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社会化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日趋重要。以下笔者分别从西方心理学者的研究,本土学者的研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教养方式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和阐述,最后肯定在我国本土,以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前提,采用民主的教养方式会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一、西方心理学者的研究
西方心理学者研究得出儿童的社会化发展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在家庭中通过父母的影响及指导儿童获得了最初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行为规范。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但在诸多的家庭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把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态度体系及社会道德规范传授给儿童，并由此构成了儿童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
研究发现：被父母接受的孩子一般都表现出社会需要的行为，如情绪稳定、兴趣广泛、富有同情心，而被父母拒绝的儿童大都情绪不稳定、冷漠、倔强并具有逆反心理倾向。受父母支配的孩子比较被动、顺从，缺乏自信心依赖性强；让父母服从自己的孩子表现为独立性和攻击性强。
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A.L.BALDWIN）采用家庭拜访和观察家庭互动的基本频率的方法，重点研究了父母的宽容民主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1].他发现：采用宽容民主教养方式的家长，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儿童在这种家庭中成长会形成爱憎分明的社会行为，如亲社
会的攻击行为和领导行为，求知欲高、好奇心强并极具创造性，而限制不宽容的家庭的儿童则表现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 女）也采用观察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处于不同家庭环境中的限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1].她认为：父母对儿童的限制应分为“严格合理的限制”和“惩罚性的限制”，由此提出了三种影响较大的父母教养方式，即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她人为权威型父母认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应有权威，但这来自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来自他们经常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子女的帮助；宽容型父母很少向孩子提出要求，他们给孩子最大的行动自由，把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甚至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宽容型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帮助时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专制型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孩子的自由是有限的，父母希望他们按照自己为其设计的发展蓝图去成长。希望对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加以保护监督；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因此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是不好的，虽然家长的心是好的，但往往不能向孩子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他的研究表明：权威型的家庭中的孩子。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宽容型家庭的儿童，缺乏独立性；专职型家庭的儿童缺乏社会责任感。
霍夫曼等人研究了惩罚这一普遍性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把惩罚分为强制和“爱的回收”两种方式，强制是父母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和剥夺及威胁等[1]。他的研究表明：强制的方式会阻碍儿童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同时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因为强制会引发孩子的敌意，同时又提供了一种表达敌意的方式。“爱的收回”是一种心理上的惩罚方式，它表现为父母不理睬，孤立儿童，
对儿童表示失望等。这种惩罚方式会导致父母与儿童的感情破裂，使儿童体验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和焦虑感。研究表明：父母使用这种方式，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不是灵活地遵守社会行为准则。但他们的研究又指出：有着强烈亲社会行为和道德责任感儿童，其父母的惩罚常带有情感性，并伴有合理的解释，而且父母一般采用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以后的研究也认为“有适应社会能力的学龄前儿童（对小伙伴开朗热情、自信，对成人和善）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有着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表现为给孩子制定严格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向孩子说明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也指出：父母的支持、奖赏指导和适当的反应，这些教养方式影响了儿童能力的发展，而对儿童的适当要求不但可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而且还能促进其社会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当要求和对儿童的支持与反应结合时更有效。
二. 本土心理学者的研究
中国心理学家也对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华东师大心理系的桑标从1991年开始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合作，进行了题为“亲子关系和幼儿性格发展的中日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探讨了两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2]。测验中，母子关系用“接受与拒绝”和“宽容与严厉”两个维度；父子关系用“肯定与否定”一个维度，它表明在儿童心目中父母对自己的重视和认可程度。实验结果表明：上海母亲的宽容型教养方式比接受方式更能影响幼儿的独立性、积极性和自我评价的发展；而孩子们心目中父亲肯定的形象更能促进儿童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的发展。但上
海母亲不如横滨母亲宽容，可是接受程度却比后者高。上海父亲也不如横滨的父亲肯定。这与两国关于好父亲、好母亲的标准不一致有关。上海父母强调要爱孩子，关心孩子，应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但不重视对孩子的尊重与理解，这实质上是一种以专制型为主的教养方式；而日本父母则把理解孩子、尊重孩子作为好父母的首要条件，他们的教育是介乎权威与宽容之间的。
1995年中国留学生张溯在考察了东京和北京两地母亲的教育意识之后认为：母亲的教育意识体现在她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期望上[2]。日本母亲多采用宽容态度，孩子的成长也与母亲的期望较为一致；中国的母亲虽然期望较高，但孩子的成长水平却与此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家庭更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忽视自立能力的培养。中日两国的母亲相比，日本母亲学历较高，她们即使有工作，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因而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中国母亲一般学历较低，既要工作又要忙家务，因而对子女教育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据中日母亲的上述差异，我们认为：在独生子女教育倍受重视的今天，应尽快提高母亲的教育素质，并给母亲提供更多的时间来安排家务，实施家庭教育。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生活经历将影响其一生，而学龄前期又是儿童接受社会化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化的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陶沙等1994年“儿童母亲的教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其教养方式有显著影响[3]，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教育孩子时较少的表现出溺爱、专制、忽视、惩罚、过高成就要求等行为，而更多地使用说理方式，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