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门
- 格式:doc
- 大小:51.00 KB
- 文档页数:7
附录一御制重刻通典序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损益之详,纷纶浩博,散见典籍,未有统贯。
唐宰相杜佑於为淮南节度书记时,始出己意,搜讨类次,勒成一书,名曰通典,为类八,为书二百卷,自唐肃代閒,上溯唐虞,虽亦稍据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诸书,要其网罗百代兼总而条贯之,斯已勤矣。
厥后,郑樵广之作通志,马端临续之作通考,三书并行於世。
朕以其历年久远,颇有残缺,特命重为校正刊刻,以广其传,通典实先告竣。
朕惟三书各有意义,郑樵主於考订,故旁及细微;马端临意在精详,故閒出论断;此书则佑自言徵於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
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书曰:"学於古训乃有获。
"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读是书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通典》唐·杜佑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损益之详,纷纶浩博,散见典籍,未有统贯。
唐宰相杜佑於为淮南节度书记时,始出己意,搜讨类次,勒成一书,名曰通典,为类八,为书二百卷,自唐肃代閒,上溯唐虞,虽亦稍据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诸书,要其网罗百代兼总而条贯之,斯已勤矣。
厥后,郑樵广之作通志,马端临续之作通考,三书并行於世。
朕以其历年久远,颇有残缺,特命重为校正刊刻,以广其传,通典实先告竣。
朕惟三书各有意义,郑樵主於考订,故旁及细微;马端临意在精详,故閒出论断;此书则佑自言徵於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
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书曰:"学於古训乃有获。
"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读是书者。
第六篇《汉书·食货志》一、作者和成书经过《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
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
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
其父班彪(公元3年―54年),字叔皮,出身于汉代显贵之家,家世儒学,造诣颇深。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未全写)。
尔后,续补者多,如褚少孙,刘向、刘歆父子,冯商,卫衡,杨雄,史岑等。
班彪皆不满意,“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史通、古今正史》)。
班固出身于“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世代显贵家庭。
固“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后汉书、班固传》)这表明班固在少年时代,就已有了很好的史学修养。
班彪死时,固23岁。
返乡三年守孝,整理其父遗稿《史记后传》(65篇),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下狱治罪。
弟超闻讯上京力辩,具言固“著述之意”,“郡亦上其书”。
地方官将书稿送到京师。
明帝看罢,认为无不利,免其罪,召为校书郎,作兰台令史(掌校勘,治理文籍图书,秩600石),后迁为郎,典校秘书。
他奉诏修《汉书》,公元82年(章帝建初七年)书基本完成。
后升为玄武司马,秩比千石。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预谋议,后窦宪图谋叛乱,被迫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固死时尚存八表,天文志未成。
和帝命其妹昭补《八表》,马续负责《天文志》。
所以说《汉书》作者实为四人。
班昭(49-120年):名姬,字慧班,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
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和帝命其参考,东观藏书,为其补作,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
又命马续补作《天文志》汉书始出,以文义深奥,多难通晓,著名学者马融增从之受读,常出入宫迁皇后及诸贵人师事元,尊称为大家,着有《东征赋》《女诫》等。
志第四十二食货一《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
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
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
《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此先王理财之道也。
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
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
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
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
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
」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
」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
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帝嘉纳焉。
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
自时厥后,国用浸广。
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
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
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
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经理,二曰农桑,三曰税粮,四曰科差,五曰海运,六曰钞法,七曰岁课,八曰盐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课,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额外课,十有四曰岁赐,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义仓,十有七曰惠民药局,十有八曰市籴,十有九曰赈恤,具著于篇,作《食货志》。
经理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
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
宋代史料索引有时写文需要查询一些资料,但是中华历史悠远,文史资料浩瀚如海,确实难以一下子找到想要查询的内容。
特整理此贴,将有关宋史的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方便大家有的放矢的查找资料。
此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资料出处可靠,请大家放心参阅。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一、起居注二、时政记三、日历四、实录五、国史六、会要【基本史料】一、《宋会要辑稿》二、《文献通考》三、《玉海》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六、《三朝北盟会编》七、《宋史》【一般史料】一、各类史书1、编年2、纪传与传记3、政书二、文集三、笔记四、地方志五、其他此整理遵循以上纲目。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若要查询史料,就要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
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为主。
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是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
宋代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由以下六种:(一)起居注。
起居注的名称可追溯到汉代,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二)时政记。
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是不能旁听。
唐武后长寿二年,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
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
日历是编年体。
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受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
日历包含丰富的内容,篇幅很大。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就有日历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
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
两者的差别是:1、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2、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读甚至抄录;3、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为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
论《通典》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关键词:典制体经世史学立分门通史摘要:唐杜佑《通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专著,它奠定了独立的制度撰述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对中国史学有重大影响:它确立了中国史书体裁中与纪传体、编年体相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撰述的新途径;它将史学与时政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经世史学之先行;而在史书的编制上,又始行立分门、主会通、重论议之编撰方法。
《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中心,兼记与此相关的言论。
其记述上起皇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部分领域延至德宗贞元年间。
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和论议。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章制度体通史的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撰述基础。
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将从新的史书体裁的确立、经世史学的建立、史书编撰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浅谈《通典》一书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在史书体裁方面,中唐以前的史书,只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按年代记史实的编年体,如《左传》;一是以纪传写人物的纪传体,如《史记》。
而杜佑《通典》一书开创了第三种类型的史书撰述方法,即立分门叙制度的典制体,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对于典章制度的撰述,其实在《通典》产生以前的各类史书中,就早已出现。
尤其是在正史中:《史记》一书中已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后汉书》有礼仪、律历、天文、祭祀、百官、舆服六志……,《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等正史中也有大量分门别类的专述,其涉及领域一直处于因革损益的状态,其书志大多只涉及一代或数代的典章制度,属于典章制度的朝代史。
至《通典》成书,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边防、州郡九门。
每门又有细目。
凡涉及典章制度者。
皆贯穿古今以详言。
如食货门详言自上古迄唐的田制、赋税、钱币、漕运、盐铁、杂税、平准、历代盛衰的户口;职官门详言历代中央与对方的官制沿革;一百卷的礼门,详言历代礼之沿革者六十五卷、详言开元礼者三十五卷;选举、礼、乐、边防、州郡各门皆以分目详言。
食货门·田制(节录)北魏明帝永兴年间中期,天下水旱灾害频繁;神瑞二年,粮食又歉收;于是挑选那些十分贫困的鲜卑人到太原以东去就找食物谋生。
(明帝)敕令相关部门督促人民种田种桑,说:“前人的书籍记载:‘人生在于勤劳,勤劳的人物资就不会匮乏。
’只要庶民不畜养牲口者,祭祀的时候就没有供奉的牲口;人们不从事农耕,祭祀的时候就没有谷物可以盛满来供奉先祖;人们不种树木,那么人死就没有做棺椁的木材;人们不养蚕,就没有帛可穿;人们不纺织者,在丧葬时就没有麻布衣服可穿。
教化人民重视农业,种植九谷。
”从这以后人民都着力辛勤劳动,年年庄稼丰收,牲畜滋生不息。
太武帝早先当太子监国,曾命令有关部门督促京城之内的人,(务必)让没有牛的人家用人力和有牛的人家交换劳动,再去开垦种植除草等等。
那些有牛的人家和没有牛的人家一个人种田二十亩,再凭耘锄的功劳补偿七亩耕地。
按这样划分等次。
对于那些老弱无牛的人家也耕种田七亩,(并且)对于老弱家里凭耕锄的功劳补偿二亩田。
都以五口人以下的贫困家庭为标准。
各自编排户口差别及人口数量和所种田的顷数,明确的建立账簿数目。
那些耕种的主人,要在地头上立界碑写上主人的姓名,以此用来区分播种种植的功劳。
孝文帝太和元年,三月,下诏书说:“去年牛因为瘟疫太半都死了,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人民应该努力从事耕种。
有牛的人比平常年份更加勤奋,没有牛的人需要比平常年份加倍努力耕作。
一个成年男子夫耕种四十亩,接近成年的男子耕种二十亩。
不要使人民有剩余的劳动力,土地有地有剩余的地力。
”当时李安世上疏说:臣听说管理土地的官员丈量土地及营造闻,掌管国家的相关法律;城乡用地相互参杂,是国家致理的根本。
井田税收的兴起,它的由来已久;耕地和休耕地的数量,按规定制定限度。
大概是想使土地不荒芜,人没有剩余的劳动力。
雄势大专权的人家,不独占肥美的土地;单身贫穷的人家也有一定的土地份额。
我私下的看见州郡地方的人们,有的因为年成不好到处迁徙,丢弃了房屋,变卖了田产,在异乡漂泊无所定居,这样的事经历了好几代人了。
三长制已经确立以后,这些流徙的人开始返回家乡。
(现在已经是)房屋和水井都荒芜了十分荒凉,桑树榆树已经改由别人种植了土地易主了,因为事情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十分容易发生假冒认领土地的事情。
那些宗室大的豪门富家,任意的侵占夺取土地,有的还上溯到曹魏西晋时期,并且请来了邻近的亲戚朋友来佐证。
当那些人离开本地时间稍稍久一点,故乡的掌管事情的长者也记不清了。
那些争地的人各自亲附自己的亲戚知己,因此在道理上各有长短。
双方白白的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听审诉讼的官员还是有怀疑之处。
争讼的事变迁拖延,弄的十几年都没法判决。
(这使得)好田荒在那儿没人开垦,桑树一季一季的干枯也没有人摘采,想让人民每年家里的粮食储备丰足,供给人民足够的物资费用,这样就能实现吗?我现在虽说田宅树木难以归于原主,适合(应该)重新丈量,考察清楚田地的界限,使得分土地时按人们的能力为准,让他们的能力和所耕种的田地恰好配合。
一般的平民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豪强大家没有过多多余的土地。
没有谋取私利的池泽(条件),就可以将恩德推广播撒在百姓之中;这样积累就像小丘像大山一样,财富就可以集聚在民户了,(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
再者那些有争讼的土地,应该限定时间年限进行判决,凡是经历时间过久难以查明的土地,全部归现在的地主所有。
这样施行后使得那些假作伪证想侵夺土地的人断绝了阴谋抢夺之心,使得那些安分守纪的人的地产免于被坏人侵占。
皇帝深深的领会了并采用了李世安的建议。
均田的制度,就起源于这里。
孝文帝太和九年,颁布诏书把田地均分给天下百姓:那些在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授予没有露田四十亩。
没有栽树的田称之为露田。
妇女授田二十亩。
奴婢按照平民授予土地。
耕牛一头授田三十亩,但是限定为四头牛以内。
那些授给的田地一般给予两倍的土地,耕种一次需要休耕二年的特别贫瘠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在增加一倍土地,用来供给他们休耕或者补足授予土地的差额。
人们到了年龄就授予土地,年老不可承担赋税或者死亡的人就要交还田地,奴婢和耕牛随着有于无来决定是否归还还是授予。
人户世业的土地不归还政府授予土地的限度内,但要划入补充差额的土地之内;即使分的再多也不能拿他充当露田,但是不足的部分就用露田来补充。
那些刚刚得到国家授田的份额是,男子一人授田二十亩,种植蔬菜和树木,其余的要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棵,榆钱树三棵。
不适合种植桑树的土地,一个人给田地一亩,按法规种植其余的果树以及多种植桑树不予禁止。
那些应该还给国家的田不能种植桑榆枣果等树木,如果种植了,以违反法令论处,土地收回再行分配。
那些桑田为永业田,即使人去世了也不用归还,永远归现在的主人。
使得那些土地充足的不用在授予或交还,土地不足的依法授田种地。
土地多了的人可以卖掉其多了的部分,土地不足的人可以买地补足差额,但是口分田不得出卖,也不能买的超过了他们所应该授给的定额。
那些种麻织布的土地,男丁到了年龄就授予土地的时候,再多给麻田四十亩,妇女给五亩。
奴婢依照平民的标准授予。
这一切都依照还田授地之法。
那些有全家都是老幼残疾,没有授予土地的人,年龄在十一岁之上和残废的人都以成年人的一半授予田地,年龄超过七十岁就不用归还所授予的土地了。
在家守护贞洁的寡妇,虽然免课税但还是授予妇女应有的土地。
那些归还所授土地的人,总是在正月进行。
如果刚刚得到授田就死亡的人,和奴婢耕牛买卖变动,都要到明年正月,才能归还所受的土地。
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尽力耕种,官府借用民力来耕种,以后有来定居的人,按法律授予土地。
那些人多地少的狭乡,有添人口所应该授予田地却又不愿意迁居其他地方的人,就以他们的桑田作为应该授予的田地进行分配;还不够,就不给双倍的休耕田了;再不够,家里的人就减少口分田。
没有桑树的地方,准许按照这个办法。
愿意迁居寬乡的人热任凭他们开荒,不限于在其他州郡垦荒。
唯独那些不听教化好逸恶劳的人则不授予土地。
那些土地充足的地方,不准没有愿因随便迁徙。
那些有新来定居的,三人给田一亩,让他们建房定居。
奴婢五个人给一亩宅基地。
男子女子在十五岁以上,按他们分得的土地,给予菜地五分之一亩。
一般人的口分田,要分到一个区域不能与别人的相交叉,不能隔着他人的田界。
添了丁口应该授予田的,按惯例从他住的附近授予。
如果有穷人和富人同时应该授予土地,先授给穷人再授给富人。
再次分配田地,仿照这个为固定法式进行分配。
那些被发配到边疆的人,和没有子孙后代门户香火断绝的家庭,房屋宅基地桑榆等树木,全部收为公田,用来供国家收授分配。
收受的次序,(一般)先授给他们的亲戚。
或者在没有授予别人的时候,也借给亲戚耕种。
那些管理人民的官员诸宰人之官,各自随着官职授予公田。
刺史授予十五顷,太守授予十顷,治中、别驾各自授田八顷,县令、郡丞授予六顷。
官职接替的时候应该交回,如果擅自卖掉公田,就因此触犯了法律。
官员应该授予的职分田就起源于此。
北齐政府的授田法令,仍然按照依北魏的制度;每年十月,统一下令转接收授,成年的人开始授予土地,人丁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把土地退还国家,不准买卖交易。
文宣帝天保八年,议定迁徙冀州、定州、瀛州无田之人,称作“乐迁”,在幽州的宽乡安排土地来安置他们。
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书:每年春天,各自依照本地气温上升的快慢,督促安排人民务农种桑。
从春季到秋季,,男子在十五以上都要种植养蚕的桑树,十月初冬翻土地。
六月蚕桑之月,妇女在十岁五以上的都有养蚕皆。
初冬十月,刺史考核地方官教化的好坏听,审定政绩排名在最后和最前的人的等级。
人民有人力没有牛或者有牛缺少人力的家庭,须要让他们相互帮助得意耕种,使得土地没有余力,人民没有游手好闲的。
又有令谕规定:男子全都在十八岁授予田地,缴纳赋税服役输。
二十岁去当兵。
六十岁以上免处劳役。
六十六岁退还国家授予的田,同时免除地租劳役。
京城四面的各个坊市之外的三十里以内为公田。
受公田的人:三县代迁户(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次年命代京(即平城)贵族军士和一部分人民迁居洛阳,称“代迁户”),事务官的品级在一品以下,以及羽林武贲军士各自有一定的差别等次;那些在京城外城居住的汉族人,官第在一品以下,羽林武贲以上各自按照级别授予土地。
事务官和百姓申请开垦荒田的,定名为永业田。
奴婢应受田(的标准者),亲王限于三百人;嗣王(第二代)二百人;第二品嗣王(第三代王)以下和其他姓氏的郡王限于奴婢授田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室宗亲限于百人;七品以上限于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限于六十人;在奴婢应授田的限度之外没授予给田的都不交地租和赋税。
那些在(京城)方圆百里外和州郡中的人人,一成年个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妇人授予四十亩。
奴婢按照平民算,限定的数额与那些在京师得百官一样同。
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但限定于四头牛。
每个劳动力授予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
其田中种桑树五十根、榆树三根、枣树五根。
这些不在归还受予的限度内。
除此之外的田全部纳入归还重新授予非配的体系中。
土质不宜种桑的,授给麻田,向桑田一样的合法。
《关东风俗传》说:当时强者欺凌弱者,倚仗权势侵夺弱者的田地。
富有的人土地小路相连很宽,,贫穷的人几乎没有无立锥的地方了。
昔汉朝招募流民去恳田,恐担心他们忘了垦荒务农,使他们去种好地,而(高)齐一点儿都没有斟酌考虑。
即使有当年暂时的条令在短时间内施行;争讼土地的文案,有的三十年结不了案,这是因为土地的收受没有法度造成的。
那些有赐田的,赐给公田及其他不合理赐田。
北魏法令规定,职分田及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用来供给饲料的。
自从北齐宣武帝出去游猎以来,开始让永业田和横赐田准许买卖。
都城迁往邺城之的开始,闲官滥职太多了,他们所分得的公田,全部拿去买卖了。
又规定天保年间迁居代郡的鲜卑贵族,曾经本应用于授受的无主田亩,但在北齐天保中竟被政府强行扣压下来,以充作职分公田。
等到北齐后主比武年间平以后,横赐的各个贵族以及外戚被佞宠的,也已经没有土地了!又规定河渚山泽有关部门耕种开垦肥饶的地方,全部是豪强势力或者租借或者申请,编户齐民(普通户籍的平民)没有分到一垄土地。
按照纠赏法令,凡知他人在应得口分田份额以外,还有私买或隐匿的土地,准许互相揭发,并以被告发者多余的土地赏给告发人。
因为有这一规定,导致有些贫民钻空子,其土地原没有超出规定限额,但为了贪图钱财,就与旁人勾结,将田私自出卖,再由买主出面首告此地是“剩长买匿”之地,经官司按纠赏令把此地赏给买主,使买主取得合法的占有权,而卖地的贫民也就丧失了土地。
即使逃走典押帖变卖的,帖抵押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原主地还地主,依照法令准许他们的交易。
露田虽然不准再卖买,(如果)卖买了也没有重责。
贫户因国税交不起,大多把所受的田地产业变卖了,等到春天来了十分困顿,轻易离开土地,藏匿逃亡,以躲避官府的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