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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作者：千永利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4期摘要：口供通常是指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然而现实中对于口供，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呈诉的口供是否有证明力，对所属案件是否有它的证明价值，对于那些只有口供的案件情况，共犯人的口供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公正审判，因此在判案的过程中，还应维护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共犯；口供；证明力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1-0180-01作者简介：千永利（1972-），女，汉族，河南武涉人，郑州大学法学专业本科生。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诉讼法学界自八零年开始就围绕着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证，大家都持有不同的看法，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准确的具有说服力的结果来给出论证，大致有以下几点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共犯之间存在着互相为对方指正的关系，如果一方提出了有效的指证口供，那么就可以以此来为依据对其另一方进行定罪判刑。
第二种看法是由于犯罪嫌疑人和共同犯罪嫌疑人从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可能口供经过一些特殊的途径来进行提供，因此可能会出现口供一致的或者是相互为对方做假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判刑。
第三种看法认为共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只是普通的口供，没有定罪的依据的时候，这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口供在不具备实质性的时候以及没有其它物证的情况下时，是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情况非常慎重地判定。
比如犯罪嫌疑人属于分开关押的情况，这样就能够排除相互串通口供的可能性；如果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根据合法的情况获取的，这时才能够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比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因素；如果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基本上一样的情况，并且以没有到过现场为前提条件，那么这时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是可以进行判罪立案的；共犯只有两人时，是不能根据口供的相互印证就以此定案的，只有在三人以上时，才可以考虑定案。
2006年第4期(总第55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Adm inistrative Cadre I nstitute of PoliticsA nd LawNo .4 2006(Sum No .55)试论共犯攀供的证明力赵旭光1,王 勇2(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2.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二支队,上海200025) [摘 要]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关键词]攀供;证明力;补强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06)04-0092-04 [收稿日期]2006-06-02 [作者简介]赵旭光(),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级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勇(5),男,浙江三门人,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二支队民警。
现代刑事诉讼不仅要关注对事实的发现和犯罪的惩罚,还要注重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口供证明力的认定也必须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要求。
在口供这个范畴下,存在着一个棘手的概念,即共犯攀供。
对于共犯攀供的性质及证明力的争论,基本上形成了证据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对共犯攀供问题作出一个合理的定性,以及设计其证明力的认定规则就成了一个艰难而有意义的课题,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攀供的概念攀供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证据法学概念,学术界对攀供概念的理解上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的都属于攀供”[1](P 180);第二种观点认为“交代与检举本案中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称之为攀供”[2](P 141)。
论文提要：共犯口供的证明力的认定问题，关系到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公正，是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加以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产生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对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如何把握产生困惑，直接影响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
本文试对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作简要分析，并对建立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补强规则作粗浅设想。
关键词：共犯口供证明力补强规则《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应当说，这一规定建立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和口供补强规则，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但这一规定并未明确被告人的围，其中的“被告人”是仅仅指单个被告人，还是包括共犯被告人，即对于共犯口供是否适用强制补强规则，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众说纷纭，认识迥异，需要加以厘定。
一、共犯口供证明力的含义共犯，一般来讲，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三种理解。
一是共同犯罪的简称；二是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简称（为叙述方便，本文有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简称为犯罪人）；三是在和正犯相对应意义上来理解，包括组织犯、犯和帮助犯等。
[1]我们在本文中探讨共犯口供证明力时所指的共犯，显然是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述。
其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述，有自首、坦白、供认三种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将之统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二是解释和说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有否认、申辩、反驳、提出反证等形式；三是交代和供述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2]即通常所称的同案人的攀供。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口供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作者：陈雅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0年第12期[基本案情]2010年5月27曰23时许，被告人林某菜、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经密谋，窜至广州市东二环高速公路北往南离笔村收费站约100米位置的涵洞处，由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将涵洞內的两条无缝钢管(总长94，84米，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2303，45元)以切割方式盗走，由被告人邓某饶驾驶一辆向其工作的单位借用的电信工程车，负责搭栽同案犯、作案工具切割机以及赃物。
次日凌晨6时许，涉案小货车途经本市东二环高速公路时被民警人赃并获。
被告人邓某饶归案后辩称事先对去实施盗窃并不知情，其只知道其哥哥邓某力叫其去拉货，于是其糊里糊涂地到了现场，其没有直接实施盗窃行为，其只是帮忙运货，不能就此认定其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明知故意。
而三名同案犯中，其哥哥邓某力也证实事先没有明确告知邓某饶帮忙搭载同伙、运货目的，邓某饶确实对盗窃不知情。
另两名同案犯林某某、陈某则指证在邓某饶搭载同伙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四人在车上已经商议好去现场盗窃，即邓某饶对盗窃是知情的。
四名被告人在何人组织、提议去犯罪的问题上，均将责任归咎与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同案犯。
在犯罪的实施问题方面，被告人邓某力、林某某、陈某均指认其他两人负责切割钢管，自己在现场负责看风。
现场监控录像显示：一辆黄色电信工程车在晚上23时许在案发地停留一会儿，期间从车上走下来三名男子，并搬运了一台电焊切割机；到了凌晨6时许，该货车又出现在案发地，三名男子轮流搬运钢管和切割机上车，期间车上司机也下车帮忙搬运钢管上车。
被告人邓某饶所在的工作单位某通信工程公司的主管李某也作了证言，证实案发前一天，邓某饶以帮朋友搬家为由向单位外借了一辆通信工程车，被害单位某路政管理所员工王某受单位委托作了陈述，证实被盗的钢管属备用输气管道，钢管的材质为碳钢，成色为全新，价值1万多元。
萝岗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结论，证实被盗钢管价值人民币12303.45元。
对口供问题的法律解析内容摘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七大证据之一。
它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口供具有真假混杂、反复性等特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确保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口供证据非法口供口供补强沉默权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2005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
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
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我国司法体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
为防止冤案的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
下面，笔者将从口供的概念、特点、我国口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等方面对口供进行阐述。
一、口供的概述（一）口供的概念、特点在我国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
①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人物，他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决定了口供这种证据有以下主要特点：1、口供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他对自己是否犯罪、为何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因此，他所作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更全面地反映出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时间、地点、后果等事实情况；他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申辩理由，使司法人员了解案件的全貌；他所作的揭发举报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可以反映其犯罪的形成、分工和具体实施犯罪的全过程，还可以反映其认罪态度和思想状态。
刑事同案被告供述案例篇一：不属于同案共犯的供述能证明其犯罪吗不属于同案共犯的供述能证明其犯罪吗律师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时，经常会遇到虽然共同参与共同犯罪，但却分开审理，此时，不属于同案共犯的供述能作为证明其构成犯罪的证据吗？司法实践中，共犯与同案被告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共犯是实体法上的概念，是指共同犯罪人。
同案被告人是程序法上的概念，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被司法机关共同追诉的人。
一般情况下，共同犯罪人都是同案处理（即同案犯），但是，也有例外，如同案犯归案时间不同，就存在将同案犯另案处理的情况（即不属于同案共犯）。
此时就产生了先受审被告人的供述对后受审共犯案件的证明力问题。
对不属于同案共犯中先受审被告人的供述，有些法院将这类共犯口供作为后受审共犯的证人证言，认为先审结案的被告人的口供是经过调查属实，其真实性是建立在较牢固可靠基础上的，并且其与后案审理的共犯在利害关系上已牵扯不大，实际上已成为后审被告人犯罪事实的知情人，其诉讼地位当然地发生了变化，而成为另案诉讼的证人。
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不属于同案共犯的供述与普通的证人证言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在证明主体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证人证言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二者的诉讼地位明显不同。
二、在证明内容的范围上，被告人供述的范围更广。
被告人所做的有罪供述能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案件事实，特别是在证明犯罪主观目的与动机方面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由于证人不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其证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证明案件的主要情节或者部分情节，而不可能像被告人口供那样全面、具体。
三、在证明内容的真伪性上，不属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存在虚假的可能性更大。
由于被告人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象，其口供直接影响司法机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其供述的真实性容易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也容易出现反复。
补强规则在共犯口供中的运用【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口供适用原则”，这是口供补强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体现。
但对于共犯这种特殊犯罪形态下的口供是否适用该原则尚未进行明确规定，给理论界留下了巨大的探讨空间。
针对这一棘手而又颇为重要的证据运用问题，笔者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共犯；口供；补强规则；必要性；补强方法一、共犯口供的界定在此所探讨的共犯应当区别于程序法层面上的同案被告人或者司法实践中所称的同案犯。
此处的共犯仅指实体法层面上实施共同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而同案被告人（同案犯）是程序法上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而同案处理的被告人①，当然也涵盖前面所述的实体法层面上的共犯。
依通说观点，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1]对于共犯这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之下，口供范围的确定是在前述口供涵义之下的进一步探讨。
共犯本人的陈述可能是针对共同犯罪的事实，也可能是针对其他共犯的其他犯罪事实，在理论界，对于这两类陈述是属于供述与辩解（口供）还是属于证人证言范畴存在争议。
对与针对其他共犯的其他犯罪事实的陈述，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归入到证人证言范畴，因为要具备证人资格除满足一般性条件②外，还必须要求证人与案件的处理无利害关系。
将共犯本人对共同犯罪事实的陈述）纳入供述与辩解（口供）的范畴不应存在疑问。
二、共犯口供补强的必要性普通刑事案件中共犯口供是否需要补强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从刑事诉讼法理论角度分析依然可得到肯定的答案。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共犯之间互为证人的证人资格的否定，理由同上，在此不再赘述。
（2）可能会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
由于共犯口供本身就存在虚假性、反复性的特点，而司法人员为了达到移送审查起诉、起诉以及审判的证据要求，必然导致司法人员反复、多次地讯问。
（3）诉讼地位的冲突。
如果允许共犯之间能够互为证人，那在穷尽其他证据时，当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对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讯问，故若允许共犯互为证人，将会使被告的诉讼地位发生冲突。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吴丹红-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
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
”乙、丙、丁随即附和。
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
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
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
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
”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
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
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
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
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
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
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
[1]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
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
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
“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
”[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
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
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
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
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
[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
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
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
[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
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
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
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
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
[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
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
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
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
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
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
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
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
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
[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
[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