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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为何都要“改⼟归流”中国疆域变化，历朝历代⼤不相同。
元朝不⽤说，最近的，譬如清朝⿍盛时，⾯积⼴达⼀千三百多万平⽅公⾥，对于现在来说⾜⾜多了⼀个印度的国⼟⾯积。
⽽在北宋时，国⼟⾯积竟从唐时的⼀千⼆百多万平⽅公⾥缩减到不⾜三百万平⽅公⾥。
不过，抛开宋朝特殊的朝代，总体来讲，中国的⾯积是逐渐扩⼤的，对于⼀个黄河流域诞⽣的⼩部落，经过先贤艰苦卓绝的开疆辟⼟，变成⼀个⾯积愈千万的国家，为后代打造出⼀⽚纵横驰骋的⼟地，不管⽤什么伟⼤的语⾔来表达赞誉，都是理所应当实⾄名归的。
⽽维系这⽚辽阔疆⼟，使其具有向⼼⼒，“羁縻”政策虽然功不可没，但“改⼟归流”的推⾏才真正使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有了扎实的统治，从⽽使得中国单⼀制国家更加强化。
提到“改⼟归流”⾸先要说⼀下“⼟司”制度。
“⼟司”这个名称应该是从元朝开始的。
早期的虽⽆⼟司⼀词，但是因“羁縻”政策，⼀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朝廷通过授予⼀定的官职或者爵位，让当地⼈来进⾏⾃治管理。
到了元朝，朝廷除了安抚司之外，⼜有宣抚司、宣慰司，统领当地军民事务，渐渐开始将职权交给当地头⼈等上层⼈⼠进⾏管理，次⼀等级的则设置长官司，品级如下等州。
元朝灭亡后，明朝沿袭元朝，⼟司的名字开始正式确⽴起来。
明朝时，⼟司制度进⼀步发展。
洪武初年，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凡是归顺⼤明的，统统授予原来的官职。
最初的都⾪属于吏部的验封司进⾏管理，后来因为涉及⼟司管辖有⾃⼰的⼠兵，所以归兵部武选司进⾏管理。
⼟司承袭接替必须得到朝廷的认可命令，如果没有⼦孙，也可以允许妻⼦接替。
清朝建⽴后，沿⽤明朝体制，⼟司制度更加完善，有武职的⾪属于兵部，⽂职⾪属于吏部，有关向朝廷进贡的归于户部管理。
中国西南⼀隅，⾃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且地理环境⼭⾼林深，远离中央，虽然都是中华民族的⼀员，可是发展差距极⼤。
中国统⼀，⼀般会往来频繁，加强联系，听命于朝廷，⽽中央政府⼀般⽤“羁縻”政策进⾏管理，但求⽆事。
可是⼀旦中国内部出现分裂，⼭⾼皇帝远，很容易出现割据⼀⽅的情况。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新视角——明清改土归流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当的学者研究过了，比如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欧立德的《帝国之于边缘：现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族群性与边疆》、赵世瑜的《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是如何建构成为当今的中国的。
这为我们了解中国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角度，今日我想谈论一下改土归流，希冀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国家的建构过程。
1.从土司制度到明清的改土归流要谈改土归流，不得不谈土司制度。
这项制度广泛实行于元代，是元代的中央政府针对中国南方广大不隶籍人群的管理手段。
这项制度的特点在于间接统治，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这些族群的土司、头人等实施统治。
缺点也很明显，中央统治力极为薄弱，类似于前朝的羁縻制度，实际上这种统治是不稳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极为模糊，而且经常会发生地方首领的反叛行为，为中央的治理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唐崖土司城遗址元明嬗代以后，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仍然沿用此项制度，但是土司制度的弊端，已经使得明朝皇帝开始考虑实施改革。
明代最早的改革当数对贵州的改革，当时贵州一带的土司叛乱，明朝中央派大军前往弹压，战事结束后，官员便建议取消土司等首领设置，由朝廷派驻官员，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序列，但是当时的改土归流毕竟是少数，在绝大多数地区还是实行土司制度。
明神宗万历年间，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叛乱，给明朝中央政府带来巨大威胁，耗费了数万国帑之后，播州之乱才被平定，但也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有学者认为这三场战争直接导致明朝财政体系的崩溃，进而走向灭亡。
可见，土司制度是对国家的一项重要威胁，虽然明朝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由于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外族入侵，未来得及改革，明朝便走向了灭亡。
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明亡清兴，清朝接过了明朝改革的接力棒。
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开始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土司制度。
从清世宗起，开始对中国南方的广大区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工作，重点是放在西南，西南一大部分土司等首领被裁撤，代之以中央的流官管理，这些原来的化外之地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序列。
论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摘要：“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对西南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实行的统治政策。
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方式，其时中央政权通过对原少数民族首领进行任命，承认其世袭的首领地位，授予其官职头衔，间接以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盛于明、衰于清，明中后期至清雍正期则为改土归流的主要时期，由此，由中央政府指派的流官逐渐取代土司对当地的统治。
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政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影响至今。
关键词：改土归流；明清时期；原因；影响引言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而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星罗棋布，他们拥兵自重，自王其地，在中央王朝实力巩固的大形势下，逐渐成为了中央统治者大一统政策的绊脚石。
相对于土司而言，流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至地方任职，任期一满则立即调任，故名“流官”。
流官者，非当地选官，官员在任期间无法一人独大，不易培植地方势力，其益处对于中央可想而知。
“改土归流”作为加强中央统治、消除土司制度落后性的重要手段，开始扮演其在历史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一、明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土司残酷压榨引发地方人民不满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偏远，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难以深入，土司制度往往是中央统治者的首要考虑，同时因地方文化差异、民族隔阂及经济落后等原因，选用地方民族首领“以夷制夷”成为明朝建立初期的不得已之选。
然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
明朝从永乐年间即开始“改土归流”，明成祖朱棣是实施改土归流的第一个皇帝。
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
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
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
方志为中心
杨洁钫
【期刊名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年(卷),期】2024(16)2
【摘要】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为中心,考察了有关苗人“风俗”文本的特点,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编修者的华夷观念。
明初贵州建省之后,省志、府州县志编纂工作随之开始。
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官修贵州地方志中,苗人风俗的书写极其相似,而这主要表现在对苗人的“非人化”“非礼制”的描写,以及强调王朝直接统治之后、渐知仁义的教化效果。
这种统一化的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着很多原因,首先与当时任职贵州这一偏僻之地的官员以及方志编修者所持的华夷观念紧密相关,其次编修者缺乏实地考察,故而承袭前志记载。
同时也与地方志“风俗篇”具有的教化功能有关。
但统一化的描写之外也有意外出现,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个人境遇使其私修的《黔记》呈现出非常野蛮、落后的苗人形象。
而除传统志书之外,明清的士人也构筑了另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苗俗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空间里面若隐若现。
【总页数】14页(P104-115)
【作者】杨洁钫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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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版图的奠定练习一、选择题1．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朱棣敕谕，“四方海外诸藩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
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若有掳诚来朝，咸锡皆赏。
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这表明明政府( )A．固守宗藩体制B．扩展海洋的政治愿望C．强化海禁政策D．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2．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议，接受封贡互市。
互市时，明朝必派遣僧人赐以经像，并讲解经义，蒙古各部贵族“倾听赞叹，临行哀恋不忍别，厚加馈赠而返”。
这反映了( )A．蒙汉之间交流方式多元B．佛教成为蒙汉文化纽带C．商业活动突破空间限制D．明朝实现边境长治久安3．康熙帝在对待台湾问题时曾郑重承诺：“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
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
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
”据此可见当时康熙帝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 )A．不允许台湾以任何形式独立B．强化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统治C．促进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D．推动剃发在台湾地区执行4．清朝将南海诸岛列入水师的巡查范围。
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1712)，广东水师副将吴升率水师巡视西沙群岛，“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下列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A．为康熙收复台湾奠定了坚实基础B．维持了东亚诸国与清朝的朝贡关系C．反映出清政府大力扶持海上贸易D．表明了清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5． 18世纪前期，清廷在册封西藏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基础上，增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后来又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其用意在于( ) A．建立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B．明确和落实政府的地方管辖权C．防范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D．仿照明朝制度以强化封建管理6．清朝在征服蒙古各部的过程中，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结合蒙古原有的社会制度，建立了盟旗制度，任命旗长、盟长；在西藏扶持黄教，册封达赖和班禅，任命驻藏大臣，共管西藏。
明清两代的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撤销自治区、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核心就是“以土治土、土人自治”，用少数民族的土官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民。
元朝和明朝前期比较盛行，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维护了地方稳定，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有些边境的土司，甚至还保有军队，参加过抵御倭寇的战役，保卫了大一统国家的边疆。
广西狼兵抗倭明朝前期，共计设有宣慰司、招讨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214个土司区，最多时有243个，其中四川46个，云南57个，贵州65个，广西56个，湖广19个。
世袭制的土司管理范围内，土司的权利过大，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或诸侯，对内残暴压迫，对外争夺地盘，甚至与中央王朝作对。
明朝中叶后，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时代进步了，在汉族地主和本民族新兴地主的推动下，在先进文化传播下，土司在自己领地也渐渐发现，农奴制那种老一套有点行不通了，跟着汉族学坏了的少数民族们开始追求自由了。
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让中央王朝头痛之处还在于一国两制导致的政令不通，威胁到了中央王朝在南方多民族地区的统治的稳定，于是从明朝中后期，中央王朝就开始了撤销自治区、废土改流的努力尝试，一点点的废掉世袭的土官，改为中央任命的流官。
清朝雍正年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下，全面的改土归流政策开始实施，澜沧江以东的土司区在这段高潮下几乎全被整理一遍，“剿抚兼施、恩威并重”，“顺应从宽，抗拒从严”，先后在贵州荡平和招抚两千苗寨，缴纳广西土司敕印和兵器两千余，两湖、四川这些距离汉民族近的土司区更是提心吊胆，主动上交印信，使得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改土归流的目的。
一直到清朝末年，“剪除土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的改土归流过程仍在继续，并推行到中国北方的甘肃、内蒙地区，清朝灭亡前一年的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丰还在巴塘、甘孜地区等地致力于土司改流。
新中国成立后，落后的土司制度才得以彻底走入历史的深处。
浅论“改土归流”的政治意义摘要：为了维护边境的稳定和中央的统治，中国封建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先后采用了羁糜政策、土司制度、流官制度三种统治模式。
羁糜政策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土司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统治者实现了从松散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转变。
随后，通过“改土归流”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的流官制度，封建王朝最终实现了对西南民族地区直接全面的统治。
关键词：羁糜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原地区和周边民族地区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中原政权的扩张，更确切的说，是随着中央政权的扩张，如何对新加入地区尤其是新加入民族地区实行有效地控制，一直以来是中央政权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央政权较晚纳入的地区，直到近代的明清时期，中央政权才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了有效地统治。
一、从“羁糜政策”的松散统治到“土司制度”的间接统治我国西南各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
由于与内地发展不平衡，其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
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生活习惯诸因素所限，汉以后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的态度是“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可见还不能同内地一样来管理这些地方。
对此，封建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羁糜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
西南的广大地区尽管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
以云南为例，直到唐宋，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至宋朝时，各羁縻州与宋王朝实际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到宋王朝衰微、统治力量削弱时，各羁縻地区酋长开始不服从宋王朝的控制，趁宋朝衰弱而纷纷崛起，各据一方。
为了加强封建政府对边远地区的进一步统治，土司制度开始逐渐取代部落酋长制度。
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介绍改土归流是明清时对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之地方行政制度的一次改革，那么你了解改土归流吗?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介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介绍清代雍正时期，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废除了土地司制度，改革土地分配的政策，实行流官统治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背景是什么呢?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原来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权力很大，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解决土地割据的弊端，雍正四年期间，一位总督向雍正请命，建议取消关于土司世袭制度，因为未完善的土司制度使得很多农民需要向官员借地耕种，收入因此也变得十分微薄。
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的官员建议雍正能够设立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单位，派遣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查询此事后雍正非常赞赏这方面的提议，并将整件事情让他去办理;这便是改土归流的背景了。
六年之后，又命朝廷命官推广正在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
到雍正九年期间已经开始正式实施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割据的局面，大大的减少了叛乱的因素，也开始加强了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非常利于当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
对于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出权力的人会给予赏赐和职务，对抗拒这项政策的人进行处罚，没收个人财产，并将那人迁徙到内地省份，给小田耕种。
在改土归流的地区征收赋税，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便是改土归流的背景了。
改土归流的开始时间改土归流是于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政策，那么具体改土归流始于何时呢?据史料记载清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于1926年五月推行的。
改土归流始于何时呢?雍正四年，鄂尔泰多次上书请求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他要求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统一集权，以便地方官行事。
可以说鄂尔泰是改土归流的推行者。
雍正帝对鄂尔泰的观点非常赞同，并把改土归流的施行全权交由鄂尔泰办理。
雍正六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三省总督，并命张广泗在黔东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明朝清朝在西南大力推行的改土归流是怎么一回事元明两代，都在西南实行高度自治的土司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在当地具有名义上的主权，当地的土司也要定期向朝廷进贡。
但是中央政府并不对其进行直接的统治，而是高度保障其自治权，其统治结构、政治制度一切照旧。
整个元朝都在西南实行这种自治的土司制度，但到了明朝中叶，这一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西南地区日渐出现变夏为夷和土司反叛的现象，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就是典型，同时，西南子弟不知读书也成为了严重的现象，中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弱，而文化语言的隔阂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分离趋势。
因此，从明代中叶开始，明清两代王朝开始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试图逐渐消除土司制度的弊端，开始在西南实行和中原一样的郡县制，由高度自治到中央直接进行统治。
改土归流总体上是一个横亘明清二代的过程，要想推行这一制度，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改土归流是逐步的，缓慢的，直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才基本结束。
曾经的云南土司府一、在西南地区推行儒家文化，逐渐变夷为夏明清二代改土归流的第一步，就是在西南地区推行儒家文化，只有当地有了和中原一样的文化认同，中央王朝才有统治的基础。
因此，必须先要解决认同性危机，将西南的少数民族们变夷为夏。
朱元璋就说：“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
”朱元璋虽然马上得天下，但他深知治天下还要靠文化和意识形态，要想稳固西南，必须先进行教化。
因此洪武十年，朱元璋对前来朝贡的西南地区土官下令：“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
1395年，朱元璋又命令礼部：“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朱元璋竭力让土司们的子女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以建立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朱元璋很重视文教之后的明朝皇帝，也都继承朱元璋的这一政策，到了正德年间，明朝规定土司的子女“其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保袭，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如不学者，不许承袭。
”直接规定如果土司子女不学习儒学，则不许继承土司之位。
浅析“改土归流”在雍正朝的施行，对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意义导语：“改土归流”中的“土”即为“土司制”，土司制度开始于唐朝，形成于宋朝，繁荣于明朝，在清雍正朝期间发展至另一个高峰，是封建王朝中央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的贵族进行统治，经济上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以满足正常朝廷所需税供的少数民族管理制度。
“流”即为“流官制”，是封建王朝朝廷任命的不世袭，有品级，有任期的官员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流官制”形成于明朝，但所推行地区有限，在清雍正年间得以大力推广，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政治管理制度。
清朝相对于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都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满、蒙、汉三大民族占据主导地位，进而统一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封建王朝。
在少数民族尤其是抗清势力茂盛、抗清活动频繁的西南边陲地区，清朝初期因为并不具备绝对实力和有利环境而并没有借鉴和利用明朝的“流官制度”对这一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进行管理。
经过了顺治朝的武力平定；尤其是康熙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雍正二年，年羹尧彻底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清廷取得了对西南地区的稳定统治并为“改土归流”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有利环境。
01 “改土归流”制度的历史沿革“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也就是说“土司制度”作为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实际就是一种拉拢和安抚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的“软性”统治手段。
这一点从《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中对“羁縻”二字的解释中就能看出：“羁，马络头也；縻，牛靷也。
”从“羁縻”二字的本意上逐渐延伸发展为笼络控制的含义，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
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实际就是通过拉拢部分少数民族原有贵族势力并利用其手中的历史沿革权力和家族势力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黄秀蓉【摘 要】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
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华夷一体;改土归流【作 者】黄秀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北京,100081【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130-006The Change of N ational Concept and the Abolishing H ereditary Chieftaincy and Bring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U nif ie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H uang XiurongAbstract:The policy of abolishing hereditary chieftaincy and bring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unifie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was carried out both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but it brought different results,the main reason was the difference of national concept which belong to the Empero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1The Ming Emperors persisted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national concept,they naturally de2 pended on the policy that the government used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manage themselves,and did not reform the hereditary chieftaincy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oroughly;The Qing Emperors who are the ethnic minority weren’t satisfi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national concept which discriminate the ethnic minority,they both criticized and inherited this concept,and applied the new national concept which treat all nationalities equally to real national policy,the result is that the hereditary chieftaincy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was over in Qing dynasty1K ey w ords:The differenc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nd Han nation;The guard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y and Han nation;Organizing all nationalities whole;Abolishing hereditary chieftaincy and bring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unifie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改土归流”是明清历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民族政治改革。
它的实行,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改流为结束,几与土司制度相始终。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最为发达的时代,明政府断断续续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结果并不理想,有的地方甚至土官、流官统治反复出现,因此我们不能说改土归流政策在明代已经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清代,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到清末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时,清政府辖区内的绝大部分土司地区已经改为流官统治,直接隶属于清中央政府的管辖,南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土司独霸地方的局面至此终告结束,中原中央王朝的大一统理想至此终于成为现实。
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如此顽强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呢?关于明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丰。
前辈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①:一,从客观方面看,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本身固有的腐朽性与落后性已经被历史证明不适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改流已经成为客观的需要。
二,从主观方面看,明清中央王朝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那些不服朝命、并进而反抗政府的土司。
第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对改土归流起着明显的作用。
第四,土司地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要求上层政治制度发生相应的改变。
无可否认,以上这些因素都是明清中央政府进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同是在这些原因的支配下进行的改土归流,为何在明代并没有取得成效,而在清代却取得了成功呢?如果仅仅单从上面列出的原因看,我们很难对该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更深层次的明清皇帝民族观的差异上寻找该问题的答案,或许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传统夷夏观与明代改土归流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建元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
随后,徐达率领明军北进大都,元顺帝北遁草原。
元大都的陷落,标志着汉民族重新成为中原地区政权的主人。
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北伐文告中“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等口号,我们不难看出新朝汉族皇帝的民族观,占主流的仍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大民族主义,它仍然视中国境内的其它少数民族为“蛮”、“夷”、“胡虏”,信奉的仍然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2]的民族隔离观念。
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形成的“夷夏观”所包含的基本内容②,在明朝皇帝的民族观中全部体现出来,而其中尤为敏感的“夷夏之防”发展到明代,因为中原汉民族曾遭受蒙元政权的长期歧视性统治而有增强的趋势。
这种“夷夏大防”的大民族主义民族观,对明中央政府经营边疆地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夷夏大防”的目的就是把具有不同风俗文化的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隔离开来,它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防”字。
为了防范败退漠北的蒙元势力卷土重来,明政府耗资巨万,重修了长城,把长城作为隔绝中原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为了防范东北女真各部,明朝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开始在辽东地区修建边墙,意欲把女真族隔离在偏远的东北一隅;为了防范南方少数民族势力,明政府在继承元朝原有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多封众建少数民族土司,利用各地少数民族首领间接统治当地人民,尽量避免直接与少数民族人民打交道,造成事实上的民族隔离。
如此一来,朱明王朝以中原汉族地区为中心,以“夷夏之辨”为准绳,把“天下”划分成了一些相互隔离的区域,以实现儒家所谓的“夷夏大防”。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继续保持汉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从而保证汉民族的民族优越性。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继承传统夷夏观的基础上,明朝皇帝的民族观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由于蒙元朝毕竟统治了整个中国近百年的时间,因此,在承认蒙元政权的合法性的同时,朱元璋也认为蒙古、色目诸族,“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3],“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4]。
朱棣也说过“夫及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5],“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6]等语。
这种视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为一体的思想,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出身汉族的明帝虽然提出了“华夷一家”的民族平等的口号,但并不表明其他少数民族就已经获得了与汉族完全相等的地位。
因为“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与焉”[7],在明帝的眼中,作为“夷”的少数民族毕竟在风俗、文化等方面落后于“中国”,虽然同为“天下”一员,但“夷”是应该从属于“华”,而不应该等同于汉族的。
因此,对四方诸夷的管理,明朝皇帝仍然继续推行传统“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
明朝皇帝强烈的大民族主义民族观,以及相应的“以夷治夷”羁縻政策,对明代南方地区土司制度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始于蒙元时代的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历代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羁縻统治③。
但是,势力日渐强大的少数民族土司们,在远离中央王朝的独立的辖境之内,为所欲为,开始不听王命,不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
一方面,某些相邻的、互不统属的土司之间,为了领土争端,彼此争斗,相互杀掠;另一方面,同一土司内部也会不时出现争袭的权利斗争,并进而寻找外部支持而演变成大的部族战争;更为严重的是土司对辖下的土民进行残酷的政治、经济剥削。
面对这些问题,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土司的管辖力度,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管理措施④。
与此同时,明朝皇帝也本着传统“以夏变夷”的民族同化心态,开始考虑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土司地区实行与内地一样的流官统治。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开始在贵州地区改流,废除思南、思州二宣慰司,改设思州、思南、镇远等八个流官府[8]。
此后,明政府断断续续地在各个民族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土司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明中央政府的一大麻烦。
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有朱燮元提出“重建诸蛮”的建议:“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蔺,安息反水西。
滇之定番,小州耳,为长官司者十有七,数百年来未有反者。
非他苗好叛逆氏而定番性忠顺也,地大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
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汉人,咸俾世守。
虐政苛敛,一切蠲除,参用汉法,可为长久计”[9]。
明廷接受其建议,把那些拥有很大势力的大土司一分为众,至此,大土司的势力得以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