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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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漫谈主讲潘国良谈“国学”,有两条铁律:一是“通”;二是“化”。
“通”,是博雅淹贯。
“博雅”,是广博规范;“淹贯”,是深入贯通。
“化”,化入自身。
一、“国学”的定义1、广义的解释:“国学”一说,于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和刺激,为了有别于西学,而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
故“国学”是在与西方相对立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有别于西方的代表中国本土的文化。
最早见于近代思想家张太炎先生的名著《国故论衡》。
梁启超先生曰:“国学”即国故也。
国故者,即本国文献也,因之有人改为“国故学”。
胡适先生曰:“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国故’包含‘国粹’”,“国粹”乃完全精粹之意,有选择精华抛弃其他之意。
“但它又包含‘国渣’。
‘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历史文化。
”张岱年先生曰:“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
《国学心解》作者降大任先生曰:“国学是中国以来固有的学问”。
曹聚仁先生对“国学”提出的定义是:“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行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
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的方法处理之,使之成为一种科学者也。
”2、狭义的解释:“国学”主要指儒学经典。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儒学传承几千年而不墜,至今影响尤烈,所以还必须以研究儒学的经典乃至十三经为主。
国学大师罗志田先生指出:“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
孔子以前,虽有国学,孔子以后,国学尤繁,然皆汇源于孔子,孔子诚国学之大成也,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国学是什么?答案有种种,至今纷然。
国学的定义暂不下也罢,并不因为没有相互认同的定义而妨碍国学旗帜的高扬。
不论对“国学”作广义或狭义的解释,有三点应当肯定:(1)“国学是在中国自己本土上发生的,有着中国特色的许多学问,这些学问不是在中西文化沟通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东西文化未沟通前就早已传承的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与中国学问。
漫谈国学礼仪文化
国学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行为准
则的体现。
国学礼仪文化通过关注个体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强调尊重、谦和、和谐、自律等美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智慧和宝贵财富。
国学礼仪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尊老敬老、礼尚往来、诚信守信等。
尊老敬老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体现了对长辈的尊重和关爱,以及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历
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礼尚往来强调人际关系的良好互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
念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诚信守信是商业交往的基本准则,强调诚实、守
信和信守承诺的重要性。
国学礼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也需要教育机构、媒体等社
会力量的支持和引导。
通过国学礼仪文化的学习和实践,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
道德观念,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社会进步。
在现代社会,国学礼仪文化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
进程,一些传统的礼仪观念和行为习惯可能面临改变和消失的风险。
因此,我们应当
积极探索如何将国学礼仪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总之,国学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
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当珍视国学礼仪文化,传承和发扬其优秀传统,使其在当
今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学漫谈┃传统文化入门,蒙学“三百千”知多少?蒙学,泛指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蒙学之“蒙”,源自《周易·蒙卦》所述:“蒙以养正,圣功也。
”在蒙童时期(3-6岁幼儿阶段),培养正直无邪的品质,具有深远的人文意蕴。
“蒙学”也称“蒙馆”,即启蒙教育的学校。
源自先秦时期的“私塾”,主要培养诵读、识字和书写能力,具备基本行为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明清以降,“三百千”是必读的启蒙读物。
明代思想家吕坤《社学要略》指出:“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其一,《三字经》是传统文化启蒙读本,被称为“蒙学之冠”。
《三字经》取材典范,是最浅显易懂的蒙学读本,相传南宋时期王应麟所作。
1990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该书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起篇,三字一句,琅琅上口;内容丰富,包含文化常识、历史地理、伦理规范及民间传说等,是简明的“中国文化史纲要”。
《三字经》的版本众多,宋末元初1068字本、明末1122字本和清初1140字本等比较流行。
2008年,著名学者傅璇琮主编修订人教版《三字经》,共计1476字;对原文49处酌情修正与调整,并作了“下录者,三字经;七百年,广流行……”的总结,在中小学大力推广。
其二,《百家姓》是中华姓氏识字读本,被称为“姓氏文化之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日常生活中,一句简单问候“您贵姓”,寻根问祖,礼敬宗亲,意义非凡。
《百家姓》的作者不详,相传北宋初年钱塘(杭州)一位儒生所作。
据说,宋朝皇帝姓“赵”、吴越国国王姓“钱”、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姓“孙”、南唐国王姓“李”,因此以“赵钱孙李”开篇。
该书采用四言体例,排列不同姓氏,句句押韵,便于诵读和识记,了解姓氏文化的简要发展历程。
宋版《百姓家》收录姓氏411个,如今流行本增补为504个(单姓444个,复姓60个),囊括国内现有大部分人口的姓氏。
管鲍分金亭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959年该亭被毁,2002年依原样在原址复建。
亭底部宽10.5米,高13.6米,上面矗立着4个高大巍峨的铁人,东西两面分别是青年管仲和鲍叔牙的雕像,手里捧着金条,南北两面分别为管鲍年老时的封侯雕像。
4个大门两旁的8面墙上,分别绘有拾金、待领、分金、赠金等8幅浮雕。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弟子规》苏北洪泽湖西南岸有一个小有名气的管镇,其老街西北50米处有一座青砖黑瓦结构的亭子,名曰“管鲍分金亭”。
《成语词典》中有条成语“管鲍之交”,“管鲍分金”乃是管鲍之交诸多动人故事中的一例,而“管鲍分金亭”,则是前人为纪念“管鲍分金”所留下的古迹。
据《泗虹合志》载: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经常合伙做生意。
这天下午,他们途经泗州城(今已沉于洪泽湖水底)西北30里处,突见路旁有根金条,便坐等失主。
可等至日落,也不见有人来找。
于是,他俩投宿于附近村庄,留下仆人看守。
主人走后,仆人欲将金条占为己有,岂料他刚弯腰拾金,金条不翼而飞,一条赤蛇向他扑来。
恰巧,此时一农夫路过,速挥锄头将蛇斩成两断。
仆人担心金条飞走不好向主人交待,随即逃之。
次日,管鲍来到此处,只见金条断为两截,不见仆人踪影。
正值二人惊疑时,那位斩蛇农夫也到此处,他见“断蛇成金”,更是震惊不已。
当双方叙说事情的原委后,各自疑团顿解。
农夫感叹道:“此金乃天赐二位也!”于是拾起两截金条,分别递给管鲍二人。
管鲍婉言拒受:“既然天赐金于此,地方乡民应受之。
”遂把两截金条分别给了拾金之地的南北两村的老百姓。
“管鲍分金”心如金。
后人为了颂扬管鲍拾金不昧的美德和大公无私的分金义举,便在分金之处建起一座“管鲍分金亭”,并将该亭南北两村分别命名为“管公店”和“鲍家集”(今为管镇和鲍集镇)。
相传,明初,山东有个王员外,两儿娶妻成家后,将家产分给两子。
小儿认为钱财分配不均,整天吵闹不休。
王员外为此大发雷霆,小儿气得离家游荡。
国学漫谈┃“八股文”体例与名篇赏析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选官制度,延续千余年历史,影响深远。
期间,明清之际“八股文”取士既促成科举制发展的繁盛期,又迫使科举制进入没落期。
而“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的议论文而言,其僵化的套路显而易见,但也确实有不少可取之处。
(图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乡贡进士榜书》明正德13年西安碑刻)一、八股文体例概说明清时期,八股文又称制义、时文、八比文等,是一种具有说理性质的韵体赋文。
首先,八股文具有固定的文体格式,通常全篇由九个部分组成——破题、承题、起讲、起股、入题(手)、中股、后股、束股、大结。
其中,“破题”揭示文章主旨,“承题”相当于副标题,“起讲”点明问题用意,“入题”转呈过渡;“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连用对偶句式论证;最后“大结”得出结论。
简言之,八股文的“股”即对偶之意,主体是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称“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类似四副对联,要求文义相对、句式相同、字数相等、音韵和谐等。
(图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五子登科》民国年画)其次,考试题目都是出自《四书五经》,如“志士仁人”出自《论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文章的字数有规定,如明初规定500字,清代康熙时增为550字,乾隆之后以700字为惯例。
引证内容有严格的要求,如对《四书》的理解必须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圭臬。
时至今日,需要理性评判八股文。
八股文的僵化模式,极大制约学人思想的自由驰骋。
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拟题》中直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八股文更是被批判成“封建毒瘤”。
总之,“八股文”作为一种被推崇了五六百年历史的文体,它自身也有合理之处。
如同金克木老先生《八股新论》开篇感叹:“在下忽然不顾衰年,不惜余力,作文论八股,真是何苦来哉!”也就是说,写好一篇八股文,其实很“讲究”文笔功底和文学修养。
漫谈国学—走进传统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以孔孟儒学为核心,为主体(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其中又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的“四”字就是指经、史、子、集。
经部——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包括所有史籍:《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等。
子部——诸子百家,天文,历法,数术,五行等大杂侩:《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
集部——有个人专集,有各家专集:〈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
最后谈谈经部儒学十三经的发展——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左传〉。
国学漫谈┃如何区分“小学”“经学”与“国学”典籍?通常,学习传统文化典籍,往往是“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入门,然后直接接触《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
然而,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如从“四书五经”到“儒家十三经”,再从“道藏”到“四库全书”……。
于此,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小学”“经学”和“国学”的主要典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按一定次第来学习各种文化典籍。
其一,“小学”主要研究古代语言文字。
先秦时期,王公贵族的子弟8岁入“小学”,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学习内容,则是《周礼·保氏》中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既包含识字,也包含一些礼仪规范和生活技能。
汉代,“小学”主要研究造字规律,即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的“六书”——象形、形声、指示、会意、假借、转注。
(图片来源: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19年1版1印,第15页)清代,《四库全书》把“小学”类典籍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种。
“小学”研究文字三要素(音、形、义)——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
如《说文解字》和《字林》以“字形”为主,《尔雅》和《方言》以“字义”为主,《切韵》和《广韵》侧重“字音”。
(图片来源: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版2印,第70页)总体来说,“小学”是“经学”的基石。
《清史稿·戴震传》中直言:“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
”读古书,容易望“形”生“义”,误解或过分解读古人的意思。
因此,如果只是简单了解,就直接选读相对权威的学者(专家)的注解版本;如果要求再高一点,就备几本“小学”类通用工具书,如《新华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甚至《说文解字》《辞海》等专业辞书。
其二,“经学”主要研究儒家经典。
“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织纵丝也”。
“经”是纺织物中最基本的纵向线,汉代儒学研究者们把儒家最重要的书称为“经书”,即不变的“常道”。
国学漫谈诗用方言俗语作者:邵则遂《光明日报》(2016年04月18日16版:国学)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俗语指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方言俗语是与书面语言相对的地方口语。
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云:“用字宜雅不宜俗,宜稳不宜险,宜秀不宜笨。
一字之工,未足庇其全首;一字之病,便足累其通篇。
”这段话反映了古人作诗的基本态度。
但是古代许多大家都曾将方言俗语入诗,自有其审美价值。
存真,切合语境。
方言俗语之“俗”不是粗俗,而是民俗。
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反映民俗的诗歌会采用方言俗语。
明人费经虞《雅伦》云:“诗中用时俗字,独宜于新声。
如宫词、谣谚、燕歌、吴歌、柳枝、竹枝之类。
”柳枝词是写民俗民情的,自然要用到方言。
如宋代陈造《房陵》:“阴晴未敢捲簾看,苦雾濛濛鼻为酸。
政使病余刚制酒,一杯要敌涝朝寒。
”作者自注:“晨起雾久乃开,土人目曰‘涝朝’。
”“涝朝”是宋代房县方言。
正如袁枚所说:“异域方言,採之入诗,足补舆地志之缺。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云:“古人文字中,时有涉俗语者,正以文之则失真,是以宁存而不去。
”在某一语境中运用方言正是存真的表现。
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
”唐人李廓《鸡鸣曲》:“星稀月没上五更,胶胶角角鸡初鸣。
”古人认为“角”音谷,正是模仿鸡的叫声。
柳宗元《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一、二句写夜尽拂晓,从汲水的声响与燃竹的火光知道西岩下有一渔翁在。
三、四句写烟消日出,绿水青山顿现原貌。
忽闻橹浆“欸乃”一声,原来人虽不见,却只在山水之中。
用“欸乃”这一俗语摹写摇橹声,尤为悦耳怡情,山水似乎也为之绿得更为可爱了。
后人评说此诗有“奇趣”,因为它写出了一个清寥得有几分神秘的境界,隐隐传达出作者那既孤高又不免孤寂的心境。
求异,打破常规。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其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
”书面语已有“已是”,唐人用“隔是”。
元稹《日高睡》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
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
“隔”又作“格”。
白居易《听夜筝有感》诗:“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
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
”顾况《露青竹杖歌》诗:“市头格是无人别,江海贱臣不拘绁。
“隔”或“格”即当时口语,用起来有强调的作用。
”有“尽教”而用“遮莫”。
杜甫《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久判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
”是说尽教饮至达旦无妨,表现一种与老朋友相聚的无拘无束。
方干《赠邻居袁明府》:“朝昏幸得同醒醉,遮莫光阴自下坡。
”意与杜诗同。
数物为个,是为俗语,而杜诗屡用,如:“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边添个个”。
“谁家”,在唐代俗语中是“什么”义,表示轻蔑或不满的语气。
如杜甫《青丝》:“青丝白马谁家子,粗豪且逐风尘起。
”李白《金陵歌》:“白马小儿谁家子,泰清之岁来关囚。
”不用常规语用俗语,如异军突起。
诗用方言俗语是有条件的。
首先要提炼,熔化口语。
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
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乘。
……余观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
”陈宗石称其兄维崧《迦陵词》:“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
甚至俚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有意到笔随、春风物化之妙。
”所谓熔化,就是提炼,将过于土俗的词语进行加工。
钱钟书先生对“诚斋体”也有精彩的评述:“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而是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的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
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
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
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其次,布局上要巧作安排。
使用方言俗语也要考虑到不同题材。
常见俗语用于五七言古体则可,若能用之近体,乃见笔力。
唐人于濆《送戍客南归》诗云:“北别黄榆塞,南归白云乡。
孤舟下彭蠡,楚月沈沧浪。
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
莫渡汨罗水,回君忠孝肠。
”“忠孝”一词是俗见之字,很少用于近体诗。
可是于濆能用在这里,是因为有汨罗的环境,谁也不会怀疑屈原的忠心。
用俗语就有诙谐的味道,很容易落入油滑。
施蜇存《“管城三寸尚能雄”》说:“聂绀弩旧体诗的更大的特点是它的谐趣,一种诙谐的趣味。
这是传统中国诗里最少见的,日本俳句里确有不少。
……只有极为关心(世态人情),而又处之泰然的人,才可能有谐趣。
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谐趣也不同于西洋的幽默,幽默要有一点讽刺。
”“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
聂绀弩同志的谐趣,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情绪:沉郁。
”“《三草》集中有许多诗不是上联有谐趣,下联见沉郁,就是一句有谐趣,一句见沉郁。
”用方言俗语带来了谐趣,但情调要沉郁。
聂绀弩《挽雪峰》第二联:“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
”“睡不醒”是大白话。
第三联“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働辈行情。
”就很严肃了。
《有赠》第二联:“儿童涂壁书王八,车马争途骂别三。
”‘王八、别三’是俗语,写儿童的顽皮,是写实的调侃。
第三联:“世有奇诗须汝写,天将大任与人担。
”又是对后辈的期待,长者的关怀。
就如取名字一样,个别字也是可以用俗字的,但姓与名构成一个整体,要有点积极意义。
如“吴穷”好,“吴良”就不好。
方言俗语入诗,如此才能拓宽其审美空间。
(邵则遂,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国学博士论坛人事为本天道为应——刘向灾异思想的礼学旨归作者:左康华《光明日报》(2016年04月18日16版:国学)左康华,女,中山大学哲学系2011级博士,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讲师。
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修礼文以行德化——刘向礼学思想研究》。
博士导师: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通讯评委: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秋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吴全兰“神学的世界观”与“人文主义思想”在刘向学术思想中的并行不悖,使得很多学者将刘向的思想界定为“二元的折衷主义”。
然而,刘向在《别录》中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以及反映在《说苑》《新序》《列女传》中的礼乐教化主张,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与神学系统不能并立的人文主义思想。
灾异的外衣下,刘向以礼治作为其政治活动与学术主张的最终旨归。
借助灾异、阴阳五行的话语体系,刘向试图彰明礼乐教化之宗旨,通过扩大礼的施化范围的努力,使儒学价值观念在民众中发挥切实影响,从而实现“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自我期许。
一刘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汉书·楚元王传》赞)的学术素养,使“灾异”与“礼乐”在刘向学术思想中的相通成为可能。
他以儒者自许,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应当服务于儒家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推动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诸子百家治世思想的有效性也应被置于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予以评价。
这使得刘向的思想呈现出以儒家为宗、兼采诸子百家的学术取向,而丝毫不见章句之学兴起后经学烦琐、墨守的陈腐之气。
“言灾异”又的确是刘向思想的鲜明特色。
刘向笃信具体的灾异现象与具体的人事之间存在着真实并能占验的联系,所以他会因为元成之世灾异的频发而深感忧虑,也会因为礼器古磐的出土而感到振奋,认为其代表了礼乐教化之道将兴的天意。
从个人兴趣的角度,刘向对于灾异占验、星象历数乃至神仙方术抱有极大的热情,《汉书》本传载其“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刘向思想中“言灾异”的特色。
《说苑·君道》中,刘向提出“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认为在天人关系中,应当以人事为本,而以天道为人事之应。
这种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天人观,是刘向灾异思想背后的礼治追求的真实反映,是重人事的儒者特质与好言灾异的学术兴趣相互影响、包容涵摄的结果;在这种天人观的约束下,灾异成为刘向评价人事得失的工具,也成为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天道信仰与依据。
二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天人观,是将人事放在枢要的位置上,从而将天人感应思想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使其不至沦为荒诞不经之论。
它首先表现为将“灾异”或“不祥”所指的对象限定在“人事”的范围内,避免对于天象征兆的过度解读。
《说苑》中,对于天降血雨、牛生马等典型的妖异灾变之事,刘向更愿意给出一种符合事理人情的解释来拂去这些现象表面的奇异之处(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解释依然显得怪诞),而不愿推之于缥缈难寻的天意。
其次,表现为面对妖异灾变之事,应反思人事之失,而不应寄希望于祈福祭祀。
当时社会对鬼神之能寄望甚深,但刘向并不认为单纯的祭祀就能够获得福祉、消弭灾祸,相反,只有时时反思施政得失,“谨仁义,顺道理”(《说苑·反质》),才是获得神明赐福的正确途径。
最后,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思想也表现为人事胜鬼神。
刘向相信妖由人兴、德胜不祥,在人的善政、善行面前,鬼神也无能为力,“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说苑·敬慎》)。
在《汉书·艺文志》中,刘向批评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因此只能居于儒家之下,而无法真正成为治国之道。
明于“人事”与“鬼神”之分,担负起“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职责,这既是刘向对儒家的定位,更是一种自我期许。
三从《汉书·五行志》所载百余条刘向对于灾异事件的解读来看,无论是对不当政治行为的认定,还是对政治措施的主张;无论是对君主不当行为的警诫,还是对其地位和权力的认定,其所遵从和依持的原则,无一例外都是礼。
这种指向具体的人事的解读方式,反映出刘向在灾异、阴阳五行的外衣下,试图彰明的是礼乐教化之宗旨、礼治秩序之追求。
对于君臣秩序的坚守,是刘向的“灾异—现实”解释系统的首要原则。
刘向提出“尊君卑臣”的主张,认为必须重视强调君臣上下之别,如果放任臣子的权势任意发展,那么君权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并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因此,他强调身为人臣应当“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说苑·臣术》),甚至认为君权足以遮蔽父权,追求“定于一尊”的社会格局,继承并强化了秦汉以来出现的“君为臣纲”的价值观念。
对于夫妇纲常秩序的强调,是刘向礼学思想的又一个核心部分。
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方向,不仅仅是“学术”的争议,更是解释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反映。
刘向对于成帝建始元年灾异事件及其他若干事件的解读,屡屡指向女性对于礼制的违反,甚至在校书的过程中,“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汉书·楚元王传》),编成《列女传》一书,将女性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提取、放大、夸张,试图形成“女性所为直接影响了家国的兴衰治乱”的价值观,其中对女性教化的重视、对夫妇纲常秩序的固守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