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对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理解及反思对于佃农地租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出了研究。

在以往的佃农理论看来，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收益都会小于其边际产出，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

但是，在欧洲、亚洲，分成制长期都存在。

台湾1949年开始了土地改革。

在改革中，当局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为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

但让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当局的这种硬性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非但没有如斯密和马歇尔理性所预言的那样下降，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张五常对此进行了多方的调查，经过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佃农理论》”）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模型。

张五常尝试着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的分成制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

所以在分成制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农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所谓佃农合约的条件。

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

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随后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

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以后，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的想法。

于是，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个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的增加而有点补偿。

张五常《南窗集》:交易费用的争议南窗集之一个人思想的根源同学们说交易费用在网上大有争议，又说国内有几家研究院，在交易费用重要性的话题上，同学们与老师吵起来了。

把我所知的说一下吧。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起於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

当时全力参与耕耘的有四个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

艾智仁是我的老师；德姆塞茨在洛杉矶加大任教职时，我是他的改卷员；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认识的，很谈得来。

我是最年轻的，所以是他们影响我，不是我影响他们。

但後来我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合约选择的分析，再度触发了行内对公司组织的兴趣，就变为大家互相影响了。

我当时的贡献，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佃农制度的安排，继而分析合约安排的选择，再继而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质。

以合约的角度起了头，其他的只是顺理推下去。

但影响我选择合约角度作为起点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而是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

像当年研究院中的同学一样，我对捆绑销售的分析著了迷。

然而，这个趣味十分的话题只是戴维德在芝大法律学院的口述传统，当时外间知者甚少。

这口述传到艾智仁，再由艾师传给我。

轮到我写佃农理论，我想，捆绑销售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所以佃农也应该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了。

问题是，佃农分成是一个百分比，没有传统的价格！这使我想到一个百分比，甚或一个价，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因而联想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

於是决定了：捆绑销售之价其实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绑的选择也是合约的选择。

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鸿文我老早就读过，读了几遍，不认为有什麽了不起。

当时高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此文後来成为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文章（法律学引用比经济学还要多）。

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点。

我把该文读得滚瓜烂熟时，行内还不重视。

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佃农理论的思维，使後来不少人把《社会》文内的高斯定律与我的佃农理论相提并论。

我是写了佃农理论之内的合约安排选择才回头再读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作者：·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01、社会成本问题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

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

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

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

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

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

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

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

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

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

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

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

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

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

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

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

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期货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和费用期货交易是金融市场中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它允许投资者在未来某个约定时间以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特定的商品或资产。

与其他金融交易相比，期货交易涉及到一系列的交易成本和费用，这些成本和费用对投资者的盈利和风险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经纪商佣金在进行期货交易时，投资者需要通过经纪商进行交易。

经纪商作为交易的中介，会收取一定的佣金。

这个佣金通常是基于交易合约价值的百分比，并根据交易所的规定进行计算。

经纪商佣金是期货交易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之一，投资者需要在交易前了解并计算这个成本。

二、交易所费用除了经纪商佣金，投资者还需要支付交易所费用。

交易所费用是指交易所为了提供交易平台和相关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包括交易费、交易所会员费、数据费等。

这些费用通常是基于交易量或交易频率计算的，投资者需要在进行期货交易时考虑这些费用，并计入交易成本中。

三、保证金和资金成本在进行期货交易时，投资者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作为交易的担保。

保证金是投资者在进行期货交易时，为了保证履约能力而冻结在投资账户中的资金。

保证金的计算通常是根据交易所的规定和合约的价值来进行的。

投资者需要注意保证金的比例和计算方式，并考虑保证金和冻结资金对自身资金成本的影响。

四、滑点成本在期货交易中，滑点成本是指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在执行交易时实际成交价格与投资者预期价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成本。

滑点成本可能会对交易的盈利和损失产生影响，投资者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性，以预估滑点成本并进行风险管理。

五、控制成本期货交易中的控制成本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为了控制风险而采取的举措所带来的成本。

控制成本可以包括风险管理工具的购买费用、技术分析软件的订阅费用、培训和课程的学习成本等。

投资者在考虑控制成本时，应权衡成本和效益，并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验做出合适的选择。

六、税费期货交易的盈利可能会带来相关的税费成本。

投资者在进行期货交易时需要考虑税务规定，包括交易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

张五常：公司性质的思想发展一九三七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

该文的初稿写于一九三二，他二十一岁。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一词起自科斯之前，但他一九三七的《公司》是第一篇开门见山地处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文章。

一九九八年我发表《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有一句常被行内朋友提及：「交易费用不是一个要获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应该尝试研究的！」作为真实世界的局限交易费用很复杂，要经过多年跑厂跑市才有足够的掌握。

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公司时只有二十一岁，掌握不够深入。

一九五二年该《公司》文章被编进红极一时的《价格理论读物》，于是大名，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斯多次投诉没有人读。

洛杉矶与芝加哥的思维一九六七年我在洛杉矶写好《佃农理论》，其中有一节题为《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跟着到了芝加哥大学，找到重要的关于中国农业的合约资料，我以该题发挥，写了一篇长文，一九六九年在科斯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

文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与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这两个后来自己没有再用的理念来补充交易费用，分析合约，文中提到科斯的《公司》，说跟我的合约选择是一脉相承的，不少行内朋友读科斯的旧作后找我研讨。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造访芝大，午餐中我向他提到正在困扰着我的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双方各把石的重量推到对方去的卸责行为。

一九七二年阿师与德姆塞茨提出卸责需要监管，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该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那时我放弃了「卸责」，认为难以验证，转向合约结构那方面想。

一九七一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我提到二战时母亲带着我在广西逃难，在河上乘船，由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有人拿着鞭子监视。

母亲参与议定纤夫的工酬，对我说拿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聘请的。

我不能肯定母亲说的是实情，但McManus把这例子写进他一九七五年发表的关于监管费用与机构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广西的纤夫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

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张五常（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香港）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由旧制度经济学发展而来，早期旧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历史，忽视了产权和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新在产权和交易费用上，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施蒂格勒和张五常对其有重要贡献。

中国的经济改革符合新制度经济学规律，中国应该感谢这些人。

但是由《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一文提出的风险和懈责问题及其而诱致的风险度量、投机及博弈理论等则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坚持观察与验证假设是张五常和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歧之所在，新制度经济学应该朝着合约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也为科斯所认可。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张五常；产权；交易费用中图分类号：Ｆ伪１．３４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０８９２（２００８）０７枷０５—０５谈新制度经济学，我们要从旧制度经济学说起。

旧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历史。

我曾经和一两位大师学过经济历史，这些大师不懂经济理论，比较新的经济理论他们是没有学过的，也完全都不懂数学。

这为后起的新秀所看不起，是很可惜的事。

因为我很佩服他们。

他们也许在数学或者几何方面没有下过功夫，但是他们是有学问的，他们对文件档案调查做得很仔细。

所以，对这些经济史学家，我一方面是佩服，另外一方面他们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在学术上以调查详细而出名，这完全是受那些历史学家的感染。

＼、在早期，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历史，到了五十年代就加了一部分内容，谈到了不同制度的问题，但很难在理论上证明哪种制度是好的或者不好。

伦敦经济学院的阿巴・勒纳（ＡｂｂａＬｅｍｅｒ）是大师，他在《管制经济学》整本书里证明是需要政府控制的，这是很出名的一本书，我们那个时候人人都要念的。

他说需要政府改造，政府能够比市场做得更好。

这样，一方面理论上讲是政府做得比市场好，事实上从他们的方程式可以推出来，计划经济可以比资本主义做得好；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提到诸如自由的问题，并以香港较好的发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