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名士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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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风骨关于对魏晋文学的重视要从鲁迅先生说起,1928年,鲁迅先生在给他的一个朋友,陈浚先生的信中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这个广州之谈大概指的就是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不管当时鲁迅先生究竟有何所指,但是他这篇对于魏晋文学的分析引发了现代学者们对魏晋文学的重视,这样的重视是必须的,这的确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朝代更替频繁。
从曹丕废汉自立到杨隋灭南朝陈,再加上东汉末年30年战乱的时间,大约有400年,除了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分裂割据是魏晋南北朝的基本格局,有本领者即称王称帝,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想要征服中原,确被逐渐汉化,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越是融合,思想文化就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就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也挡不住百家争鸣的光彩。
春秋,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很像,都是战乱纷纷,能者称王。
不可否认,魏晋南北朝是个眼花缭乱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文人,让这个时代更加璀璨。
就是短短的一个建安时期,就能出现七位文学大师,在后代也是非常少见的,不禁让人遐想,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文人。
提到魏晋名士,大多应该想到的都是竹林七贤吧。
竹林七贤这个称号的由来,开始于东晋,一个叫戴逵的画家和隐士,他有个《竹林七贤论》第一次把这七个人放在一起论述。
竹林七贤中,最著名的就是嵇康和阮籍。
先说阮籍,他是突破礼教的典范。
阮籍不顾礼法的事有很多。
他可以不顾众人的目光在一个封建礼法束缚的年代,去一个未嫁已死的女子家里为她哭丧,为她悲痛。
也可以在叔嫂不能过多接触的情况下,在嫂子回娘家时,为她饯行,送她上路。
被道学夫指点时。
也可以毫不在意的说上一句,孔孟礼教与我何干。
原因是,他崇尚老庄之学。
阮籍和嵇康的交好也能看出两个人蔑视礼法的放达,阮籍有一次正和朋友聊天,有人来告诉他说,他母亲死了,这个时候,正常人都会痛哭着回去处理后事,马不停蹄,他朋友当时听了,催他赶紧回去,他还不慌不忙说,这局下完了再说,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不孝,大不道,但是阮籍却这样,不是说夸他这种行为有多好,但是他却是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在活着,棋下完后,他也是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并吐血,所以说,不是不忠不孝的,母亲死了,他也悲伤也难过,不然也不会吐血,一个人不是悲到极致,怎会这样,当朋友来吊唁的时候,他醉卧在地,不理不睬,这个时候,嵇康来了,提着酒抱着琴,两个人该喝喝,该玩玩,就成至交好友了,这其实也能看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可能很多人都用于贬义,但这句话很有道理。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的故事集,它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流和人物品格:
王羲之爱鹅:王羲之爱鹅是《世说新语》中的一个著名故事,他不仅喜欢鹅,还善于品评鹅的品质和特点。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热爱。
谢安隐居: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保卫了国家。
后来他因为不满朝廷的腐败和权力斗争,选择了隐居山林,过着清静的生活。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的超然和洒脱。
何晏王弼之谈:何晏和王弼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玄理,探究天地人的本质和关系。
他们的谈话出神入化,引人入胜,被称为“何王之谈”。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的智慧和博学。
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都是出身名门的士族,但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社会动乱和朝政黑暗,而放弃了仕途,聚集在一起,以酒会友,以诗为乐,以清谈为娱。
他们的行为风格放诞不拘,不受礼法的约束,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个性和自由。
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1.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魏晋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嵇康“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
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
(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
“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
”——嵇康《声无哀乐论》“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
”——阮籍《达庄论》“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3.元康时期以裴頠(263-300)、郭象(约252~312)为代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
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
”——裴《崇有》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
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
“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
”——王《大宗师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王《养生主注》“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
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
”——王《山木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
”——王《逍遥游注》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东晋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
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
”——《例子注》。
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S0******* 刘觅知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
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
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
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
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
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
”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
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
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
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
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
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
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
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
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
”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
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试述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魏晋时期,名士文化风靡一时,形成了独特的风度与心态。
这些名士们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更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
他们的风度与心态,体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
魏晋名士的风度,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他们注重礼仪,讲究仪态,有着独特的风度。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色,也注重修养自身,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另外,魏晋名士们还注重人际交往,善于结交朋友,建立人脉关系,为自身的事业发展增添了不少助力。
魏晋名士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与态度上。
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生活,倡导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反对权威和僵化的传统观念。
他们注重自我实现,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
此外,他们的心态还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社会民生的关心。
总体来说,魏晋名士的风度与心态,展示了一个独立、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面貌。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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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名士风范
魏晋时期的名士以谨慎、乐施、恕己、孝父母等质朴品格而出名,著有优秀的“四维”素养:忠信、智谋、刚柔、仁义。
拜访他们,不仅是有政治目的,也可以增长思想,增强精湛学问。
这一时期,名士之间以书画、棋牌、文言文形式聚会,以文字为媒介,以凝聚一致的思想、文化为活动目的。
他们主张以拓宽自己视野,提升自己才识。
多次联谊,交心友,建立良好的友谊,少了政治的取舍,畅所欲言,横谈禅睡,参悟他人真诚之心,继续侠义之人文主义的精神。
各家宴会上,有的练习诗词小品文,有的举行文坛练习,有的讨论乐往隐逸之法,有的演说七乐国家之舞等。
席上乐曲终夜,一气呵成,令人难忘。
会客后,愉悦不归者,转折酒令,缅怀着友人旧游,仰歌情歌,共同分享诗词小品文的情趣,结识知音,散发此间遗留的情怀,此地留影,留音犹在。
他们用自己独有的精神追求,改变那时期文化活动的状态,让临邑内宴更贴近真实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所谓名士,他们的友晓、礼仪、艺术知识都能引发人们的关注,但他们最了不起的特质在于,他们能用友谊之火,点燃一场精神的轰轰烈烈,令我们今日精神生活中不断期盼沉静又有力量的投入。
魏晋名士风度的理解魏晋名士风度的理解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深刻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向人们展示了许多思想上的风云,成就了一些知名的文化名士,他们在文化的形态变革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将从三个方面来探究魏晋名士的风度。
一、雅致的学术风范魏晋名士的风度表现在他们的学术风范。
他们多是文人、学者和政治家,热爱读书,善于写作,尤其对典籍的研究超乎寻常。
同时,他们也十分珍爱精神和审美上的品位,注重礼仪、舞蹈、音乐、诗歌等文艺活动,以及茶道、花道等生活美学的推崇,形成了“文人雅士”的风格。
他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学问的传承和创新,而是将学问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言行、品位、风度等方面展现优雅风范。
二、延续的朴素生命态度魏晋名士的风度也表现在他们的朴素生命态度中。
在这个时代里,许多名士秉承着“清心寡欲”的原则,反对贪欲、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他们注重自由自在、清静淡泊的生活品质,强调人的生命智慧和生命力量。
大量名士崇尚道家思想,提倡淡泊名利,尊重自然,倡导人们寻求内在的心灵宁静。
他们追求的是朴素、自由和无为而治的生命境界。
三、独特优美的情趣风范魏晋名士的情趣风范也表现得非常独特优美。
他们善于遣词造句,读书偏爱诗词,讲究意境和韵律的音乐美感,同时也热衷于山水画、室内布置、园林规划等艺术领域。
名士们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呈现出了一定的超越性和非凡的审美品味,当时也非常被后人所钦佩。
这种独特的情趣风范,使得魏晋名士成为了中国文化内一种令人向往的审美风格。
总之,魏晋名士在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发扬光大,展现出了风度独特的个性和风范,当代也因此得以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之中吸取启迪,在风度缺失、精神枯竭的现代社会中有所借鉴和启发。
魏晋风度为古代名士底色气度狂放傲骨铮铮导语:名士,意味着一种自由。
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或放歌山林,或脱略形骸,或寄情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他们是尘俗世界的传说名士,意味着一种自由。
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或放歌山林,或脱略形骸,或寄情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他们是尘俗世界的传说,也是君主时代避免与统治者合流的自由知识分子。
中国的第一个名士应该是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士们的鼻祖。
道家文化到他手中之后演绎出一股浪漫色彩和飘缈风度,这也是后世很多名士尊崇他的原因。
虽然两汉时期儒风大盛,但从道家延续下来的旷达气度和逍遥境界并未消湮。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开始出现松动。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文化前沿,他们放浪形骸,厌恶繁琐的礼制,蔑视官员们的装腔作势,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甚至在整个晋代成为知识分子们的效仿对象,以至于东晋时期的王谢两大家族很多贵族子弟都以名士自诩。
且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单凭他们在文化史上的闪亮瞬间也足以自傲。
名士们的铮铮傲骨,飘逸风姿,狂放气度,像一组伟岸的雕像一样树立在中国文化史上。
后世为他们冠以一个特殊的称谓——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成为对知识分子的极高赞誉,也成为后世名士们的底色。
名士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狂狷,热爱自然。
不论是嵇康、阮籍,还是后世的孟浩然、李白、傅青主,都是狂狷之士。
狂狷的性格,山水的气韵,再加上庄子的思想,酿造出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血液里蔓延。
使狂者逾狂,狷者逾狷。
他们不虚伪、不做作,也不温良谦恭,这是和儒家要求相违背的,也是和统治阶层的需求相违背的,不免被视为“异端”和“狂生”。
但正是这“异”和“狂”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催生出新思想。
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
异端们一个接一个涌现,不但掀开了“愚”人的盖子,而且展现了什么是完整的人格。
浅谈魏晋名士风度作者:李莉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年第07期摘要:魏晋名士的出现和名士风度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名士易代,风流殊甚。
名士们品评人物、清谈玄理、饮酒赋诗、讨伐征战,他们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潇洒任性、风流自赏、高雅超脱的态度,即魏晋名士分度。
关键词:魏晋;名士风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54-02提起魏晋南北朝,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魏晋名士风流。
唐代杜牧《润州二首》诗云:“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魏晋名士风度实际上是一种人格范式,是名士们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外化;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的写照。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名士以异于常人的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谱写了一曲快意的艺术与人生之歌,表现了超凡脱俗的名士气度。
魏晋真乱世,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造成了中原板荡、神州陆沉。
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离乱,政治上的动荡和党同伐异,使整个社会处在空前的动乱和不安中。
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士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长度,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尽情享受和挥霍人生。
面对礼教的虚伪,政治的残酷,不少名士为了躲避灾祸,一方面远离政治的漩涡,“高步追许由”寄情山水,追求宁静超然的精神境界,在清谈中寄托理想;另一方面,为了表示与封建虚伪礼教的决裂,以阮籍、嵇康为首的名士们放浪形骸、张扬个性,饮酒作乐,开始表现出了潇洒任性的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指魏晋时期有一定地位和名声的请谈家。
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一直到江左领袖王导、谢安,魏晋名士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闪耀着个性的光辉。
魏晋名士风度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一、蔑视礼法,率性任诞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
魏晋时期名士风气
作者:岳伟欣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08期
摘要:本文想借《世说新语》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窥探当时一些文人名士的共同崇尚的一些风气,并找寻出形成这样风气的一些原因。
关键词:《世说新语》;竹林七贤;名士
中图分类号:K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87-0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世说新语》是六朝的“志人小说”。
记述了六朝时期许多人物的言谈举止,语言简洁,大都十分短小,但生动有趣,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竹林七贤,据《世说新语·任诞》第一篇:“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因为七人经常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谈玄喝酒,放达不拘常礼,又都才华出众,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
《世说》中对于竹林七贤的记载共有阮籍(17则),嵇康(21则),山涛(18则),刘伶(7则),阮咸(8则),向秀(6则),王戎(36则),其中有重叠,如记载七人共同称号缘由的,赏誉七人之子的,也都各自算在每个人的记载中。
“竹林七贤”是继“正始名士”之后,自觉扛起“越名教而任自然”。
那么,从“竹林七贤”身上体现出哪些个性气质呢?
首先是“美姿容”。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对魏晋时期文人吃药、重视外表美做过非常生动形象的解说。
《世说新语·容止》第五篇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里说嵇康风采卓异,潇洒端正,傲然独立,如孤松,如玉石;嵇绍亭亭玉立,卓然超群。
所以说“俊美”在魏晋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士竞相追逐的风气。
只有外表美是不够的,“竹林七贤”的文采也是深为推崇的。
《世说新语·文学》第十七
篇:“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向秀注“庄子”十分精妙,要旨鲜明;阮籍醉酒,但所写“劝文”一挥而就,洋洋洒洒,让人钦佩。
可见,“竹林七贤”虽大谈玄理,行为放浪形骸,但在文学上是有成就的。
同样是在鲁迅《魏晋风度》篇中有云:“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
”“竹林七贤”的嗜酒可以说是记载的最多的一个方面,他们无论是聚集在一起,还是平时,都“肆意酣畅”。
《世说·任诞》第三篇的“刘伶病酒”,刘伶跪下祷告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除病。
夫人之言,万不可听!”刘伶将酒看作生命,还专门写下《酒神颂》。
可见,酒在魏晋名士那里,是一个不可少的因素。
“竹林七贤”的“任诞”是魏晋名士非常推崇的一点。
这里的任诞,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荒诞,而主要是名士追求回归自然,不拘常礼。
《世说·任诞》第三篇:“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
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
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本是和各位名士一起去拜访嵇康,但二人并未像平常之人互相寒暄,直到钟会离去之际两人才说了两句充满禅意、不知所云的对白。
当然,如果“竹林七贤”只有“任诞”的话,就会失却很多光彩。
重情意,无视礼法的条条框框的“深情”,也是名士的一个重要特点。
《世说·伤逝》第十七篇:“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
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
竹林之游,亦预其末。
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
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王戎途径曾与阮籍、嵇康共同饮酒高歌的酒垆,想到他们二人已不在这个人世,自己又被世俗的纷纷扰扰纠缠,不禁悲痛万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魏晋士风的形成呢?
首先有政治上的原因。
司马氏当权后,一反曹魏名法之政,务尚宽简,代表着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这就让让在朝者注重统治秩序之维持,在野者重个体自由之开拓。
所以士大夫个体自觉乃益得发展,竹林名士遂至率性放任,不拘礼法。
因此,这些名士一方面不甘心与鄙俗之社会共浮沉,一方面内心自觉之境拓之已深,与束缚其个性之名教无法相容也。
所以出现了《世说新语》中,名士们鄙弃世俗、安于贫贱、追求个体的安宁和超脱,重情轻礼。
但是,这些名士表面超脱物外,不为世俗所累,其实这些都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方法。
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