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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一、贬官者的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
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
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
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
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
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
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
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
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
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
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一、贬官者的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
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
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
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
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
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
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
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
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
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贬官文化欧阳修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书替他们分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
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
代表作：《醉翁亭记》思想：“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
文章表现了作者这种复杂的心情。
本文以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并坦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与民同乐之间，表现了他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刘禹锡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汉族，唐朝洛阳人，晚年自号庐山人。
刘禹锡为贞元九年（793）进士。
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
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
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
后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刘禹锡的最后一任是太子宾客，故后世题他的诗文集为《刘宾客集》。
白居易赞其“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故刘禹锡又誉为中唐“诗豪”之称，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
代表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思想：其首联以伤感低沉的情调，回顾了诗人的贬谪生活，诗虽怅惘，但不悲观，表达了要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新生活的豁达胸怀。
颔联借用典故暗示诗人被贬时间之长，表达了世态的变迁以及回归以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
颈联，诗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树”，意思是自己虽屡遭贬低，新人辈出，却也令人欣慰，表现出他豁达的胸襟。
尾联顺势点明了酬答的题意，表达了诗人重新投入生活的意愿及坚韧不拔的意志。
柳宗元柳宗元，字子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永贞革新失败后，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