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陵墓雕塑

中国古代陵墓雕塑
陵墓雕塑包括墓室随葬俑和地上大型的纪念性雕刻，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厚葬流行的产物，并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理想、审美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以寓意象征的手法表达特定的主题，雕刻技巧独特，整体造型稳定而强劲，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独特的民族风格。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艺术成就除以寓意象征的手法表达特定的主题外，还表现在其独特的雕刻技巧和深沉雄大的气魄上。

它们都是根据天然整石雕凿而成，继承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的商周传统以及我国传统玉石雕刻因势象形的手法。

整体造型稳定而强劲，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独的民族风格。

这种深沉雄大的气魄也体现出中国封建盛世豪迈进取的时代精神。

陵墓雕塑的由来
中国古人迷信灵魂不灭，特别是秦汉以来，统治阶级更加笃信天命，妄想死后继续享受无上的权力和奢华的生活，因此厚葬风气盛行，帝王和王公贵族的陵墓中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随葬俑，还在墓前或墓周围设置石柱、石兽、石人等大型纪念碑式的石刻。

可见陵墓雕塑艺术是中国古代厚葬流行的产物。

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摹仿活人而制作的一种偶像，是奴隶制社会盛行的活人殉葬的物质替代品，一般为木雕或陶塑，始于东周，至战国已蔚然成风。

秦、汉和唐代尤为盛行，宋以后，由于墓葬制中流行
纸具器，俑才逐渐消失。

秦始皇兵马俑
在俑的艺术中，以陶俑的艺术价值最高。

说到陶俑，最令人瞩目的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

1974年3月在陕西临潼西杨村发现的这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成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

其风格浑厚、洗练，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

它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秦俑艺术的魁力首先在于其惊人的数量和体积。

群体的组合，雄伟的气势，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崇高感，现已挖掘的1、2、3号坑，占地2万余平方米;若按其排列形式复原，应有武士俑7000余件，陶马100余匹，战车100余乘，它们依照皇家禁军真实的军容浩浩荡荡地排列为长方形军阵，令人肃然敬畏，显示出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的威势以及"秦王扫六合"统十中国的雄心和壮举。

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崇高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
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秦俑在艺术上的特色之一是高度的写实性。

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

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

秦俑的脸型、身材、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都有不同之处。

兵马俑的塑造，基本上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手法细腻、明快。

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

人物的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面部的表情更是各有差异。

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

总体而言，所有的秦俑面容中都流露出秦人独有的威严与从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

武士俑和陶马都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众多的武士俑无一雷同，在高度统一的军威要求下，作者本着极其朴素的写实态度，生动而具体地塑造出每个形象的年龄、阅历;身份和个性特征。

陶马不仅比例匀称，连骨胳肌肉的表现都十分逼真，且具有轩昂骏健的神韵。

秦俑高超的艺术再现能力标志着公元前的雕塑工匠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能力和表现技艺的迅猛提高，在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犹如奇峰突起。

车兵俑立射俑跪射俑
武士俑军吏俑骑兵俑
驭手俑车马鞍马
秦始皇陵将军俑
将军俑是目前俑坑中级别最高者，在战争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秦俑坑中将军俑的发现也屈指可数。

将军俑和军吏俑、一般士兵的最大区别是：将军俑头戴箸冠，军吏俑头戴版冠和云长冠，一般士卒则没有以上两种帽子，则戴介帻或束发挽髻。

将军俑除具有以上特点外，还身材魁伟、高大，上身戴有领花、肩花。

秦朝的雕塑家们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外形特征，而且还创造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

有的聪慧机敏，血气方刚，有的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还有的老成持重，遇事不惊……雕塑家们在艺术上的处理是如此得出色，以至于我们感觉到他们距离自己并不遥远，都是实实在在、有血
有肉的人物。

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铜车马一组两乘，因年代久远，两乘车出土时破碎成3000多片，经过近8年精心修复，1989年陈列展出。

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

铜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超14千克，由3500余个零部件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

秦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伏虎
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霍去病墓前雕像。

雕塑家在处理这块石料时，突出了整体高于一切的思想。

伏虎的躯干部分，是自由流动线条和扭曲块面的结合，显然是利用石块本来
的起伏变化，并略加雕琢而制成的；虎身上的斑纹同样也是顺着石块的天然纹理勾勒而出的。

这种手法使得雕像富于节奏感和整体感，给人以千钧一发的感觉。

这种稳定的整体造型和充满强劲动感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汉代石刻气魄深沉宏大的艺术风格。

这件作品是霍去病陵墓群雕中一件十分著名的作品。

与其他石雕一样，《伏虎》也是利用整块石料因材施艺而成的。

在形象刻画上，作者采用了写实手法：石虎沉着地卧在那里，神情机警而威猛；它的四肢强健有力，长长的尾巴卷搭在后背上，仿佛正蓄势待发，准备扑向猎物。

雕刻家利用一块波浪起伏不规则的石料，把凶猛桀骜的“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虎头、颈与胸连在一起，似为积蓄力量，一蹴而发。

虎尾倒卷于背上，虎身斑纹不雕而现，异常生动。

据当前所知，墓前置石虎霍去病墓是第一例。

马踏匈奴
这件石刻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汉代大型雕刻艺术杰作。

它凝重、庄严、蕴含着高昂饱满的刚毅气概，以卓然屹立的神情意态，散放出强劲的艺术感染力。

这匹战马形象被赋予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威武有力的人格象征，透过造型的表达，它向人们传递着两千多年前汉军严阵以待，维护安定和无坚不摧的军容信息，使观者感到振奋、壮美，仿佛是对年轻将领的气魄之写照。

被视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代表作，雄健超凡形神兼备。

马下仰卧的人象，也雕刻得生动逼真，刻画了被制降者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其面部表情细致入微，毛发森森，走刀犀利流畅，仍是汉石刻浑宏奔放的风格，线条疏朗而概括力强。

整体看来，战马雄壮稳实，人象则刻的浮躁猥琐，作品之上下两部分动静对比鲜明，卧人手握弓箭，作挣扎状，却显得干鏖无力。

作品表现了被制降者倒而未宁的帖服前之一刹间状态，就特别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含畜力。

这件石刻高1.68米，长1.90米。

竖于霍去病墓南侧。

国宝级文物。

马超龙雀
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超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铜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

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

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

东汉铜奔马在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说书俑
汉唐陶俑艺术在数量和气势上虽不能与秦俑相提并论，但却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及形象刻划的生动传神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汉代的"说唱俑“、"乐舞百戏"和唐代的三彩"徘优俑”、"参军戏"等，都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审美趣味。

四川出土的两件《说书俑》，就艺术性而论，是非常精彩的。

一为站式、一为坐式。

坐者赤足裸上身，左腋下夹手鼓，右手握着鼓棒前伸，屈左腿，抬右腿。

方面大耳，满额皱纹，大鼻硕口。

做笑唱状，眉飞色舞，一副说书说到精彩处，喜形于色的神态。

两件说书俑均头大身短，比例夸张，神态活现。

其造造型极为生
动、传神、活泼、幽默，引人入胜。

其绝妙之外便是作者善于抓住人物动态的刻划，在动势中表现物象的内在神韵。

比例的不协调恰恰突出了说书艺人的朴实滑稽之感，称得上是以神带形的大写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