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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探究科举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探究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唐宋时期，科举制度被广泛应用，并对社会阶层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究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对社会阶层变迁的作用及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背景和基本原理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以广泛实行，它是由皇权政治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其背景是唐代文治主义和宋代理学兴起。
科举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实现功臣进士人员选拔与任用制度化。
科举考试分为三个阶段：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殿试是最终决定进士及格与否的考试，通过后即可进入政府担任官职。
科举试题以经典为基础，考察考生的文化修养和政治才干。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1. 优化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官僚体系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选拔出更加合格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职务。
这一制度改革促进了政府的高效运作，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 促进知识人才培养。
科举制度鼓励年轻人努力修学，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升迁和地位改变的机会。
这导致了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的提升，知识人才得到培养和推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 增强社会流动性。
科举制度打破了出身决定命运的格局，使得一些家境贫寒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有机会脱颖而出，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
这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不仅使得社会阶层的变化得以实现，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更广泛的人才选择。
三、科举制度对社会阶层变迁的影响1. 阶层流动性增强。
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传统的世袭制度，让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使得原先世袭的贵族阶层和底层平民之间的阶层固化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
2. 社会底层的机会改变。
科举制度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了通过知识和才能提升自己地位的机会。
这大大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使原本贫穷的底层人们有机会跻身于上层社会，并通过政府的任用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科举制度历史上的改革与变迁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大体可分为唐代的选贡、宋代的科举和明清时期的礼部试三个阶段。
在这千年历史中，科举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和变迁。
本文将从唐代选贡制度开始，一步步探讨科举制度历史上的改革与变迁。
一、唐代选贡制度的建立自唐太宗时期以来，唐朝逐渐确立了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作为科举制度的先驱。
唐代选贡是唐朝初期建立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分为举荐、推荐和选贡三个阶段。
唐朝的选贡制度实际上是对房考和进士考试的补充，房考是招募门阀子弟，进士考试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
唐朝的选贡制度强调门第、种族，而不是学问，其缺点逐渐显露，逐渐让位于后来的科举制度。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建立唐朝的选贡制度逐渐衰落，直到宋代才开始重新补充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对唐朝制度的改进、完善和发展。
宋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省试和殿试。
最初，乡试只为考取生员资格，后来逐渐成为选拔才子的主要方式。
宋代的乡试和省试是在当地举行的，而殿试则是在京都举行。
此外，宋朝还实行“三会式”的考核方式，即由当地教育官员主持，由省里或者中央负责安排。
三、明代礼部试的创立明朝在考试制度中又有了新的创新。
明朝的礼部试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它是在先前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
礼部试是明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央考试系统中的最高阶段。
其目的是选拔最优秀的文科生和理科生成为进士。
明朝的礼部试采用严格的考场管理制度，其考试内容包括策问、优孟和义演三部分。
四、清朝科举制度的改革清代的科举制度和明代相似，但由于政治变革和外来文化与技术的影响，清代的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和变革。
清朝在科举制度中加强了压制汉文化的力度，大量引进外来文化，西式考试也逐渐在考试制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外，清朝还试图通过重大制度改革来加强其政治力量，如提出了“乡试统一命题、省试校对、殿试双合”的指导思想，使科举制度更加体系化、有序化。
总结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历史遗产，其改进和变革的历史进程是一段非常耀眼的历史。
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讨论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在唐代，科举制度是源于秦汉时期的进士科举，经过隋代的一些改革后，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唐朝初年，科举制度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得到进一步改革。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制度体系，将科举制度与官职晋升相结合，确保官员能力与素质的提升。
其次，唐太宗还规定了科举的考核科目和标准，例如乡试文秀、会试诗赋等，以及延续了进士及第制度。
然而，唐代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乡试门槛相对较低，导致参加乡试的考生众多，且考察内容相对简略，不能准确筛选出合格的才子。
其次，由于廷试的内容主要注重考查对经典的理解与背诵，而忽略对实际能力的考察，使得一些优秀人才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宋代进一步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首先，宋太祖赵匡胤废除了唐代的乡试制度，引入了新的科举考试模式。
新的科举考试体系包括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筛选出更优秀的人才。
其次，宋代进一步加强了科举制度的官僚化，并设立了专门的科举考试机构，选拔出合适的官员。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还体现在对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的优化上。
宋代注重对经世致用的才能考察，将考试内容从以经典为主转变为对政治、军事、财政等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考查。
评分标准也更加客观，不再重视诗词才能，而是多维度考察，保证了考生的综合素质。
三、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改革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为社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以乡试为例，无论贫富，都可以报考，只要能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上人才的多元化。
其次，科举制度的改革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学者们纷纷投入备考。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科举制度自唐代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变革，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本文将以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为线索，分析其对社会结构的演变造成的影响。
唐代开创科举制度，其目的是选拔人才，壮大国家实力以及维持社会稳定。
科举制度分为明经科、明儒科和进士科，其选拔的对象主要是士人子弟。
在唐初，科举考试被视为一种崇高的选拔方式，被社会广泛认可。
然而，由于制度的滞后性，以及封建社会的固化，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从而推动了后来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
唐代科举制度的第一个变革可以追溯到贞元年间的宰相魏征。
魏征提出了“科应务实”的观点，主张考试内容应该与实际工作相匹配，而不仅仅是对文学典籍的死记硬背。
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唐代科举制度开始朝着实用性的方向转变，考察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纸上谈兵，而是更加注重学以致用。
这一转变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唐代科举制度的第二个变革出现在安史之乱后。
由于战乱的破坏以及封建社会的动荡，士人子弟的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唐代科举制度逐渐无法保证选拔到真正有才华的人才。
这一问题使得唐代士人们反思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开始提出种种改革建议。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韩愈提倡的“贵行实学”观点。
韩愈主张将考试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把才能与德行相统一，以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代科举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后来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演变，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士人阶层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士人们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得以进入官场，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享受多种特权和地位。
这种特权地位的确立，使得士人成为社会的权贵阶层，影响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士人阶层的影响力。
新的科举考试开始注重实用性，更加重视应试能力和经验，而非仅仅依靠书本知识。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阶段。
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本文将从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实行进士、明经两科，明经科是选拔官僚的渠道，进士科则为选拔文官的途径。
这种制度使得读书人成为社会精英，但也导致了官僚阶层的壁垒，社会上进入官府的机会相对有限，整个社会结构呈现等级化的特点。
唐代科举制度重视考试，使得文人墨客纷纷应试，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官僚阶层的壁垒导致了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不满和不公平感。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但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放宽了进士科的资格条件，并增加了一些特殊科目，如经义、音律、兵法等，扩大了考试的范围和人数。
这使得更多的平民百姓有了参与科举的机会，推动了社会结构的逐渐改变。
原本以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开始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
其次，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也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相互作用。
科举制度的变革使得社会上造诣深厚的读书人不再限于官僚的岗位，而是可以通过诗词歌赋、散文等方式展现自己的才华。
这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此外，科举制度的变革也打破了家族世袭的局面，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晋升，从而为社会的流动性和社会阶层的变迁创造了可能。
最后，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的演变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变革扩大了社会精英的层次，对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科举制度变革带来了更多竞争和选择的机会，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平衡。
了解唐宋两朝科举制的主要区别，及其与社会变化的关系。
唐宋两朝科举制有一些主要区别，这些区别与当时社会变化密切相关。
以下是对唐宋两朝科举制主要区别及其与社会变化关系的分析：1.参与对象的范围：唐朝科举制更加开放，几乎所有的男子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无论贫富、身份。
而宋朝科举制逐渐收窄参与对象的范围，只有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士人才能报考。
这一变化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层的逐渐固化有关。
宋朝强调士人身份和文化修养，科举制从一种晋升途径转变为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
2.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唐朝科举考试主要注重文辞、诗词等以文学为主的内容，考试形式相对简单。
而宋朝科举考试除了文学，还注重政治、礼仪、法律等内容，考试形式愈发复杂严格。
这种变化与唐宋两朝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治理需要有关。
宋朝强调官员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才能，能够胜任多方面的职务，因此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全面和苛刻。
3.考试选拔的目标和导向：唐朝科举制在选拔官员时主要注重其文学才能和才华，重视人才的智慧和才艺。
而到了宋朝，科举考试逐渐转向重视官员的德行和品德，强调廉洁、忠诚和正直的要求。
宋朝科举制的转变与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变化有关，对官员的品质和德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唐宋两朝科举制的主要区别与当时社会变化密不可分。
唐朝开放的科举制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社会阶层的活力，而宋朝收窄的科举制则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和阶层固化。
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则体现了政治和治理要求的转变，强调官员的全面素养和品德要求。
这些变化反映了唐宋两朝社会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调整，同时也影响着后来科举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达到了极高的成熟。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为社会提供了机会，也为朝廷选才提供了渠道。
本文将重点探讨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朝，但其发展与完善则是在唐宋时期。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明经和进士两个阶段，明经是入选者可以成为儒官的必经之路，而进士则是贵族和士人追求的最高殊荣。
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完善。
宋代推行了庞大的制度化考试，考试内容涵盖经史子集、诗赋、文章等多个方面。
考试分为县试、府试和礼部试三个阶段，最终经过严格的筛选，入选者可以进入宫廷为朝廷效力。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对社会流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晋升的机会。
无论身份出身如何，只要有足够的才华与能力，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官职的晋升。
这种机会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许多具备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使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动。
其次，科举制度也为朝廷选才提供了渠道。
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朝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到各个地方的人才，为政府提供了可靠的官员。
这也使得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能力与素质，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科举考试对才智的要求过高，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很难有机会参与其中。
这使得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社会流动。
其次，科举制度过于注重文化素质，忽略了其他能力与技能的培养。
这导致了社会平衡的破裂，才华出众但非科举出身的人往往无法被重用。
三、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的意义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对文化的要求较高，许多士人为了应对考试，积极学习古代经典，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文章等文化作品。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与社会变迁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改革与社会变迁同时发生的时期。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制度的内容和选拔的方式，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但在唐朝时达到了鼎盛。
这一制度通过选拔士人进入官僚体制，实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
在唐朝，科举考试分为明经和省试两个阶段。
明经考试是选拔基层官吏的考试，主要考察士人的文化修养和才能。
而省试则是选拔高级官员和士人的考试，要求考生具备全面的知识和才能。
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士人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社会上层与士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扩大，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偏重经义和文学，忽视了实际政务能力的考察。
这导致士人往往只注重理论学问，而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
其次，科举制度使得社会上层对于学问的崇尚过于偏颇，使得其他非科举出身的人才无法得到重用。
这不仅导致社会上阶层固化，也限制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改革科举制度，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他加强了官方的考试监管，增加了考官的数量，并加强了考试的机密性。
此举旨在减少考试舞弊和权钱交易，确保考试的公正性。
其次，唐玄宗取消了科举考试的限额，允许更多的人参加考试。
这样一来，士人的选拔更加广泛，也为国家培养了更多的人才。
此外，唐玄宗还推行了选贤良方，让官员的选任更加科学和公正。
科举制度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变迁。
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调整。
在隋唐时期，士人成为了社会上层的一部分，与地主和商人共同组成了社会上层。
这使得社会上层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也使得官僚集团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其次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了皇权的重要支持者，并通过联姻和婚姻关系与皇室和官僚集团联系在一起。
唐宋科举制度的演变唐宋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两个主要阶段，是中国古代社会选拔士人的一种制度。
它在唐代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而在宋代则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和调整。
本文将重点介绍唐宋科举制度的演变，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的创立可以追溯到唐太宗贞观年间。
贞观时期，太宗开设了明堂、构造乐府、废除残兵坊等多项制度，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
其中，科举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为了选拔贤能，创设科举，并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
初期的文科科举分为明经科和直学士科，明经科是选拔文科人才，而直学士科则是选拔政务人才。
唐代科举制度在制度设置上基本沿袭了前代秀才、进士制度的惯例，但是在内容和范围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大，特别是增设了进士科，即进士及第之后为官，成为官员的唯一途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得以完善。
而作为科举制度的一项重大，唐玄宗时期开始以进士科为主要选拔途径。
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考试难度，筛选出更加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富贵门第靠世袭而腐败的现象。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分为三个阶段，即乡试、省试和殿试。
借助这一，唐代科举制度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唐朝的衰落，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动乱导致了科举制度的瘫痪。
然而，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发展。
宋代科举制度从官制和考试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和。
首先，宋代修订了进士科，规定以乡试、省试和殿试的方式选拔进士。
在乡试中，将县试的范围扩大到州级，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考试；在省试中，增设了试论科目，以增加对经义、史书等非经典文学的考察；在殿试中，增加了多次考试的机会，扩大了选拔范围，提高了考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在官制方面，宋代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
首先，宋代废除了唐代的阶级制度，以平级官为主，减少由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决定官职的现象。
其次，宋代创立了新的官职分类制度，将科举考试的成绩和官职挂钩，使得考生能够凭借考试的成绩来晋升官职。
【作者简介】吴铮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
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
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
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科举/中华帝国/绅士集团/儒家文化宋代以后，士绅取代贵族成为中国帝国社会力量的主流、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孙立平，1992:58）。
一般认为，士绅集团主要依赖科举制度而形成，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使一批人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士绅集团（参见杨力伟，1991；张仲礼，1991）。
然而，科举制度“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孙立平，1992:61）选拔官僚，有效地消解了贵族集团的政治影响，具有明显的普遍化权力的倾向，本是有利于皇帝独裁统治的选官制度。
那么，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科举制度，怎么可能一方面消解贵族集团，另一方面又产生“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为绅士集团提供稳定的政治身份？科举制度究竟是倾向于官僚帝国的“普遍化权力”，还是倾向于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在政治上的混融？本文将通过分析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演变之关系，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发生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
唐宋时期曾经出现各种不同的科举方案，这些方案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它们能否维系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
“功名身份的终身制”并不是科举制度与生俱来的内容，而是一种后发的补充性制度，是贵族集团在中国社会消融后国家与绅士集团相互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儒家文化这种传统的合法性对中华帝国政治目标的制约。
一、均田制崩溃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科举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种是国家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体现了普遍化权力的倾向，以秦朝为典型；一种是国家通过贵族或士绅集团间接地统治民众，魏晋时期是贵族化官僚（士族）发展的一个顶峰，明清社会则出现了一个稳固的士绅阶层。
然而在唐朝，虽然贵族化官僚集团（门阀士族）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但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的社会结构。
维持唐朝政权通过官僚集团直接统治民众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均田制、与均田制结合的府兵制，以及科举制度。
均田制发源于北魏，是国家向无地农民分配荒地的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是国家直接向农户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这是唐朝直接统治民众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由西魏的宇文泰创立，本是仿照部族制建立的军事组织，主要通过豪强地主招募统领士兵，是统治者与门阀士族协作的一种体制。
府兵制在唐朝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均田制度下的农民成了自备武装的府兵兵源，府兵制从贵族化的军事制度演变为普遍的农民义务兵制。
科举制度最初并没有所谓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内容，为了争取参加中央考试名额（解额）的解试只是一次性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最终的考试，下次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要从解试开始，因此不会形成秀才、举人这类明清社会才有的科举功名。
这时科举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帮助皇帝掌握了选拔官员的主动权，士族集团需要通过科举才能保持官位，因此更加依附于皇权，其独立的政治地位削减甚至消失了。
然而到唐朝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国家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的各种政治体制开始瓦解，士族集团也进一步衰弱，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剧变。
均田制是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经济基础，但随着人口剧增，国家的授田日趋不足，农民无力承担租庸调，开始放弃受田而流亡，有些受雇于富户，成为佃农、客户，他们的土地则被富户兼并，从而形成所谓的“庶族地主”或土豪阶层。
均田制的崩溃导致以户口为基础的赋税制度租庸调的破产，以土地为原则的两税法形成，庶族地主的经济地位由此得到国家的承认。
根据艾森斯塔得(S. N. Eisentadt)“可以把绅士成员确定为较为富裕的农民或小地主”、绅士“一般由中层的土地所有者、食地租者和地主构成”（艾森斯塔得，1992:207、208）的定义，唐朝中晚期开始出现的庶族地主或土豪阶层就是所谓的绅士集团，但这时的绅士集团并没有稳定的政治地位。
均田制崩溃也导致农民无力承担兵役，府兵制随之瓦解，国家开始通过雇佣招募军队。
失地农民除了成为佃农客户之外，有些应召成为国家的雇佣军，有些则沦为盗贼，甚而组织反政府武装。
最后，黄巢为首的流民武装和汇聚在藩镇将领之下的职业军人集团成为推翻唐朝的两大势力，新兴的五代与宋朝政权就由这些武装集团建立，可见，宋朝政权最初并非地主阶级政权。
而宋朝政权也因此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结构模式。
士族集团消失了，统治者不能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掌握土地与农民，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作为农业经济主导力量的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或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由职业军人和职业官僚（文吏）构成的政权集团与通过土地兼并形成的庶族地主阶层没有形成政治共同体。
宋人叶适所说的“民与君为二”就是指这种国家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他说，“官民不急不相知也，其有求请而相关通者，则视若敌国”（叶适，《水心别集.民事上》）。
陈亮也说，“后世官与民不复相知……故官常以民为难治，民常以官为厉己……上下不复相恤也”（陈亮，《陈亮集.四弊》）。
在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下，科举制度能够帮助皇帝控制官僚集团，从而加强国家的控制力；但在国家与社会脱节的条件下，国家通过科举扩张权力，反而会加深与社会之间的裂痕。
科举制度在唐朝已经兴起，北宋时科举规模空前扩张，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从原来的数十人扩展到数百上千人。
按照科举制度造就士绅集团的理论，北宋应该形成一个稳定的、与国家权力有密切关系的士绅阶层，但是直到南宋，叶适、陈亮等人仍为国家与社会的脱节而忧心，这是因为没有“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科举制度并没有起到提升土豪阶层政治地位、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功能，反而强化了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的隔阂，支持和扩大了国家与社会的脱节。
唐朝的科举制度使士族依附于国家政权，随着科举的兴起，“士族长期徙居城市后，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
而乡村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断流失，也已经无法发挥太多的社会政治影响”（韩昇，2003:62），从而撕裂了官僚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出现了“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欧阳修，《新唐书.柳冲传》）的现象。
北宋初年的科举制度改革措施倾向于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首先是殿试制度，即科举士人在参加完中央举行的考试并被录取之后，还要加试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以彰显科举士人都是皇帝的学生（天子门生）；其次取消了士人在科举及第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选拔的制度，改为在殿试之后由天子直接向及第者授官。
这些制度导致官僚彻底依附于皇权，“是士之进不惟今之法度，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王安石，《进说》；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七）。
科举士人由此成为脱离于乡村社会的“游士”。
欧阳修就指出，“且今入学之人皆四方之游士，赍其一身而来，乌合群处，非如古人在家在学，自少至长，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众察徐考其行实也”（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议学状》）。
费孝通曾观察到，近代以来，“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发现几年不在家乡，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
在乡下，大学生无事可做……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费孝通，2006:93-94）。
其实从科举士人游离于乡村社会的情况看，宋代的科举未必没有这种效果，从事科举的过程和科举成功后的仕宦生涯都需要离开家乡，导致士人或官僚无法在家乡经营产业、照顾亲人，“科举既频，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而岭外尤为遐僻。
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往来不啻百余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做官的人调度频繁。
一般都不能回到家乡服务”（陶晋生，2001:59）。
而且从事科举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成功率也极低；科举在经济上也极具风险，科举而导致破产的情况并不少见，“很多落第的士人立即面临困境……有人功名不成而破家……还有一种怪现象，有些子弟借科举之名而挥霍”（陶晋生，2001:39-40）。
因此这时的科举对乡村社会而言不过是“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宋代不少土豪地主（绅士集团）对科举非常冷淡，“贵农桑本业，而贱游学迁徙”（晁补之，《鸡肋集.黄君墓志铭》）。
乡村社会甚至会嘲笑那些从事科举的子弟，士人“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乡人悯其愚而笑之”（秦观，《淮海集笺注.谢王学士书》），如苏骐骥的族人就曾“争笑且怒之曰”：“汝世农家，勤治耕桑以丰衣食，汝忽弃业为书生，穷馁无日矣”（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苏骐骥墓碣铭》）。
总之，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唐朝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没有政治地位的绅士集团（庶族地主）开始形成，新兴的五代和宋朝政权由职业军人和文吏构成，由此形成的政权集团缺乏乡村社会的根基。
国家凭借武力能够统治绅士集团（地主阶层），无意与这个阶层分享政权，国家政权与地主阶层因此不能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与社会出现脱节的趋向，“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
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陛益远”（钱穆，1996:27）。
科举制度本是国家选择官僚、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在唐朝科举发挥了消解贵族集团（士族）政治势力、通过官僚集团加强对民众直接控制的功能；但随着唐朝社会结构的解体、国家与社会的脱节，具有“普遍化权力”倾向的科举制度反而加深国家与社会的鸿沟，而不是帮助绅士集团在整体上提升政治地位、将政权集团和绅士集团整合成政治共同体。
二、北宋统治者的权力扩张与熙宁变法中的“三舍法”制度官僚帝国的统治者总是具有“普遍化权力”的倾向，致力于扩张性的政治目标。
其一般性政治目标首先是“建立和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以及统治者的最高主权”（艾森斯塔得，1992:119）。
在北宋，这个目标是通过重新统一南方领土，收回地方军政、行政和财政权力，以文官取代武人出任地方官等措施达成的，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则是大兴文官政治的必要手段。
统治者的第二个一般性目标则是发展“有关资源动员的特殊取向”，“保证其能够从社会不同群体那里得到不断的、独立的资源补充”，“力图把社会的权力与控制的中心独揽于一己之手”，“努力控制这些资源而使之专为一己所用”（艾森斯塔得，1992:119、120、121）。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宋朝统治者及其官僚集团曾提出了种种方案，其中比较极端的方案是重建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度和农民义务兵制度，其次是努力培养更加具备“普遍化权力”倾向的官僚集团，但这两种方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国家权力过度侵犯了绅士集团（庶族地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阻碍了这个阶层“从官僚组织的发展中获得直接利益”（艾森斯塔得，1992:209）的可能性，同时也“超过了其传统合法性（在中国即是儒家文化——笔者）的适当限度”（艾森斯塔得，199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