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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国皇帝清朝的开国皇帝，即康熙帝。
康熙帝（1654年-1722年），清朝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开国皇帝。
他的正式名字是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是他的年号，意为“享万古之宁康”。
康熙帝在位达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之一，也是一个备受称赞的伟大君主。
康熙帝出生于福临，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锦州市。
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因此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一。
康熙帝在他的童年，就已经展现出了超人的聪明才智和出色的领导能力，这也为他今后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
当康熙帝的父亲去世后，他才六岁，年幼的他显得非常坚强和果断，对政务表现出了非凡的兴趣。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清朝正处于战乱频繁的时期，内忧外患不断。
康熙帝秉持着宽大和睦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内局势，拓展国土疆域。
康熙帝开创了一种崇尚节俭和勤政的治理风气，力促官员廉洁自律。
他实行了以辅助君主政治为基础的三大制度，分别是朝会制度、会审制度和蒙古王公会议制度。
这些制度的实施有力地提高了朝廷的运转效率，增强了集权的稳定性。
康熙帝还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
他致力于改良农田水利，提倡农业发展，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另外，他积极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加速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在教育方面，康熙帝注重培养人才，推崇儒学，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他设立了国子监、府学等教育机构，选拔人才，培养学术精英。
这些措施为清朝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外交方面，康熙帝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拓展了清朝的疆域，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交政策。
他以武力和外交手段，将台湾、葫芦岛等地纳入中国版图，同时积极参与中俄边疆之争，赢得了对外战争的胜利。
在康熙帝统治下，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艺术也达到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
他注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广泛普及和繁荣。
康熙帝去世后，由于其晚年实行长子继位制，导致了子孙后嗣的争夺。
乾隆皇帝的治理之道乾隆皇帝（1711年-1799年在位）是中国清朝的第四位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的治理思想和方法被后人誉为“乾隆治世”或“乾嘉治国”，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乾隆皇帝的治理之道，并探究其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一、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治理哲学乾隆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在治理国家时，他尊重传统的封建礼仪和儒家道德标准，强调君主的德行和品德修养。
他对待臣民宽容有度，重用贤能之士，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同时，乾隆皇帝注重教育，推崇儒学，推行训诂学、刻石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化人才。
二、平抑民间矛盾的善政手段乾隆皇帝重视治理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他实行了一系列的善政。
首先，他吸收了汉文化的元素，对内地进行多次巡视，并派遣官员负责地方行政，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
其次，乾隆皇帝提倡宽政，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对于自然灾害和饥荒，他积极组织救灾，赈济民众，得到了广泛的民心。
三、推动农业与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乾隆皇帝重视农业生产，采取种种措施提高农业生产力。
他修筑水利工程，开辟新田地，改进农业技术，推行新的农业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能力。
同时，他积极推动商业发展，提倡海外贸易，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改革。
这些经济政策为清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维护边疆稳定的外交政策乾隆皇帝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注重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
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边境地区安定，边疆少有战乱。
同时，他采取了开展和平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手段，积极与邻国通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外交基础。
五、文化繁荣的治理成就乾隆皇帝的治理也为中国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修复文物古迹，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他支持文化教育机构的建设，兴办书院，推动文化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这些措施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的治理之道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注重民生福祉，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稳定，并为中国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乾隆皇帝的治国之道乾隆皇帝（1694年－1799年）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自位于乾隆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他在位期间，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智慧，成功地实行了一系列治国之道，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思想理念坚定稳健乾隆皇帝深谙治国之道的核心在于思想理念的坚定稳健。
他秉持儒家思想，弘扬尊孔孝道，倡导孝治国。
在他的统治下，重视儒家经典的传习和儒家思想的普及，以孝道为核心价值观，推行孝道教育，使全国人民都能充满敬爱和奉献之心，形成了浓厚的道德风尚。
乾隆皇帝本人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以榜样的力量影响着整个社会。
二、勤政励民，重视教育乾隆皇帝注重了解民情民意，了解庶民疾苦，并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问题。
他实行勤政励民，重视教育。
乾隆皇帝建立了府学、书院、手工业学堂等教育机构，并亲听政务，亲临巡视各地，详细了解民生疾苦，积极解决各类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开展重大改革乾隆皇帝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他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鼓励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并加强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
此外，乾隆皇帝还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建设，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
四、注重文化传统保持和发扬乾隆皇帝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的繁荣。
他积极收集、整理和珍藏文化文物，收集各类名著、典籍和史书，修订了《四库全书》，并举行了多次文化盛宴，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保持和发扬做出了巨大贡献。
乾隆皇帝还提倡诗词歌赋，举办文学比赛，扶持文人墨客，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五、外交智慧，使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乾隆皇帝善于外交，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屹立不倒。
他坚持“文治武功”并重，既稳定国内，又同外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与西方列强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交往和贸易往来。
乾隆皇帝智慧地利用外交手段，保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独立。
清朝皇帝的华夷观来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点击数：1673 更新时间：2009-2-25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张双志发布时间 2009-2-25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人自视为文明礼仪, “四夷”为野蛮落后。
相应地, 中国、华夏、中华、诸夏含义等同, 代表最先进文明礼仪; 用夏变夷, 夷夏之防; 华夏人统治“四夷” ; “中国”之外都是“四夷” ; 华尊夷卑等观念, 都构成了华夷观念的内涵,是为华夷之辨。
在清代, 满洲人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华夷之辨,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对华夷观也有着自身的认识, 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变化。
清帝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 强调各族的平等, 但这不等于说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
华夷之辨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身处儒家文化独尊的大环境, 清帝自不能“免俗” , 以“中国” 、“中华”自称, 自诩为“礼仪上邦” , 继承了历代大一统王朝视外国为“夷”的传统, 在主观意识里, 华夷分野的很清楚, 大一统国家之外的都是“夷” , 以华夷秩序作为处理与各国关系的准则, 把华夷观延伸到国外。
清帝眼中的大一统的中国, 是以东北、蒙古、西藏、新疆、西南、沿海岛屿为国家的边疆区域, 有着相对固定的疆域范围和臣属的民族。
在边疆之外, 清朝又把外国分成两部分。
据乾隆朝《会典》载: “凡四夷朝贡之国, 东曰朝鲜, 东南曰琉球、苏禄, 南曰安南、暹罗。
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 西北番夷见理藩院, 皆遣陪臣为使, 奉表纳贡来朝。
” εθ西北番夷指的是,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等诸外藩部落, 因地缘关系, 附于新疆回城之后。
哈萨克、布鲁特比较特殊些, 有一部分在新疆境内。
此外, 于西藏后附有廓尔喀等。
统一由理藩院管理。
因俄罗斯与中国西北边疆接壤, 对边疆安全影响很大, 有关事务由理藩院管理。
乾隆的故事(1)乾隆如何收拾老臣乾隆收拾老臣公元1735年，雍正逝世，乾隆继位，这年他24岁，正年富力强之际。
不过，雍正临终嘱托里，特别交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这让刚坐上龙椅的弘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前朝老臣都不会太欢迎的。
鄂尔泰比乾隆长34岁，张廷玉比乾隆长38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能不能驾驭得住？他们会不会买他的账？让年轻皇帝有点郁闷。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
现在，轮到他主政，却拿这两位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
然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
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
鄂尔泰树大根深，其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族要员。
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阁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
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
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
张著文自诩：“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
”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具有居高临下的满族背景，骄横跋扈；张廷玉具有精通汉文化的精神优势，名声遐迩。
乾隆的名言有哪些（精选2篇）乾隆的名言有哪些「篇一」乾隆帝是中国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政务管理有方且注重细节，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名言。
本篇文章将介绍乾隆帝的十句著名名言。
摘要：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有许多名言，其中包括对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提醒和教诲。
本文将介绍十句乾隆帝的著名名言，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历史上重要的皇帝。
正文：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乾隆帝强调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改正，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乾隆帝认为通过研究历史可以了解国家的兴衰和演变，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3. 循循善诱，导引趋成：乾隆帝主张通过善于引导和教育来引导人们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目标。
4. 务实进取，务求实效：乾隆帝注重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他倡导追求真实的结果，而不是空洞的言辞。
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乾隆帝强调个人修养、家庭和睦、国家治理，以及世界和平的统一重要性。
6. 人命至重，一切以民为本：乾隆帝认为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切政策和决策都应以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
7. 明事理，守底线：乾隆帝鼓励人们要懂得事理，守住底线，不被诱惑和利益所动摇。
8. 明法治国，守法为民：乾隆帝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依法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和秩序。
9. 文治武功并举：乾隆帝重视文化和武力的发展，强调两者的相辅相成。
10. 不可一蹴而就，持之以恒：乾隆帝提醒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耐心和持久的努力。
总结：乾隆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他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名言，这些名言涉及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
他强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错能改、以史为鉴等观念，这些名言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学习乾隆帝的名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智慧。
乾隆的名言有哪些「篇二」标题：乾隆皇帝的千古名言，不低于20句摘要：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他统治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黑格尔观念中的中国：剖析与考辨（下）作者：暂无来源：《国际公关》 2013年第4期文何辉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主任二、黑格尔关于中国认识和观念中的谬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些观念长期以来已经引起了诸多争论，比如他认为东方国家（中国是他的一个例子）是“历史的幼年时期”①或“历史的少年时代”。
②关于这—点，本文不赘。
本文要考辨的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1、关于政令出于皇帝一人的表述黑格尔谈中华帝国行政时说：“政令是出于皇帝-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
③按照上下文百丁矢口，黑格尔此处当说的是清朝的行政。
清朝皇帝行政，主要依靠奏折制度，权力高度垄断。
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格尔的表述没有太大问题。
然而，在黑格尔的观念中，“这种历史（中国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
④这就给人造成—种强烈的错觉，即认为黑格尔的“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的说法可以适用于说明中国所有朝代的行政特点。
这就将中国古代行政的机制过于简单化了。
这种简单化对后世西方简单化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肯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用来驳斥黑格尔这样的不严谨的表述，但是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用例子而是用历史上的具体制度来说明问题。
以古代中国的唐宋朝为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认为，“唐代是‘君主为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是在承认贵族的特权的基础上才可实行的，无法由一人掌握绝对权力’，其政治过程是‘通过与贵族的协议共同体’而实现的。
”⑤在宋代，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就政治制度特征而言，是中央集权，皇帝有最高裁决权，但政令的颁发实有一个复杂的机制。
宋朝皇帝发布诏书有个复杂的审议过程。
当皇帝接到官员的状、奏、表、疏等文书，或收到“劄子”，或宰执上奏后，可通过裁可、御批等方式给予回应。
宰相可以直接通过上奏反对皇帝。
北宋末年，宋钦宗要任用游侠王伦，“取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宰相何栗以伦为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补修职郎，斥不用”。
论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作者：张南南吴丽华来源：《理论观察》2018年第03期摘要：中国古代，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天主宰一切，并把天赋予了人格意义。
天可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降下祥瑞或灾异，以此表示对统治者的奖励或惩戒。
祥瑞和灾异则成为天人之间沟通的媒介。
至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这种观念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面对祥瑞或灾异时笃信“敬天”思想。
亦因三帝所处环境不同，故在面对祥瑞、灾异时，多从当时的政治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政治策略。
康熙帝不言祥瑞重灾异，借此警戒大臣；雍正帝掌控祥瑞、灾异的解释权，借此操纵大臣，考察官员；乾隆帝则利用祥瑞宣传盛世，使祥瑞为己所用。
关键词：康雍乾；祥灾观；天人感应；为己所用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3 — 0067 — 03“祥灾观”是祥瑞观和灾异观的合称，古人把凤凰现、麒麟生、景星见等自然现象认为是祥瑞，祥瑞的降临代表着天下太平、繁荣富足；人们把异常天气、日食月食之类的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现象称为“灾异”。
至西汉初年，随着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确立了更为详细的祥瑞、灾异观。
此后，虽然历代都曾对祥灾观提出批评，但直到清代，祥瑞、灾异仍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主导这一时代的三位帝王无疑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对此后的清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清初人们对祥瑞灾异的解释大体仍沿着前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框架，认为祥瑞灾异现象与人事，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存在必然的联系，君主的行为可直接感召祥瑞灾异。
康雍乾三帝则继续秉承这种祥灾观，但在细节上，则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用修德行政的行为去“敬天、畏天、事天”，言灾害而很少言事应。
（一）康熙帝通达务实的祥灾观康熙帝对祥瑞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史书中所记载的祥瑞，实际上并不采信。
如对待尧出生时的祥瑞，康熙帝就认为“古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
第3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康熙帝学习目标：1.掌握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统一某某的基本史实及重大意义。
2.掌握两次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认识康煕帝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贡献。
3.归纳康煕帝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采取的重要措施，正确评价其文治武功。
1.重点：康熙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
2.难点：评价康熙帝的历史贡献。
教材整理1 少年皇帝1．少年继位：1661年，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2．严峻形势(1)X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某某后，坚持抗清。
(2)侵入某某流域的沙俄势力有待驱逐。
(3)漠西和漠北的蒙古各部需加强管理。
(4)由于满洲贵族强制实行圈占土地、剃发易服等政策造成的满汉民族矛盾尚未平复。
(5)辅政大臣鳌拜骄横跋扈，欺君擅权。
3．总揽大权：康熙帝14岁亲政，智擒鳌拜，稳定了秩序，总揽朝政。
教材整理2 巩固统一国家1．措施(1)军事上①平定三藩之乱：消除了南方割据势力，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与国家的统一。
②收复某某：设某某府，某某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③平定噶尔丹叛乱：三次亲征，取得乌兰布通、昭莫多战役的胜利。
(2)文化上：崇尚儒家文化，恢复开科取士，加快满族文化的发展步伐。
(3)政治上：加强与蒙、藏民族的团结，特别尊重喇嘛教。
2．意义：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误区警示]正确认识民族战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
这些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我国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
交战双方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但有压迫与反压迫、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
教材整理3 维护国家主权1．背景：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侵占尼布楚、雅克萨等据点，抢掠当地的少数民族。
2．措施(1)军事上：两次雅克萨之战，收复东北失地。
(2)外交上：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①内容：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了某某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清朝皇帝对 中国 疆界的认识和自我约束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
朕今日正与相等也。
”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
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
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
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
”（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
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 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
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
（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 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
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
”（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
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
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
），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都是同一概念。
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
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
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 分析 。
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
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
（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
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
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
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
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
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
）。
“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 问题 。
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
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
”（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
）。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
”（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
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
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
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 历史 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
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
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
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
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 理论 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
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
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
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