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指导案例事先约定股权回购价款,即便公司资产重大变化也不能要求调整价款法客帝国

最高院认定股权转让收益指导案例案情简介：一、2012年6月21日，xx、xx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xx 作为出让方将其持有的xx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xx，价款为2亿元。

两年内xx有回购权，xx未回购转让的股权前，已收取的股款视为借款，以月息2、1%按季支付利息。

两年内若未回购股权，则该股权永久归xx所有。

二、合同约定的两年期内，xx向xx支付股款1、75亿元，两年期满后又支付0、25亿元，共计2亿元。

两年期内，xx支付利息0、43亿元，两年期满后支付利息0、31亿元，共计0、74亿元。

三、xx向陕西高院诉请清偿欠款2亿元及利息。

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

判令xx偿还借款本金2亿元，并支付利息。

四、xx不服向最法高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认定事实错误。

最高院认为一审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是正确的，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影响xx应当承担的给付义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五、xx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还是民间借贷。

最高法院从利息约定、拟转让股权的份额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交付方式、股权转让的价金、回购权的约定和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六个方面综合分析。

关于利息，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转让款一般及时结清，无需对利息作出约定，而约定利息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特征。

关于拟转让的股权份额，股权转让关系中，股权份额应具体、明确，本案中，双方约定实际转让的股权数以收到款为准核定比例，与股权转让的特征及交易惯例不符。

关于拟转让股权的交付，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买受人行使股东权利，应及时交付股权，然而当事人约定回购期内，不办理变更登记，盈亏由出让方承担。

关于股权转让的价金，股权转让的价金应具体明确，而当事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股价。

关于回购，股权转让关系中，通常在交付股权后，合同即履行完毕，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两年内的回购权，实际上为两年作为借款期限，期内股权并不实际转让。

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案例原告：北京京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华商置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10日被告华商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售，注册资本3500万元。

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出资2480元，占出资比例70.86％，北京埝坛经济开发中心出资500万元，占出资比例14.28％，郭新华出资420万元，占出资比例12％，北京京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比例2.86％。

股东会会议（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临事提议方可召开，股东会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等。

2007年11月19日，被告华商公司给原告京辰公司发出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以下内容：“华商公司全体股东：根据本公司章程并经董事提议，公司决定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在华商会议室召开北京华商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会议议题研究出售房产偿还贷款问题及通报二〇〇七年经营情况。

请各位股东准时出席（若本人不能出席委托他人出席者，请提交就该委托者的授权委托书）。

”原告京辰公司于2007年11月20日向被告华商公司出具了书面回复，内容如下：“本公司于2007年11月20日下午收到你公司发来的《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确定的股东大会开会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

该《通知》中拟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时间显然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第四十二条中应当提前十五日以前通知的规定，我公司表示强烈反对。

现要求你公司安排妥当会议时间并提前通知我公司。

此复。

本回复以传真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往你公司。

”2007年11月21日，在原告京辰公司未到会的情况下，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北京埝坛经济开发中心在股东处盖章签署了（2007）字第03号《北京华商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该决议记载被告华商公司股东会决议如下，“经研究决定应出售部分厂房偿还贷款以缓解资金压力；关于出售厂房的价格应为TOWNFACTORY厂房每平方米3200元，标准厂房每平方米2800元，销售价格在上述价格标准以上即可出售”。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真题2022年(精编)一、1. 理论法材料一：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江南博哥）会主义法治建设……党领导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依法纠正冤错案件，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材料二：当前，法治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原因在于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要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摘自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求是》2022年第4期材料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执法司法权力专业性强、自由裁量度大、受干扰诱惑多，权力的多重属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摘自钟政声：《深化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规范用权》问题：请根据以上材料，结合你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谈谈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重构司法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的重大成就和意义。

答题要求：1．无观点或论述、直接照搬材料原文的不得分。

2．观点正确，表达完整、准确。

3．总字数不少于600字。

正确答案：[范文]【谈现状】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党在改革重构司法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为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提供了扎实的制度保障。

【谈进展】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科学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十一个坚持”，具有以下重大意义：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江苏高院发布2024年江苏法院公司纠纷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10.16•【分类】其他正文2024年江苏法院公司纠纷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蒋某诉余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案例二：材料公司诉朱某、王某、刘某股东出资纠纷案案例三：种业公司诉罗某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案例四：建设公司诉科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案例五：文化公司诉金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六：建设公司诉房产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案例一蒋某诉余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关键词】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债权出资抵销【案情简介】2014年10月，材料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张某认缴出资550万元（实缴55万元），余某认缴出资450万元（实缴45万元），认缴期限均为2032年10月22日之前。

2020年1月，余某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张某。

2022年6月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判令材料公司归还蒋某借款及利息，经强制执行材料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材料公司现任股东张某就材料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余某作为股权转让人对张某的上述责任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余某称其曾于2014年汇给材料公司100万元，材料公司也将该笔资金作为应付账款入账，故该100万元应作为其出资或至少应抵销其相应出资义务。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余某向材料公司转账100万元时并未注明“投资款”或“出资款”，且材料公司将该款作为向余某的应付账款入账，故该100万元不能认定为出资款，只能作为余某对材料公司享有的债权，但该债权与余某的出资义务在材料公司因不能清偿债务而符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抵销。

据此，张某、余某应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典型意义】股东向公司投入的款项并未作为“投资款”或“出资款”投入，公司账册也并未记载为出资款时，相应款项仅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

该股东债权在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以破产条件为标准）时不能与股东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相抵销，股东仍应承担出资责任。

对赌中的回购权研究（完整法条版）随着PE/VC、上市公司投资并购的不断发展，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问题，对赌作为一种估值调整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然而，作为普遍存在于对赌投资协议中的股权（也包括股份，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股权”）回购条款的法律含义及回购权的法律性质问题，讨论并不充分。

根据我们统计的PE/VC和上市公司对赌争议的134个案例（截至2019年9月底），回购股权请求在全部请求中的占比高居第一。

在对赌投资协议中，除估值调整外，一般都会约定股权回购条款，将股权回购作为投资方的退出路径。

当约定的特定事项发生或特定条件触发时，投资方可以行使回购权，要求目标公司或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统称“回购义务人”）通过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的方式来实现退出。

司法实践中，关于回购权的法律性质存在着较大争议；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何合理地约定回购权行使的期限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

比如某知名公司的回购权纠纷仲裁案，该公司作为投资方在回购条件触发后，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及时主张回购权。

仲裁庭认为，因该公司主张权利时间过晚，导致融资方无法进行业务调整，因此裁决该公司不得行使回购权。

由此可见，与其他权利一样，回购权也有“保质期”。

本文旨在厘清回购权的权利属性和行使期限等问题，进而对如何行使该权利提出建议。

1.对回购权内涵的分层解读就回购权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回购权属于形成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回购权属于请求权。

从不同角度出发，民事权利存在多种分类方式，如：根据权利效力所及范围，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根据权利之间的关系，权利可以分为主权利与从权利。

以实现方式为标准，权利可作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与形成权之分。

一、形成权的定义形成权是德国法学家抽象思维的产物，从Enneccerus提出的“取得的权能”，到奇特尔曼（Zitelmann）提出的法律上“能为之权能”，直到1903年泽克尔（Zeckel）创造性地提出“形成权”，至此“形成权”这一名词被固定下来，专指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可变动（发生、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的权利。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键审计事项案例分析2017年度(内部资料注意保密)前言2016年12月23日，财政部批准印发了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拟定的12项影响广泛的审计准则的通知（财会【2016】24号）。

根据通知相关规定，对于A+H股公司及H 股公司，应于2017年1月1日起率先执行新审计准则，上市公司(即主板公司、中小板公司、创业板公司，包括除A+H股公司以外其他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企业(IPO公司)、新三板公司中的创新层挂牌公司及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的公司，其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应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审计准则。

本次财政部发布的12项审计准则，最为核心的1项是新制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该准则要求在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增设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披露审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等审计项目的个性化信息。

其中，要求注册会计师说明某事项被认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针对该事项是如何实施审计工作的。

确定哪些事项以及多少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属于职业判断。

需要在审计报告中包含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可能受被审计单位规模和复杂程度、业务和经营环境的性质，以及审计业务具体事实和情况的影响。

由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在审计报告中所占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本次专题专门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作为案例分析，共收集201家公司年度报告，包含94家A+H股公司及107家港股（香港要求财务报表截止日在2016年12月15日或之后的审计业务实施新审计报告），主要表现为：一是按证监会行业进行分类汇总。

本次专题201家公司共涉及11个行业大类，如批发零售业、房地产、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文化体育娱乐、电力热力燃气、水利环境设施管理及采矿等，同时对制造业大类又细分为14个行业，包含电气制造、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电子、食品饮料、汽车制造、医药制造、化工制造、有色金属、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等。

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再审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作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期：2019年5月20日股权转让纠纷是公司法纠纷的主要类型之一。

近五年来我院辖区被再审的公司法纠纷案件中，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数量最多。

为更好地实现公司法相关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提升案件审判质量，我们对近五年来被再审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进行分析梳理，选取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总结此类案件的再审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典型案例案例一：涉及标的“股权”定性问题龚某与梁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梁某将其持有的A民办学校100%股权转让给龚某，股权作价60万元。

”后龚某认为梁某不具有转让A民办学校的主体资格，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判令梁某返还已收到的转让款20万元。

经审理，一审法院判决梁某向龚某返还转让款20万元。

该案再审发现问题：A民办学校不存在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需判断一审判决使用“股权转让纠纷”案由是否有误。

案例二：涉及股权代持及复数转让主体的股权转让B公司全体股东王某、陈某等7人共同签订《关于B公司股权、债权转让的决议》，约定B公司股权、债权等全部打包转让给王某。

陈某为B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名下部分股权系替其余6人代持。

后部分股东认为王某未按约定足额付款，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支付剩余款项。

一、二审法院的审理焦点在于系争《决议》是否明确约定了“打包价”即为王某应支付的金额。

该案再审发现问题：当事各方的初始出资比例、系争《决议》签订时B公司的实际股权结构、“打包价”是否覆盖王某自己的股权等案件基本事实均未查明。

案例三：涉及判决超越当事人诉请彭某与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某将持有的C公司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彭某。

后因协议没有履行，张某欲解除该协议。

彭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系争协议已经解除并驳回彭某诉请。

该案再审发现问题：彭某仅诉请法院确认系争协议有效，一审在判决主文中确认系争协议已解除是否超出了彭某的诉请范围。

投资人行使回购权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应对「高云合同写审改突破营」8月27-28日北京站火热招生中！高云助你提高合同实务水平！作者：梁雪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股权投融资实务中，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投资人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常会设置“对赌条款”，约定目标公司无法达到设定的经营业绩或者实现上市目标的，目标公司或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按照一定条件回购投资人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前述协议即为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投资人基于该协议约定要求回购义务人回购股权的权利即为“回购权”。

2019年11月8日施行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认了对赌协的有效性。

但在司法实践中，投资人行使回购权时，可能因回购主体对回购义务履行不能、回购条件未达成、回购权的行使已超出合理期间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

笔者就影响投资人行使回购权的相关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应对建议，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1.回购义务人为目标公司，因未完成减资程序无法履行回购义务（1）风险点分析根据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不同，实践中，存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股东“对赌”等多种形式。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规定，上述形式的对赌协议均为有效，但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订立对赌协议、对赌失败后投资人起诉目标公司主张履行协议的问题上，《九民纪要》第五条第2款明确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

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九民纪要》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原因在于对赌协议纠纷并非一般的合同纠纷案件，投资人具有“目标公司的股东”和“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双重身份，仅适用《合同法》或《公司法》的规定难免顾此失彼，有失公正。

“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分析一、“对赌协议”是什么？“对赌协议”又被称为“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使用的一种投资工具。

泊入我国后，常见于私募股权投资中，投资方买入目的公司一定的股权，由于投融资双方就目的公司估值的不一致，为平衡双方利益，约定某一特定的时间，同时根据目的公司未来的实际经营情况，双方通过填补对方投资款项、股权回购、变更各自持股比例、改组董事会等措施，以补偿一方因公司价值被高估或低估所遭受的损失。

而由于前述做法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存在一定相似性，在条款履行和收益获得上具有不拟定性，因此，“对赌协议”一词便成为我国对VAM机制的称呼。

一般而言，对赌协议的签订主体涉及投资方、被投资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被投资公司以及第三方担保人等。

对赌协议的内容通常涉及投资金额、预设指标（含经营业绩、上市进度等等）、投资价格、估值调整方式、行权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其中，预设指标、估值调整方式、行权以及违约责任为对赌协议中较为重要的条款。

结合我国近年来司法审判实践中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裁判规则，以及实践中常见的行权以及违约责任条款，将对赌协议区分为股权回购型、钞票补偿型、估值及股权调整型，其中估值及股权调整型又涉及多种方式，例如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此为国外投资机构常用的方式）、浮动股权比例、反稀释条款等。

其中，又以股权回购型以及钞票补偿型对赌协议在我国最为频繁使用。

二、“对赌协议”与“Earn-out”的区别在并购投资中，与“对赌协议”较为接近的一个概念为“Earn-out”，一般被译为“业绩目的付款安排”或“赚钱能力支付计划”，常被用于跨境并购价款支付的安排，也常用于非上市公司的并购，是对收购价格和支付方式的特殊约定。

“Earn-out”的操作模式一般为：收购方根据并购协议的约定，一般是在交割日先向被收购方支付并购对价的一部分，然后针对被收购公司的未来发展设定一些条件，剩余部分价款的支付则取决于在约定的某特定日期之时，被收购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是否达成约定的水平(特定条件是否满足)，而具体支付多少，则根据被收购公司的实际业绩来带入约定的财务公式进行计算决定。

最高院判例：将股东出资转为借款归还，本质是改变股东对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

.最高院的该判决,体现了以下裁判规则：1、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

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

2、股东资格的确认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1）股东是否有出资合意,2)是否有出资行为，3）公司记帐处理，是否计入“实收资本”.笔者认为，核心是“出资合意+出资行为”。

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3、抽逃出资行为无效最高院认为：万家裕案中，将出资转变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

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

4、抽逃出资，不能否定股东资格最高院认为，抽逃出资行为无效，因此不能据此否定出资人已取得的股东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万家裕。

委托代理人：浦理斌，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邮政局邮电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唐正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锡文，云南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永胜县六德乡双河电站。

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六德乡双河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该电站站长.原审第三人：北京博尔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