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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在现代汉语教学中，语义学逐渐受到了重视。
它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汉字和词语的理解，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言思维能力。
本文将从语义学的基本概念、语义学在中小学汉语课上的应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语义学应用等方面为大家阐述语义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语义学的基本概念语义学是研究语言中词、句、篇章及其意义的一门学科。
它关注词语和句子内部的意义关系以及语言符号和外部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语言的应用中，语义学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和使用词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
二、语义学在中小学汉语课上的应用在中小学汉语课上，教师可以通过讲解词语的词义、义项和义理，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汉字，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和创造思维。
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析词语的义项，理解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及使用方法，提高学生的词汇积累和使用能力。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讲解语言符号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懂得如何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达到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语义学应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语义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例如，通过互联网搜索词语或句子时，我们经常会发现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等相关词汇，这些关联词汇都是基于语义学知识的。
此外，随着智能语音助手、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语义学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例如，智能语音助手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和意图，进行语音识别、语义分析和语音合成，帮助用户更快捷地获取和理解信息。
四、结语总之，语义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词汇、句子和文章，提高语文素养和语言思维能力，而且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智能技术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未来教学中，应该继续加强对语义学知识的传授和应用。
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语义学的影响西方语义学在现代汉语语义学领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自上世纪初开始，西方语义学理论逐渐引入中国，并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语义学不仅为中国语言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通过与西方语义学的对话和交流，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在语义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现代汉语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语义学理论的引入使得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语义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比如，西方语义学提出的“合成原则”、“转喻”、“逻辑量词”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中国语义学研究者对现代汉语语义的探讨。
西方语义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义是指标与指向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在语义学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其次，西方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方语义学强调语言符号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注重语言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关性。
这种方法在现代汉语语义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代汉语语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另外，西方语义学的发展也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
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国际学术期刊和与西方语义学者的合作，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语义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
这种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与西方语义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互动与合作，有助于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梳理一下本文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语义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
西方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途径，有助于推动现代汉语语义学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与西方语义学的对话和交流，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代汉语语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能够将西方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语义学的实际研究相结合，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浅谈19世纪西方语言学用于研究汉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语言学是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要学习的主要课程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至今一直存在发展。
其分支学科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
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出现过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诺姆乔姆斯基等（两人为20世纪语言学的代表）,其所创立的理论框架被世界上其他的语言研究者广泛使用。
语言学分支学科包括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
分别研究语言的不同部分,各学科各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各学科间相对独立。
与产生于西方的很多近代学科理论框架类似,这是一个用分析手段（起源于自医学中的解剖）来研究一个有机联系体的学科。
这是一个用不同形式的联系（将他们分析之后平列开）将原来语言有机的联系表达出来的过程。
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这与语言本身类似用一个不同形式的联系将客观事物的联系表达出来,例如：矛盾,这个词的意思与矛和盾都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东西成型之后,它自身就具有了规律,其发展就会走向相对独立的道路。
语言学是为了解释语言中背后存在的规律,让读者明确而产生的,围绕其所研究的语言而形成不同的形式来自西方的语言学是基于西方语言而产生的,形成了他特定的形式,相比较于针对汉语产生的中国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其研究内容、分科与理论框架不同。
而在西方语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这种特定形式的语言学与与和西方语言具有不同内部结构的汉语之间不协调性也就逐步表现出来了。
这主要表现在解释汉语现象困难、研究者不能正确区分形式和实质等问题上。
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虽然都具有系统性,音位与音义结合体却处于不同的范畴内。
研究语言本质上就是研究音义结合体。
（实际上应当称为形义结合体,下文同。
）。
索绪尔将研究音义结合体的这部分划分为语法与词汇学两部分,词汇学负责研究词的意义,语法学主要负责研究音义结合体的组织。
音义结合体之间是分级的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这套方法可以称为词本位。
“语言一理论一词典”：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学研究的词典化何洋洋摘要文章通过引入“词典化”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和词典编纂之间的内在逻辑。
该学派的理论和词典编纂可纳入词典化的维度之上，与语言本体一起构成完整的语义研究链条。
语言中处于原始状态的词汇和语法经过语言学家的挖掘后，依据语言集成描写原则进行描写，呈现出语法指向。
集成描写后的词汇和语法经过系统性词典学理论的加工呈现出词汇指向，再由系统性词典学理论的二次加工明确收录词典中的词汇和语法具体类型。
经过两大理论的加工，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最终进入词典文本，词典化流程结束。
词典文本通过分区进行组织。
关键词莫斯科语义学派词典化语言集成描写系统性词典学一、弓I言莫斯科语义学派是当今世界语义学的主流学派之一,该学派的语言学家深耕语义学几十年，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且完整细致的语义研究理论和方法。
国内对该学派的研究以理论主义学研究为主。
张家骅(2001,2011,2014)是最早对该学派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他详细分析了该学派的语义元语言、配价和题元理论,词汇函数理论等,将上述理论用于分析汉语语料并尝试进行俄汉对比，总体是在理论语义学的框架内。
杜桂枝(2011)翻译了该学派代表人物Q从Anpec«H(阿普列相)的选集《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1],以译介为主。
于鑫(2006)介绍了AnpecHH对动词语义、语言整合描写、词汇系统描写、元语言理论、配价和题元理论的研究。
徐涛(2014)系统梳理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学思想和国内研究现状。
王钢(2015)将AnpecHH的语言学思想分为“语言集成描写思想”“系统性词典学思想”和“积极词典学思想”。
国内对该学派词典编纂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对其编纂词典进行评述，如蒋本蓉(2008)《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评述》;李侠(2016)在引介《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的同时,探讨了该词典对汉语词典编纂的借鉴作用;王朔(2017)对该学派最新编纂的《俄语积极词典》进行了评述。
浅谈西方文化对汉语言的影响汉语言文学 2013级学号：2013050536 指导老师：肖艳青[摘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中的各部分其文化性质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从传统观点来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三个构成部分中，词汇最具文化资格，因为它有比较具体的内容。
历来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正是从词汇入手的，而借词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佳内容。
汉语借词的三大特点是从纯音译到意译、字形意化以及字母词借用。
这些特点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 借词；语言接触；文化接触一、汉语借词的特点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打上了不同时期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在历史大变革时期。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科学大规模地东移，给东方文化带来强烈的冲击。
至此，汉语从英语借用了大量词汇。
涉及到科学技术、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心理学、生理学、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医学、工业、商业、农业、外交、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
借用外来词是丰富语言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
汉语同其它语言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成千上万的外来词。
从历史上看,汉语经历了集中、大量借用外来词的三个时期,其借用方式主要有音译、意译、形译、半音半意译、音译加表意字及汉英混写。
（一）音译音译又称转写,就是用汉字依照借词原来的读音写成一般不能按汉字组合解释的新词。
例如,以下外来词即系音译而成:坦克(tank)、雷达(radar)、声纳(sonar)、麦克风(micro2phone)、休克(shock)、沙发(sofa)、沙龙(salon)、模特儿(model)、幽默(humour)、尼古丁(nico2tine)。
（二）意译外来词进入汉语词语库以意译方式居多。
意译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普通意译;二是仿照意译。
普通意译是按照原词整个语义翻译创造新词的一种方式。
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与影响研究今天我国与世界文学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随着汉语和英语之间交流的深入不断加大，英语作为世界人们交流的主要语言手段，英语已然成为一种国际化语言，深深地影响到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关于外来语言的界定，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自古以来，人们理解的“外来词”多数是指外来语言的一种，“外来语”在细节上是由“外来词语”所组成的。
在当今社会中，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用到汉语化的词语，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会被用到，其中要数英语外来词语最为常见。
汉语和英语外来词的规模和程度的不断加大，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入。
尤其对于现代汉语的影响，特别到了改革开放，我国与欧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大，许多欧美语言，特别是英语当中有部分翻译词语大量涌入中国，影响着我国现代汉语体系，占据了外来词语的一大部分。
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英语当中的外来词语对现代汉语的重大影响。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当中出现的英语外来词做出深入和系统地探索研究，旨为语言教学做出指导和服务。
一、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1、外来词语创新了原有语言的活力在汉语的原有构成中，通常使用的范围很狭小，而且词语的使用能力比较有限，部分汉语已经慢慢被时代所淘汰，逐渐在词语的使用过程中淡化。
但是随着外来词语的进入，其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被不断加以利用和发展，因而焕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使得汉语的适用范围逐渐变大，甚至有些词语已经成为一些活跃词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吧”、“西”和“洋”等。
另外近些年来。
有些词语在一些公开场合频繁出现，例如：共赢;粉丝;咖啡;双赢等等。
在上面词语中我们看到一个字“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赢”在现代汉语当中使用，一般只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输”的对立面，是胜利、获得意思;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获利”，但是即使它具有两种意思，但是使用范围、构词能力以及使用的频率都是非常有限。
但是直到近现代，随着我国与其他国际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和贫富以后，我们从英语词语当中引入“win-win”，因而有些人将它翻译为“共赢”，从此就诞生了共赢这个外借词。
汉语语法研究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有多深？汉语语法研究从1898年开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它的出版奠定了我国语法学的基础,标志着中国语法学的诞生，但同时《马氏文通》也是汉语语法研究模仿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响应'科学救国"的号召马建忠借鉴当时国外语言学理论写成《马氏文通》，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记中指出:“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氏文通》是模仿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的。
马建忠的模仿有着历史原因，但是从《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研究一直都没能摆脱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自《文通》开始,人们常常把汉语词类跟句子成分简单地一一对应起来。
这是模仿西语。
因为西语中,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大致地说,动词跟谓语对应,名词跟主宾语对应,形容词跟定语对应,副词跟状语对应。
但是,汉语词类跟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由于简单照搬西方语法词类和句子成分对应的那部分内容,汉语的词类划分和句法分析就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少矛盾的地方。
继《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学研究一直深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以下举例子说明：一结构主义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三大语言学流派之一。
创始人是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很早就被引入中国，在词汇和语法句法方面都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30年代末，“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开始认识到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
40年代中期，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分析了词类范畴，得出许多观点，为词类分析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汉语语法学者集中讨论了区分词的标准问题和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问题，吕叔湘指出“结构关系是指一个词的全面的、有可能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
国外对于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现代汉语外来词在使用中越来越广泛，而正是这些外来词的出现，才构成了汉语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国外对于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
外来词既是一种词汇形态，又是一种交际现象。
其诞生、发展和消失过程，常常与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迁密不可分。
因此，研究外来词不仅有助于语言学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研究外来词的背景下，欧洲的語言學界尤其广泛关注汉语的发展和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词成为逐渐被关注的研究领域，有一些学者逐渐开始研究现代汉语外来词的阶段、种类、特点和规律等，探究现代汉语如何充分吸收外来词，为汉语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究表明，汉语外来词的种类繁多，来源广泛。
其中不乏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等世界主要语言，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联合国官方语言。
学界也就其来源和生命力，进一步将现代汉语外来词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新兴”外来词，它是新兴事物的名称或融合类新词汇，引进者往往依照其外来语形式对其发明或翻译。
例如“缩阅”、“抖音”等。
第二类是“日益普通”的外来词，这类词汇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如“科技”、“文化”等。
第三类是“稍有使用”的外来词。
这一类型的词汇通常出现在专业语言中。
例如，在医学、法律、金融等领域中，有很多外来词汇被广泛使用，如“肝穿刺”、“触网”、“现金股利”等。
第四类则是“很少使用”的外来词，只有在特定背景和环境下才会出现，如“航天”、“衣服裁缝”等。
当然，每种外来词汇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有些词汇的存在是为了丰富汉语的表现力，而有些则会对汉语语言本身的特点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俱乐部”、“沙发”等，已经被汉语语言习惯所接受。
但与此同时，在对外来词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些问题。
比如，现代汉语外来词大量进入，可能会替换汉语本身单词或者让其失去原有的意义，而国际接触下汉语又面临着丧失本族特色的危险。
因此，学者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积极探究应对之策。
英美媒体对中国特色流行词汇翻译变化及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行词汇是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重要方式。
近几
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流行词汇在国际传播中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被英美媒体采用，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外语翻译。
一方面，在英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使用中文，比如“一带一路”、“中俄友好”、“全民健身”等词汇，对于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入、社会文化交流的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比如“新时代”、“丁酉文明”、“文明古国”等词语也既能体现中国独特的文明历史，又能凸显中国今天的文化价值和发展优势，这种方式的应用有助于外界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
中国特色流行词汇的英美媒体兼容并蓄也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特色流行词汇跨
文化能力的建立，不仅能根据全球化需求，维护好中国在深化文化改革中的意义，而且还能够恰当传播到全球，从更大的角度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古灵性和审美标准。
至于启示，我们首先应该坚持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力求在文化带改革的同时，将更加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理念准确地传达到世界各地，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性清晰被国际舆论内外的了解和接受。
此外，我们也应把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向学生普及，培养广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更好地发挥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和宣传作用。
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在欧美语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语义学，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语义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语言学家提出来的，从“语义学”作为一个术语在学术论文中公开发表以来，语义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
而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有关语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已有的有关语义的一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语义学的影响。
在20世纪，现代汉语中有关语义的研究更是带有西方语义学的印迹。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语义观的差异，以及西方语义学中可以为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利用、已经被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吸收、以及能够进一步吸收的方面。
一、中西语义观的差异西方，早在柏拉图时期，就有了关于意义的探讨和论述。
柏拉图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则是模仿现实世界的”。
亚里士多德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批评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是以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为参照的直接再现”。
通过二者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的观念强调和重视“理念”，可以称之为“理念观”，而亚氏的理论则重逻辑，重形式。
而在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观点也层出不穷。
早在先秦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就有了关于“意义”的讨论:例如《左传》中有关“诗言志”的说法，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心合于道”，墨子的“言有三表”，公孙龙子的“指物论”与“名实论”。
到了魏晋时期，“寄言出意”、“得意忘言”，陆机《文赋》中有著名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讨论强调“心”和“意”，而西方传统的观念则重视“物”。
此外，在“意义是否可以穷尽”这一问题上，中西方的传统语义观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和看法。
早期西方学者认为意义是可以穷尽的，因此可以进行分析。
而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意义是混沌的，很难进行切分，意义很难言说清楚。
而中西方在语义观上的差异一直影响了后来中西方对于语义学的研究思路和发展过程。
二、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在欧美语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语义学。
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义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语义学的主要贡献有三:区分了共时和历时;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乐章和演奏);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该系统包括语言的前后成分的组合关系(句段关系)和不同成分之间形成的聚合关系(联想关系)。
而从本质上看，结构语义学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点，即系统的观念。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曾把语言比作下棋的比喻:“每着棋都会对整个系统有所反响，下棋的人不可能准确地予见到这效果的界限。
……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
”结构语义学有关系统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世界语义学的发展。
其中，语义场理论的影响最大。
这一理论对中国语义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实，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早已有之，早在《尔雅》、《方言》、《释名》中就有同类词的聚合。
《尔雅》按词的义类编排词汇体例，把2000多个词条分成19篇。
除前3篇外，其他均按类别进行类聚。
在每一篇内部，词语的类聚方式又不尽相同，既有同类词的简单类聚，又有同类词的比较辨析。
虽类聚方式不同，但其实质则相同，即都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中的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从其编排方式来看，以形旁为纲进行的类聚。
而同部字有时是同物类的类聚，如:玉部:瑾、瑜。
(瑾瑜，美玉也)。
瑂、琂、璒。
(石之似玉者)。
有时是对物的某一特征的描述。
如:玉部:球、玲、玎、琐、瑝。
(玉声也)。
有时是同类动作行为的类聚。
如:玉部:玩(弄也)。
理、雕、琢。
(治玉也)。
有时又有近义词的辨析。
如:璧(瑞玉圜也);瑗:(大孔璧);環(璧也。
肉好若一谓之環)。
这种编排方式具有明显类聚特点。
此外，在中国古代的经典典籍中常常散见同义词的辨析。
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领域，系统的观念也暗含其中，例如对反切上字的系联。
同样，古代学者对同源词的系联也体现了系统的观念。
清朝著名学者章太炎有明确的词族观念，并试图以“语根”为线索，系联同源词。
而到了现代，西方语义学领域有关系统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语义学。
加之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的积淀，这种影响就毫无阻力地进入了中国现代语义学。
在中国，王宁、蒋绍愚、贾彦德、刘叔新等学者都对语义场理论有一定的贡献。
其中以王宁的理论最为系统。
王宁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对词语类聚的分类、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
词语类聚，有三种方式:一是同类类聚。
《说文·酉部》:醒、酣、醉、、酖、酲、酗。
是古人对饮酒后产生的各种生理反应的观察。
二是同义类聚。
《说文·言部》:言、语、议、论、说、辩、训、讲、谒。
这是有关言语的同义义场。
三是同源类聚。
有时需要系联。
《释名》:泾、径、胫、颈、经。
都有直而长的意思。
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说是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整理提供了思路，也将系统的观念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事实中去。
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是在语义场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可谓是“发前人所未发”。
例如，牛在《说文解字》中以岁龄分的词有4个，以毛色分的词有11个。
而在汉代以后的常用词里，密度减少。
这种密度的测查对了解不同时代的语义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
这是在查明词汇的语义系统以后，对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和比较。
通过词与词之间在某些特征上的比较来进行词义深层内涵的挖掘。
例如:“煎”、“熬”与“煮”的区别在于“煮”是带汁的，而“煎”、“熬”则是不带汁的。
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
这是对词汇的历史演变观察的结果。
例如在“变化”的语义场中，可以发现以下这种现象:化(变化)———讹(误差)，过(超越)———过(错误)，作(初创)———诈(欺骗)，为(作为)———伪(虚假)。
由此可见，这些词在意义的引申发展过程中，都有相似的变化规律，都由“变化”义引申出了“差错”、“欺骗”义。
这种系统的观念关注词汇的历时变化，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
提出通过归纳类别的方法，对古代汉语单音词的意义元素进行定量测查的构想。
这可以说是语义场理论的发展，同样也是语义场理论的中国化。
蒋绍愚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借鉴语义场理论的原理，以词所在的语义场变化与否来判断词义的变化类型。
如:汤，在古代是指热水，与“水”处于同一个语义场;而“汤”在现代与“饭”“菜”处于同一语义场，因此，属于词义的转移。
这一研究成果有别于传统的对词义变化方式的认定，其研究思路具有科学价值。
贾彦德对语义场理论进行了分类，试图将现代汉语的实词甚至虚词系统进行整理。
他把语义场分为10种类型:(1)分类义场，如:海军、陆军、空军。
(2)部分义场，如:大腿、小腿、脚。
(3)顺序义场，如:春、夏、秋、冬。
(4)关系义场。
如:教师、学生。
(5)反义义场。
如:动、静。
(6)两级义场(可有过渡带)。
如:老、少。
(7)部分否定义场。
其中又包括二元部分否定义场和三元部分否定义场，前者如:必然、可能;后者如:输、赢、平。
(8)同义义场。
如:父亲、爸爸、爸、爹。
(9)枝干义场。
如:拿、端、提。
(10)描绘义场。
如:湿漉漉、湿淋淋。
刘叔新对系统观念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同语素族场”的提出上，他把含有同一语素的双音词进行了归类。
例如:“考”可以分为“考1”(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式)，如:考试、考场、考官;“考2”(检查):如:考察、考勤、考核;“考3”(推求、探究)如:考古、考据、考订。
刘叔新的做法其实是对语素的不同义位的归纳和概括。
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中国语义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整体的看法，让零散的语言要素统一在一个系统之中。
它也使得人们开始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影响。
自结构语义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语义学深受影响。
中国语义学不仅继承了系统的观念，而且还扩大了该方法论的应用范围。
在西方语义学中，系统的观念主要应用于对共时现象的描写，而中国语义学将其应用于历时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描写，这对于挖掘古代语言现象的规律，揭示语言演变的内因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也有助于加深古代汉语的研究。
三、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西方传统的语言学认为语义是可以穷尽、可以切分的。
西方语言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意义进行切分和剖析。
在结构语义学繁荣的时期，西方语言学家借鉴语音分析的原则，提出了“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又称“成分分析法”。
最初这些分析方法应用于亲属词，后来不断发展，广泛应用于普通的词义。
20世纪60年代的义素分析成果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现代语义学的重视。
由于该理论多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因而能使释义达到形式化，也能够使语义描写形式化，有利于计算机输入，可以说它使得人们对词义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是分析方法上的突破。
该方法还能较清楚地说明词义的结构，分析出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在词义上的差别，有利于语言教学。
我们可利用义素分析说明句中词与词的搭配在语义上应受的限制，是检验词语搭配是否可靠的有效方法。
此外，该理论还有助于说明语法上不能解释的一些词语的搭配条件。
可以比较简便地解释一些用列举法难以解释的词义，能以少数义素说清若干词的理性意义，也便于比较词与词之间理性意义的异同。
义素分析这种分析词义的方法在汉语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国语义学的研究者中，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先后进行过探讨。
王宁提出了类义素、表义素和核义素的概念。
例如:澌:水离散。
凘:流冰。
廝:析柴者。
欺:言实相离。
这组词的核义素是离析、分散。
从同源词的词义关系来分析这些词的核心意义，苏宝荣对义素分析法进行了改进，他认为现在的义素分析尚未摆脱哲学的范畴，还仅限于对概念义的分析，而忽略了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
苏宝荣(2000:23)主张“语言学上的义素是通过语素来实现的、以语素为载体的，或者说，在语流中，义素附着于语素义”。
他提出了表义素(实义素、隐义素)这一对概念，表义素是“构成词的表层所指义的义素”。
表义素又分类义素和旁义素。
例如:父亲=[+直系亲属+长辈+男性]母亲=[+直系亲属+长辈-男性]苏宝荣认为，直系亲属是类义素，其他的是旁义素。
而隐义素(虚义素)指“构成词的深层隐含义的义素”。
隐义素又分语源义素和派生义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