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人权在我国的宪法保护

简论人权在我国的宪法保护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依其存在状态的不同可表现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人权（human rights）这个概念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有关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之中。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基于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早期的基督教和自然神宗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意味着赋予人某种存在的价值，依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理所当然就享有一定的权利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历史文库中重新祭起人权思想的旗帜，加以适当改造后用来向封建的意识形态发起进攻。

他们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权”取代“神权”，声称人类“天生一律平等”。

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更是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每个人“不能变更”和“无从否定”的天赋人权。

一、人权在我国的发展与现状19世纪后半叶，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介绍、引入中国。

清末变法维新和立宪修律运动以及人权与宪政思想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对我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也曾注意总结人权发展的成果，重视人民对人权的理想追求。

例如，周恩来总理曾于1954年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声明：“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

”“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

”1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人权概念在我国一度被视为“异端”而打入冷宫，人权理论和人权问题亦被弄得混乱不堪。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2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才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重新使用“人权”概念。

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人权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376页。

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而且包括集体人权，享受人权的主人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

白皮书的这种宣示，打破了以往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许多禁区，实现了人权理念的重要突破。

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对《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声明保留。

3另外，由于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计我国政府不久也将批准加入此项公约。

上述两个公约所指涉的内容与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人权的实施和保障首要的是一个宪政层面的问题。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既规定了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权利，包括劳动权（第42条）、休息权（第43条）、社会保障权（第44条、45条）、受教育权（第46条）、文化活动自由权（第47条）、男女平等权（第48条）和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的权利（第49条）等，又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第31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宗教信仰自由（第36条），人身自由权（第37条），人格尊严权（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权（第39条），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受到保护权（第40条）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第41条）。

二、现行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虽然比较全面,但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性日渐暴露。

我国现行宪法在促进改革开放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政府守法意识的同步增强,要求宪法为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一种稳定的可以操作的制度性保障,显而易见,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相应的制度设置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一）现行宪法的制宪观在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和保障方面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弱化权利的防御功能,体现出制宪者重权利之宣告而轻权利之保障的宪法观。

宪法确认和保护的公民权之所以称之为基本权利,是因为这些权利具有防御政府权力的功能。

因此,它们在全部公民权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如果公民没有对抗国家权力滥用的权利,那么他们的其它权利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因此,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根据这一原则,凡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如果受到政府权力的侵害,公民有权根据宪法并按照法定程序请求停止侵害;此时,侵害公民权利的政府行为无效。

基本权利的防御3《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保证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

对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以及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

”对上述规定所涉及问题，我国《宪法》、《工会法》、《劳动法》等已作了相关规定，故我国特声明保留。

功能表明,公民权利具有对抗政府权力的性质,因此,在宪法制度的设计中应当充分体现这一法理。

但从现行宪法的具体内容可以推断,公民基本人权的对抗性功能并没有成为制宪者的占支配地位的宪法观,表现在宪法设计的权利保障体制不具有可操作性,从宪法文本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范围极广,但这些权利如果受到来自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侵犯,公民不能通过宪法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宪法不仅没有为公民主张基本权利规定可行的救济手段,也没有规定可以操作的程序。

宪法虽然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但是并没有对解释的提请、解释的程序以及解释的法律效力作出全面的规定,同时宪法并没有规定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

第二,淡化国家义务,体现出制宪者重国家权力之行使轻国家权力之义务的宪法观。

宪法上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始原性的权利,如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等;另一类是非始原性权利,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

始原性权力是不可转让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公民享有此类权利相对于国家而言则赋予国家一种强制性义务,即国家不仅不能运用公权力侵犯这些基本权利,而且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以保障此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因此宪政国家的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的范围虽然在表达方式和范围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一致。

而非始原性权利则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足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际享有时,宪法可以对此类权利中的某些权利不作规定,或者虽然作出规定也不能强制政府履行义务。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在前三部宪法的基础上扩充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但有些公认的基本人权未能为宪法所确认,如迁徙自由、私人财产权等,同时对有些基本人权从范围上进行较为狭窄的取舍,如信仰自由与表达自由。

从宪法的规定来看,制宪者在强化国家权力和政府管理权力的同时,淡化了国家权力在保护公民基本人权中的强制性义务。

第三,模糊司法保护,体现出制宪者重形式权威轻实质权威的宪法观。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不仅是体现宪法至上的途径,也是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重要手段。

我国虽然是宪法观念比较淡薄的国家,但是,如果宪法能够真正成为公民主张其基本权利的法律,即使不是典型的民定宪法,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会逐步提高。

固然,公民权利的司法保护不是唯一的保护手段,但却是宪政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因此,从体制上来看,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它有权制约其它国家权力,如果司法机关丧失制约其它权力的权力,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在总结前三部宪法的经验基础上,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但以立法权不受制约为前提,从人民主权中直接导出民选机关实际上不受制约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看,我国是成文宪法国家,宪法规定了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必须服从宪法。

然而从宪法对不同国家的宪法地位的规定来看,宪法对自身最高法律效力的宣告仅仅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权威,当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公民虽然可以通过某些法定途径进行救济,但这些救济途径多数是行政性的,不仅程序难以启动,而且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自身审查明确地排除了权力的外部制约。

总结：宪法观的缺陷使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制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阻止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而民事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主要阻止来自私人的侵犯,如宪法和民法都规定了人格权,但宪法规定的人格权在于防御政府的侵害,而民法规定的人格权主要解决私人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保护手段、方式以及适用的法律原则是不相同的。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观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制宪者。

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在于:通过检讨制宪者的宪法观推动宪法观念的创新。

不论现行宪法采用何种修改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观,并以此宪法观来指导宪法的实施均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二）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和冲突（秦前红，2003）。

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是两种背景迥异的法律文本，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主要表现在：1、公约规定的某些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尚未规定4除了罢工自由和迁徙自由外，我国宪法缺乏规定的还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充足生活水准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反债务监禁权，第7条规定的反酷刑权和第8条规定的反强制奴役权，第17条所规定的私生活自由权等。

以充足生活水准权为例，它体现了所有经济和社会权利都力图达到的一个目标，那就是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的一部分。

这一权利与整个人权系统的基础密切相关。

5食物、衣着和住房是充足生活水准的三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标准规则。

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1994年通过的一般性意见第33条就规定，为了实现残疾人的充足生活水准权，除了确保残疾人得到充分的食物，出入方便的住房和其他基本资料以外，还有必要确保向残疾人提供“支助服务，包括辅助性器材，帮助他们提高日常生活的独立能力和行使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