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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Game between Timothy Richard and the Bureaucratic Clas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 杨秀敏[1];牛云平[2]
作者机构： [1]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2]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页码： 92-96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6期
主题词： 李提摩太;李鸿章;张之洞;基督教
摘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希望以"肉体拯救"和"心智拯救"为手段,最终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拯救".晚清官僚阶层中的洋务派在对外态度上相对开明,他们对于李提摩太的"肉体拯救"和"心智拯救"基本上是接受的,甚至是欢迎和感恩的,但对于他的"灵魂拯救"却始终保持警惕和抵制心态.李提摩太与洋务派官僚之间一系列的文化博弈是一幅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生动画卷,是近代中国在"迎"与"拒"的艰难选择中走向文化转型的缩影.。
李提摩太百科名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英国浸礼会尽管成立于1792年，但是直到1859年才到中国来传教。
这一组织主要在山东、山西、陕西三个传教区开展工作。
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
1876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于是李提摩太就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了几位助手帮助他。
1878年，山西也发生了灾荒。
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灾，并在太原开始传教，为在山西传教打下了基础。
中文名：李提摩太外文名：Timothy Richard 国籍：英国出生地：南威尔斯出生日期：1845年逝世日期：1919年职业：传教士毕业院校：哈佛福韦斯特学院主要成就：1878年，山西从事赈灾活动任《时报》主笔开办山西大学堂代表作品：《在华四十五年》目录[隐藏]基本简介人物事迹来华经历历史贡献基本简介人物事迹来华经历历史贡献[编辑本段] 基本简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的传教士。
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
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
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
1876～187 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
花1000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
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纪泽之托，曾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
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
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有过接触，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
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语境下的李提摩太摘要：李提摩太在华45年，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经世致用。
他在传教的同时向中国官僚士绅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持广学会出版了大量的有益于中国的书刊，撰写经世文章，宣传西学，议论中国时政，主张维新变法；亲自参加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和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活动。
这虽然有利于中国的觉醒与进步，但其所流露出的殖民意识和殖民主义倾向，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李提摩太经世致用，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1870年李提摩太来华，正是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开始复兴之时。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华45年的时间里，他传教、赈灾、出版、著书立说、游说中国上层官员，进行频繁的政治活动，完全将自己置于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语境之下，也把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文化选择。
他的所作所为，影响巨大，但也颇有争议。
一、主持广学会，传播西学李提摩太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来到中国的任务是传教，这使其在华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传教为中心目的的，他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也是在传播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国，并积极参与到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如督办广学会，出版各种杂志书刊等。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督办广学会前后长达25年。
李提摩太强调把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作为广学会工作的重点对象，并加强与中国上层人士的联络。
他说：“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
”①他还准备“将五洲各国至善之法，进行采择成书，以教授华人。
听其择善而从”②，所以他想在各省设立广学会分会，向中国广大民众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最终因人力财力等原因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仅在北京、天津、汉口、南京、丰田、烟台等地设立了书报代销处。
《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机关报，其内容十分庞杂，每期刊出少量有关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政事，也有不少由英美传教士和中国人士撰写的维新变法的文章。
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
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
他没有像赫德那样，在中国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位置，但他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远超过赫德。
他没有像傅兰雅那样，具体介绍过那么多的科学书籍，但他对科学价值的宣传，并不比傅兰雅逊色。
至于政治活动，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1880年与李鸿章的一席谈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了反省。
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
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
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
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来华之前，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
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一、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二、化学的奥秘；三、机器的效能，诸如车床、刨床、缝衣机等；四、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诸如火车、工厂的原动力；五、电力的奇迹，诸如发电机、电报；六、光学的贡献，诸如摄影机、幻灯等；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
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担任《时报》主笔，历时一年多。
这段时间，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二百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
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
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第二，扩大、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汉璧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李提摩太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英国基督教会传教士，1870年2月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后来到了1891年10月，他担任上海的同文书会总干事，并在这个职位工作了25年，对中国的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他有很多观点都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万国公报》上，这些观点中所体现的思想对晚清政局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展。
一、亚过传教活动传播西学，促进了“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交流李提摩太来到中国之后就积极向国人介绍西学，后来他在中国政府担任了广学会督办的职务，在此之后就更是对西学大力推崇。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学会是传教士最大的出版机构，主要负责传播西方知识和基督教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它始终坚持“借出版物”的宗旨，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层以及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带头作用和影响力，来促进中国整体水准的提高。
李提摩太一直都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宣传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广学会在他任职期问出版了很多书籍，这些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当做当时的教科书使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李提摩太自己译印的与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以及根据中国现实提出的变法设想等方面相关的数}一种书籍，例如《时事新论》、《百年一觉》，还有《泰西新史揽要》等，对中国晚清思想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人们在受到重创之后深刻地反思自己，并初步产生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意识，而又由于中国缺少这部分的研究，因此广学会的书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欢迎。
其中由李提摩太翻译并加序的《泰西新史揽要》，书中所叙述的各国政体演变、科技发明、风俗习惯等都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并且其中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叙述颇详，也对中国当时思想上的变革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意义。
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贡献100多年前⼀个从英国威尔⼠来的基督教传教⼠李提摩太，对于当时封闭的中国的开化，睁眼看世界起到了很⼤的作⽤，⽽且拯救了很多在饥荒年⽉⾥的⼭东、⼭西灾民，他的主要贡献如下：⼀、赈灾募捐。
1875年-1879年中国⼭东、⼭西遇到旱灾，颗粒⽆收，饿殍满地，饥荒成为最⼤的灾难，清政府拿不出解决办法，李提摩太先后在上海和家乡伦敦发起了赈灾捐款，拯救很多的⽣命。
⼆、促进中外⽂化的交流。
他⼀个将中国的《西游记》翻译成为英⽂，并且翻译了2000多本西⽅经典著作，影响了中国的⼀代的知识分⼦。
三、促进变⾰，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梁启超曾经是他的秘书，⾃诩为“康⼦”的康有为读了他的书，受到思想启蒙，开始了“戊戌变法”，李提摩太是变法的精神领袖，他担⼼变⾰派急于求成，但当时变⾰派太过头，过多影响利益集团利益，”戊戌变法“失败。
⽽经过义和团的流氓运动后，义和团的总后台慈禧认为还得变⾰，⼜请他出⼭，进⾏变⾰。
四、建⽴了⼭西⼤学。
⽤庚⼦赔款中的50万两⽩银和清政府官员岑春煊，合作建⽴⼭西⼤学，为⼭西各⽅⾯建设培养了⼤批⼈才。
他的思想现在也不过时，在⽇本曾经见过孙中⼭，并⼒劝孙中⼭放弃暴⼒⾰命，他说”真正的变⾰来⾃于精神和智慧的提⾼，不会来⾃于武⼒，拔剑者必死于剑下“。
他对以前的秘书梁启超说”中国的很多⼈都是凭着⼀知半解⽽前⾏，他们不能⽤最⾼等的服务榜样，去赢得同胞的信任，但我们不能丧失勇⽓“，他还谈起中国的教育，他说到：“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四⽅⾯的缺陷，⼀是没有真正的科学教育，⼆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教育，三是没有真正的经济教育，四是没有真正的宗教教育”。
100年过去了，他的话好像是昨天说的，他验证了中国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太平天国拿着略知⽪⽑的基督教教义，建⽴”拜上帝教“的邪教，⼗⽉⾰命的⼤炮打来洋经，也是囫囵吞枣，折腾⼏⼗年，现在算是稳当点了，100年⾥中国有了点进步，但是很多事情仍然不是那么令⼈信服，我的感觉应该重温李提摩太、明恩浦、莫⾥循、赛珍珠、丁韙良、司徒雷登、洛克菲勒等等对于中国开放和发展做出做出卓越贡献的外国⼈著作，并且给予这些⼈实事求是的历史地位，世界未来⼀定融合为⼀个⼤家庭，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年代。
清末民初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管理【摘要】清末民初我国新闻报刊业的发展几经起伏，而且，清末与民初的新闻发展特点也不同，这些都与当时政府机构的新闻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现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奠基期。
【关键词】清末民初；新闻传播业；发展与管理我国古代的官方信息传播系统，一般情况下都体现为封闭性、迟缓性、保密性和单向性的特点。
这种传播特点极大地影响了新闻信息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传播思想开始逐渐受到国人的注意。
综观整个晚清时期、国民党临时政府时期，袁世凯政府时期以及北洋军阀执政期间，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和新闻传播制度、管理方式都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看，清末民初新闻业的发展为我国现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清末民初新闻报刊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取消了对传教的禁令，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的中文报刊，如《中外新报》（美国人玛高温、应思理1954年在宁波创办）、《六合从谈》（英国人伟烈亚力1957年在上海创办）、《中西新闻见闻录》（美国人丁韪良1872年在北京创办），以及《中外杂志》、《广州新报》、《闽省会报》等。
根据1895年基督教会李提摩太调查中国报刊出版情况时所做的统计，当时先后刊行的76种中文报刊之中，“十之六系教会报”。
1我国最初开始进行具有官办意识的办报实践，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
1851年，御史张芾奏请以官报形式刊刻邸报并发行各省，但遭到咸丰皇帝的斥责，认为“所有刊发抄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关。
” 若为官报，“不但无此例，且恐别滋弊端。
”2可见当时报业改革维艰。
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洋务运动的迷梦。
清政府开始有所注意文化传播和制度等方面的重要性。
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康、梁一类的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康有为等人多次上书，提出创办官报的设想。
1898年，光绪皇帝听从康有为（化名宋伯鲁）的谏议，将要对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命令康有为督办，公开宣布“报禁”的法令，使民报和官报第一次同时获得自由办报的权利。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主要为以下三部分:一是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如广学会、教会学校;二是清政府官办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
这几部分人或机构,有互相交叉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中有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活动其间。
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什么,怎么介绍,都体现其价值取向。
一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欧洲、北美洲来到南洋地区的马礼逊、米怜、郭实腊等传教士,就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组织益智会,创办印刷所,出版中文杂志,译编介绍西学的书籍。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将传播西学的基地从南洋北移至香港与通商五口,创办华花圣经书房、墨海书馆等机构。
以后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多,对传教限制的放宽,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范围扩大,传播西学的机构也日益增多,博济医局、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登州文会馆、益智书会等为其著者。
传教士为什么要传播西学?在他们看来,第一,西学先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学这类学问,都比中国的同类学问先进,中国人应该接受这些先进的东西;第二,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为传教打开通道,或提供支持。
明末利玛窦等人是这个思路,清代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也是这个思路。
1821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就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
1834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华前,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以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
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能引起你的注视。
李提摩太百科名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英国浸礼会尽管成立于1792年，但是直到1859年才到中国来传教。
这一组织主要在山东、山西、陕西三个传教区开展工作。
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
1876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于是李提摩太就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了几位助手帮助他。
1878年，山西也发生了灾荒。
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灾，并在太原开始传教，为在山西传教打下了基础。
中文名：李提摩太外文名：Timothy Richard 国籍：英国出生地：南威尔斯出生日期：1845年逝世日期：1919年职业：传教士毕业院校：哈佛福韦斯特学院主要成就：1878年，山西从事赈灾活动任《时报》主笔开办山西大学堂代表作品：《在华四十五年》目录[隐藏]基本简介人物事迹来华经历历史贡献基本简介人物事迹来华经历历史贡献[编辑本段] 基本简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的传教士。
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
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
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
1876～187 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
花1000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
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纪泽之托，曾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
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
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有过接触，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
第19卷第2期2012年4月浙江传媒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Vol.19No.2April2012李提摩太在晚清东西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谢骏摘要：以晚清在中国生活了45年的著名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论述：第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催化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型；第二，直接参与以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活动并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第三，主持广学会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讲坛，增强他们变革落后现实的兴趣和责任心。
关键词：李提摩太；翻译西学；参与变法；主持广学会作者简介：谢骏，男，副教授。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广州，510632）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2－0025－06李提摩太逝世已经90周年了。
1870年，他受英国浸理会派遣，远涉重洋，来到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国，并在这里度过了45年。
在山东、山西两省发生“丁戊奇荒”的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中，他融进基层社会，亲身感受到晚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为了根除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开矿、修路等措施向当局进行宣传，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和支持，也由此打开了结交权贵进入清朝权力上层的大门，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到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都与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
他主持广学会工作长达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维新，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好感。
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和教益，就连孙中山也与他打过交道。
他除了用言语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外，还用参与戊戌变法的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作出了常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因此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被聘请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后因慈禧提早发动的政变，而未能就职。
晚年他还经手筹办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山西大学，分为中、西两斋，为深处内陆的山西省洞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
李提摩太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为中国历史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人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清朝的高官大吏们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务派称他为“中华良友”，广学会同仁颂之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大清皇帝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1］（372）。
在他的故乡英国，威尔士大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中国、英国、美国对他的成就是认可的［2］（305—306）。
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建国到80年代，他在中国的评价，归入了反面教员一类，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诋毁为“一只狡黠的带着面具的狐狸”、“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这显然带有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绪化色彩，脱离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有条件有可能对他在中国最为需要的时刻，依靠自己的辛劳，及时地大量地引进、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他认为能治理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交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十分应该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
北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第19卷62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
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
”［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
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
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
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
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 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
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
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
”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
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
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 Essay on 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
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
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
以汝圣人，为我师友。
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
非悦人心，乃化人心。
人心如镜，不平者多。
以心烛物，不得真形。
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
人心不平，往往怨天。
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
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
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
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
［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
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
［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
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
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
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第2期谢骏：李提摩太在晚清东西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72《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
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
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
”［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
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
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
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
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
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
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
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
”［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
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
［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
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
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