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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的时间政治一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着重评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
借着力捧《金锁记》所留下的言说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颇显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倾城之恋》：“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无伤大体的攻守战”，尽管“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如果不以傅雷苛严的、担当“悲剧角色”作标准，上述评价似乎也可反话正解。
《倾城之恋》在一般读者中备受欢迎显然与这看来“轻薄”的“喜剧”聚焦和描述不无干系。
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锁记》明显不能和《倾城之恋》比肩。
后者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张氏代表作，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
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①、《回顾〈倾城之恋〉》（香港《明报》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张爱玲表露的多是应读者之需而写的“被动”和“感激”，个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
反讽的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传奇》中的《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却知音了了②，看来大多数“张迷”并未和“祖师奶奶”③心有灵犀。
本文并非要细细品味《倾城之恋》中“华美”的外表或“对话”，而是以此为由头，试图将《倾城之恋》置于一种更大的对话场景中，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对话、关联和呼应，一种“文本间性”，来探讨张爱玲的言说及话语策略，并还原其写作《倾城之恋》的真实意图。
有台湾第一张迷之称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读《倾城之恋》，认为就一个无足轻重、穷遗老的女儿来说，白流苏的现代艳遇和胜利不啻为复活了古已有之的“祸国殃民的美人”神话：“流苏不是正面的红颜祸水，但是她一样具有…法术‟，可以助她转危为安，自求多福。
”④这种“神话结构”的预设和论证虽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牵强，但出发点却是极为朴素的、基于对作品题目“倾城之恋”的词的联想：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流苏的容貌尽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类，年龄上也分明陷于劣势，但还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丽；更重要的，白流苏确实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倾城）的机会，收获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倾城之恋》赏析《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仅描写了两个人在战乱背景下相爱的故事，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白流苏俨然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矛盾斗争的载体。
故事发生在香港，讲述了出身没落之家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
偶然一次机会她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想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赌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香港陷落的一刹那，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先是范柳原假借徐太太之意邀请白流苏去了香港。
白流苏决定赌一把，她倒要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年轻女人的优势。
到了香港她才知道她是在跟一个饱经世故、情场老手在谈“恋爱”。
介绍人曾说，范柳原“年纪青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
白流苏看范柳原极尽殷勤、挑逗之能，就是不提婚姻之事，自然也不愿自动投人到他的怀里，让他占便宜。
她决心只要婚姻，不要做情妇。
范柳原觉得，白流苏似乎只看重婚姻，而不讲感情，心说，你越这样，我越不会结婚，只想让你当情妇。
后来白流苏说自己要回上海，她是想试探范柳原对自己的态度。
没有想到范柳原欣然同意。
白流苏不得已回到了上海。
回来后日子更不好过。
她几乎被家庭泼就的污水泡起来了。
不久，范柳原也按捺不住给她打了电报，让她再去香港。
这时白流苏由于家庭的压迫，只好示弱。
回到香港后，果然成了范的情人。
这时范柳原仍然是在玩弄两人的关系。
只当了一个星期的情人，范柳原就决定去英国，并宣布一年半载再回来。
就是从情人的关系看，这正常吗?显然不正常。
这两个主人公，被不同的家世、文化背景、心事分隔着，各怀鬼胎，又绕来绕去兜够了圈子，精刮赛精刮，费尽了算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半推半就的。
![论《倾城之恋》的悲剧性[教育]](https://img.taocdn.com/s1/m/43837f46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d4fe353.png)
论《倾城之恋》的悲剧性摘要：张爱玲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灰白、苍凉是她作品中永恒的基调，然而《倾城之恋》却是她的《传奇》中最具“传奇”色彩且唯一一部以大团圆结尾的作品，但这种圆满却并不属于喜剧意义的范畴，反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它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亲情之悲、爱情之悲、婚姻之悲，通过对文本的深层挖掘，我们就能体会到它喜剧下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悲剧性。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另类作家，自出道后，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
李欧梵说过，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
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她的作品中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鲜有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不存在大善大恶的任务；亦少有大喜大悲的结局。
在他不动声色的叙述和轻描淡写中渗透着无边的悲凉。
在此方面《倾城之恋》堪称经典。
”[1]《倾城之恋》作为小说标题，给人无限遐想空间，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恋情，要以“倾城”来陪葬呢？由“倾城”想到“倾国倾城”。
据《汉书。
外戚传》载：“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这里的“倾国倾城”形容的是女色之美。
如，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等皆可用倾国倾城来形容。
而张爱玲对文本中“倾城之恋”的传统意义进行有意消解，绵里藏针的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
女有美色，倾国倾城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
“读完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它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
”[2]因为“北方有佳人”中的家人不外乎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且容貌倾城，而本文中的“佳人”白流苏却是已离过婚的二十七八岁的“残花败柳”，长相算得上清秀美丽，但与倾国倾城却又较大差距。
女主人公身份的设置本身就是队就有伦理道德“一女不事二夫”的颠覆，因为在传统中国小说里，绝大多数女性角色都是不离婚的，始终从一而终。
《倾城之恋》读后感《倾城之恋》读后感15篇《倾城之恋》读后感1张爱玲，这一廓在我心中没有多少月光的月亮，读他的作品，就如在原本漆黑的夜里更品其平添的一份凄凉。
他在苍凉的基调中刻画一个个悲哀的女性。
他极度不满“过渡阶段新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于是，基于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把笔下的女性推向绝望。
别人评价他做为一个职业女性，思想尚停留在“旧制度”间，认为结婚找个安乐窝比在社会上打拼更适合女性。
而我认为，是当时的社会逼他产生无奈的思想，于是，他逼笔下的女主角一个一个看似自愿其实无可奈何得往火坑里跳。
很多人以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依靠范柳原的婚姻关联摆脱白公馆的时刻。
甚至有些人取笑白的弥顽不灵。
在我看来，他是迫不得已的，他除此出路外无从选取。
白流苏已经结过一次婚，已经从白公馆逃出过一次。
张虽然没有直接描述白与前夫的生活状况，但从众人口中旁敲侧击。
当得知前夫逝世时，大家劝他回去，白先是淡淡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三爷劝说：“六妹，话不是这么说。
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们全知道……”从着里能够看出，白在前夫家是不幸的，这中不幸不仅仅仅自己感受到，而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三爷的另一段话中加以追究：“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貌，心有不忍……”中更证实了所谓的婚姻安乐窝实际上鸡犬不宁。
我们暂且不追究白在夫家为人处事如何，从“他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
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能够看出前夫的品性恶劣。
那么，这段婚姻的失败不是不幸，而是脱离虎口。
回娘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
但亲人并没有给他多少安慰，甚至把他当作耻辱的典范，把他捻出去都嫌浪费工夫。
文中道：“白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再嫁，根本就拿它当一个笑话，只是为了要打发他出门，没奈何，只索不闻不问，由着徐太太闹去。
”可见，他在娘家中已经丝毫没有地位，这些情人比陌生人还要可怕。
《倾城之恋》心得（6篇）《倾城之恋》心得1四十年代背景下所生存的女人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的境地。
整个社会和时代都在喧嚣和沸腾着，充斥着革命、民主、平等，渴望得到自由，进行自我盘涅与精神启蒙。
于是在不断变换的法律和一直流传、亘古不变的天理人情、三纲五常之间，最“里外不是人”的便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了。
书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便处于这样的境地。
一方面，她出嫁是依家族意思，尽管她是小姐但同时她是女人，在家从父，她对这段婚姻没有质疑和选择的权利。
但另一方面，她通过法律途径成功离掉这段不尽人意的婚姻，却大多是受个人生存所迫——家暴以及天时地利(社会背景)的优势。
于是，她得以在夹缝中生存。
也许在很早的纯真少女时代，她也有过对爱情的一丝幻想，但也早已在伦理中被泯灭了吧。
所以她觉得爱情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具有镜子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易碎、冰冷、虚幻。
始终有一层若有若无的东西横亘在爱情面前，就像人能看见镜中之景却无法真实触摸到镜中之意象。
所以她选择了更真实可靠的物质安稳，所以她不断地与范柳原在两地周旋，希望做他的妻，她便有了经济的依靠和现实的安稳。
多么卑微、渺小的愿望——但这就是她的生存之战，在六亲不靠的境遇下，她不得不为自己而战，除了孤注一掷外，还有别的出路吗?可大抵这般锋利地扎进心底的故事，释卷之后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缓冲，去沉淀，才能让人想明白些东西。
这个故事看似是张爱玲唯一的一部结局圆满的小说，实则不然。
这个结局，看似温情，实则揪心，甚至比《半生缘》里两人十八年后再见时的那样百爪挠心的错过还更让人喘不过气，情感的宣泄虽不如半生缘那般强烈，却像一缕孤魂一般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你。
他们在一起了，是的，“那一瞬间的理解，足够他们和谐的生活个十年八年”。
可这之后呢?两个这样的人，如何才能走的长远。
白流苏的爱是从冰冷的算计开始的，或者说，她的爱不过只是在精密的计算之上浮了一层轻薄的好感而已。
如果范柳原一无所有，那么她根本就不会正眼看他一眼，因为现在的她急切地索求着的是脱离出那个肮脏腐朽的白公馆的机会。
浅析《倾城之恋》的艺术特色[摘要] 张爱玲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杰出的海派女作家代表作家，她的创作力图还原战争背景中人的周有的本性，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正式的人生形态。
在张爱玲的“私语”中，交织若复杂而矛盾的关感倾向，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光凉”感受中星露出米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关感特质，另一个方向，则是对士大夫乐感文化传统的眷恋，是对普通人的寻常人生乐趣的沉迷。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一部经典的中长篇小说，这是个动听但又不近人情的故事。
张爱玲用她饮凉的笔调，华丽绚烂的语言，营造出一种苍凉的美感。
[关键词] 张爱玲；爱恋；悲凉；艺术风格引言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
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
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面临生死边缘，一切世俗的束缚都褪去了，范柳原终于敞开心扉，在炮火中大声向白流苏求婚。
战争，摧毁了一座城市，也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也就是倾城之恋。
张爱玲用独特的创作风格续写了这部作品。
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创作风格等方面入手，探究其主题和内容方面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白流苏的悲凉在《倾城之恋》这本书里，白流苏由一个楚楚可怜，等待救援的落难公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主动出击，为自己未米而努力的女骑士。
在中国的旧式传统中，女性是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社会不需要她们拥有多少知识储备会道德和伦理只要求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她们只要懂得“三从四德”，能在家相夫教子，其他的似乎不用去考虑了。
旧思想在这个家庭中根深蒂固，况且先前婚姻的失败，娘家的冷落以及徐太太的适时点醒，都逼得流苏心里只能摆下“婚姻”这个唯一事业。
《倾城之恋》——论傅雷与夏志清研究之异同
作者：周文祺
来源：《速读·下旬》2017年第03期
摘要：本文以傅雷与夏志清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评议本为考察对象。
张爱玲的作品多次被海内外名家评议，傅雷以其古典悲剧理念对张爱玲的文章进行褒贬，而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论则几乎都是赞美。
本文就以傅雷与夏志清对《倾城之恋》研究的异同进行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倾城之恋》；市民文学；戏剧性
傅雷对于《金锁记》高度赞赏，而对《倾城之恋》的评议几乎都是批评，两部作品褒贬如此鲜明，可见傅雷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寄予很高的期望。
他评价《倾城之恋》“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他认为张氏的《倾城之恋》缺少内容，语句过于华丽，没有悲剧的严肃，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
并且傅雷认为，整个故事可以用一两句话就完全包括了，作者却用了一半的篇幅在调情。
傅先生认为像范柳原、白流苏只是“浑身小智小慧的人，但当不了悲剧的角色”。
为何傅先生认为他们不能扮演悲剧性的角色，这可能与傅雷先生是古典悲剧理念研究家的身份密切相关，他固有的审美理念无法接受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这样的小人物的世俗性作品。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于傅雷的评价予以反驳，她认为自己的《倾城之恋》是典型的参差对照的写法，并且这种写法较近事实。
并且为自己辩解说“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由此可见张爱玲认为自己写的是小人物，但是从小人物身上可以窥见大的时代背景。
对于傅雷评的《倾城之恋》一半是在调情，张爱玲认为任何时候没有比恋爱更能体现出人的真性情。
她不认为自己对于恋爱的描写是多余之笔，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张爱玲给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一个糟糕的青春时代和失败的感情生活，却又转而给了他们一段有点刺激的恋爱过程和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对于这个团圆的结局，其实张爱玲自己倒并不是真的很踏实，所以她在结尾处特意这样写了一笔：“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她是想轻描淡写的一笔把这个故事说成是那些传奇中的一个特例。
后来在写关于这篇小说的短文里，她进一步坚定地认为自己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真正体现张爱玲氏对人生的洞察力的，还要属后面的那一段文字：“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
”一个“有分寸”，三个字，几乎把人为了生活下来所采取的现实策略那一面活脱脱地剥露了出来。
人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感情动物，可以看得明白，却未必做得明白。
反过来说，如果都看明白也做明白了，这世间可能也就没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换个角度说，命运本身可能恰恰又是“没分寸”的。
傅雷先生代表的是理想的、经典的文学世界，它悲壮、崇高。
而张爱玲擅长解构斗争，解构高雅，解构英雄，她笔下的小人物都过着凡俗人的生活。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质疑和生存意义的思考之上，他们来自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生活着的小人物，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的感知来描写他们，倾注着对笔下人物的同情、慈悲、反省。
而傅雷先生对与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推崇影响了对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解读，傅先生作为一名男性批评家本身的性别隔阂，加上其极强烈的个性意识，让其对于张氏笔下的柔情、鄙夷、慈悲等都忽略掉了。
傅雷先生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加于他人身上，就与张爱玲所倡导的市民文学无法融合。
因此，傅先生对于《倾城之恋》有太多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有很多也是不客观的，只是自己的看法。
傅先生还在评论文章中特意引了两段话来强调说《倾城之恋》的心理描写不到位，在倾城大祸面前，给予男女主人公的痛苦实在太少。
也许是傅雷太鄙视小说主人公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狼狈了，来不及去想它的深意，也可能是傅雷本身实在太强，他是一个“超人”，他无法接受这样世俗的爱情，小市民的故事。
本身张爱玲的文学观点与傅雷就大相径庭，她不喜欢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她喜欢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她说，“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傅雷对于《倾城之恋》的评价，是带有自己的偏见的。
相比傅雷对于《倾城之恋》尖锐的批判，夏志清对于《倾城之恋》的评价则是十分赞赏的。
从对于原文同一段话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傅雷认为作者提及“自私“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文章中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并且他认为作者这样写，并没有将作品勾勒的不平凡，而且还责备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夏志清则认为，张爱玲通过这两句话将人物恋爱的经过写的很是细腻，在倾城大祸面前，他们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幸福。
夏志清没有过多的描写艺术上的过多苛求，他对于张爱玲的世俗性描写更多的是包容。
他从作者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作者笔下的人物。
夏志清说“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伪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夏志清可以体会到张爱玲敏锐的感知力，并且是十分理解她的。
他评价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他说张爱玲有着“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相比之下，夏志清的人生观则更为平和，他总是试图发现张爱玲作品优秀的一面，甚至将它放大。
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是抱着欣赏的态度，不能不说是《金锁记》让他折服。
夏志清认为文学作品离不开作家的人生经历，他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他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夏志清的赤城，也正因为这一点，夏志清能与张爱玲成为朋友。
哪怕她再无礼他也不会介意。
看张爱玲的一生，来往较多者，大多弄得恩怨交集，与夏志清，却是有恩无怨，这是因了夏志清的赤诚，也因了他难得的坦然天真。
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笔下小人物的生活不但是接受的，并且对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文章进行了肯定。
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蕴含着对人生的独特看法。
白流苏和范柳原处境的艰难和狼狈，他们自身的狭隘或怯弱使他们无法面对人生，才不得已走上玩世不恭之路，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卑微甚至猥琐，都不该成为唾弃的对象，而应被思考和解决。
傅雷并没有深刻理解在范柳原与白流苏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人生的烦恼。
傅雷有着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其行为模式是“超人”的，而张爱玲和
夏志清显然有着更多的宽容，他们有着更平民化世俗化的价值标准，人生本不完美，因而对弱者的人生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入广泛。
夏志清可以说是比较了解张爱玲的，他能走进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心里，并深深地了解人生，并怀有一颗包容之心。
他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
结语：都是两位著名的评论家，对于同一篇作品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傅雷写的对《倾城之恋》的评论，则有过于苛求完美之嫌。
夏志清则包容人性的弱点，对于《倾城之恋》有着更加平民化的价值标准。
评论家的不同价值标准，体现了评论家的不同的文学功底和人生价值标准。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3（11）.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