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州庙学碑所见元代顺州儒学教育_蔡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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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封建社会,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总是相应地从先前的统治者那里继承、调整并发展其为封建政权服务的文化教育,因为学校教育可以培养忠君的官僚和守法的“顺民”,这将有助于他们的统治。
正如碑刻《山丹创修庙学记》所云:“诚以学,乃风化之源,为政之本。
自古帝王有天下,未有舍此以为治者。
故曰: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1]通过张掖丰富的碑刻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张掖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正逐渐地发展、兴盛起来。
一、张掖的地方官学教育明朝建立后,重视兴建地方官学。
洪武二年(年),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1369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
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2]朱元璋在谕示中,对办学的宗旨与意义、官员的配备、学校课程的设置、师生的生活待遇等事项,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
同时,设置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
学生名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三十人。
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清代学校体制沿袭明代,“直省曰府、州、县学”[3],学官分别设置教授、学正和教谕,生员有廪膳生、增广生与附生。
明清两朝的地方学制在张掖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兴建了各级学校。
(一)张掖明代的地方官学教育清张掖令富斌的《张掖重修文庙碑记》称:“甘郡学校之兴,不详所始,志载‘元季为乱兵所燹’,则元世已有之矣。
明洪武间,改建于城之东南隅,曰“行都司学’。
”[4]碑刻中所说的行都司儒学,就是张掖明代的府学,洪武初由都督宋晟重建。
明内阁大学士曹鼐的碑刻《张掖行都司儒学记》记载:“明洪武初,既建陕西行都司。
总兵卫隶以岁之乙亥乃建学庙,安明灵,育俊秀,以崇文德。
”正统中,“适边郡务殷,规制狭隘,虽所司屡加修葺,率仍其旧,且岁久寝敝。
”副都御史马昂奉命来张掖“参赞戎机”,市财鸠工,重修了陕西行都司儒学。
[5]经过这次重修,设施更加齐全。
危素南下搜访遗书之行交游考王若明【摘要】危素的诗文中记录了他于至正四年奉命南行搜书,工作之余与新朋旧友唱和交游的情况,这些朋友又多为文坛重要人物,如杨维祯、廼贤、朱右、刘诜等.因此,对他此行交游进行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状况,了解大都文坛与江南文坛的交流和互动.危素此行给远在江南的文士们带来了朝中新的文化发展讯息,鼓励他们入朝为官,元末浙东士人北游大都人数激增与危素此次南行密切相关.【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5)003【总页数】7页(P14-20)【关键词】元代;危素;南下搜书;交游【作者】王若明【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危素乃元末朝中重臣,又是元代后期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于文学、理学、史学等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他师从多位硕儒巨子,又交游广阔,是元明之际很重要的一位人物,颇具研究价值。
至正四年(1344年),为编修《宋史》,危素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等地,宣传朝廷纂修三史旨意,搜访散佚于江南草野间遗书古事,很多江南文人得以见到景仰已久的危素,新朋旧友云集,交游活动盛极一时。
搜访遗书史料虽艰苦,但危素一路见故知,结新友,访山水,却也不亦乐乎。
考危素此行路线,应是取道河南,一路从钱塘、会稽,再到四明、庐陵,下面试勾勒危素此行沿途的交游活动。
1 危素与杨维祯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危素南下之行过钱塘,而杨维祯于元统二年(1334年)任钱清场司令,至元五年(1339年)七月,归乡丁艰,至正元年(1341年)丧期满,携妻子徙钱塘,一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这十六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钱塘。
危素、杨维祯两人正于此机缘相见,并请其为金溪孝女作歌。
前文叙危素与李存交谊时,已经讲述过金溪孝女投炉之事。
据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载:危素惜其事之未白于世,于元统二年(1334年)请虞集赞之,又请李存记之,名卿显人诗歌之,由是孝女之事闻于天下。
张以宁年表游友基【摘要】元大德五年辛丑(1301)一岁四月十五日生于福建古田翠屏山下云津坊。
字志道,号翠屏山人。
祖,留孙,元赠礼部尚书。
父,一清,元中奉大夫,福建、江西省参知政事。
生母陈氏,为父一清续弦。
母有娠,“一夕梦小儿擎荷叶向月而拜,觉而生公”。
(杨荣《故翰林侍读学士朝列大夫张公墓碑》,以下简称《张公墓碑》)有同父异母兄颐、兴、野。
为汉留侯张良五十世裔孙,【期刊名称】《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1【总页数】9页(P55-63)【关键词】年表;江西省;福建;大夫;墓碑【作者】游友基【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911.1元大德五年辛丑(1301)一岁四月十五日生于福建古田翠屏山下云津坊。
字志道,号翠屏山人。
祖,留孙,元赠礼部尚书。
父,一清,元中奉大夫,福建、江西省参知政事。
生母陈氏,为父一清续弦。
母有娠,“一夕梦小儿擎荷叶向月而拜,觉而生公”。
[1](杨荣《故翰林侍读学士朝列大夫张公墓碑》,以下简称《张公墓碑》)有同父异母兄颐、兴、野。
为汉留侯张良五十世裔孙,梁国公张睦十七世裔孙。
一说据闽侯、顺昌、古田清代张氏宗谱记载,张以宁为张良第四十六裔孙,张睦第十二世裔孙。
大德十年丙午(1306)六岁“襁褓中即嗜读诵。
甫六岁,日记千言,尝与群儿游寺中,僧人难之以对,随口酬应,意甚超卓,闻者歆羡。
”[2]至大元年戊申(1308)八岁“人讼其伯父,逮于狱,公忿不能平,诣邑伸理。
令异其言有条序,命赋《琴堂》诗,立就,且出语新奇,伯父由是得释。
”[3]至大三年庚戌(1310)十岁宋濂(1310-1381)生。
后宋濂在《翠屏集序》中说:“先生长濂凡九岁,濂初濡毫学文,先生已擢进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词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
濂得观之,未尝不敛袵,而以未能识面为慊。
”对张以宁十分敬重。
延祐二年乙卯(1315)十五岁“承父命,往宁德,受学于韩古遗。
The Inspection Report on Inscription of Shunji Temple in Yangkou Town, Shunchang County 作者: 宋馥香[1];宋文秋[2]
作者机构: [1]闽江学院历史学系;[2]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出版物刊名: 福建史志
页码: 65-68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6期
主题词: 洋口;碑铭;顺济庙
摘要:洋口镇位于顺昌县东南部,是一座拥有百年建镇史的古镇,历史上也称"上洋".在镇区吴公太尉庙残垣上有一通石碑,碑铭所指不清.研究者借助清代上洋《谢氏宗谱》和民国方志,利用田野调查所得,考订出该碑为洋口谢氏子孙修护顺济庙的记事碑,证明今吴公太尉庙原为顺济庙,并说明从顺济庙到太尉庙变迁的原因,为这座遗址增添了新的文化意蕴.。
元大道教史补考*导读:【作者简介】赵建勇,1974年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根据新见山西三方碑刻文献,可知大道教教祖刘……【作者简介】赵建勇,1974年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根据新见山西三方碑刻文献,可知大道教教祖刘德仁曾以善仁为法名,行教以度恭山院冤思、得白云洞石碣、治梁子荣癫病等有为之术,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与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并重;其阐教范围东连晋益北及燕齐。
三祖张信真对于该教在金代传播作用较大;而该教西传入蜀的时间要早至三祖、四祖分别阐教廿五载时。
五祖郦希成道号曾为道元子,其出生地怀来水谷所建太玄道宫为改号太玄原因。
举师武德用对该教在山西的传布有重大贡献,且是该教西传关陕的关键人物。
大明观为该教在山西境内最早形成的中心宫观;汾州地区是该教在山西的中心教区,另一教区为临汾、襄陵等县所属平阳路。
【关键词】王堉昌/元代/大道教/山西/刘德仁对于金元之际兴起的道教派别大道教的宗教史研究,自1941年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开创并整理相关史料起,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学者们陆续对于该教派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探研。
20世纪70年代,从台湾学者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①对大道教史料有所发现增补开始,学者都以挖掘考辨碑刻和地方志中的新史料为手段,对大道教史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了探讨。
80年代尤以大陆学者陈智超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根据新见史料指出大道教在元代曾分裂为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两支,并对其历任掌教传授、教派发展、宫观分布、组织机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②。
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更为活跃,卿希泰主编之《中国道教史》第3卷,分别以两个专节刘德仁与大道教的创立。
大道教的教义教制及其在金代的发展③以及大道教的分化到合一。
大道教更名真大道。
真大道在元代的发展与归流④,对于大道教金元时期的历史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至张清志⑤掌教时期,发展最盛。
元代女性改嫁现象刍议摘要:元时,蒙古族入主中原,蒙、汉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影响,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风气紊乱。
于婚姻风俗之中,“伤风化”“败人伦”的事例比比皆是,女性改嫁现象繁多。
元政府为“厚风俗”“兴教化”,宣扬女性的贞节意识,在精神上给予鼓励、物质上给与支持,有力地抑制了女性改嫁现象。
关键词:元代女性改嫁守节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
元时婚嫁风气一度紊乱,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文化,而中原地区则是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不一样的火花。
文化间互相交流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会有促进作用,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伦之本的婚姻风俗在这场文化的碰撞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社会上女性改嫁的例子枚不胜数。
一、元时社会背景分析元代是蒙古贵族为主体统治的社会,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
蒙、汉文化间既有隔阂,又有沟通与交流。
各民族虽有主要的聚居地,但是更多的表现为民族间的杂居。
在这样的情况下,蒙、汉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更为深入与全面。
游牧民族的文化对于汉人上千年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
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有收继婚俗,即寡居的妇女,可以由亡夫的家属再娶为妻。
在他们的观念中,收继婚是合法合理的。
《元典章》户部“收继”条记载了许多收继婚的例子,如“收小娘阿嫂例”“小叔收阿嫂例”“外甥转娶舅母为妻”“定婚夫亡小叔再下财求娶等”。
这样的婚姻风俗,与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妇女改嫁的做法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收继婚俗中,小叔子可以娶孀居的嫂子,而以儒学为主导的古礼中宣扬男女有别,“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P161)。
元代社会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的划分,还有明确的“贵贱”“良贱”区别。
因民族间的杂居相处,社会上产生了蒙汉联姻、良贱为婚的家庭。
《元史》卷二十一指出“行省官久任,?c所隶编氓联姻,害政”[2](P455)。
读元好问诗文札记胡传志【摘要】元好问诗,旧有施国祁注,错谬较多;元好问文向无注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为当前遗山诗文最佳整理本.二书存在误注、漏注等瑕疵,指出其错漏之处,以期修订时更加完善.【期刊名称】《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15)002【总页数】7页(P45-51)【关键词】元好问;诗歌;文章;校注;补正【作者】胡传志【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元好问诗歌,旧有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刊于道光二年(1822年)。
施氏长于金史文献,在遗山诗有关本事及背景方面,征引繁富,功不可没,校勘上参照现已失传的曹益谦本,资料上有不可替代之优长。
但该书“偶为友人怂恿,复聚书册,匆匆解注,七月而成”,加上“俭腹”所限,不免真得“贻笑于大方之家”(《元遗山诗集笺注·序例》)。
失注、误注之处不可一二数,钱钟书《谈艺录》举出大量误注之例,称施氏“大病尤在乎注诗而无诗学”。
元好问文向无注本。
忻州学人狄宝心苦心孤诣,沉潜于遗山,先后推出《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下简称《诗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简称《文校注》),嘉惠学林,厥功甚伟,二书为当下元好问诗文最佳读本。
然而,这类校注很难一蹴而就,所谓千家注杜、百家注韩,其原因就在于此。
千虑一失、百密一疏之处,无法避免。
笔者尚未仔细研读二书,仅就翻检所及,罗列一些错漏之处,并无吹毛求疵之意,更非自我标榜。
余嘉锡作《四库提要辩证》,将纪晓岚作《提要》喻为“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将自己作《辩证》喻为“树之鹄而后放矢”(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二者难易立见。
但愿我所作的补苴罅漏,能襄赞遗山诗文校注之业早日趋于完善。
____船上八节滩《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济甫诗最苦,寸晷不识闲。
倾身营一饱,船上八节滩。
祀冼夫人还是儋耳婆——儋州宁济庙考疑宁济庙位于现在的儋州市中和镇。
中和镇是唐及以后历朝历代儋州(昌化郡、昌化军、南宁军、儋县)的州(郡、县)治所在地。
南宋皇帝高宗于绍兴年间赐号儋州儋耳庙为“宁济”,同时封“儋耳夫人”为“显应夫人”,十一年后又加封“柔惠夫人”。
据该庙管理人员介绍,该庙的初建时间在中唐。
宋代的诗文中亦有涉及该庙者,如苏轼的诗、李光的碑文等,这似乎印证了该庙的初建时间在北宋之前。
宁济庙的初建年代是否在唐代?儋耳庙祭祀是儋耳婆还是冼夫人?九具石人到底是为盟誓还是守陵?《和陶拟古九首》之五作于何时何地?这些问题不仅明清以来修地方志的文人没有搞清楚,今天的学者也没有明确的考证查实。
因此,今天许多文献资料确乏可信度,而一些媒体在“文化传播”时,更是以讹传讹。
抱着对民俗民间文化信仰研究的认真负责态度,本文根据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以考疑方式,使考证的问题更加清晰,给方家和后人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宁济庙初建年代考疑(一)地方志与地理志记载的疑证地方志对冼夫人庙祀最早的建立时间记载不尽相同。
《正德琼台志》、《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民国儋县志》均说冼夫人庙祀从唐便有。
《万历儋州志》、《康熙儋州志》均说“后人不忘其功,立庙祀之。
”《万历琼州府志》、《乾隆琼州府志》对何时开始庙祀不载。
《道光琼州府志》对宁济庙记载为:“在州署南,祀谯国夫人冯冼氏。
宋绍兴间,封显应夫人,名其庙曰宁济。
”(注1)修志文人所能看到的史料或多或少、因人而异,但为显其祠庙久远,把始建庙的时间往前推,是许多修志人的作法。
南宋贬官李光《儋耳庙碑》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儋耳庙的碑记,碑记中记载南宋绍兴间诏封庙额之事,却未载初建何时。
[1]另外,从地方志的记载中看到疑点。
《万历儋州志》记载:“宁济庙在州治南、儒学右。
嘉靖二年,同知顾玠以其庙逼近儒学,奉提学魏明文,因毁五显佛像而迁于其庙焉。
”又载:“五显庙在州治南百步。
唐建在高麻都(今儋州市三都镇境内——笔者注),后随州移此。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作者:鞠芳凝王振国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04期关键词:扁鹊庙碑刻;祭祀文化;蒙元初期;内丘扁鹊祭祀由来已久,山东长清、河北内丘和任丘、河南汤阴、山西潞城等地至今仍有不少的扁鹊庙、扁鹊墓、神应殿、神应祠及相关的碑刻存在。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河北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尤其是河北省内丘县神头村扁鹊庙.不仅存在较为完整的扁鹊遗迹、碑刻,而且至今仍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河北内丘扁鹊庙因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历史悠久,且人文内涵丰富,故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早在1954年,马堪温就曾前往内丘进行实地考察,并将调查结果写成《河北省内丘县神头村扁鹊庙调查记》,不仅详细介绍了有关扁鹊的古迹,而且摘录了扁鹊庙中数篇价值较高的碑文。
马堪温在其调查报告中述及。
河北省内丘县千百年来一直保留着扁鹊的古迹,这绝非偶然。
程守祯亦提到,内丘既非扁鹊出生之所,又非扁鹊遇害之地,却保留了大量的扁鹊传说以及与传说相印证的遗迹。
且具有较为完整的信仰场所、信仰组织形式和信仰仪式。
内丘甚至被称为“扁鹊的第二故乡”“扁鹊文化的发祥地”。
内丘扁鹊祭祀由来已久,至元代达到极盛。
贾成惠认为内丘扁鹊庙创建年代可追溯至戰国时期。
由于在元初经历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因而较好地保留了元代的建筑特征,其基址甚至比现存的扁鹊庙还大。
和莲芬认为内丘扁鹊庙“以元代最为兴盛,规模也最为宏伟”。
据孟繁清统计,内丘扁鹊庙现存宋、金、元、明、清历代碑刻38通,其中元代碑刻较前代明显增多,共有9通,最著名者当属立于至元五年(1268年)的“元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
此碑又被称为“透灵碑”“名人碑”“朝廷碑”。
范玉琪认为,该碑为研究元代医官颜天翼和邢州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
张春兰、杨振北则认为,这块由元廷重臣撰写、书丹的石碑透露出忽必烈治理中原汉地的施政纲领,且碑文记述的元代祭祀扁鹊的事迹,可以弥补忽必烈即位之初祭祀五岳四渎史料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