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关税”的性质界定研究关键词：碳关税/边境调节税/性质／界定内容提要: 本文从碳关税问题的缘起出发,在深入分析支撑碳关税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对碳关税的性质进行了厘定,认为“碳关税”属于WTO规则中的边境调节税,是一种区别于关税而被定性为税收调整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国内被征收“碳税”产品与相同进口产品之间的税收负担，但由于WTO规则的模糊性，“碳关税”措施尚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ﻫﻫ一引言ﻫ在钢铁般的国家利益、锱铢必较的权利分割和无休止的争吵面前，人类的前途何其渺小,经过十二天的漫长会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没有就20１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就在全球失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有专家便指出,可以预料的是,全球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不会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而停止,而是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被探讨、谈判乃至争执。
碳关税作为一种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手段,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越来越受到以欧美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视。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能源气候项目负责人伊恩霍夫表示：“如果启动碳关税，那么可以帮助欧盟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获得主导地位。
”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多次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销”碳关税,表示将继续推动欧盟设立碳税边界机制,以加强针对“环境倾销”行为的斗争。
20０9年12月22日,欧盟各国环境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很多欧盟国家部长均认为碳关税将是一种最终的选择。
事实上,这是碳关税引起的第二轮冲击波了。
２０0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第一次提出了“碳关税”相关条款，虽然没有马上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但仍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可见,在征收碳关税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正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碳关税被热炒成箭在弦上、伺机而发的问题。
面对严峻的形式,亟需国内学者在对碳关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合理应对策略。
本文拟从碳关税问题的缘起出发，在深入分析支撑碳关税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力求对碳关税的性质进行厘定，为其后对碳关税规则的全面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ﻫ二碳关税问题的缘起ﻫ碳关税(ｃaｒbｏn tarｉｆf)，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尚无权威定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早在20０6年1１月6日至17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1２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就提议：“应对没有签署后2012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即所谓的“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征收额外关税（extra ｔariｆf)”。
[１]由于欧盟委员会认为该提议与WTO规则存有潜在的冲突而提出反对,因此，这一所谓的“额外关税”尚未在普遍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般认为，碳关税这一提法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
2007年1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要求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和《后京都议定书》时，警告美国如果不签署该协议，则会对进口自那些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2]其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
由此，“碳关税”作为一种新形势下政治经济手段日益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
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在2007年11月,再次重申了碳关税的提议,旨在保护在欧盟排放交易体制下(EU ETＳ)面临沉重执行成本的欧盟企业。
[３］2００9年6月，萨科奇再次将碳关税的讨论升级,建议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没有达成一致，则可考虑将碳关税作为一种机制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欧洲公司与来自尚未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国家的产品间的竞争建立一个“公平的环境”。
面对法国在碳关税问题上的狂飙突进，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示弱，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０0９年6月２6日投票通过了由议员韦克斯曼和马基共同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部法案中虽然没有cａrbon ｔａriｆf的直接表述,但规定了Inｔernaｔional ReserveＡlloｗａnce Ｐrogｒam(国际储备配额，笔者译注)，指从２０25年1月１日起,在与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一致的基础上，对于未采取相应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国家，凡进口自这些国家所涉产品的进口商必须购买国际储备配额，来抵消与他们进口有关的排放,否则不能进入美国市场，配额的购买价格将等于美国国内最近一次碳排放配额拍卖的交易价格;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比例不到０．5%的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无需购买特殊配额。
[4] 三碳关税的基础理论解析ﻫ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负外部性。
为了纠正这种负外部性，需要内化这些环境成本，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环境破坏者为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将环境成本内化到其经济活动中去。
目前,被广泛讨论，并被一些发达国家青睐的内化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成本的国内措施主要包括两种机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内税收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
这些机制的运用固然会起到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作用，但同时也会在实践中产生不公平竞争和碳泄漏的问题。
ﻫ首先,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非附录1缔约方暂无硬性减排任务，所以,对那些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附录1国家（主要是欧盟)而言,实施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必然会增加其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所谓的“竞争力损失”问题。
以欧盟为例，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欧盟各国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气候保护政策,并通过征收环境税、排放交易措施等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耗。
由于欧洲大面积地开征能源税,已形成了能源价格相对（美国)不断上升的局面，这种局面正使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着能源密集型行业或出口导向型行业越来越多的抱怨与政治压力,这些行业认为他们受到了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同类行业的不公平竞争。
可以预见,随着各种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欧洲各国的传统能源价格还会进一步上升。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无论是通过开征碳税,还是利用减排交易手段对环境实施保护，都会增加该国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引发相关企业或行业竞争力的损失问题。
而对于那些没有采取相应环保措施或环境保护力度小的国家,其产品或企业就可能获得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带来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其次，在减排义务上,由于存在着附录1缔约方与非附录1缔约方的区别；同时,在附录1缔约方之间,还存在着减排标准高低不一的问题,所以，在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过程中,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很可能会由附录1缔约方转移到非附录1缔约方,或由减排标准高的国家转移到减排标准低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碳泄漏”问题。
具体而言，如果一国通过开征碳税的手段来实施减排,在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征收相同的碳税的情况下，企业出于避税的倾向会从征收碳税的国家转移到不征收碳税的国家，或从碳税负担重的国家转移到碳税负担轻的国家。
这样一来，某些国家或地区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抵消,“碳泄漏”问题将使得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同时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转移,即产业（能源密集型）的转移必然带来工作机会的转移与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
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０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明确的设想,他认为“碳关税”本质上就是一种增值税,是政府对市场所产生的扭曲一种矫正。
克鲁格曼认为，ＷTO应当将碳排放限量及交易中减少各国扭曲的边境税与增值税一样对待,即碳排放许可价格最终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税，并且消费者应该对进口品所发生的碳排放与国内生产品所发生的碳排放支付同样的税负。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国内减排而没有对外国未减排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会使国内处于不利的不公平地位,使消费者没有动机去避免购买外国没有承担碳减排义务的进口产品，从世界来看这种结果没有效率，与增值税一样，碳关税起到了平整竞技场的效果,不是保护主义。
由于各国采取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差异会导致能源成本差别，会涉及竞争优势。
假如仅仅美国采取气候管制，并且没有采取投资先进的低碳和无碳技术行动，那么,未来２0年里给碳排放定价的气候政策可能对美国能源密集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实质影响，因此，碳排放成本高的国家会有对来自没有或较小碳限排政策和低能源成本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边境调节税的政治压力。
这种调节税会基于与每种进口商品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并且调节税要使发生的成本增加与出口国比照进口国所采纳的气候政策相匹配。
与等同于对碳排放限量及交易的碳税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对尚未内部化二氧化碳排放外部性的任何国家课征碳关税是最优的。
相反,如果没有碳关税，却对碳排放进行限量及交易或征收碳税会使市场扭曲。
只有各国协调达成最优关税,才会增加全球福利，减少碳排放。
因此，边境调节的碳关税能够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5]简言之,在克鲁格曼看来，碳关税是为了公平竞争而夷平竞技场,不是为了保护。
没有缴纳类似碳关税的进口产品会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承担了强制性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有权选择在边境采取贸易措施，提高国外相似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即所谓的边境调节措施，对进口产品,根据其含有的二氧化碳（或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成比例的征税;同时对其本国出口的含有二氧化碳的产品,进行免税或退税。
四碳关税的性质厘定ﻫ出于对新生事物认识的缺乏,“碳关税”的名称本身极易使人认为它是一种关税,那么，碳关税就是一种普通关税吗?众所周知,关税一直被用作管理贸易尤其是限制货物进口的措施，由于世贸组织致力于倡导单一关税保护原则,因此，关税措施是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内管理贸易的主要手段。
GＡTＴ1994在允许成员方使用关税手段的同时,也确立了约束关税和分阶段削减的原则，一国在作出关税减让后不得再进一步提高,成员方有义务不再实施超过减让表所列的关税水平或其他税费。
从在ＨeｎrｙWaxmａn 和Ｅdwａｒd Markey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出，钢、铁、铝、水泥、玻璃和纸浆、纸、化学制品、工业陶瓷是碳关税针对的主要产品,而这些产品大多在美国的关税减让表中进行了明确的约束。
因此,如果把碳关税视为一种普通关税，其不具有在ＷTＯ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的合法性。
如上所述,既然碳关税不应被视为一种普通关税,如何对其性质加以界定呢，这就需要全面辨析碳关税的征收规则。
由于欧盟内部对实施碳关税尚存极大争议，也缺乏相关的具体法案,因而下文拟主要围绕《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