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仲裁发展的思考_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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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建立完善临时仲裁制度的一些思考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如何在我国建立完善临时仲裁制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其实,从临时仲裁的特点及我国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环境看,建立完善临时仲裁制度,既有充分的必要性,也有很强的可行性。
当然,囿于临时仲裁制度本身的缺陷及我国具体的社会环境,临时仲裁制度在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也很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对此也要结合具体国情,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
关键字:临时仲裁制度;特点;必要性;可行性;补救措施一、临时仲裁制度的特点严格说来,临时仲裁是仲裁的初始形态。
仲裁在产生初期往往是以临时仲裁的形式出现的,并且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有临时仲裁而无常设的机构仲裁。
即使在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设置常设仲裁机构的情况下,临时仲裁也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发展得更为迅速,在国际仲裁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临时仲裁方式,并在有关国际仲裁公约中作出明确规定。
临时仲裁制度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主要得益于它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临时仲裁具有灵活性强,弹性较大,形式多样,更能体现当事人意志。
第二,临时仲裁针对性强,费用较低,经济实效,因此更符合当事人利益。
第三,在临时仲裁中,裁决结束后,这些裁判就解散,由于它便利,公正的特点,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第四,临时仲裁的仲裁员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协议授权,自愿接受其管辖,不存在管辖权的争议。
第五,临时仲裁程序简单,不拘泥于形式。
当然,临时仲裁制度也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例如,它很难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如果当事人之间不能充分合作,仲裁程序就无法进行。
二、我国建立完善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随着我国加入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网络化发展,经济交往的方式日益多元化,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自治化、任意化的趋势,而临时仲裁的灵活性正好顺应了这一趋势,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建立临时仲裁制度,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于我国反兴奋剂仲裁的几点思考一、反兴奋剂仲裁的概念反兴奋剂仲裁是指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因运动员是否使用兴奋剂而发生争议,根据在纠纷发生之前或者纠纷发生之后所达成的仲裁协议,并将该争议提交兴奋剂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体育仲裁机构,依照事实和法律,所作出的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的裁决的制度。
反兴奋剂仲裁对象是与竞技体育活动有关的兴奋剂的检测与使用相关的争议或纠纷。
仲裁解决反兴奋剂纠纷具有专业性,可以有效地实现程序和实体的公正,而且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解决纠纷。
二、我国反兴奋剂仲裁的现状第一,反兴奋剂仲裁制度立法比较缺乏。
对于兴奋剂的立法,我国《体育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
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1988年12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暂行)》,其中第18条第2款第3项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对有关单项体育协会的处罚决定有异议,可按照有关体育仲裁的规定申请仲裁。
”在2003年12月国务院所颁布的《反兴奋剂条例》第46条规定:“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
运动员因受到前款规定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2014年颁布的《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知》中规定:“涉及国际赛事或国际级运动员的决定,当事人及相关方不服的,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院申请裁决。
涉及其他赛事或其他当事人的决定,当事人及相关方不服的,可以向国家小争议解决机构申请裁决。
国家兴奋剂争议解决机构的设立办法和裁决规则另行规定”。
我们只能从以上这几条法条找到关于体育仲裁和兴奋剂的规定,但缺少相应实施条款。
第二,目前没有专门的反兴奋剂仲裁机构。
在2007年,中国成立了反兴奋剂中心,它是国家级反兴奋剂机构。
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主要是制定一系列反兴奋剂目录和发展规划相关程序,以及组织检查和检测,以及开展相关听证活动等一系列事项。
工作心得:我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队伍建设现状思考建设情况被调研地区通过探索多项措施,在仲裁员的聘任录用、素质培训、业务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花大力气、下足工夫,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效能。
湖南省长沙市仲裁院积极采取措施,吸收优秀人才壮大队伍:一是向当地编办提出申请机构升格的建设意见,增加了人员编制;二是将人社系统中具有劳动争议仲裁员资格的工作人员,临时抽调到仲裁院支持办案;三是聘任10名具有法律专业和工作背景的人员,成为仲裁委员会的合同制仲裁员;四是从人民法院选调1名法官担任专职仲裁员,并从社会上招录1名律师为仲裁员;五是实行案前调解和案件审理的专业化分工模式,造就了一批“工伤仲裁专家”、“保险福利仲裁专家”、“劳动关系认证员”。
广西南宁市仲裁院严把仲裁员录用、培训、管理、考核等各环节,重点加强仲裁员管理制度的出台,打造了一支业务精湛、作风严谨的仲裁员队伍。
一是严格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仲裁员资格条件录用仲裁员;二是通过业务骨干讲课、轮流安排庭长讲课、典型案例分析、示范庭观摩、案件裁决讨论等方式组织业务培训;三是专门成立绩效考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年度考评工作,协调解决绩效考评的重要问题,督促检查绩效考评工作的开展情况;四是先后制定仲裁员工作职责、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审理规程“十不准”、仲裁员办案监督规定、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并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这些规章,使每个仲裁员做到熟知制度,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工作程序办事。
甘肃省兰州市为了做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通过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结合案例开展专题研讨、深入基层宣讲法律法规、组织举办专兼职仲裁员资格培训班等方式,加强仲裁员队伍的能力建设。
存在的问题一、案多人少,仲裁员办案压力较大办案力量薄弱是各地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尤其是在类似广西横县这样的基层仲裁院。
横县目前仅有劳动争议专职仲裁员2人,而劳动争议案件每年却以较大幅度递增,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尤为突出。
仲裁实务关于我国仲裁发展的思考(下)熊世忠3 唐云峰33 王定贤333……3.关于仲裁第三人问题……反对者则主张,仲裁中不应存在第三人制度正是基于仲裁的原则和优点。
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民间性、经济性、法定性等原则和特点,都不允许仲裁第三人的存在。
从仲裁的概念看,“显然,无论是一致或合意程序还是非公开程序,都是排斥第三人来的。
”①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我国学术界对仲裁第三人的主体界定存在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仲裁前后的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主体错位、转换以及合并,造成实体法上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第三人在定义上的冲突。
”②他们认为学术界把仲裁第三人的目标主体定位于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是一个错误,应当把目标主体锁定在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特定主体上。
“所谓仲裁协议第三人,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执行以仲裁协议为条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的非协议签字人。
”③“仲裁第三人制度在理论上的合理根据深植于仲裁协议与实体法第三人,特别是合同第三人的关系之中,”“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确立受制于基础合同与仲裁协议的互动关系,并被迫在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力之间选择基点:一个来自实体法方向因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促使仲裁协议向第三人延伸的驱动力,另一个来自仲裁法方向坚持以仲裁协议为基础并遵循自愿原则的制约力。
这两种力同时作用于合同第三人,当前一个力大于后一个力时便产生仲裁协议第三人。
”④仲裁第三人有如此迥异的理论观点并存,也说明它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问题。
因此该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几篇学术论文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实务部门、研究者和立法机关的共同努力与综合作用。
4.两岸三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该问题主要是区际私法调整的领域。
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各地之间的法律属于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和政治问题的隔阂使得两岸三地333333①②③④武汉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武汉仲裁委员会监督处副处长,法学硕士。
王定贤,武汉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林一飞:“论仲裁与第三人”,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122、123页。
余子新:“仲裁第三人主体研究”,载《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38页。
余子新、甘铃:“合同第三人与仲裁第三人”,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第38页。
余子新、甘铃:“合同第三人与仲裁第三人”,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第38页。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颇为复杂,并因此而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讨论港澳地区与我国内地互相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较早的一篇文章是韩健与宋连斌发表于《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创刊号)上的《论“一国两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一文。
⑤其他相关论文主要有余先予、朱世强《关于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刊载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刘晓红《论中国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载于《法律适用》2001年第3期等。
国内研究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文章,大多是和其他问题一并讨论,如宋连斌《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若干问题探讨》⑥和康明《涉台经贸纠纷的仲裁解决》⑦两篇文章。
专门论述澳门与内地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代表性的论文是袁古洁、庞静撰写的《论内地与澳门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一文。
⑧目前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澳门地区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详见下文)。
5.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也是探讨最多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重新仲裁、仲裁协议/管辖权的司法审查、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撤销、 λυ司法监督的范围等几个方面。
其中争议较多集中在国内仲裁监督制度与涉外仲裁监督制度是否应适用不同的标准,即所谓仲裁监督的“分轨制”问题。
该问题讨论的实质则是法院是否应对仲裁裁决之实体问题进行审查。
以厦门大学陈安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应“将内国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完全并轨,即对内国、涉外两大类仲裁裁决实行一视同仁、兼及程序运作和实体内容的同等监督和双重监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1995年实施的《仲裁法》进行修订。
λϖ而以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仲裁法》在规定法院对仲裁的监督问题上区分国内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是符合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也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果将来要统一两者的监督范围,适宜的做法应该是国内仲裁制度向涉外仲裁制度靠拢,即缩小至纯粹的程序问题,而不是扩大其范围”。
λω两位学者以上述两种观点为核心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辩论,掀起了国内讨论该问题的理论热潮。
λξ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 λξ韩健、宋连斌:“论‘一国两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创刊号),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16~420页。
网页:htt p:// m /ss/exp l ore/exp l ore Detial.php?sI d=826,2005年8月23日访问。
网页:htt p:///chengguo/readbookcontent.as p?cgid=64,2005年8月23日访问。
网页:htt p:///study/01/2005030504.ht m l,2005年8月23日访问。
刘健勤:“仲裁规则初论”,载高顺龄主编:《当代中国仲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李登华:“论撤销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载《仲裁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1页。
陈安:“英、美、德、法等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辨析”,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第22页。
肖永平:“也谈我国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第49页。
陈安:“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陈安:“再论中国涉外仲裁的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1期;肖永平:“也谈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的监督范围”,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7年第6期;肖永平:“内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汪祖兴:“浅谈仲裁的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4期;汪祖兴:“仲裁的经济性与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6期;杜新丽:“论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权”,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0年卷),第594页;陈小平:“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实体审查还是程序审查?”,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宋连斌:“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等。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持第三种观点,主张采取“原则上不监督但在当事人协议同意时可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做法。
“仲裁法的改革不必在‘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只要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那么,在法院是否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立法模式选择上,法院原则上不监督仲裁实体但在当事人协议同意时可以监督的模式当然是最佳方案。
” λψ宋连斌教授和黄进教授合著的《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也主张当事人可以明示约定法院审查的范围。
λζ(四)仲裁立法及司法实践不断完善、规范1.仲裁立法逐渐协调统一根据《仲裁法》第78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仲裁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
因此,《仲裁法》实施十年来,中国仲裁逐渐走上了统一化的道路。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完成的。
经过充分协商,内地与香港达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
根据《安排》,香港特区法院同意执行国务院法制办提供的名单上的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内地人民法院同意执行香港特区按特区《仲裁条例》所作出的仲裁裁决。
λ{《安排》在香港特区的执行,则是由特区政府对特区《仲裁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
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法律依据上早已有之。
1998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依据该《规定》台湾地区的仲裁裁决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则依据其1992年《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内地仲裁机构的裁决也可以向台湾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并已有实施《规定》的具体案例,如2004年7月2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华仲裁协会裁决的效力,并应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了当事人在厦门的财产。
λ|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区之间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还未能得到圆满解决。
无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澳门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有关仲裁的司法实践不断规范总体上讲,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是比较支持的。
在这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仲裁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仲裁实践问题进行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针对仲裁法实施的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批复、函件等,共有40件左右。
λ}其中,比λψλζ λ{λ| λ}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69页。
另请参见宋连斌:“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
“当事人得在不违背第一款规定的情况下,明示约定法院审查的范围”,见宋连斌、黄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第64条第3款,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96页。
参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
“厦门中院审结祖国大陆首例认可台湾仲裁机构裁决案”,载《福建日报》2004年8月11日。
详细内容可参见武汉仲裁委员会编辑的《仲裁员办案手册》(2005年第1辑)收集整理的有关数据和内容。
较重要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仲裁法依法执行仲裁裁决的通知》(法发[1995]21号),《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法函[1996]176号),《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4号),《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28号),《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2000]3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