不断吸收外来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三、宫廷音乐3.1 宫廷音乐的兴盛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是皇帝和贵族们的专属享受,曲调优美,歌词含蓄。
3.2 宫廷音乐的传统宫廷音乐传统悠久,流传至今,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宫廷音乐的衰落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宫廷音乐逐渐式微,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于中国音乐文化中。
四、现代音乐4.1 现代音乐的兴起20世纪初,中国开始接触西方音乐,现代音乐逐渐兴起,各种新的音乐形式涌现。
4.2 现代音乐的多样性现代音乐包括古典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多种形式,展现出中国音乐的多样性。
4.3 现代音乐的影响现代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现代化进程。
五、流行音乐5.1 流行音乐的崛起20世纪后半叶,中国流行音乐开始崛起,受到大众的喜爱。
5.2 流行音乐的特点流行音乐快节奏、易记、富有时代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5.3 流行音乐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流行音乐不断创新,融合各种元素,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
中国音乐学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音乐学学科迅速发展,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音乐学系。
这表明中国的音乐理论学者开始走向职业化的研究道路,音乐学研究专门化的发展使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迅速引申和扩展,独立的科研性音乐理论学科的学术目标渐趋明朗,音乐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总趋势的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音乐学领域,为音乐创作服务是国家和民族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音乐学家的一种时代性选择。
因此在建国初期,为音乐创作服务成为音乐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以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马可为代表的、具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传统的一批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的学术研究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同时,一种不依附于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的独立性音乐形态研究,以及全面、系统分析和理论总结性的音乐理论研究,在音乐学领域发展起来,各音乐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音协之号召音乐家接近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音乐学领域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制定的文艺路线,努力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过程中,在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同时,深入工兵群众,深入火热生活第一线,真诚的、勤奋的和不遗余力的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
广大音乐学者在吕骥提出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在建国初十余年的音乐实践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和丰硕的收获。
马可(1918一1976)是我国新音乐创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歌曲《南泥湾》(1943)、秧歌剧《夫妻识字》(1944)、歌剧《白毛女》(合作,1945)、管弦乐《陕北组曲》(1949)等至今在听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2024年教师资格(高级中学)-音乐知识与教学能力(高中)考试历年真题摘选附带答案第1卷一.全考点押密题库(共100题)1.(单项选择题)(每题2.00 分) 下列不属于明代四大声腔的有()。
A. 昆山腔B. 海盐腔C. 皮黄腔D. 弋阳腔2.(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下列关于音乐教学目标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 目标要明确、简洁,指向清晰B. 目标不必涵盖三个维度C. 目标要合理D. 正确使用目标的行为动词3.(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合唱协调不包括()要素。
A. 音高B. 音色C. 音准D. 音量4.(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由发音体的材料及振动时泛音的特征来决定音的性质的是()。
A. 音色B. 音高C. 音量D. 音值5.(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最早的复调音乐被称为()。
A. 奥尔加农B. 狄斯康特C. 克劳苏拉D. 康都克特6.(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十二律产生的方法最早的记载是()中的“三分损益法”。
A. 《管子?地员篇》B. 《乐记》C. 《梦溪笔谈》D. 《中原音韵》7.(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总结了“儒家音乐思想”的论著是()。
A. 《乐记》B. 《乐论》C. 《声无哀乐论》D. 《梦溪笔谈》8.(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的原名是()。
A. 《阳关三叠》B. 《潇湘水云》C. 《夕阳萧鼓》D. 《高山流水》9.(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下列人物中,属于新古典主义的是()。
A. 贝多芬B. 莫扎特C. 贝尔格D. 斯特拉文斯基10.(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秦汉时期兴起的一种以吹管和打击乐器为主兼有歌唱的器乐合奏形式是()。
A. 相和歌B. 鼓吹乐C. 清商乐D. 百戏11.(单项选择题)(每题 2.00 分) 下列不属于等音程的是()。
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1. 引言1.1 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中国音乐学在传统文化和当代音乐之间的平衡,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和交流,都是当前中国音乐学面临的挑战之一。
技术和创新的不断发展也给中国音乐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机遇。
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中国音乐学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保持传统文化传承的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既充满挑战,又蕴含着无限的潜力。
只有积极面对挑战,勇于创新,中国音乐学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得更加稳健和持久。
1.2 中国音乐学的未来愿景中国音乐学的未来愿景是构建一个蓬勃发展、多元开放的学科体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需要不断创新,适应时代需求,拓展研究领域,提升学科影响力。
未来,中国音乐学应该更加关注现代音乐的创作、表演和传播,积极借鉴国际音乐学界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加强与世界各国音乐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音乐学的未来愿景也应该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结合音乐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推动多方面的学科交叉融合。
中国音乐学应该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音乐学人才,推动音乐教育的创新与改革,提高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地位。
中国音乐学的未来愿景还应该重视技术与创新的融合。
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音乐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
中国音乐学应积极探索技术与音乐的融合之路,推动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等方面的发展,实现技术与音乐的有机结合,为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音乐学的未来愿景是致力于打造一个既传承优秀传统、又积极开拓创新的学科体系,为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 正文2.1 当前中国音乐学面临的挑战1. 缺乏创新意识: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中国音乐学的核心,但在现代社会中,需要更多的创新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许多音乐学者和学生对于创新和跨学科的研究缺乏热情,导致中国音乐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有所削弱。
建国以来湖南省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概要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落实,当时的中小学音乐实现了对就有教育体系的系列的沿袭和改造:(一)逐渐形成稳定的音乐学科:1949到1956的七年间,音乐课一直被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固定科目,总体课时量也较为稳定。
(二)音乐教学模式已基本建立:虽然最初缺乏基本的音乐教学模式,但是教育部在1950年正式了暂行的音乐教学标准,并于1952年谈到了美育的重要性,并将音乐教育作为开展美育的主要手段。
(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教育:根据对当时公布的系列文件的研究发现,音乐教育中也包括了大量突显政治特色、强化国家观念的相关内容,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是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为主旨的。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57-1966年)1957-1960间爆发的“教育大革命”给我国当时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此外,由干并没有明文规定“美育”的必要性,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并不很受重视,音乐教育的总课时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很多学校压缩了音乐教育的所占比重,甚至曾经一度被部分学校取消过,直至1963年国家教音部正式了工作条例文件,中小学的正常教学工作才得以逐渐恢复,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才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这十年是我国包括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在内全体教育界曲折发展的十年。
虽然也曾历经波折,但是其发展整体方向还是积极向前的,也为后来音乐教育的逐渐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适时正逢全国推广改革开放和落实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事业都有了较长足的发展。
(一)教学整体内容日益丰富,并得到了很大的改进,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有了详细规定,这些改进都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考核体系也日益完善,具体的考核要求、方式以及时间都有了较为精准的规定,明晰了音乐课程的考核必要性和实践性。
(三)音乐教育的内在功能也日渐被认可和接受,音乐教育不仅有利于让中小学生学会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完善中小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四、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时期(1991-2000年)上世纪末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易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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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音乐学学科迅速发展,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音乐学系。
这表明中国的音乐理论学者开始走向职业化的研究道路,音乐学研究专门化的发展使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迅速引申和扩展,独立的科研性音乐理论学科的学术目标渐趋明朗,音乐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总趋势的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音乐学领域,为音乐创作服务是国家和民族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音乐学家的一种时代性选择。
因此在建国初期,为音乐创作服务成为音乐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以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马可为代表的、具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传统的一批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的学术研究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同时,一种不依附于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的独立性音乐形态研究,以及全面、系统分析和理论总结性的音乐理论研究,在音乐学领域发展起来,各音乐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成熟。
1、为新音乐创作服务的音乐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音协之号召音乐家接近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音乐学领域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制定的文艺路线,努力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过程中,在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同时,深入工兵群众,深入火热生活第一线,真诚的、勤奋的和不遗余力的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
广大音乐学者在吕骥提出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在建国初十余年的音乐实践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和丰硕的收获。
马可(1918一1976)是我国新音乐创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歌曲《南泥湾》(1943)、秧歌剧《夫妻识字》(1944)、歌剧《白毛女》(合作,1945)、管弦乐《陕北组曲》(1949)等至今在听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马可同时也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民族音乐学者,他早在40年代就学习和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并及时将其研究心得融入他的音乐创作中。
他的代表作品都是在其民间音乐研究学术思想影响或指导下产生的。
建国后,马可对中国戏曲音乐理论和形态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歌剧理论。
他在《中国民间音乐讲话》中阐述了他的民族音乐研究理念,特别是其中提出的“为着科学的——如人种学、语言学、历史和音乐史等——研究工作”,本身即显示出他已对科研性质和具有独立学科特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已有对象上的确认。
此外,马可关于“中国民间歌曲分类”的研究选题,提出“是否考虑按照不同的目的,作各种不同的、有意识地突出介绍某类材料的分类法”的见解,以及他倡导的“从戏曲基础上发展新歌剧”的学术思想观念贯穿着“基于传统、力求出新”的进化论思想。
由于马可最终未曾将其研究目的和对象、扩展至他曾经提到过的科研性质的学术领域,因此总体来说马可仍是一位立足于音乐创作去从事“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创作型”民族音乐理论家。
2、由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起步的科研型学术思想的勃兴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部建立,其后改建成民族音乐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置的第一个以音乐学研究为主要对象、以完成科研课题为基本目的和任务的专门化音乐研究机构,李元庆、等学术带头人规划和建立起规范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方法的科研方法,产生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李元庆、杨荫浏等人属于当代中国音乐学的领军人物,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逐渐勃兴起来。
李元庆(1914-1979)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建立的筹划人之一,科研型音乐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
他在195O年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管子研究》1,用14个章节取历史的、结构的、奏法的、乐学的、形态的、改革的多种视角对河北民间乐种“吹歌”的主奏乐器管子进行了全位性研究和认识,此已显示比较完整的“乐器志”、“乐器学”学科特色及研究思路;在中国传统器乐价值论上,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使其所持音乐观念更具浓重的民族音乐本位文化的科研特色。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他以戏曲音乐“基本曲调存在的历史原因和价值”为论题,从演出及生存环境条件、剧种音乐构成基础、音乐多样性和统一性、旧曲新创新唱等四个方面,宣扬了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所应当树立的科学历史观和价值观,他对戏曲音乐改革与创新的认识,而更接近于从主位出发的科研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思路;对于中国传统乐谱(工尺谱)及“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特征和价值问题,李元庆提出的“古人记谱疏略,不如现代乐谱那么精确,‘细腻小腔,纤巧唱头’是不记出来的。
初学者如无人传授,径自按语演唱,自然不能得其神髓。
”的思想,表现出—种从更深层面来揭示和肯定传统音乐传承方式自身所具特色和艺术价值的科学研究理念。
杨荫浏(1899-1984)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另一位奠基音、学术带头人,他是一位音乐史学家和民族音乐理论家。
他在4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论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民族音乐(国乐)理论研究方法的真知灼见。
杨荫浏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论及了“国乐(民族音乐)的基础”第一位是实践的学术研究思路、观点和方法。
其实,这与今天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时空观(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理念是相通的。
“这个‘基础’的‘实践’,其内涵也与当今民族音乐学倡导进入‘主位’用‘自观法’(emic)去观察和研究民族音乐之理论和方法也是一致的。
”杨荫浏不仅高度重视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的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他把深入民间音乐生活进行民族音乐的实地考察、搜集相关资料,看作是通向“国乐基础”的一个不可跨越的学术区域。
在50年代初,他就亲自参与了抢救无锡民间音乐家阿炳名曲《二泉映月》工作,在50年代中期,他又参与湖南全省多民族音乐类型的大地域民间音乐普遍调查,著有《湖南音乐采访队的普通调查工作》一文,对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理论及方法进行了分析论述,将民族音乐的实地调查从目的任务、内容形式上分为“重点调查”和“普遍调查”两种类型:这种针对民族音乐实地调查本身理论及方法论的科研性阐述,实际上是近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田野作业,理论在中国民族音乐实地调查中的推衍和方法论提倡。
因此可以说,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学界较早结合具体实践对实地调查理论进行方法论分析和研究的学者之一。
此外,在1956年至1964年间,还有一些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进行了大量为音乐学研究服务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实践。
如,方暨申在侗族地区采用的“住居体验法”调查并发表的论文《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贵州文联侗歌调查组1957年组织的对南侗地区侗族音乐的调查以及1958年出版的《侗族大歌》,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民族音乐概论》等著述,都是采用这类音乐学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
从以上所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实践和著述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脱离了主要为音乐创作服务的研究倾向,从学术上着力于科研性质的民族音乐理论基础建设,研究目的和任务从主要为音乐创作服务的单向性“曲理”认识向主要为音乐科研服务的多向性“乐理”认识方向的转移。
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促使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率先从民族音乐学领域勃兴起来,并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规范。
这一科学方法论和研究规范使得中国民族音乐学虽然在70年代中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挫折,仍充满活力地在80年代产生出多元化的学科研究方法。
3、历史唯物主义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曲折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的音乐史研究方法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发展道路。
50年代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是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上进行的。
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愈演愈烈。
在音乐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的音乐理论的批判活动,主要是1955年对贺绿汀音乐思想的批判运动。
贺绿汀发表了《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提出音乐理论家应掌握音乐艺术的基本特性,认真学习和研究各种音乐技术,按照音乐艺术自身的规律从事音乐理论研究。
这是继萧友梅之后又一次公开提出音乐学研究要注重音乐技术分析的音乐学方法论,这一音乐学方法论观念与吕骥提出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法互为补充,理应促进中国现代音乐学方法论早日形成。
然而,这一正确的音乐学研究观念却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围绕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人民音乐发表发表专题社论,号召“对音乐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该刊连续发表20余篇文章,形成一场对贺绿汀的长达一年多的批判。
这场批判,最初还只在艺术、学术和思想斗争范围内进行,后来逐渐与所谓“胡风问题”相联系,发展成为政治批判。
后来,还是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吕骥、贺绿汀分别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场运动才算结束。
表面上看,“吕、贺之争”是“吕、贺”二人的个人恩怨和个人“团结”问题,实质上,这是代表了新中国的音乐和音乐学应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两种观点,既是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两条道路之争,也是新中国的音乐学理论研究方法之争。
对贺绿汀的批判所牵涉的问题较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批评他对每一阶段音乐运动的实际情况做了歪曲的解释。
在今天看来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坚持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理念,提出了当时音乐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忽视音乐本体分析的倾向,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左”的错误思潮。
但是,贺绿汀的正确观念和音乐学研究方法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致使新中国音乐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偏离了正确轨道。
加上随之而来的“两个批示”和“三化”实际上使音乐学研究更加严重地偏离了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轨道,将新中国音乐学事业从指导方针上引入越来越“左”的方向。
中公讲师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