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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理学发源地丫山，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名人，文人墨客赏山参佛的胜地，也是影响中国近千年，至今仍在国内外广为发扬的理学的发源地，源起于古大余宋时来了位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
理学宗师周敦颐是赣州历史上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北宋庆历年间，28岁的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探究道学精奥，创始道学；次年，程颢和程颐随父调迁，拜周敦颐为师，从此专心圣学。
后理宗皇帝赐匾“道源”，确认南安是“道学之源”。
其后杨时、朱熹、张九成、陈献章、王阳明、罗洪先等许多理学名家都来到这里寻根探源和过化。
因其时常登临丫山，吟风弄月，从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间感悟到了“无极而太极”的理学至理，成就了《太极图说》，现今，我们正筹划恢复周在丫山赏莲讲学遗址，兴造濂溪祠，隽永《爱莲说》于石壁，恢复吟风弄月台，供后人参拜体悟。
庆历六年（1046年），兴国知县程珦慕周敦颐的道德情操和学问，将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为师，学习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太极图》，当时，周就是在丫山的太极亭上手授《太极图说》与二程，这个学说经程颢、程颐所辑的《通书》而传世，因此周敦颐获得了理学开山祖的资格；南安军即今大余获得理学发祥地的美誉。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某些思想内容。
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周敦颐第一个“有意识地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而以儒家（中庸）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骨干。
……自从周敦颐以后，我国以儒家相标榜的理学才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宇宙观。
”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南安知军林寿公在当年周、程传习的地方创建“周程书院”。
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南安知府饶应龙上疏云：南安之地是周子教“二程”之地，“道学之源，实肇于此”，“南安乃道学发源之地”，为此，他恭请皇帝赐匾额。
宋理宗赵昀接疏后，亲书“道源书院”四字，赐予南安。
宋乾道年间，南安教授郭见义修建祀周敦颐与“二程”的“三先生祠”，并作记云：“人心可亡则先生之道亦可忘也，天理可灭则先生之道亦可灭也。
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摘要：理学是宋明时代儒家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
两宋是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兴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
宋室南渡之后，虽偏安一隅，而思想发展却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理学在南宋发展之所以呈兴盛势头，除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外，还与统治者的扶植及理学家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
在各种因素的交织推动下，理学最终被统治者所承认，确立了官学地位。
关键词：南宋；理学；兴盛；原因理学指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致力于探讨性、理、道、器等问题的哲学思想。
北宋时，在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王安石新学等流派，至南宋渐趋衰落。
而程朱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特别是孝宗至宁宗期间，可谓理学的极盛时代。
理学家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中曾说，“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以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
1由此可见理学影响之大，阵容之盛。
从南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推行理学，《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说：“宋元明清七百多年，儒家出现了真正‘独尊’的局面，程朱理学成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范文澜先生也说过：“理学供给统治阶级更精妙的压迫工具，比汉学讲礼讲阴阳五行精妙得多”。
3可见理学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根深蒂固。
理学由北宋的民间学派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其兴盛发展的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一)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破坏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指导地位，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君主是奉上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这一观点一直让广大人民深信不疑，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统治者观念比较开放，对各家学说发展的政策相对宽容，从而出现了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加之佛、道二教的思辨思维方式超过了传统的儒家学说，从而使传统思想开始出现转折，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丧失，《宋史·忠义传》记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下是有关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或称义理之学。
儒学为回应三教合一的冲击，以传统的儒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统治思想。
1.产生背景在政治上，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
为适应赵宋王朝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重整封建纲常，宋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需要。
赵宋王朝有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这种历史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等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封建专制在哲学上的化身宋明理学，建立起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并上升为本体，否定魏晋玄学那种“崇尚虚无”“以无为本”的旧唯心主义，保障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经济发展活跃，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
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罗盘针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向外的发展，也开始追寻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文化上，儒学早在西汉便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三教合一，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
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并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
其次，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以规范世人思想和行为。
名儒璀璨的理学文化/articledetail.php?id=14453资料来源：上饶日报作者：郑大中时间：2010-10-25中国的儒学文化，宋以后被列为中国的正统文化。
这是因为到了此时，集理学之大成者的朱熹推进了儒学文化成熟和完善。
明、清两代，朱熹的儒学观点更是成为执政者治世思想的基础。
宋以后，上饶不仅因朱熹（朱熹祖籍婺源，上饶是他讲学论辩施教的地方）、赵汝愚（余干人，与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为师友）、汪应辰（玉山人）、程端蒙（德兴人）、陈文蔚（上饶人）等众多儒学家热衷于讲学著书而成为书院之乡，也因之成了理学之邦，是“江西学派”及“程朱理学”的根据地。
理学名家璨若群星上饶是理学开源、心学萌生之地，理学名家，璨若群星。
“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
”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
赵氏父子（赵善应、赵汝愚，余干人）、汪应辰（玉山人）等都是朱熹同时代的理学大师。
赵汝愚为相执政期间，大力起用天下理学名家为各级官吏，包括上饶在内的江西理学家辈出。
朱熹门人程端蒙（德兴人）、陈文蔚（上饶人）、柴元裕（余干人）、赵汝靓（余干人）、赵崇宪（余干人）等著名理学家，终生讲学著书不仕，都是“江西学派”的代表人物。
明代，上饶理学名家冠江南。
娄氏三父子（娄谅、娄性、娄忱）被后世称为“名儒高足，心学前驱”，娄家被称为“五侯上客，一代儒宗”。
饶鲁（余干人）是程朱学派最重要的传承人，被誉为“江右理学巨子”。
鄱阳汤德润等四兄弟行走长江南北，分传播朱陆理学。
江万里（鄱阳）、胡居仁（余干人）、吕怀（广丰人）等上饶理学家的学说思想都对后世有着深广的影响。
上饶的鹅湖书院理学讲坛遍地开花南宋以后，一代一代的理学大师，广收弟子，在上饶各个地方开办书院，亲自讲学。
在“鹅湖书院”“怀玉书院”“端明书院”“叠山书院”“东山书院”“芝阳书院”“南岩书院”“盘涧书院”“蒙斋书院”“松冈书院”“南溪书院”“白石书院”等，都是上饶理学名家主持讲坛，理学思想和文化在上饶各地遍地开花。
江西文化·人杰地灵,泽被后世—江西思想之光探索·江西理学江西文化·人杰地灵，泽被后世—江西思想之光探索·江西理学理学指的是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
按传统的分类，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派，一派是宋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学，其中以洛学为主干，至南宋发展到高峰，在明代仍有很大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
因其主要代表为二程、朱熹，故常称为程朱派。
另一派是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中期后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代表人物为陆九渊、王阳明，故人称为陆王派或陆王“心学”。
而陆王“心学”都是发源和成熟于江西。
所以说，江西理学主要是指陆王派的学说。
广义的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而促使理学兴起和兴旺的许多哲学家都和江西这块土地因缘相关。
首先是被尊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虽为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但一生和江西关联密切。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江西任职，晚年卜居庐山莲花峰下，筑室曰濂溪堂，后卒于其地。
其次是程颢和程颐兄弟，当周敦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时，二程的父亲程珦亦在南安军做官，程氏兄弟随父寓居任所，程珦叫两个儿子师事周敦颐，时间近一年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江西受的理学启蒙教育，后来二程成为理学中极其重要的人物。
最后是朱熹，他曾知南康军，复建白鹿洞书院并在那里讲学，影响很大，朱熹祖籍是徽州婺源人，婺源今属江西，所以朱熹和江西更是密切相关。
不过我们只是说他与江西密切相关而已。
历史地考察，朱熹之学还不能算是江西之学。
朱熹本人生于建州尤溪(今属福建)，当时他父亲朱松任尤溪尉，以后朱熹长期生活和活动于福建。
在理学派别中，他被尊为闽学的台柱，当时朱熹称与他对立的陆九渊的思想为“江西之学”。
因而，江西理学正宗应从陆九渊讲起。
(1) 陆九渊生平与著述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
他曾讲学于贵溪象山，自称象山居士，故以象山先生传名于世。
他是宋明理学中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理学兴起的背景2007-09-07 21:09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
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
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
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张载等。
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
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
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
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
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
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
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
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
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
宋明理学在赣南的创立与弘扬北宋庆历年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探究儒学精奥，始创理学；程颢和程颐随父调迁，拜周敦颐为师，从此专心理学。
宋理宗赐匾“道源书院”，确认赣南是“理学之源”。
其后，杨时、朱熹、张九成、陈献章、王阳明、罗洪先等许多理学名家都来到赣南寻根探源，并在这里探究理学精义，传授圣学。
一、理学创立于赣南北宋庆历五年(1045)，28岁的周敦颐由分宁主簿调任南安军(军治在大庾县，即今大余县)司理，南安地处江西南部，属赣南的一部分，现今赣州市的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四县范围。
第二年(1046年)，兴国县令程癳(字大中)调任南安军通判。
程大中系河南洛阳人，对儒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与周敦颐交往后，“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1](卷13《伊川文集·先公大中家传》)，并对周敦颐的人品和学识都非常钦佩，于是就叫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为师。
当时，程颢15岁，程颐14岁。
周敦颐初见“二程”时，觉得他们年纪虽轻，却聪明伶俐，随口诘问孔孟之道，即对答如流，便有心要认真教他们，尽平生之学传之。
两年多功夫，二子便学业大进，成为南安学子中的佼佼者。
有时，周敦颐公务繁忙，就叫二子代他讲课。
二子不负先生重托，把老师教导的学问发挥得有声有色，慕名求学者也日益增多，学馆也因之扩充规模，改为书院，南安府的儒学也因此兴盛起来。
多年以后，“二程”还津津乐道此事：“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2](卷2上)周敦颐要“二程”兄弟去寻找颜回和孔子为何能在艰难困苦中保持恒常的精神愉悦的缘故。
关于“孔颜乐处”的命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程”强调：“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
”[3](卷上《论学篇》)程颢又说：“自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4](卷1《濂溪先生·遗事》)“吟风弄月”是孔颜“乐”的表现形式，绝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而是要去“观物”、“静观”，从中体会出天地之根、万物之源，并进而获得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性，坚定自我践履“中正仁和”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