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浪漫主义（理想主义）1835以前理性理想主义1835－1836理性现实主义1837－1842感性现实主义1843－1844实践唯物主义1845以后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1837－1843年事件：1835－1836波恩大学1836－1841柏林大学1841夏，波恩谋求教职，后放弃1842头几个月，为《德意志年鉴》写稿：《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4月为《莱茵报》写稿；1842年10月，任《莱茵报》主编；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查封前马克思辞职。
随后马克思与卢格商定到巴黎办《德法年鉴》1843年6月至10月，克罗茨纳赫笔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笔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评论文章1843年10月，去巴黎著作：《中学作文》1835《给父亲的信》1837《博士论文》1838－1841《为〈莱茵报〉写的文章》184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笔记：“有一条心理规律是这样的：一旦理论理性在自身内达到自由，就转变成实践能量，并任意从冥国的阴影里显现出来，面对世界的外部现实……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
正是这种批判以其本质衡量个别的事物，以思想衡量特殊的现实。
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是充满矛盾的，而且正是其本质显现于现象中并在现象中留下印迹。
”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是，正如在宗教中人创造了创造者上帝而人又依赖于他一样，黑格尔从国家观念出发，并让所有其他东西——家庭和各种社会群体——依赖于这种观念。
马克思说：“思想被彻底主观化了。
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它们的内在虚构活动。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下下是积极的形式；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可是由于思想被主观化了，所以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等——就变成思想的非现实客观环节，指的是别的东西。
”①马克思手稿的其余部分讨论黑格尔的三个特定问题：民主、官僚政治和选举权。
在对民主的评论中，马克思所概述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被说成是一种公共的存在；最后，马克思通过预言国家的灭亡而超越了共和主义。
马克思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最近，法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构想了这一点：政治国家消失于真正的民主制。
只有这样的政治国家，即作为制度的政治国家，不再适用于整体时，那么这一点才是真的。
”②黑格尔宣布，官僚政治拥有国家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调解功能。
然而，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促进政治分裂（对于它自身的存在来说，这是基本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国家的目的变成了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反过来也一样。
官僚政治是无人能逃脱的圈子。
它的等级制是信息的等级制。
上级认为下级洞察了详细情况，而下级认为上级洞察了普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互相欺骗。
”③黑格尔过于重视进入官僚政治的竞争本质，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
”④在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解释了他是如何思考关于克服社会分裂的问题的，答案在普遍选择权里可以发现：“这里并不涉及：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议员行使立法权，还是全体人员都应该单个地行使立法权。
这里涉及的倒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焦点。
”⑤马克思继续用他复杂的语言，描述普遍选举权如何通过将人作为公共存在的社会本质带回到社会，来造成市民社会的改革。
人的社会本质被窃取，而转交给制度领域，从而对人的真正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和基本的存在。
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
市民社会使自己的政治存在成为现实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它也就使自己的市民存在成为非根本的存在，从而与自己的政治存在相对立。
随着一方的分离，另一方，即它的对立面也就垮台了。
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就是市民社会的瓦解。
”⑥第二章1843－184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7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6页。
事件：1843年10月至1844年1月，《德法年鉴》出版，上面有马克思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是他带到巴黎的）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他到达巴黎后写的）。
1844年2月至1844年7月，阅读法国大革命相关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的法文版著作），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与蒲鲁东和巴枯宁通宵讨论黑格尔著作1844年7月，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卢格关于德国不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1844年9月，会见恩格斯，决定合作写《神圣家族》。
约1845年春写完《1843年通信》1843《论犹太人问题》1843－184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性注释》18441843年通信：杂志的未来投稿者之间的书信来往，在《德法年鉴》上作为第一项内容发表出来。
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早在1843年5月的信中，马克思就暗示了经济状况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系列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①在1843年9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定义了他为杂志设想的政策：“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参与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改革人们的意识（不是通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而是通过“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②。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的文章总的主题是，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进行对比。
前者解放人类就像解放宗教一样无济于事，而后者只有通过国家和金钱的消失才能达到。
犹太人要求宗教的解放。
鲍威尔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不可能的。
因为，为了不再歧视犹太人，国家必须不再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回答不彻底：鲍威尔只是批判了基督教国家，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这样，他并没有看清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联系。
简单来说，将宗教从政治领域剔除出去，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美国已实现了这一点，但仍以笃信宗教而臭名昭著。
“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
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415页。
题。
”①政治解放的限度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公民得不到解放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摆脱宗教。
的确，宗教的存在是预设的，正如为了废除私有财产作为选举的资格而预设了私有财产的存在一样。
这类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分裂为双重人格：其本质的公共、社会方面，以一种不真实的形式，仅仅存在于制度和“公民身份”的言辞这一层面上，而在他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
“人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②然后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不能宣布人的普遍权利，因为他们将自己宣称为特殊和唯一的人类。
然而，马克思拒斥整个人权观念，这种讨论包含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原理最晚理解的批评。
他以引用美国《人权宣言》开始，来揭示这些权利不仅与宗教相容，而且实际上还保证其自由活动。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权是市民社会原子化的、相互敌对的个体的权利。
在引用1793年法国大革命宪法之后，他说：“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
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
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③马克思继续对比了中世纪和1789年之后的社会，前者的封建社会至少还包括了某些公共的因素，而后者则将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领域看成其中立的基础。
在第一篇评论的结尾处，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对问题的解答：“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公民，还原为道德的人。
”“现实的个人必须使抽象的公民回归自身，并且在自己的个人经验生活、个人劳动和个人关系中，必须成为类存在；人必须将自身的力量看做社会力量，并以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它们，因而不再将社会力量和自身相分离，只有实现了这一点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④在对鲍威尔的第二篇文章所做的评论中，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为了实现解放，犹太人还必须把自己从基督教（它比犹太教离解放更近一步）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再次颠倒了鲍威尔对问题的理论表达，他问道：为了废除犹太教，需要克服什么样的特定社会因素？在德语中，犹太教的另一层意思是“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