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当下社会与文化转型期，全球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使得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整体面貌和创作风格也随之变化。
由张同道与胡智峰领导的纪录片战略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报告提出：《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开启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工业型模式，将纪录片分为宣教型、审美型和工业型纪录片，而工业化、模式化的制作方式正是大众文化的特征，由此可见，《舌尖》这类记录片的诞生、萌芽和发展是中国纪录片与公众建立全新密切关系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对这种社会文化语境转向的回应。
本文试在当下对纪录片的认识高度与关于《舌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产生其的全球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社会语境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文化表征与深层内涵，尤其抓住两个题材：饮食与乡土中国。
本文试从味觉记忆与饮食文化的创新表现，历史•乡土•人性的叙事文化，都市书写与乡土中国的对比，多元•情感•诗性的审美文化，理性•宽容•超越的批判文化五个方面来进行《舌尖》的文化研究，分析其创作理念、题材选择、视听语言、叙事策略和审美表现是如何将大众文化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相结合，如何展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展现出历史、记忆、礼仪、家风、民俗等系统的文化环境，如何进行乡土中国的凝眸和书写，如何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体现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的传承与发展，实现纪录片的诗意回归与审美超越。
进而探讨《舌尖》是如何通过借鉴海德格尔哲学、沈从文抒情哲学等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未来的精神原点，构筑情感慰藉和人性关怀的诗意世界，创建新的文化启示录，成为启发文明自觉和主体建构的文明镜像，为纪录片，尤其是大众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文化范式。
关键词：饮食文化；乡土中国；多元对话；文化自觉；人文创设（一）研究背景——社会文化语境分析随着全球化多元思潮的涌入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伦理生态和道德观念，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与此同时，文化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一章从原始电影到《北方的纳努克》第一节纪录片的范畴与属性(1) 纪录片本身就是现代电影艺术的母体，在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才陆续分化出故事片、新闻片、科教片、动画片、纪录片等不同片种，汉语译为纪录影片或纪录电影。
(2) 1894年，爱迪生实验室留声机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电影机乔治·梅里爱——电影蒙太奇(3) 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追求客观记录风格；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追求情节化、故事化。
(4) 中国电影的不发达的原因是纪录片不发达。
(5) 纪录片是非虚构非表演的影视纪实艺术。
纪录片是一种发展中的现代艺术，是一种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且被广泛关注的艺术。
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视听形象纪实性。
因此对于它的表述也不尽相同。
(6) 美国加拿大——纪录片：新闻节目、时事节目；专题纪实节目日本——纪录片：报道特辑、社会性纪实片；自然纪实片、科学类纪实片、经济专题纪实片、剧本类纪实节目中国——纪录片作为电视专题节目之报道类节目，包括纪实型、创意型、政论型、访谈型等(7) 当今的纪录片可以表述为：社会人文类与自然科学类两个含义的范畴。
纪录片的主要形式有：报道体、跟踪纪录体、政论体、文学体等等。
第二节纪录片社会功能(1) “镜头纪录的是被我的心折射的现实，那里面有我的审美感情，有我的人生体味，有我的喜怒爱憎，有我的镜头诉说，而这一切又被集中在被纪录的人的生存状态上。
”——《远在北京的家》导演陈晓卿(2) 纪录片对生活的纪录、再现，是人的主观意识通过影视纪实技术手段对客观事实的反映。
社会功能：反映生活纪录历史传播知识引导舆论(3) 纪录片意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由意志从本源上看，纪录片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社会的武器，它不以观赏和消闲为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
纪录片意义包含这些因素：1.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
2.它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3.它强烈地体现作者的自由意志第三节从原始电影到《北方的纳努克》(1) 电影在1895年问世之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纪录片和新闻片的雏形，呈现出明显的原始特征。
纪录片《敦煌》的独特魅力历时6年拍摄的《敦煌》，让我们在当下浮躁的文化生态中，沐浴到了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洗礼，它以独特的方式梳理了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敦煌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内涵。
在提供丰富历史知识、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也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本文试图从主题内涵、叙事策略和影像手段三个方面入手来解读纪录片《敦煌》。
一、主题内涵历史文化纪录片在我国纪录片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梳理民族文化，用影像的方式诠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的重任。
纪录片《敦煌》从敦煌的传奇发现讲起，描摹了敦煌莫高窟迷人的艺术杰作和文化宝藏，诉说了敦煌从繁盛到浩劫的曲折历史，也记叙了几代中国人对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敦煌》延续了历史文化纪录片用影像传播中华文化的理念，全方位展现了敦煌2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
而《敦煌》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敦煌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文化纪录片，该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凸显人文关怀，重视人文意识和个体生命，让观众在体验个体生命情感的同时感受历史文化的宏大。
正如许继峰评价说：“周兵的作品改变了中国纪录片的生态，几年前的《故宫》使中国纪录片的叙事方式由过去的讲道理转向讲故事，《敦煌》又向前迈进一步，开始真正关注到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
”在影片中导演始终秉持着一种人文情怀，特别关注站在历史背后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关注文化背后的人，高扬生命情感。
纪录片《敦煌》共10集，依次为：《探险者来了》、《千年的营造》、《藏经洞之谜》、《无名的大师》、《敦煌彩塑》、《家住敦煌》、《天涯商旅》、《舞梦敦煌》、《敦煌的召唤》、《守望敦煌》。
每集都以一个主要历史人物为线索，探险者斯坦因、道士王圆篆、画匠史小玉、寡妇阿龙、舞女程佛儿、敦煌守护者常书鸿……他们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有的耳熟能详，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命运都汇聚在这里——敦煌。
思想——纪录片之魂优秀的纪录片不单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更要体现创作者意图和思想，而主体意识的体现则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从对生活的提炼，哲学思维和审美感受，塑造与挖掘的艺术三个方面论述了思想在纪录片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具体实例作为论据证明本文观点。
标签：纪录片；思想；主体意识纪录片记录的是创作者希望给观众看到的是什么，或者说是创作者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镜头语言和画面的组合恰恰是作者思想体现的媒介，纪录片创作中的主体意体现到怎样的程度才不为过，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对生活的提炼对生活的提炼，首当其冲的是将生活的原生态转化为艺术作品时对生活层面的截取，也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你准备去表现什么。
这时候最需要主体对客体的全方位的而且是冷静的审视。
现实生活更多的时候是稳定、平静而缺少变化的，但真正弥足珍贵的情感与冲突，也必然是来自生活之中，这就需要创作者去发现。
这里所说的发现并不都是那些振聋发聩的大事件，而是有些看似平常，其蕴涵却极其深邃，极具味道，最能诠释生活之美、人生之美的凡人小事。
早在1922年，苏联的电影人就提出”电影眼睛”一说，后被称之为”直接电影”，要求在再现现实时要像镜子般直接记录生活。
直至现在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坚持认为纪实就是具象的描摹，对生活的照搬。
如有些国外纪录片主张无剪辑、无解说、无音乐，这无疑是对现代电视手段的一种摈弃，对主体意识的一种逃遁。
其实，当你打开摄像机，便已经有了主观因素。
拍摄者在跟踪、等待中总是期望会出现某种情景，尽管纪录片不允许过多人为因素介入，尽管你所期望的有时甚至远不如现实发生的更精彩更感人。
有了这种主观或者称主动的意识，才会在长时间的等待中抓住突然生发出的你所需要的精彩的瞬间。
缺乏主体意识的创作者，可能在一个个”闪光点”闪过之后还不知道，只拍了一大堆毫无价值的素材，到头来还埋怨生活如此单调、乏味、不值得表现。
烹调界有七分墩三分灶之说，意思是说切菜比炒菜费功夫。
《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札记技术革新对中国纪录片的影响《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是一部关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关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观念发展史，同时还是一部关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技术发展史，“技术的发展强过了美学的力量，并强烈地影响了这个新电影的‘外貌’”，在《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的这本书中强调了技术在纪录片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中国纪录片史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技术的力量，他对于电视纪录片的语言、风格和观念的演变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建国初期，当时的电视台硬件设备非常简陋，只有有限的一些过期胶片和几台16毫米的摄影机，洗印工序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要靠人工来完成。
在北京电视台建台时，使用的摄影机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六台16毫米摄影机，其中四台是50年代瑞士生产的发条式的鲍莱克斯，两的台是解放军缴获的美国30年代生产的菲尔姆。
而作为消费材料的胶片，由于价格昂贵，根本不可能放手使用，只能扣紧拟定的拍摄脚本，按照很小的片比进行摄录。
1960年北京电视台从原东德进口了一批AＫ１６马达摄影机，较之原来的每把发条只能拍摄２０秒中的摄影机改进了不少。
然而起初的摄影机都不能同步录音，声音和画面的录制只能分开进行。
摄影机和录音机都很笨重，不仅不方便，而且声音很大，不适合在某些场合使用。
另外，摄影机和录音机的配备也不成比例，使得有些内容只能录声音，而有的部分只能有影像，而在后期制作时间较紧的情况下，要对口型也不是意见容易的事。
第一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７７）的纪录片中，声话剥离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所致，画面是一个轨道，声音是另一个轨道，经常声音是对画面的一种解说，而不是画面和声音的自然合成，所以在当时一般是“画面加解说”的形式。
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灌输方式，我说你看，你播我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
在技术上，可以说是因为当时声话对位，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的是一种解说的意味，形成了一种有很浓的宣传味道的形象化政论纪录片形式。
论纪录片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植入与观念表达【摘要】纪录片从前期的选题拍摄到最终的创作完成都贯穿着创作者的思想与意图，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思想意图不断植入的过程。
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创作经验与教训，并通过对一些优秀纪录片的分析，来探讨创作者在创作纪录片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思想意图植入与观念表达。
【关键词】纪录片创作；思想意图植入；观念表达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何苏六教授谈到：“纪录片创作要表达出思想观念才有生命”。
①然而，有些纪录片创作者常常认为纪录片只要对生活进行客观记录就行，并为此习惯性地采用了大量的跟拍与长镜头，忽视能够突显代表创作者“说话”的细节表达。
为了拍而拍，进而陷入自然主义的窠臼，把思想观念的表达抛在脑后。
笔者认为，纪录片创作者能否对所摄对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判断，并在制作过程中有效地融入一定的思想意图，成为一个纪录片能否实现观念表达及成败的关键。
一、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思想意图植入1、选材现实生活内容十分繁杂，纪录片既可以观照人物、事件、历史，也可以是文化、社会、普通生活。
面对着浩瀚的生活海洋，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纪录片能否成功。
如果在选题上没有比较研究，那么只会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
因此，在创作实践中，我们经常会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拍什么？什么样的人或事是别人所没关注而又饱含价值的？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图在起作用。
纪录片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述，它要求我们对现实生活不断地选择加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
所以说选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作者思想意图已经开始植入的过程，也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最初体现。
我们经常抱怨自己的片子没深度，或者很难承载思想，这可能跟选题有关系。
在选题时，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意图：该选题能否产生矛盾冲突？片子拍出后是否能引发观众对现实、人生、历史等的思考？情感上能否引起观众共鸣？最终能从理念上归结到人的价值、人性的思考等上面。
纪录片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选题有故事，大家爱看愿意看，也希望选题有意义，能够承载起一定的思想表达。
2023.03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目的，并用真实内容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形式。
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这种真实体现在纪录片的纪实性上，尤以社会现实题材类纪录片的纪实性最强。
这类纪录片以当代社会为背景，关注时下社会进程中正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矛盾，或关注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个体命运。
这类纪录片的拍摄很大程度上需要跟拍和抓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事先设计出细致的分镜头拍摄脚本，对镜头进行精雕细琢的创作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制定了分镜头脚本，在实际拍摄中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状况，分镜头脚本也很难执行到位。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因此对于拍摄而言，镜头创作仿佛无法深思熟虑，只能临场发挥，而其实所有的临场发挥并非无源之水，那些神来之笔也大多和日积月累的深思熟虑息息相关。
那么社会现实题材类纪录片该如何进行镜头创作呢？一、拍摄器材是镜头创作的物质保障1.新器材更新迭代层出不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纪录片拍摄者手中的摄像机就像战士手中的钢枪，要想取得纪录片拍摄战役的胜利，就得充分运用手中的摄像机。
近十几年来，随着数码影像拍摄器材的广泛应用，影像拍摄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进的摄影器材层出不穷，技术指标也在提升。
随着摄像机性能的不断提升，随着一众拍摄器材的改良、进化，摄像器材从硬件角度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创作可能。
以《鸟巢，梦开始的地方》为例，这是一部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记录了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从无到有的建筑历程、诞生过程。
片中有不少延时拍摄镜头，这些镜头的拍摄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复杂，但要是回溯到磁带摄像机时代，想得到这样一段延时素材拍摄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尤其是要拍摄很长的时间跨度，拍摄时长还要受磁带时长的限制。
而如今延时拍摄就简便了很多，拍摄时长几乎无限制，只要存储卡足够大或者在双卡槽间勤换存储卡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