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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隶书知识点总结汉代隶书作为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隶书是在秦代小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其形体规整，结构严谨，气势雄浑，被誉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
在汉代，隶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以下将对汉代隶书的知识点进行总结。
一、隶书的产生和发展1. 隶书的产生隶书是在秦代小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隶书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字书写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统一战争促进了文字书写技术的统一。
为了适应繁忙的行政机构和日益繁荣的经济活动，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推行了小篆作为官方文字。
然而，小篆的书写繁琐，不便于日常应用。
因此，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更适合实际使用的书写形式，于是隶书便应运而生。
2. 隶书的发展隶书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经过汉武帝时期的规范和晋代的改革，隶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书写形式。
汉武帝统一文字后，为了加强对文字的管理和规范，他下令选用隶书为官方行书，并设立了隶书馆。
汉武帝还特别聘请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如张苍、杨雄等人，向他们学习隶书技艺。
这些举措促进了隶书的发展，使其成为汉代书法的代表作品。
晋代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等人对隶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改革，使其风格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了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隶书的特点和风格1. 隶书的结构特点隶书的结构严谨，字形规整，线条流畅。
其笔画粗细适中，线条的厚薄和长短均匀平稳，给人一种严谨、稳重的感觉。
隶书的结构秩序明确，构图简洁，注重横平竖直，各部分协调统一。
整体呈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气质。
2. 隶书的书写技法隶书的书写技法主要包括点画、撇捺、横折等。
点画是指在书写过程中，使用笔尖轻轻一点，形成点状的笔画，用以装点衬托字体的整体氛围。
撇捺是指在书写时，向下或向上加以一定的力度，形成撇或捺状的笔画，使字体显得更加饱满有力。
横折是指在书写时，将笔尖向左或向右一扭，形成倾斜的笔画，赋予字体更多的活力和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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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阅读请查看本站频道！少⼉书法：汉代的字书汉代的字书和学童书法教育汉代⽇⽤⽂字已完全使⽤了⾪书，从西汉初的尚未完全摆脱篆书成分的古⾪，逐渐发展成全⽤⽅折笔画、结体简约趋扁的成熟⾪书，有的是带有波碟的⼋分书，以及章草书。
汉⼈对古代⽂字的写法、⾳义和六书的义例⾃然也越来越模糊。
秦代李斯等所作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间⾥书师⽤以教学童识字、书写，已渐渐不适⽤了。
于是，两汉时期曾不断对字书进⾏修订和重新编写。
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
西汉⽂、景以后，间⾥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60字以为⼀章，凡55章，共3300字，中有重复的字，合称为《仓颉篇》，分上中下三篇，。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重复的字，⽽所收的字有出于《仓颉篇》之外者。
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和成帝时将作⼤匠李长作《元尚篇》，所收都是《仓颉篇》中的正字。
《急就篇》⽂字今存，因⾸句为“急就奇觚与众异”，取前⼆字以为篇名。
今本34章，⼤抵按姓名、⾐服、农艺、饮⾷、器⽤、⾳乐、⽣理、兵器、飞禽、⾛兽、医药、⼈事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皆⽇⽤必须之字，⽽五经中正字，已⼗不⾜四五了。
在敦煌、居延汉简中，有两枚写有《急就篇》内容的⽊简，其年代为西汉晚期，可知《急就篇》作后不久，即盛⾏并普及于边郡了。
平帝元始((1-5)中，征天下通⼩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宫中，黄门侍郎扬雄(前53⼀后18，图1⼀2.1)取其有⽤者以作《训纂篇》，凡34章，2040字，顺续《仓颉篇》，⼜换掉《仓颉篇》中重复的字，总共89章，5340字，⽆⼀字重复。
东汉兰台令史班固⼜续扬雄《训纂篇》作13章，这样凡102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的字⼏乎都包括在内了。
和帝永元(89-104)中，郎中贾纺⼜作《滂喜篇》34章，包括了班固所作13章。
扬雄《训纂篇》终于“清喜”⼆字，贾纺⽤以作篇名，⽽《滂喜篇》终于“彦均”⼆字，贾舫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称之为《三仓》，合123章，每章60字，15句，4字⼀句，共7380字，都是⽤⾪书所写。
书法教育故事4 蔡邕创造“飞白书”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珍宝之一。
在三千年光辉灿烂的书法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书法大家，汉代蔡邕就是其中之一。
据史书记载，“飞白书”就是蔡邕创造的。
蔡邕少年时代曾在河南中岳嵩山学习书法，在老师的辅导下，每天读书习字，苦学不辍，疲累时，便到古木葱茏、风景幽雅的山上玩一阵子。
一天，他一边琢磨着“嵩山”二字的结构，一边朝山上走，无意中走进一个石洞，洞中的石桌上放着一本绢书，绢素上的字运笔锋利，八面得势，用篆体写着李斯和史籀的用笔势。
蔡邕高兴得又蹦又叫，把此书当宝贝一样，认真学了三年，懂得了书法的道理。
后来，有人传说，他在嵩山遇到神仙传授给他书法九势，因而才书法大进，把他给神化了。
“神授”之说实际上抹煞了他勤学苦练的功绩。
蔡邕曾做过汉灵帝的议郎，官至左中郎将，因而有人称他为“蔡中郎”。
他博学多才，能书善画，尤其工于篆书和隶书。
他吸收秦李斯和东汉曹喜的笔法，为古今杂体。
在各体中，他的隶书特别著名，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
有人评他的字“骨气通达，爽爽如有神力”。
据传，《刘熊碑》即为蔡邕所书。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为朝廷议郎时，他曾与堂谿典等人一起奉灵帝之诏，正定六经文字，就是整理和校正“四书五经”这几部春秋时代的儒家主要著作。
整理出来之后，由蔡邕书丹于石，然后请工匠镌刻成碑，立于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教本，供人学习，世称“熹平石经”。
王伯厚说：“汉石经乃蔡邕八分书”，就是说，这些石经都是蔡邕用隶书写的，现在还有一部分保存在西安碑林，“熹平石经”是蔡邕的一大功劳。
“熹平石经”碑立于太学门外，开始，前来参观学习和摹写的人很多，每天车乘就有一千多辆，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填塞街巷，可见当时人们对蔡邕书法的推崇。
东汉时，皇家收藏点策文章的地方叫“鸿都”。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在洛阳鸿都门外设立了一个学校，叫“鸿都门学”，在全国招了一千多名学生，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汉代的书法教育1.官学书法教育汉代在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还保留了官学教育，也就是文吏之学。
文吏之学即汉代官学教育的事师制度。
就汉代教育内容而言，主要分为文学和武学两个部分。
不同的是前汉对于史书的解释是习文，写字；而后汉则多解释为书法。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对于书法的学习十分重视，不仅在选拔官吏时对其字体有一定的要求，同时还创设了专门的办公书体，四书五经是其主要的考核内容。
在汉代的官学教育中，事师制度和封建官立学校都受到朝廷的管理，也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因而汉代的官学制度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官立学校也有职官教育，这两种制度相互补充，相互渗透，而这也是汉代书法教育制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2.私学书法教育私学作为汉代官学的一个补充，是汉代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
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忙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官学教育制度和形式缺乏统一的标准，因而官学在当时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另一方面，统治者对私学教育形式的肯定与支持，私学在当时不仅担负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的教育任务，同时其还能够弥补官学难以普及、名额有限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
其中，汉代的私学书法教育主要分为三个类型：蒙学、家学和皇室教育。
（1）蒙学蒙学指的是对幼儿的启蒙教育。
在汉代，幼儿的识字和书法教育是融合在一起进行的，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字和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篇章。
教师将自己所抄写的字制作成范本或字帖供幼儿临摹。
在当时，幼儿临摹的主要工具被称为“瓢”，是一种通过手工制作成的且拥有多面的木条，幼儿在木条上学习写字。
用“瓢”习字的好处在于，“瓢”上的字可以通过书刀或者布擦掉重新书写，是比较经济实用的。
（2）家学古人常用“家学渊源”来形容某一户人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底蕴。
家学作为私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形式，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汉代家学的兴起，使得书法大家的笔法和技巧也逐渐流传开来，并出现了书法世家，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家族师传观念的形成。
汉代隶书的知识点总结汉代隶书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
在汉代隶书中，隶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书写文书的主要书体，并且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隶书的形成和发展汉代隶书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隶书的来源和发展汉代隶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隶书是一种行书的变体，流传于古代的秦国和齐国。
汉代隶书在秦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2. 隶书的规范化汉代隶书在书写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化，使其成为了一种具有严谨规范性的书体。
同时，在汉代初期，隶书还受到了印章文化的影响，书写的规范化与印章文化相辅相成，使得隶书在当时的文书书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隶书的流行与推广在汉代，隶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体。
汉代隶书的流行，也为后来的楷书、行书等书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隶书的书写特点汉代隶书在书写上有着独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线条的流畅与硬朗汉代隶书的线条流畅而有力，具有较强的书写节奏和力度。
在书写时，力度趋向均匀，线条之间的间距也较为合理。
这种线条的流畅和硬朗，使得整体字体显得工整、美观。
2. 结构的稳健与均衡汉代隶书的字体结构稳健而均衡，形态规整。
笔画之间的比例协调，字形的对称性和统一性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这种结构的稳健和均衡，使得隶书的书写规范性较高，有利于书写的流畅与美观。
3. 线条的笔法运用汉代隶书在书写时，运用了丰富多样的笔法。
包括颤抖、颠勒、醉勒、跌折等多种笔法的运用，让整体字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韵律感。
4. 篆书的影响汉代隶书还受到了篆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篆隶风格。
这种隶书的书写风格，既具有篆书的古拙、刚劲，又具有隶书的流畅、优美，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书体。
汉代隶书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在汉代，有许多著名的隶书书法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
第三节汉代的书法教育一、童蒙教育与字书汉时学童自小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
东汉王充《论衡·自记篇》记叙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
书馆小僮百人以上……或以书丑得鞭。
充书日进，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
”可见当时的童蒙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当时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书舍”、“蒙学”、“小学”等，遍布全国的乡村闾里，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识字和书写，使用的教材则是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字书又称为“史篇”、“篇章”。
第二阶段则是在识读书写能力学成之后，辞师离开书馆，进入乡聚庠序，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
成年之后若进一步深造，则可进郡国学、太学，或受学于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等私学。
学童识字和书写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或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书，就是他们临学的字帖或范本。
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就有一些以隶书抄写的《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的简牍，字迹端庄严谨，点画不苟，完全没有一般简牍常有的率直与急就。
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请名书家书写《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字书故事，就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当时学童习字，往往是写在“觚gū”上。
觚是在一根木条上削出三面、四面甚至六面、八面，每一面都能写字，唐颜师古注《急就篇》：“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
觚上写了字之后，可以用书刀刮掉墨迹重写，或者用幡布将字迹擦掉重写，因此，觚能反复书写，是学童习字的适用工具。
童蒙识字所用的课本，在周宣王时有太史史籀作《史籀篇》，是用大篆体写成，在秦代则有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为小篆体，到西汉初期的文、景以后，闾里书师把《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 60 字为一章，凡 55 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共 3300 字，中有重复的字，仍称为《仓颉篇》。
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介绍自然界事物和日用器物名称；三为“文学理法”，介绍政治典章制度以及民俗伦理道德等。
文章体裁多以七言为主，也有少量的三言、四言字句，这些字句均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因此《急就篇》很快就风行全国，成为通行的童蒙字书，直到南北朝时期还被使用。
现在我们能看到传为三国时吴书法家皇象写本的《急就篇》拓本，字体为章草，但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急就篇》写本，都是端整的隶书体。
汉代字书尚有其他几种，但以《仓颉篇》、《急就篇》最为流行。
在《汉书》、《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中往往有“善史书”的记载。
如《汉书》卷九《元帝纪》：“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妙。
”《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
”可见，“史书”之“史”，本指古代的字书《史籀篇》，汉时则泛指字书。
当时儿童由摹写字书开始学习书写，因此“能史书”是指学童文字书写端正，再进一步，“善史书”即是指善书法了。
《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附北海靖王兴》记北海靖王刘睦：“能瞩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
又善史书，当时以为楷则。
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刘睦由于“善史书”，而成为当时人模仿学习的“楷则”，所作草书尺牍被汉明帝收藏，由此可见汉代对书法学习的热衷。
二、汉代的令史、书佐汉代官制中有令史、书佐等职，《论衡》卷十三《效力》：“治书定薄，佐、史之力也。
”《后汉书》卷一百十八《百官志五》：“（郡）史，主录记书，催期会……书佐，干主文书。
”这说明其主要任务是拟定和抄写各种文件书函，是中央和郡县各级行政官员的书记秘书。
各地出土的汉代公文简牍和东汉的丰碑巨刻，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
其中一些碑文的末尾署有史、佐的姓名，如《西岳华山碑》是书佐郭察香书，《西狭颂》为从史仇靖书，《石门颂》后署有书佐王戒的名字。
而西北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文书中，能见到的书佐人名有数十位，这些边陲戍守军队中的书佐的日常任务除了拟定书写公文书函之外，还有在图版上或墙面上大字抄写上级政府机关颁布的各种律令，以广周知，如 1992 年出±的敦煌汉悬泉置遗址泥墙《月令诏条》（ 5 年），即是一例。
这些令史、书佐的任用，是通过考核选拔的。
西汉立国之初，丞相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适合当代者，制定了汉代的《九章律》。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其中的《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也就是说，学童通过学习字书而能读写， 17 岁成人之后，才能参加考试，能撰写 9000 字以上，就能录用为各郡县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掾史。
这些职务的数量是庞大的，如西汉时郡太守直属下的书佐即定员十人。
而考试中的优秀者再由郡推荐到中央，以当时通行的多种字体来进行考试，最优者授予中央一级的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主书的官职。
据应劭《汉官仪》，东汉时也有类似的制度。
能通《仓颉》史篇者，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
可见，汉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对书法是有严格要求的，而日常公文，书写不端整，就会被举其名而论其罪。
在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中，有许多任用官吏的档案，如居延汉简 50 ． 138 号：“张掖郡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长公乘淳于湖，中功二劳一岁四月十三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六岁，长七尺……”居延Ⅸ简 562 ． 2 号：“口口候长公乘蓬士长当，中劳三岁六月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七岁，长七尺六寸。
”由此可见，无论文武官吏，“能书”都是很重要的考核项目。
而居延新简22 ． 649 号：“口口齿廿岁，舀左曷右，书不中程，唯官谒言府。
”这即是“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的实例。
居延、敦煌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些“习字简”，就是这些戍守边陲的底层小官吏在空暇时间里努力练习书法的实物证据，如《居延汉简507 ． A 》上连写了六个草书“教”字，每个字形态均不相同，完全是出于审美的追求。
除了一般的令史、书佐之外，另有一些特殊部门的令史从事较特殊的文字书写工作。
西汉时，中央政府中九卿之一的少府下属有尚书、符节、尚方、考工、钩盾、东圆匠等部门，分别掌管制造皇室、陵寝所用各种器物和符节、印玺、兵械，同时还管理宫苑等。
东汉时少府下属有尚书台，置尚书令 1 人，尚书仆射 1 人，尚书 6 人，尚书分管六曹。
各曹有左右丞各 1 人，掌录本曹的文书期会；侍郎 6 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 3 人，主书；符节令 1 人，手下有符节令史，职掌书写符节；还有兰台令史，职掌书及印工文书。
因此，汉代皇家宫室、陵寝、苑囿的砖文瓦当和尚方、考工所作的铜器铭文以及官方印玺符节文字，都是出自这些经过专门考核，擅长八体书（新莽时改为六体）的尚书、令史所书写创作的。
三、今、古文经学与文字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牢笼思想，禁绝时人以古非今，而焚书坑儒，禁绝诸子百家的思想和著作，如欲学法令者，则以吏为师。
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民间流传，并未终绝，也有人将经籍文献藏匿起来。
汉朝立国之初，朝廷崇尚无为，奉行黄老之学，但儒学仍为显学。
汉文帝听说齐有故秦博士伏生治《尚书》，年已 90 余，就派晁错前往学习。
伏生所传《尚书》 29 篇是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类似马王堆帛书的字体）——即今文记录下来的，类似这样传记下来的儒家经籍就是后世所称的今文经。
到汉武帝时，于元光元年（前 134 年）“初令郡国举孝廉”，使察举制度在两汉成为制度。
随后，又诏令“贤良”对策。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放在正统的地位，并为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分设博士，各置郡国选拔上来的弟子 50 人，成立“太学”，传讲今文经学，优秀学员选拔为各级官员。
后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宫，尊孔读经。
今文经学由此成为官学，与仕进相紧密联结在一起。
而同时，秦始皇时期被人藏匿起来的先秦经籍也开始被发现，如武帝时期河间献王收集了许多先秦旧书，而鲁恭王在扩建其宫殿时，拆毁了孔子旧宅，于夹壁中发现了先秦《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写本，这些经籍都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与伏生等口传记录下来的今文经有许多差异，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在民间得以研究和传授，逐渐发展流传，形成了古文经学。
与今文经学强调“微言大义”，更多地表现为对经文的穿凿附会、随意曲说以便能直接地为朝廷服务不同，治古文经学首先要能识读先秦古文字，通文字之学，在学风上更注重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强调实证，因此，古文经学中的不少大师本身就是文字学家，如东汉时著《说文解字》的许慎。
古文经学的发展，带动了汉代的文字学兴盛。
如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曾治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能通读先秦金文与文献。
成帝时校阅皇家藏书的刘向、刘歆父子，还有辞赋大家杨雄，都能释读古文奇字。
汉哀帝时刘歆曾请立古文经学于官学，与当朝的今文经学大官发生了冲突。
刘歆之子刘棻还曾向杨雄“学作奇字”（《汉书·杨雄传》），就是仿作大篆体系古文字的书法。
王莽秉政之后，很倚重刘歆、杨雄等人，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同立于学官，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政策。
新莽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旧宅壁中书，属大篆体系的战国文字；二曰奇字，指古文中的别体；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隶书、草书等日常公文字体；五曰缪篆；六曰鸟虫书。
比较秦八体书，王莽的六书更强调古文、奇字等先秦古体，反映了尊崇古代字体书风的倾向。
因此，新莽时期的金石刻铭文字中，篆书的比例增加，而且秦小篆体的书风此时得到复兴，篆书字形舍汉代以来日趋方折的趋向而变为圆转修长，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整个东汉时期。
东汉的碑刻中立碑年代较早的如《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都以篆书入石，《袁安碑》、《袁敞碑》的书风更是直接继承秦李斯刻石的小篆体风格。
直至东汉后期，隶书才成为碑刻主要书写字体，而碑额仍普遍使用小篆体。
到东汉以后，古文经学继续得到了发展，与今文经学发生了多次论争，虽一直作为私学传授，势力却逐渐占了优势，东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自开始逐渐融合。
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先后师从今、古经学大师学习，最后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两汉今文、古文经学为一体，基本结束了两者间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