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献校勘

第五讲 文献校勘

古典文献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标点、注释、今译等多项内容，但其中校勘是文献整理必须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其它整理工作的基础。

古书在刊刻流传的过程中，常常是一个层层叠加的构成，会产生种种讹误，使人难以读懂。只有经过认真校勘，发现并改正已有的错误，原文才能文从字顺，才可以顺利阅读，为古籍整理的其它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否则标点、注释等工作也会随之而错。另外，掌握一点校勘学知识，不仅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所必需的，也是一切需要利用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关于校勘的界定

校对、校勘和校雠的区别：

所谓校对，一般是指按原稿核对抄件或校样，发现并改正其中的错误。一篇稿子请人抄写完毕，或者让人打印出来，要和原稿核对一下，看有没有错误，这是校对；一部书稿，由出版社交给印刷厂，由排字或照排人员排版，印出校样后也要和原稿认真对照一下，看有无错误，这也是校对；校对一次不行，还有二校、三校。校对是图书、报刊出版工作中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为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所谓校勘，是指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或用其它的方法，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一部古籍的本来面目。校对和校勘有同有异。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为了消除讹误，保持和恢复原文的本来面目。不同点表现在：

第一，范围不同：校对是出版部门的一项工作，凡是经这个部门出版的图书、报刊，不管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不管是作者的新作，还是再版重印古籍，只要是重新制版的，均需要校对。

第二，有无原稿的不同：校对有明确可靠的底稿作为判定正误的依据，凡是与原稿不一致的就是错的，不用校对人员通过考证去判断是非。古籍则不同。明代以前的著作，原稿全部失传了，只有个别明朝人的著作和少量清朝人的著作存有原稿，也就是说，古籍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原稿，也就不能像出版今人的著作那样根据原稿校对。

第三，难易程度的不同：校对工作虽要一定的知识，但因有原稿作依据，难度远不及校勘。校勘的对象是古籍，没有作为判断是非依据的原槁，校勘的难度相当大。加上流传至今的古籍，往往一种书具有多种版本，而各种版本在文字上及其它方面多有出入异同。这就需要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进行一番考证才能判定孰是孰非，因而形成了一门校勘学。

除了校勘以外，前人还常用“校雠”一词。校雠最初亦叫雠校。《文选·魏都赋》李善注：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依照刘向的说法，一人独自校书为校，二人合校为雠。但不管几个人，所进行的都是校书工作。“雠校”（即校雠）在这里和校勘的含义没有大的不同。但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不限于校勘。

除了校勘之外， 《汉书·艺文志》载：“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可见，刘向父子的工作除了校勘外，还要审定篇章次序，撰写内容提要，最后编成书目，包括多道工序。

后人便常用“校雠”一词来概括刘向父子所从事的整个古籍整理工作，胡朴安、胡道静的《校雠学》说：“自其广义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

古籍校勘的必要性

我国古代的书籍，无论是刻本还是活字本，文字方面的差错都要比今天的严肃出版物多得多。至于抄本，抄漏、抄错的事，更是经常发生。书中有错误而不知错，牵强附会地去理解，往往会闹出笑话。有时甚至错一个字，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如《南史·孝义上·江泌传》：“（江泌）乘车至染乌头，见一老公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

据《南文·梁武帝诸子传》，有南康简王绩，而无子琳其人。《南史·齐武帝诸子传》倒有南康王子琳，原来子琳为齐武帝第十九子。

齐、梁既是两朝，齐武帝又比梁武帝早20多年，《江泌传》中为何说梁武帝要让江泌“为南康王子琳待读”呢？可见，其中必有错误。

原来，在元代建康道九路刊本《南史》中的“染”乃“染乌头”之省，原文作“躬自步去染，武帝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此处的“武帝”正指齐武帝，误读为梁武帝。

古籍中有一个错字，会引起许多麻烦。实际上，一部书甚至出现整句、整段脱漏的，也颇为常见。

《礼记》乃《十三经》之一，清代学者以宋·黄唐刻70卷本校汲古阁本，得讹字4704个，脱字正1145个，衍文971个。

通津草堂和程荣所刻的《论衡》，都是明代的善本，但以元刻本校之，发现脱漏400字。

古籍中出现的错误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1．衍文：也叫衍字，简称衍，指古籍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误增的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惠文王因蔺相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使赵王免于受辱。回国，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高兴地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

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四》：“‘大’字后人所加，攻城野战之功，对下文徒以口舌为劳言之，而其大自见，无庸更加大字。《文选·西征赋》注、《后汉书·寇恂传》注、《太平御览》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并无‘大’字。”

古籍中有衍文由来已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已经指出，经典中的行文“有自汉儒作注时已衍者”。 造成衍文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不外乎两个：一是，无意中多抄多刻了原文中没有的文字，二是，有意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文字。具体说主要原因有：

第一，不明文义、不通训诂而衍。有的古籍比较难读，有人看不懂，便以为脱漏了文字而误增之，造成衍文。

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愍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愍王，愍王意疑孟尝君。”

王念孙说：“意’下本无疑字。意孟尝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选·长杨赋》注引《广雅》曰：‘意，疑也’„„后人不知意之训为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无疑字。”（《读书杂志·史记第四》）

第二，因注疏而衍。所谓因注疏而衍，是指误把注疏中的文字当作正文，或者依据注文而误增正文。

如《淮南子·人间训》：“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王引之说：“‘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义与上句无别，当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误入正文也。”（《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十八》）

第三，因上下文而衍。所谓因上下文而衍，是因为上文、下文或上下文有类似的词语，亦将这个词语误入本句，造成衍文。

如《孟子·尽心上》：“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文选》李善注引文作“施于四体，不言而喻”。第二句中的“四体”乃因涉上文而误衍。 第四，因旁注字而衍。为古书作注的人或抄书的人，遇有疑问，有时加注文字，后人不明其用意，误入正文。

如《墨子·备城门》“令吏民皆智知之”句，当作“令吏民皆智之”。《墨子》一书中，“知”字多写作“智”，后人在“智”字旁记一“知” ，而抄写或刊刻者误将“知”字移入正文，造成衍文。

2．脱文：也叫脱字，又称夺文，指古籍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脱漏的文字。

如《管子·治国》：“粟者，王之本事也。”《群书治要》作“粟者，王者之本事也”，即“王”后有“者’字，今本《管子》脱之。造成脱文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脱简与缺页。

脱简，是指秦汉时期的简策书籍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一简或数简，与后世刻本缺页相似。

其区别是，脱简所造成的脱文数量较少，缺页脱字的数量多。如《逸周书》，除脱文几字者外，往往脱文十一二字，则大体可以推知原简每枚十一二字。

《文心雕龙·隐秀篇》在宋代以后缺几百字，便是缺页造成的，后由日本古本补齐。

脱简与缺页，一般通过对校便可以发现。

造成脱简或缺页的原因，一般是无意的遗失或坏脱。

第二，抄脱。

所谓抄脱，是指书籍在抄写或刻版时所产生的脱字现象。凡属无意脱漏一二个字，都可以叫作抄脱。

抄脱的具体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如重文抄脱，即前后两字相同，丢脱了一个字；义近抄脱，即由于词义相近相似，容易抄脱尾字或近义词；串行抄脱，即由于抄者看串了行，因而抄脱。

如《汉书·朱云传》：“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

王念孙说：“‘佞臣一人’下原有‘头’字，而今本脱之。《后汉书·杨赐传》注，《初学记》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览》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并作‘断佞臣一人头’，汉纪《通鉴》同。”

第三，删脱。

删脱是有意识造成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校注者主观理解错误造成的，也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把朝廷忌讳的字词、篇章等删去。

如 《汉书·朱买臣传》：“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

宋代景祐年间刻本“入”字下有“内”字。

王念孙说：“景祐本是也。今本无‘内’字者，后人不晓古义而删之耳。‘入内’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谓室为‘内’，故谓‘入室’为‘入内’。” （《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

这是古人因为不懂“内”有室义而删之。

3．误字：

我国古籍出现误字的现象很早。汉代刘向《战国策书录》说：“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这是字形的讹误，即整字脱为半字。

刘向在《列子书录》中又说：“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这是因为音近而误的例子。

在古籍的字形错误中，也有误将二字合为一字者。

如《战国策·赵策四》：“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触詟”二字，《史记·赵世家》作“触龙言”，《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用这段文字、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并同，皆有“言”字。古书直行书写，《战国策》将“龙言”二字误合为“詟”一字。

在古籍中，更多的错字是因为形体相近所致。

例如《论衡·感虚》：“汤困夏台”。黄晖《论衡校释》说：“困当作囚。《命义》篇正作囚。”有的本子作“因”。这里，囚、因、困三字形近而致误，以“囚”为是。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论下》“形讹”条说：“经典之文，往往形近两讹，仍之则义不可通，改之则信然理顺。”其言甚是。

4．倒文：

就是原文词语的顺序被颠倒了。古时候勾改文字叫作“乙”，所以又把倒文叫作乙文。

倒文，大多是无意造成的词语上下两字颠倒，一般的可以从上下文辨析出来，复杂的则需要认真研究审核方能分辨清楚。

《荀子·议兵》：“明道而分钧之。”《史记》、《韩诗外传》俱作“均分”。王念孙认为：“均”与“钧”通，当依《史记》《外附》乙转。

《韩非子·说林上》：“子为之是也，非缘义也，为利也。”其中“子为之是也”，当作“子之为是也”，正如陶鸿庆《读诸子札记》所说：“‘为之’二字当倒乙。”

句倒之例，如《老子》第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两句。

周祖谟《古籍校勘述例》指出：“汉代帛书《老子》乙本作：‘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唐广明元年焦山《道德经幢》作‘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与帛书合。今本误倒。”

篇章颠倒之例，如马王堆《老子》帛书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张政烺说：“关于帛书《老子》中《德经》在前的问题，我以为古本本来如此，传世的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久不为人注意而已。《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都是先‘德’后‘道’。今天所见最早的《老子》注解，是西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开卷就是《德经》的‘上德下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