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企业制度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法1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经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2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原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特点，提出了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解决方案：扩大债务融资比重，控制配股融资比重，建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经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
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的特点，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1．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国有的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并且从长期绝对控股的愿望出发对这两部分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
这样形成了我国特殊意义的证券市场。
据资料，截至1999年10月2日，我国已有1003家上市公司，发行总股本数为2816亿股，其中国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56%。
并且在总股本超过4亿元的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超过70%的占了半数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43%)的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所占比重超过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而在目前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集中的大股东与相对分散的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知道，股票的投资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红利收益；另一部分为资本利得，即买卖股票所获得的价格差。
国家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的收入来源就只有红利收入这一项了。
【成本管理】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范本(doc 50页)部门： xxx时间： xxx整理范文，仅供参考，可下载自行编辑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平新乔范瑛郝朝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C2003016 2003年7月9日摘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集，在特定的生产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框架内，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作了估计与分析。
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
这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利用了30－40％！代理成本由两方面原因而产生，信息不充分与代理人风险规避态度。
所有者（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与*平新乔的联系方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电话：62754798。
E－mail：xqping@；范瑛的联系方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电话：62759555。
E－mail：yfan1980@；郝朝艳的联系方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电话：62759555。
E－mail：hao@。
本文是福特基金会“公关政策研究项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与交易成本”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成果。
感谢福特基金会“公关政策研究项目”的资助。
在本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Queen’s 大学的C. Ferrall教授的热情指导与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的数据帮助，谨致谢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蒋承、彭云峰同学参加过讨论，并贡献过有益的建议。
在此一并致谢。
错误全归于作者。
代理人的行为参数风险规避r与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 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产生代理成本占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而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
从模拟估算的结果看，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
分析国企代理问题的成因及建议引言国企代理问题是指国有企业的高管或股东代表行使职权时偏离了公共利益，或通过以自利为目标的行动来规避责任。
这种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国企的经营和发展。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国企代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1. 成因分析1.1 管理者自利动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个主要成因是管理者的自利动机。
由于管理者往往与国有企业股东利益不一致，他们可能会将个人利益置于企业利益之上，采取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
例如，管理者可能通过侵占企业资产、操纵财务数据等手段来获取个人利益，从而导致国企的经营困境。
1.2 审计和监管缺失国企代理问题的另一个成因是审计和监管的缺失。
由于监管机构的能力不足，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审计工作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这使得管理者可以逃避监管，从而导致代理问题的产生。
同时，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受到挑战，无法对国企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加剧了代理问题。
1.3 股权结构不合理国企代理问题的另一个成因是股权结构不合理。
由于控股股东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较高，他们往往可以通过操控股权来干预管理者的决策，从而导致代理问题的产生。
另外，股权分散也使得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难以形成统一的企业战略和目标，进一步加剧了代理问题。
2. 解决建议2.1 加强监管和审计工作为了解决国企代理问题，首先需要加强监管和审计工作。
政府应当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的考核和监督，确保他们遵守法律法规，不操纵财务数据和侵占企业资产。
同时，应当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确保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2.2 完善股权结构为了解决国企代理问题，还需要完善股权结构。
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股权安排，确保国有企业控股股东的权益得到维护，同时减少其对企业决策的干预。
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多元化的股东结构，使得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有利于形成统一的企业战略和目标。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引言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是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重要议题。
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问题上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惑。
本文将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视角，分析其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并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法。
资本结构的意义与影响因素资本结构是指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通过股权与债权的比例来决定资本的构成。
不同的资本结构对于公司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稳定性、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财务成本等。
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股权融资比例过高、债务融资比例过低的倾向。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 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企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方式，无法充分发挥股权融资的优势。
这使得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股权融资来筹集资金。
2. 盈利能力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更容易通过股权融资获得资金，因为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而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原因，更难以获得债务融资。
这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偏高。
3. 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对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规定。
股权融资需要符合证券发行、交易和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而债务融资则需要满足债券发行和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这些限制和规定使得上市公司在资本构成上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代理成本问题的存在与影响代理成本是指公司与股东、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
代理成本问题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议题，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在上市公司中，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管理层可能会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为主要目标。
我国国企改革中代理问题及对策探析国企改革20多年的历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多重代理和内部人控制，从完善制度设计和减少代理层次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标签：国企改革；代理；问题；对策1国企改革中主要的代理问题1.1多重代理，代理成本偏高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原型和《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代理层次大致为：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经理层—员工的模式。
我国国企实行改制后，除了具备上面的层次外，还包含：全体人民—全国人大及各级人大—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各级国有资产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董事会—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普通管理人员—员工，按照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地区运营的方式，大型企业也分为中央总部—各省直辖市分部—各地市分部—各县市支部以及下到乡镇的支部，且企业的后续链条中也存在国有企业—一级代理—二级代理……—市场—消费者。
从上面代理结构看，纵向上讲，永远要比一般的股份公司制的模式下的代理层次多得多，国有企业的上游，多了很多的主体，也多了很多的约束；国有企业的内部代理的层次和等级区分有很大的联系，从企业的一般的管理层级分和从地区管理划分，这其中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等级也存在更多，这一方面为工作设置了很多的障碍降低了办事的效率，另一方面加大了企业管理的难度和企业的代理成本和代理的风险；从下游看来，国有企业的产品不直接面向市场，而是通过代理的方式，层层的代理，提高了其产品的成本，最终的受害者只是消费者而已。
同时，也导致市场的运营渠道不同，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而只是凭借其自身优势和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没有从实质上做到真正的为人民造福，更多的时候还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多层代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像官员的评价体制，取决于最好部分的效应，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一样，而是正如水桶理论一样由最弱的一块决定的，他们相互关联一环扣一环，一旦出现问题，便会产生多米若骨牌反应，不仅会使国企出现损失，更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代理成本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后，为解决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成本。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代理成本是其治理结构中必须考虑的关键成本之一。
代理成本的高低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还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因此，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赢，是当前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旨在探究其影响因素，为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具体目的如下：1.探究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它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2.对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寻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
3.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不同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更加准确地把握代理成本的内在规律。
4.提出优化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向着更加规范、透明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1.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2.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财务运营状况、企业文化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3.利用Eviews等统计分析工具，对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验证影响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
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代理成本的建议和政策措施。
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了解代理成本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设计适宜的问卷，对部分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得他们对代理成本的认识和看法。
3.统计分析法：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对样本中的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
四、论文结构第一章绪论1.1 选题背景1.2 研究意义和目的1.3 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代理成本理论与概念研究2.1 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2.2 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2.3 代理成本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第三章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分析3.1 公司治理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2 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3 财务运营状况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4 企业文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第四章实证分析4.1 数据源和变量定义4.2 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统计4.3 回归分析结果解释第五章优化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5.1 建立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5.2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5.3 强化财务运营和风险管理5.4 培育健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第六章结论和展望6.1 研究结论6.2 研究不足与展望参考文献致谢。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深化国企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学院 11202990337 杨曦【摘要】在我国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中，因适应发展需要建立了委托代理机制，但由于委托方与代理方在双方权利、信息及目标方面的差异，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困扰着国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本文从国企委托代理发生机制的必要性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入手，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以深化国企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长期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监督约束激励机制一、国有企业的现状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现今，国有资产监督机制已日渐完善，总体监管得到加强，各方责任得到落实。
十六大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承包制再到现在股份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越来越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但是，国有企业中仍然存在许多明显且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影响最大且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所牵连出的一系列问题。
二、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因为洞悉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
“委托代理理论”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代理”是指一种显明或隐含的契约，它指的是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于此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政策权利，并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其中，授权者即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则是代理人。
在我国，国有企业正是采取这样的委托代理机制来管理企业，由国家到企业经营者的层层委托、层层代理形成了一种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三、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结构从管理的角度看，国有企业部门可分为五个层次：全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管理者及工人。
每一层次相对于上个层次而言是代理人、而相对于下一层次来说又是委托人。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企业在代理成本方面存在的问题一直备受。
代理成本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还可能引发腐败和浪费资源等问题。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探讨代理成本的现状、原因和解决方法。
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委托代理人为自己办理事务所支付的报酬，以及由于代理人的行为而引起的一切损失。
在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企业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理成本的计量、影响因素和后果等方面。
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文献分析阶段，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以了解代理成本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实证研究阶段，我们收集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并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这些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行了计量和分析。
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普遍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监管制度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还发现，代理成本与企业的规模、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等因素显著相关。
本文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些企业的代理成本普遍较高，而治理结构、监管制度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是导致代理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
为降低代理成本，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加强监管力度，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然而，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选择的范围和数量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并考虑采用多种方法来更加准确地计量代理成本，从而更好地探讨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和机制。
本文旨在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相关数据并得出结论。
代理成本是指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等原因产生的额外成本。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对代理成本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会对代理成本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相关背景和理论基础。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16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操纵权。
但关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制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鼓舞，如何在鼓舞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要紧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缺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托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差不多缘故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如此，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托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鼓舞机制上的扭曲，因此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关于“最优契约”的效率缺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缺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样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专门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鼓舞系数的功效。
一样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与鼓舞强度系数（α）在托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
代理人越可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鼓舞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鼓舞系数（α）；5.用以评判绩效的绩效基数（x ）。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托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 ）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k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缺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θ连续恶化时，假如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职员观看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托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能够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
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布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终止，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鼓舞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觉，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鼓舞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差不多工资；三是下岗威逼。
当在职差不多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因此地要列入“鼓舞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能够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
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缘故？关于鼓舞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托付—代理理论进展的。
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鼓舞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鼓舞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 （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罢了鼓舞性契约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鼓舞性契约关于经理人员的选择功能。
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鼓舞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
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看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罢了奖金鼓舞契约的诸个参数。
A.Copeland 与C.Monnet （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依照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罢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
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鼓舞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专门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职员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看单位，因此舍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纳更为一样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
那个地点，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同时我们将差不多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
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鼓舞。
第三，由于我们采纳的是以企业为观看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
按我们关于鼓舞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鼓舞契约的变动。
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确实是在更广泛的范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鼓舞机制。
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操纵”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θ）逐步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查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量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依照关键参数的估量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缺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二、模型我们假设厂商j 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情形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能够观测到θ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公式（4）说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 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
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阻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依照θ的变动而不同。
工人的努力程度是θ的增函数。
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
假如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然而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1/（η+1）。
情形二：线性奖金（比例分成）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
假如厂商不能够观测到θ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依旧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
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鼓舞工人多努力。
我们第一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
工资包括差不多工资β和奖金ω。
企业j 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因此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
在如此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
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
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专门差，不管工人如何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基数x时，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
我们假设θ存在下限θ[*]，当θ＜θ[*]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θ≥θ[*]时，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点确定最优的努力程度。
θ[*]的存在性关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θ[*].定义2：x ＞0的情形与x=0的情形相比，明显，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缺失的。
（注：那个地点，我们省略了常数项因为它可不能阻碍到最后的结果。
）情形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定义4：在关于θ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关于努力程度（λ）和工资（W ）的函数组成，同时满足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鼓舞相容条件，即我们不明白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介于定理1和定义3所描述的利润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