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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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超越传统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小说论文《聊斋志异》是清代作家蒲松龄所创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共收录了491个故事,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之一、蒲松龄以非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写作技巧,成功地超越了传统文学的限制,运用传奇手法写成了一系列富有神秘色彩的志怪故事。
其次,蒲松龄独特的写作手法也是《聊斋志异》超越传统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文学往往倡导现实主义写作,强调以真实的人物、事情为基础,而《聊斋志异》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写作原则。
蒲松龄不拘泥于现实世界的束缚,他以超自然现象为基础,加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玄幻元素。
他运用夸张、夺目的手法,将鬼怪形象、仙人世界和人间社会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内容充满了诗意和幻想色彩。
这种宏大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写作风格,使得《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还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虽然小说中的故事多为奇异离奇的事件,但这些故事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寓意。
通过描写人与人、人与妖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他以悬疑、神秘的故事情节,展现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罪恶,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和反思。
这种批判意识和思想深度,使得《聊斋志异》具有了超越传统文学的深刻内涵。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超越了传统文学的限制,通过运用传奇手法写成一系列富有神秘色彩的志怪故事。
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独特的写作手法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使得《聊斋志异》成为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意义的作品。
这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浅论《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称得上是迷信的百科全书,里面饱含着丰富的民俗和传说。
中国文言小说自六朝起开始谈狐说鬼,有了记述怪异的传统。
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只是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些花妖鬼狐才具有更加明朗的人情味,才更有意识地、大量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种创造。
标签:浅论《聊斋志异》艺术风格一、蒲孙玲《聊斋志异》艺术风格《聊斋志异》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造诣,足以彪炳千古而启迪后人。
它既宏富又洗练;既奇谲又质朴;既含蓄又犀利;既委曲又真挚。
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决非偶然:一则取决于作者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像和厚实的生活基础;二则由于作者具有鲜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三则归功于作者善于取精用闳,他一方面汲取了古代散文“词近”、“旨远”、“言约”、“意丰”的优良传统,另方面把握了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的若干艺术手法,不落前人窠臼,勇于创新;四则有赖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无论是推敲语言、提炼情节、讲究技法,莫不苦心孤诣,刻意求工,”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辨也”1.从内容和选材上《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
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受封建制度和迷信的影响中国本信巫,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
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到晋,言鬼神志怪之书愈多。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宋之志怪传奇到明之神魔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已达到巅峰。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人间,故事人物大多是花妖狐魅。
它的故事题材主要集中在揭露社会丑恶,科举弊端和男女婚爱上。
(二十二)《聊斋志异》【作者简介】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
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
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
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
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
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
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的方式,对当时的社会腐败、政治黑暗多有批判。
【作品导读】《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该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很高。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
《聊斋志异》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它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魅变化而来的女性形象上。
另外,也表现在对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上。
作者善于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大量虚构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理想,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聊斋志异》的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刺向封建政治制度。
这类作品以《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篇最有代表性。
二、蒲松龄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有切身的体会。
通过《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作者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
《聊斋志异》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从而超越了传统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是一部题材丰富,思想深刻,艺术技巧很高的文言志怪小说集。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曾评价其为“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入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这段话精辟地指出,《聊斋志异》既是对传统文言志怪小说的一脉相承,有共同的创作规律,如内容庞杂丰富,注重搜身记异等,然而在与史区别,创作思想,形象塑造,语言之胜等方面以及总体水平上不同于传统志怪小说而显示出成熟精美的优势,使得我国古代文言小说跃上巅峰。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的是传统志怪小说中的“神仙孤鬼精魅”,但他兼收并蓄,大量使用了更先进、更丰富的传奇小说的表现手法。
怪异、丰富的题材加上更加自由、艺术的表现形式,使这部作品更添了生活的真实感,也更富有了艺术的精致美和奇。
故事和手法完美融合,使《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志怪小说的一座峰巅。
本文接下来将从作者创作思想、情节结构、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对“用传奇而以志怪”的《聊斋》之所以能够震古烁今,超越传统志怪小说做出一些探讨。
一、作者的创作思想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创作的出发点首先就决定了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
对于文言志怪小说而言,这种创作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作者自身的鬼神观念及这种观念对于创作的影响。
传统的志怪小说都非常相信鬼神的存在,甚至对于鬼神的存在,许多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证明和确认。
如干宝《搜神记》序中就明确提出创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
这个观念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表现在,由于他们认为鬼神乃实有,所以只要忠实地记录就行,特别重视事实的真实性,强调的是“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而让作品流于历史的支流。
对于作品作家也独立其外,做一个记录的旁观者,完全不重视作家主观世界的感受,粗陈梗概的叙事方式也让作品的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论《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话题:休闲阅读知识分子写作技巧心理活动聊斋志异摘要:《聊斋志异》这部代表着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高峰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具有独特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魅力。
在它之前的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以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最为突出。
到了《聊斋志异》,文言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则有了较大的发展。
作者蒲松龄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细致观察,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在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他们或是妩媚多姿的花妖狐媚,或是愤懑不平的知识分子,或是热情机智的劳动人民,或是清新飘逸的神仙道士。
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源于现实、寓于情节、富于传奇主义色彩,致力于自然人性的释放。
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对我国日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聊斋志异人物花妖狐媚自然人性一、人物形象源于生活我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很强调写实。
从先秦到汉魏六朝,从李唐到宋元明清,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志怪志人小说抑或是处于文言小说发展高峰时期的传奇小说,“写实”是他们一脉相承的传统。
《聊斋志异》正是根植于这一传统并在其上生根发芽。
《聊斋》中的作品,无论哪一篇,虽曰有意追求奇巧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却不见荒诞不经之处。
作者笔下展现的都是人间常有之生活画面,所写的都是当时现实生活中触目可见之事。
鲁迅先生评价它说:“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1]《聊斋志异》谈鬼说狐,最贴近社会人生[2]。
这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悉心观察,另一方面则出自于他个人的人生感受。
蒲松龄十九岁进学,闻名乡里。
本以为此后功名之路会一帆风顺,却不料竟于考试与落榜间徘徊了大半生。
坎坷的仕途经历使蒲松龄对于封建科举的种种弊端、对于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有着深刻的认识。
对于科举制度下书生的种种心态有着切身的体会。
这种体会体现在文章之中便是作者对众多封建士子、文人、书生、封建官僚的鞭辟入里、细致入微的描写与刻画。
浅析《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聊斋志异》是清代作者蒲松龄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魅狐怪异故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表现出清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经常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并没有全面概括《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六朝志怪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志怪故事,而是用虚幻来代替现实,表现荒诞滑稽的内容,但当时的志怪小说题材单一,故事情节简单,表述极为简略,而《聊斋志异》运用相同的方式则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写作笔法,反应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以往的志怪小说有了新的提升。
作为文言文小说的《聊斋志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表现志怪内容,将六朝时期的短小篇词发展为情节丰富曲折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叙述婉转,意境突出,描写波澜起伏。
《聊斋志异》继承唐传奇,出现了大量突出意境描写的篇章,且写作手法丰富多样,作者意境描写意蕴深厚,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强,在意境描写中,与人的刻画描写紧密结合,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
席方子是孝子典型,珊瑚是孝妇的典型,张成是孝友的典型,田七郎是侠客的典型,江城是悍妇的典型,郎玉柱是书痴的典型,孙子楚是情痴的典型。
《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蒲松龄明确的阐明把刻画人物性格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不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而且刻画出的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聊斋志异》中许多人物不仅有相似的性格,却又同中有异,同样是写人物的“痴”,《聊斋志异》中的孙子楚“痴”于爱情,《黄英》中的马子才“痴”于菊花,《合鸟异》中的张幼量”痴”于鸽子,《书痴》中的郎玉柱则“痴”于书本。
《聊斋志异》加强了环境描写,但其并不是简单纯粹的静态景物描写,而是与人物个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突出人物的特性。
《聊斋志异》超越传统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用唐人传奇法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文言小说推到更高的阶段。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经常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并没有全面概括《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小说主要描写魅狐怪异故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表现出清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
六朝志怪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志怪故事,而是用虚幻来代替现实,表现荒诞滑稽的内容。
六朝志怪小说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用虚幻代替现实,内容多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
而《聊斋志异》在运用志怪题材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却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以往的志怪与传奇,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就。
如对于地狱阴司的不同认识。
唐传奇从六朝的“粗陈梗概”发展到有头有尾、•文辞华丽、叙述有致,写法上更是通过“尽设幻语”的虚构手法,完成一个个委婉曲折、优美动人的故事,这就是所谓“传奇手法”。
作为文言文小说的《聊斋志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表现志怪内容,将六朝时期的短小篇词发展为情节丰富曲折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叙述婉转,意境突出,描写波澜起伏。
《聊斋志异》继承唐传奇,出现了大量突出意境描写的篇章,且写作手法丰富多样,作者意境描写意蕴深厚,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强,在意境描写中,与人的刻画描写紧密结合,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
席方子是孝子典型,珊瑚是孝妇的典型,张成是孝友的典型,田七郎是侠客的典型,江城是悍妇的典型,郎玉柱是书痴的典型,孙子楚是情痴的典型。
《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蒲松龄明确的阐明把刻画人物性格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不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而且刻画出的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聊斋志异》中许多人物不仅有相似的性格,却又同中有异,同样是写人物的“痴”,《聊斋志异》中的孙子楚“痴”于爱情,《黄英》中的马子才“痴”于菊花,《合鸟异》中的张幼量”痴”于鸽子,《书痴》中的郎玉柱则“痴”于书本。
高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二十四)——《聊斋志异》阅读【作者简介】蒲松龄(1640—1715),清文学家。
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
早年即有文名,但始终未中举,直至七十一岁才援例为贡生。
长期为塾师、幕友,郁郁不得志,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亦工诗文,著作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
【创作背景】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他早年也曾想借助科举入仕,可惜屡试不第,只能以教书为生。
他自幼便对民间的鬼神故事兴致浓厚。
据说,蒲松龄曾为了搜集素材,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来喝茶的人可以用一个故事代替茶钱。
借助这个方法,蒲松龄搜集了大量离奇的故事,经过整理、加工过后,他都将其收录到了《聊斋志异》中。
据清人笔记《三借庐笔谈》记载:蒲松龄每晨起就在大道边铺席于地,并摆设烟茶,坐待过往行人,以搜集奇闻异事。
每听到一事,回家后就加以粉饰润色。
康熙元年(1662),蒲松龄22岁时开始撰写狐鬼故事。
康熙十八年春,40岁的蒲松龄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名为《聊斋志异》,南高珩作序。
此后屡有增补。
直至康熙二三十九年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该书还有少量补作。
《聊斋志异》的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倾注了蒲松龄大半生精力。
【内容简介】《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内容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爱情故事,占据着全书最大的比重,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惧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
这类名篇有《莲香》《小谢》《连城》《宦娘》《鸦头》等。
二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
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龄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等都是这类名篇。
三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极具社会意义,如《席方平》《促织》《梦狼》《梅女》等。
【人物介绍】聂小倩聂小倩是一个美貌女鬼,生前只活到18岁,死后葬在浙江金华城北的荒凉古寺旁,不幸被妖怪夜叉胁迫害人。
后浙江人宁采臣暂居寺院,小倩受妖怪指使,前来谋害,却被采臣的正气打动,便以实相告,助采臣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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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聊斋志异》的价值:我国文言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了大量的记录神鬼怪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小说。
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发展
《聊斋志异》的价值:我国文言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了大量的记录神鬼怪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小说。
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发展为传奇,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元明时期创作传奇和志怪小说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思想和艺术仍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
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用唐人传奇法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文言小说推到了更高的阶段。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多;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情感,以毕生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或是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或是借鉴过去的故事,或是采自民间传说,或是作者的虚构。
虽然有些故事模仿痕迹明显,但是由于加入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理念,所以能够旧瓶装新酒,传达出独特的意蕴。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大的不同。
它创作的目的并不是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的博人博己的消遣之作,作者在《聊斋自志》中已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其情感立场不言而喻是异常鲜明的。
《聊斋志异》中多数作品都是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但其中也夹杂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因果报
生活常识分享。
《聊斋志异》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从而超越了传统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是一部题材丰富,思想深刻,艺术技巧很高的文言志怪小说集。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曾评价其为“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入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这段话精辟地指出,《聊斋志异》既是对传统文言志怪小说的一脉相承,有共同的创作规律,如内容庞杂丰富,注重搜身记异等,然而在与史区别,创作思想,形象塑造,语言之胜等方面以及总体水平上不同于传统志怪小说而显示出成熟精美的优势,使得我国古代文言小说跃上巅峰。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的是传统志怪小说中的“神仙孤鬼精魅”,但他兼收并蓄,大量使用了更先进、更丰富的传奇小说的表现手法。
怪异、丰富的题材加上更加自由、艺术的表现形式,使这部作品更添了生活的真实感,也更富有了艺术的精致美和奇。
故事和手法完美融合,使《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志怪小说的一座峰巅。
本文接下来将从作者创作思想、情节结构、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对“用传奇而以志怪”的《聊斋》之所以能够震古烁今,超越传统志怪小说做出一些探讨。
一、作者的创作思想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创作的出发点首先就决定了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
对于文言志怪小说而言,这种创作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作者自身的鬼神观念及这种观念对于创作的影响。
传统的志怪小说都非常相信鬼神的存在,甚至对于鬼神的存在,许多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证明和确认。
如干宝《搜神记》序中就明确提出创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
这个观念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表现在,由于他们认为鬼神乃实有,所以只要忠实地记录就行,特别重视事实的真实性,强调的是“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而让作品流于历史的支流。
对于作品作家也独立其外,做一个记录的旁观者,完全不重视作家主观世界的感受,粗陈梗概的叙事方式也让作品的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而《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他也爱搜神记异,写鬼写狐,但是他在作品序言中明确告诉大家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最后又总结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托鬼言志,借以抒发胸中愤懑和万千感慨。
这样的鬼神观念对他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他也是写一些神鬼狐媚,但这些形象实际上是代表着现实社会中各色人等,他怀着惩善扬恶的美好愿望,驰骋想象,通过拟人化的鬼狐形象,曲折地表现了人生理想和观念。
在作品中,到处可以体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他批判封建社会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他痛斥科举制度害人、误人,他同情下层人民和志不获展的读书人,他更同情女性痛苦无奈的人生,表达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这表现出《聊斋志异》对于国运民生的关怀和忧患意识。
其次,传统的志怪小说只是一种记事是对于正史的一种补充,还没有到自觉结撰小说的自觉,是王惔所称的“鬼之董狐”,是作为作为记述史事来看待的。
而《聊斋志异》虽也有对传统志怪的传述怪异非常之事补史和稗史的意思,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小说来创作的,用“描写委曲,叙次井然”作为小说的创作技巧,“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小说的创作方法,注重事实与虚构的关系,作品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
用传奇法的精髓,即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解释来写志怪,虽志的是怪,而执着的却是现实社会。
二、艺术技巧“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其中在艺术技巧方面娴熟的使用,是其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一)情节和结构的安排《聊斋志异》用传奇法写志怪最突出地表现在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这表明作者对于小说情节和结构的安排做了一番细致地安排。
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奇文学的传统,在构思故事时不是平铺直叙,而总是要在“曲折”方面做了一番经营,把一个本来平常的故事写得层峦叠嶂,波澜起伏,让人目不暇接。
在情节的安排上,作者有的是娓娓道来,变化莫测,故事发展基本上没有征兆预测,例如《青梅》写得书生张介受先后娶王进士的小姐及婢女青梅为妻的故事,如果平平叙述,则内容既陈腐,故事也会索然无味,但是作者将这个故事写的万般曲折,捉摸不定,常常有“山穷水复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但明伦所说:“层层疑骇,惊鬼惊神,至此裂开旗门,将军突现,令人目眩神摇,笔亦跳脱欲飞”;有的是平中有奇,于整齐中见参差,事散但神不散看似眼花缭乱,但主题却自有法度。
如《续黄粱》作者着重写“得意”与“失意”的对比,却列举了三生三世中种种事情来表现这两种状态,虽然看似眼花缭乱,但是“得失”像一条线把种种事件串在一起。
按照时间先后,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尽然有序;还有的是陡然出奇,怪异迭出。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在结构的处理上,作者也经过一番精细研磨。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方式和内部构造,是根据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按照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把一系列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等按照轻重主次合理地加以安排和组织。
这在文言志怪小说中首先表现为繁简的处理,魏晋时期的志怪因为本身就粗陈更梗概自然是相当精简的,《聊斋志异》的简繁有度主要是相对于唐代传奇而言,唐传奇开始,注重小说的曲折委婉,是志怪小说的一大进步,但由于小说技艺不是相当成熟,所以在结构处理上常常表现为繁简失度。
唐代小说中有许多冗赘是来自多余的交代,比如为了证明所写是实有其人,就对此人的家世历数一番,而这又都与作品的正题无关,让人读着甚为繁琐。
然而《聊斋志异》在结构处理上就比较妥当,有的用的是单线叙述,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发展过程,例如《考城隍》,就是述说宋焘熹考中城隍的故事;有的是将几个彼此联系而又有关联的事件串联起来,就像是串糖葫芦一样。
如《仇大娘》;还有的是两段式的,整个作品由两大块组成,或前轻后重,或轻重后轻,或平分秋色。
如《云萝公主》;还有的是双线并行。
无论是情节还是结构,都是作者细心雕琢,巧妙安排的,即使是一些短篇小说如《偷桃》、《骂鸭》、《种梨》等也是做了创造性的虚构和惊心组织,突出情节引人入胜。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聊斋志异》给人最大的享受是塑造了一批为数众多、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常常让人“过目难忘”,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她们有容华绝代的外貌、多才贤德的才情、不让须眉的侠义、有胆有识的智慧、纵横商海的干练。
通过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或让人茅塞顿开,或让人喜爱不禁,或让人咬牙切齿,或让人自行惭愧。
这些丰富多才的人物形象,让《聊斋志异》相比其作品高出许多。
首先,《聊斋》用传奇手法写志怪,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特别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和心里。
如《促织》中,他在意外地捕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蟋蟀时,他喜不自胜,珍贵收养。
待虫死于儿手,儿子又不知去向,他“如被冰雪”,迁怒于儿子,表现了“乐极生悲”的心理变化。
当“得尸于井”,儿子复苏后,他“化怒为悲”,“心稍慰”,细腻地展示了他的心理转变。
得到一只如“土狗”一般的小蟋蟀,但“意似良”,又使他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这才“转悲为喜”。
在“试斗”情节中,他又经历了惭愧、大喜、惊喜的情感波动。
由忧、喜、怒,又到喜、愧、惊喜,把成名的情感心理描写得一波三折,入木三分。
蒲松龄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描写,表现了他传奇手法出神入化的运用。
其次,蒲松龄注重描写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时又区分他们细微的差别,而是他们同中有异,个性鲜明。
例如,同样是“痴”,孙子楚痴于爱情,刑云飞痴于石头,张幼量痴于养鸽,郎玉柱痴于读书。
同样是温柔专情的狐女,青风拘谨而深沉,婴宁天真而浪漫,莲香冷静而干练。
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对于人物的塑造真正达到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单个人”的高度。
而传统的志怪小说,要么是直接对无人物形象的塑造,要么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特别失败让人觉得无味扫兴,当然也有一些形象塑造的还是比较可人喜爱的,如“干将莫邪”中的韩凭夫妇等,但是,相比于《聊斋》中的优秀的人物形象,就显得不够丰满和深刻。
因此,在人物形象一方面,《聊斋志异》是传统志怪小说所不能媲美的。
(三)语言的运用《聊斋志异》在清代白话文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还依然能够家喻户晓,受到人民大众的追捧与喜爱,这不能不归功于蒲松龄对语言艺术的探索。
读《聊斋》,给人的感觉是,通常三言两语就能准确传神地勾勒出一个场面,一副风景,一个形象。
那是因为,一方面,文言文的简练简洁对其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另一方面,《聊斋志异》吸收和借鉴了唐传奇的语言艺术技巧,而又对其进行创造和发展。
唐传奇语言已然是生动,简介而富于表现力,这少不了唐代诗歌的润色,而且注意汲取骈文,讲究藻饰,为《聊斋》的语言风格及表现方法提供了借鉴。
同时。
因为蒲松龄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所以《聊斋》的语言汲取了民间口语的精华,既保留了文言文的简洁高雅又具有口语的亲切流畅,既镂金雕玉,言辞艳丽,又自然生动,通俗易懂。
骈文的华丽藻饰,诗词的委婉含蓄,使《聊斋志异》的语言绘声绘色,极是生动。
像《夜叉国》里对“官”的说明“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又如对婴宁的美丽和爱笑“荣华绝代,笑容可掬”句式对偶,辞藻华丽,借用骈体文,把人物外貌特征及内在气质,写的淋漓尽致。
蒲松龄化腐朽为神奇,在继承中不断探索创新,给日渐僵化的文言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作品家喻户晓。
值得一提的是,《聊斋志异》在诗歌运用方面注重对唐传奇的吸收借鉴和发展。
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它们都比较运用诗歌描写环境,烘托意境气氛,表现人物特定的心里和行为状态等。
但唐传奇有些地方诗歌显得冗赘,有的作品中可说是诗多成灾,使人们读小说时遇到无穷无尽的诗。
例如张文成的《游仙窟》此篇共有诗七十首。
而《聊斋》中的此类诗歌多事为了传情达意为了作品中人物的创作而写,它们与小说中人物、身份、思想、所处的情势天然浑然天成。
诗歌的意象也常常融入小说中的具体描写中,炼词造句极具意象化特征,聊斋中叙事、写人、状物中常常用一两个内涵丰富的词使叙事简介明快,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些词通常有意向的神韵。
如《王大》中写周子明的吝啬,“汝真铁豆,炒之不能爆也”只用“铁豆”这一意象形象地揭示出人物悭吝的本质。
三、作品的思想内涵《聊斋志异》400多篇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生动活泼而又不乏真实的断代史。
它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科举制度,官僚制度,思想道德,婚姻爱情,妇女地位等做了广泛的揭示。
而且,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是为了抒发“孤愤”的,所以他的态度爱憎分明,态度坚定,同时,对科举制度,官府制度黑暗等问题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挖掘,尖锐揭示。
《王子安》、《叶生》、《考弊司》、《书痴》等或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身心的残害,或者嘲讽科举入仕的酸腐无能,充分表现科举制度的实质是“黜佳士而进凡庸”;《席方平》、《梦狼》、《促织》、《续黄粱》等,揭示了官场的黑暗,吏治腐败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的苦难;《骂鸭》、《正心》、《立身》、《救过》等表现了世道人心浇薄,人与人之间道德伦理关系的沦丧,有劝善惩戒的作用;《婴宁》、《小翠》、《青梅》、《聂小倩》等反对道学强加人青年男女身上的枷锁,热情歌颂自由的基于爱情的婚姻,对理想的爱情婚姻模式有一定的探索,同时揭示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