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忽视的人力资本投资詹姆斯·海克曼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总值的2.5%进行教育投资，同时，大约30%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物质投资。
在美国这些指标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
各国统计显示，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
每年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比率大大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或许这种不平衡有其正当的理由，可能经济对物质资本的回报率要高于对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下面我将总结一些证据来表明对教育和技能的培养的真实回报率是很高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现行政策严重扭曲的表现，这种扭曲将会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资源应该流向最具有生产力的地方，使各种投资方式回报率均等的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现行中国政策忽视了这个基本规律因而阻止了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当经济学家开始测量经济增长源泉的时候，曾经被认为无法解释的剩余（一个无法解释部分）被认定为人力资本。
根据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国家增长源泉的研究，人力资本对国家生产力起主要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
把人力资本看作另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本对分析是很有用的。
“人力资本”这个术语有时暗示人的非人格化，而且在大众印象中会把这个术语和一个把人等同于机器的非人化社会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恰恰相反。
人力资本概念承认在创造财富和成功经济上，人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和物质资本一样重要。
对中国这个概念也是适用的。
为了理解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以及为何中国应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我们最好考虑人力资本如何提高生产力。
首先，因为人力资本对提高工人技能有直接影响，所以它是生产性的。
例如，如果你培训一个人成为好的会计，这个人的作会计成绩会提高。
如果你培训一个工人修理机械，这个工人修理机械将会更有效率。
使人更加熟练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影响。
但是人力资本也能够提高适应性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允许人们更加有效率地在不同任务之间分配资源，它提高人们适应变化和对新机会做出反应的能力。
中国正在发生变化。
她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在发生变化。
世界经济也在变化着。
许多的经验研究中形成的经验规则表明，接受较多教育和更有技能的人更能适应变化。
他们更有可能从新机会中受益，并且创造他们自己的新机会，他们提高工作的生产力。
面临新的机会，更高的技能促进职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工人流动，帮助人们重新配置资源到更具生产力的用途中去，甚至能认识到新机会的存在。
接受较多教育的劳动力更灵活，接受更多教育的人能更好的吸收新思想，适应国外技术，提高当地技术，理解国外知识并应用到当地。
随着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她将接触到新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会上升。
通过中国的物质资本投资引进的新技术，需要大量熟练工人进行操作。
资本和技能是互补的，每个因素都能提高另一个因素的生产力。
偏重物质资本投资、排除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战略不能获得一个相对平衡战略的潜在收益。
这能够使熟练工人更有效率的使用现代技术。
大量的关于中国和世界农业的研究表明，教育能够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且可以帮助农业部门适应变化的市场和技术。
接受较多教育的农民更能利用技术和贸易的机会。
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新出现的技术和供选择的机会，接受较多教育的人能够更好进行选择。
既然世界上的大量研究证明教育和技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中国和其它许多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其它形式的投资，是否存在教育的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当我们考虑中国和西方地区发展的适当投资战略时，理解最优化人力和物质资本组合以获得最高增长率就是异常重要的了。
如果中国过度投资一种资本，另一种资本投资不足，财富增长的机会就丧失了。
通过均等化不同资产和不同地区市场的回报，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国民财富。
所以对中国领导者来说，中国是否存在对教育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中国的投资组合是否应该重新调整？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对教育低水平的公共支持。
既然学校教育经费来自地方，富裕省份比贫穷省份能够使每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更多。
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此人技能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约束对个人接受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西部。
地区间能否接受教育是不同的，这导致严重的地区差异，也是现行政策无效率的主要原因。
考虑可能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教育收益没有直接由个人取得，在中国这种外部性很可能比较大。
例如，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提出新的观点和知识，个人不能从他们的教育中获得全部收益，熟练工人的工资被政策压低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中国就是这种情况。
总体上看，受过教育的工人生产大量的财富。
所以从表面判断，在中国和其它许多国家中都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中国经济中教育的回报率的经验证据能说明什么？在数量基础上评价政府行为，区分好的和坏的投资以及在全面事实基础上制定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数据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应该偏向人力资本投资还是物质资本投资以及以何种比例。
通过成本收益标准进行判断，社会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
因为中国的资源稀缺，国家作为总体上是贫穷的，所以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所以做出英明的投资决策是异常重要的。
如果为了在全面事实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你考虑教育的回报率的话，你会非常惊讶。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中的经济学通常评估教育回报率的方法，你将会发现中国20世纪初期的教育回报率大约是4%。
这是较低的回报率，这远远低于工业中物质资本的回报率（据估计大约是20%）。
最近的评估表明1997年这个回报率是7%。
从中国统计年鉴997-1998数据来看，似乎表明中国可能存在人力资本过度投资。
在此提供一个参照指标，在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据估计，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达15%-20%。
这些证据表明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在中国可能是适当的。
看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如何起作用，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样的结论是多么误导，甚至对教育政策的历史分析也是如此。
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价，对人们技能进行酬劳。
中国历史上的工资政策确定了对熟练工人的低回报率。
所以我们把标准的教育回报率分析应用到中国历史数据中能够得到的唯一结论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很低。
较低的私人回报率并没有反映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真正的教育回报率。
劳动力市场如此的扭曲以致工资不能反映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的真实的边际贡献率。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利用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的收集得到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
弗雷瑟尔和王分析了这些数据，分析表明至少在90年代，人力资本的社会回报率远远高于私人回报率。
他们并没有直接考察市场数据和个人得到的回报，而是考察了工厂里教育带来的生产率。
这是教育的直接回报率，但不是全部回报率。
只关注于直接回报率使他们低估了教育的全部回报率。
他们并没有测算我前面所提到的其它所有从教育和培训所能得到的好处，他们的估计构成了教育回报的下限。
他们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回报率高达30%到40%，1992年支付给技能工人的工资只有他们边际生产力的10%，而非技能工人得到了全部。
这反映了工资安排制度的一个极端的结果，这种制度没有给予生产力很好的回报。
既然工人只能从他们的技能中获得很小的一部分收益，他们对获取技能只有很微弱的动机。
弗雷瑟尔和王对教育在生产中的回报率的估计高于美国或西欧的估计。
并且他们低估了真实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因此这些可利用的微观经济学数据表明，确实存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激励，并且至今好像仍然如此。
如果我们将对教育真实生产力的估计与工资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付给技能工人所应该得到的。
三、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政策低回报率减少了个人获取人力资本的动机。
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教育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组合的扭曲，更多的面向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
高社会回报率的投资会被基金所注意，甚至包括那些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中国公司创造的资金，以及被提议的新兴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将会投资于人力资本。
这样一种战略将会创造国家财富。
鼓励教育和在职培训的一个途径是对他们进行补贴。
这种方式要求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可能行不通。
但中国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远远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
另一种鼓励人力资本投资而可以降低政府直接成本的方式，是放开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允许劳动力市场像日益指导中国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那样的激励起作用的话，将会对技能的提高大有帮助。
这将强有力的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如果个人可以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30%-40%的回报，他们将愿意支付学校教育的费用。
4%的回报率并不是有利可图的，放开劳动力市场将会使私人的激励发挥作用，让个人得到他们技能所带来的好处将促进人们获取技能而不需要任何政府成本。
允许私人的激励起作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释放私人激励来创造人力资本，中国将创造财富并且受教育的人的储蓄将为物质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提高政府税收。
另一种促进增长的政策是，使地区间人力资本回报率与物质资本回报率相等。
一段时间里，中国政策对特定的地区更加优惠，她也允许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占主要地位。
富的地区比穷的地区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
消除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寻找机会将会促进经济发展。
同样需要一个集中的教育财政政策，来从中央到各地区和城乡之间平均分配政府基金。
在西部和农村普遍有较低的收入，因此教育就得到较少的支持，但教育回报率很高。
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贫穷地区的教育和培训将会提高国民收入。
很多中国人反对放开劳动力市场，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至少在当前这一代人中间将会有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危险。
然而这种政策能产生促使人们获取技能的激励。
给予公正的报酬，并且利用资本市场来资助教育，人们将会愿意支付学校教育费用，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收入。
学生可以在学校之间选择，并且学校从它所教育的学生中直接获取财力，所以中国可以依靠个人动机来激励学校尽职尽责。
这个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发展教育信贷市场，这允许学生从将来收入透支资助教育。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那么只有富裕家庭的学生能够支付高达平均收入50%的学费。
如果只有富人的后代才能进入学校，不平等程度将会加剧。
对美国、欧洲和其它国家的最近研究表明，学校竞争在提高教育机构的质量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中国允许大量的私人组织（如私立学校等）起作用，就能创造一个有效的教育基础来推进中国人力资本形成。
另一个潜在重要的政策目标是推进产业和大学的联系。
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的合作关系，但是发展这种产学合作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种合作关系使大学对实际问题做出反应，并帮助地方产业解决技术引进和升级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