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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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1、《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2、“苏报案”: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是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
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3、《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
4、萍踪寄语:是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所著的散文选集。
5、时务文体:甲午战后新的报章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运用得最好,故称时务文体。
其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为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6、《国闻报》:是维新派在华北的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
7、《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也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宗旨是:“变法自强”,它的创办人和第一主编是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
8、《每周评论》:是这个新的报刊宣传阵线中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积极配合《新青年》,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仁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创办的一份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
9、《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创办地点广州,1834年发表《新闻之略论》一文,是在中国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
10、大清报律:1908年1月16日,清朝商部、民政部、法部等参考日本的新闻纸法拟定了《大清报律》草案报清廷审批。
11、“洋旗报”:是以外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可以不接受日伪军的新闻检查,因而在1938年之后出现了大办“洋旗报”的热潮。
略论《时务报》略论《时务报》雷颐清末时人曾这样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
”这样说可能不很恰当,但却说明了《时务报》在戊戌维新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宣传、发动、组织、联络手段大多利用宗教迷信或秘密结社,到近代,农民那种落后的斗争形式已不适应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需要。
他们要大力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于是报刊成了进行这种宣传的最好工具。
《时务报》,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当立志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屡次上书皇帝不达后,先后组织了北京、上海强学会,并靠捐助的经费出版了《强学报》,但不久即被弹劾。
这时,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提议以强学会之余款筹备创办《时务报》以“开民智”,并请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在康有为上书活动中表现出超众的宣传组织才能的梁启超担任撰述。
在甲午战后人心思变的情势下,《时务报》终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从此,这份每十天出版一册,每册二十余页的刊物便成为维新的号角。
在创刊号登出的《论报刊有益于国是》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旨地说明了办报的目的与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惟国亦然。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要“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并以议天地矣。
”尤其要“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划与其宗旨所在。
……可以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
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经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自大矣。
”“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必须披上传统外衣:“报纸于古有微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既然如此,现在办报亦当名正言顺。
在维新运动中。
血气方刚的梁启超把青春的热情凝结在其畅达犀利的笔端,与他的同道一起以《时务报》为阵地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反复论证变法的必要性、迫切性。
《时务报》的组织运作研究王伯川 2007012878 新闻73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时务报》的具体组织管理情况和因此而引发的三个主要创始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变化。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我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主要论证了《时务报》的组织运作体制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制,并且分析了《时务报》三个创始人之间因为组织管理而产生的矛盾,论证《时务报》不健全的管理体制是《时务报》最终停刊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时务报,组织运作,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矛盾正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阐述本文主要是研究《时务报》的组织运作体制和因此而引发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课上,当陈老师讲到《时务报》的管理运作时,我就产生了疑问:《时务报》的几个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张之洞等——各自都有不同的性格、年龄、文化、背景、思想和政治追求,那么他们是怎么团聚到一起,怎么把《时务报》经营的鼎盛一时的呢?《时务报》的管理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后来《时务报》的解体又是因为什么?在确定选题之前我在图书馆和网上检索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我应该能做。
然后我给陈昌凤老师发了邮件,老师回复确定后,我就决心做这个题目了。
我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的研究方法。
我到图书馆借来了几本关于《时务报》、梁启超、张之洞的书,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书只是给人看了消遣的,对于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真正用上的还是那几本比较厚的、比较老的书。
我还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出了一大堆的关于《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已经成型的二手资料,在用的时候还要自己挑选需要的内容。
由于后来发现张之洞和《时务报》的具体日常运作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就放弃了关于张之洞的文章。
再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综合了各方面的内容,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开始了这篇文章的写作。
文献综述之前研究《时务报》的著作文章主要大概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1、某人和《时务报》的关系;2、汪梁之争以及涉及到的政治、舆论斗争;3、梁启超个人的政治观点、办报理念;4、《时务报》的意义、作用或者影响;5、《时务报》刊载的具体文章分析;6单纯记录第一手的史料。
梁启超与《时务报》作者:沈继成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更新时间:2007年10月31日【内容提要】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
戊戌变法时期,他主编了《时务报》,为维新运动的深入进行,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如下贡献:(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二)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三)创造“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四)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全面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改革主张,为中国思想宝库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梁启超/时务报/戊戌变法【正文】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推崇他的人称赞他为“舆论骄子”,痛恨他的人诅咒他是“文坛野狐”,他自己则以言论界、思想界之陈涉自任。
梁启超从追随乃师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起就开始在士人中小有名气,但真正在晚清政坛崭然见头角并赢得“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声誉,则是在主篇《时务报》之后。
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参与创办的第一份维新刊物是《中外纪闻》。
该刊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压下,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办,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十分狼狈,维新派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遭到了第一次严重挫折。
然而梁启超却从《中外纪闻》的变法言论使“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32页。
)的事实中受到了鼓励,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2006.11法制与社会《时务报》研究综述□方慧琪(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摘要《时务报》是近代中国的著名报刊,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本文对《时务报》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集纳。
关键词时务报内容主办者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176-01《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旬刊,以“变法图存”为宗旨,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册。
该报由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担任主笔。
该报以译报为主,每期兼有一两篇社论。
鼎盛时期的《时务报》曾经“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时务报》在政治上为变法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它将“报章文体”运用在文风上极为成功,以致后人把“报章文体”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报》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根据论文侧重点的不同,笔者对《时务报》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简单的集纳。
一、对《时务报》内容的探讨比如:《<时务报>的译报工作初探》、《<时务报>文化倾向述论》、《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等等。
这些研究中,宋素红的《<时务报>的译报工作初探》从《时务报》的办报方针、译报的来源、译报的内容、译报的作用等四个方面入手,针对以往集中在对《时务报》上政论性文章进行研究的情况,对实际占其大部分篇幅的译报进行了探讨,这篇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原貌。
二、对《时务报》主办者的研究这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对《时务报》的主办者或关系密切者思想或活动的研究,比如《康有为与<时务报>》、《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梁启超与<时务报>》、《论王韬和梁启超对报刊政论的贡献》、《张之洞与<时务报>》、《倡导言论自由宣传改良派主张——试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从热赞到冷讪——严复对梁启超评议之演变》等等。
露布:又称露报,原意指不加封检的,公开发布的文书。
它是进行宣传鼓励或传播新闻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它直接面向大众,能取得现场实效。
汉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王朝更多地将其用于发布军事捷报,把最新消息写在木板或丝帛上,高高悬起以吸引读者。
“开元杂报”: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朝廷每日分条发布有关皇帝与百官动态的朝政简报。
这种找政简报被抄寄外地以使朝廷动态在封建阶级内部更广泛地传播。
唐人孙樵《经维集。
读开元杂报》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数十幅的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并称之为“开元杂报”。
进奏院状:进奏院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原称邸,进奏官上呈给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阅读的提供京都信息的报告,称进奏院状。
报房京报:随着士大夫和市民们新闻需求的增加,明末就出现了无官报之名而有官报之实的报房京报。
民间报房出的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抄、上谕和章奏等。
最终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完全被淘汰。
特点:①没有官报之名的官报;②是邸报的翻版;③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言论,没有标点和标题。
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
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
人们暗中把小报称做新闻,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小报的发行人是使臣和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店主人。
小报报道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令,臣僚的议疏章奏等,但由于小饱触犯了统治者的议论朝廷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所有就受到了统治者的查禁。
到了南宋,人们开始把这类非法新闻称为“小报”。
定本制度:是宋真宗咸平二年,宋王朝为了加强对封建官报的控制,钳制舆论而制定的对报纸的审查制度。
进奏官将编好的官报样本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
进奏院必须以“定本”为准向全国传发,不得擅自增减。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由米怜主编的免费赠送的宗教月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合办,起初汪康年当然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
由于时务报是带有强烈维新变法色彩的一份报纸,所以其报道言论深刻,直指时弊,强烈抨击了当时的朝廷。
梁启超也在其上发表《变法通议》,提出了“喉舌论”。
期间梁启超赴湖南,仍旧主持笔政。
但是后来由于张之洞的阻挠,命汪康年兼任总经理和主笔职务,于此汪梁之争加剧,梁启超愤然辞职。
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登于其上,之后由康有为主持出版业务。
大公报:清末,民国初年极其出名的日报之一。
由英国商人英敛之创办于天津,富商王致隆为主要出资人。
英敛之主张维新变法,所以《大公报》的言论多犀利讽谏并举,针对当时的时事能够给予指导性的论述,所以在北方报界很快出名。
很快《大公报》跻身全国著名大报行列。
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支持国民党抗日,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以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最为出名,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消息。
癸丑报灾:1912年袁世凯当局刺杀宋教仁后,当时的报界予以高度关注并且连续报道引起了当局不满。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当局借机清肃反对派的报馆报人,拘押记者,查封保管,传讯报人,一时间中国报人人人自危。
1912年初全国大约有500家报馆,再经过了此次灾劫,截止1913年末全国报馆约为139家。
因为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所以新闻史上称此次灾难为癸丑报灾,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闻界最大灾害。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是一份宣扬新思想的进步杂志,后于1918年随陈独秀迁往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合办,1919年后又随陈独秀迁回上海办刊,1920年改为中国共产党小组刊物,宣传小组进步思想,后又由瞿秋白接手。
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第一中央政治机关报,是一份宣扬我党共产主义理论的先进报纸。
1922年创刊于上海,蔡和森任主编,1927年停刊,一直秉持着宣传我党积极进步思想为己任的主旨,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旬刊。
连史纸、石印。
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
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
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
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
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终于1898年8月8日停刊。
共出69期。
《时务报》的影响:《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编辑本段《时务报》办刊宗旨《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其创刊号刊载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指出:“……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
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
”从此可以看出时务报是本着各个学科无所不包的办刊宗旨来进行其传播的,并且多为传播“新义”。
不论在近代中国新闻史,还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时务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之所以如此,应该承认是《时务报》创办伊始拥有一个难得的“最佳组合”:黄遵宪以政界大员的身份掌控大局;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经营和运作;而“笔头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以如椽之笔提供源源不断的“报章体”文字。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戊戌年间的政治进程,随着《时务报》日趋红火,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他们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开始丢失,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他们的分手,《时务报》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梁启超等维新派报刊政论家在创作实践中,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政论传统,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时务文体”、“新文体”或“报章文体”梁启超开创的“时务文体”,其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概括,略有下列几条:其一,“纵笔所至不检束”。
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自解放”、大解放。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
其三,“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
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使读者为之倾倒,受到鼓动,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
以梁启超的政论为代表的时务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
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但除梁氏之外,撰写时务文章的还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
只是他们的文章并非具有“时务文体”的全部特点。
所以后人评论说:“就文体的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
”开启一代文风,是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时务报》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的政论性报刊,同时又是一份以译报为主要内容的报纸。
其中“英文报译”栏目在外文报译中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
“英文报译”自《时务报》创刊到终止,共出版译稿计69期,文字总数达数十万之多。
其刊载的译文内容广泛,信息量丰富,主要涉及当时的中外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诸方面。
栏目及其文稿对促进当时的国人开拓广泛视野、丰富国人的西学知识,及认识本国所面临的危急局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开通风气也有积极影响。
“英文报译”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报刊事业,对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辟的见解。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该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
其后又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继续阐发这一思想,论及创办报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断言“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3日。
),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十分丰富,仅《时务报》所及,略有以下数端。
第一,他认为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
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无知己知彼之能”。
因此,这种壅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如何才能去塞求通呢?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办报。
他对西方各国广设报馆,“有一学即有一报”,“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的情况推崇备至。
他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曰:惟通之故”。
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
他痛感中国报业的不发达,致使“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靠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
无耳目、无喉舌,就像聋子瞎子哑子,“是曰废疾”。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第二,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以办学会和办报刊,首先是办报刊,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亲自办报的第一人。
对他来说,政治家办报可谓自始即然。
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秕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
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
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
在他写的《〈清议报〉叙例》中,他公开申言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咸知变法”,“知新法之实有利益”,“而阻挠者或希矣”。
他对报刊事业寄于极大的希望,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即满怀信心地预言:“准此行之,待以岁月”,必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
一再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作救国的手段,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等人往往先办报,用报刊造成舆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尤其是争取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即所谓“欲开民智,先开官智”,在“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的基础上再建立政治团体,推动政治改革。
这就是梁启超主张为了建立议院,讲求法律,创立新的国体,必须先办报,“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的原因。
以梁启超办《时务报》为肇始,中国近代各政治团体、各党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办报,并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第三,他认为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梁启超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
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
而政治改革能否实现,国家能否兴民权、行民主,能否变法维新转弱为强,最关键的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议论,振刷国民的精神,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
所以梁启超一再强调:“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那么,在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中国又如何开民智呢?他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
事实上,三途之中,梁启超又更加看重报纸的作用,用力也最多。
因为在他和其他维新人士看来,办学校是开通青少年之智,兴学会是开通成年人之智(主要是官智),惟有报纸是兼而有之,一纸之出,“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信息传布的空间大幅度扩展,城市和乡镇的广大民众都进入受众群体,在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社会启蒙上,较之学校、学会,报刊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
他认为:“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
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甚至说:“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道理即在于此。
为了充分发挥报纸开民智、育人才的功能,梁启超一方面在《时务报》上撰文指斥清廷秕政,微论民权思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以时事和政论为主,大造变法维新舆论,进行政治启蒙;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又辟有专栏,“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造成新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