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几天来暖洋洋的天气略微有了些凉意，幸好来自台湾大学的黄光国教授在座谈会上精采而热情洋溢的演讲冲淡了这一丝凉意。
黄光国教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黄教授是一位多产的学者，著有中英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并出版了许多专门著作，有《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王者之道》、《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民粹亡台论》、《权力的漩涡》等等。
黄教授非常重视学科的本土化问题，所以这次的人大行，他特意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所以他为这次的座谈会准备了题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与儒家关系主义》的演讲。
黄教授从本土化运动兴起的原因、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本土心理学面临的挑战，及建构本土心理学须经历的三个层次的突破等五个方面描述了他关于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理念。
黄教授认为现在台湾本土心理学只是来料加工式的的研究，即OEM式的学术研究（OEM指代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这种研究只是简单的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在本地进行加工拼凑，最终只会造成学术双重主体性的丧失。
黄教授认为，要构建科学的本土心理学，必须经过三个层次的突破，首先，要进行哲学的反思，然后再进行理论的建构，把理论建构起来后，还要经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或证伪。
本土心理学要进行哲学的反思，首先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哲学的特色，而不是趋从西方文化的特色。
所以，黄教授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了他关于儒家关系主义的见解。
首先，黄教授从建构者、思维方式、理性形态、建构方式、功能等对比了生活世界的知识与科学世界的知识的不同。
如下表所示：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建构者整个文化群体某一个特定的科学家思维方式原初性思维技术性思维理性形态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建构方式参与式建构展示性建构功能生活认识世界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区分开了以后，黄教授阐述了东方特色的世界观模型—“致中和”的世界观模型。
致中和的世界观模型是一种连续性、发散式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断裂式思维方式。
致中和的世界观模型强调和谐，而和谐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和谐：自然系统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随后，黄教授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三个方面的和谐的具体表现，时间的和谐（如命运观）和空间的和谐（如风水观）构成了自然系统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既包括内在的和谐，包括儒家世界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又包括外在的和谐，具型的如东方的姓名学；人际关系的和谐则包括了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的和谐，伦理观代表了人间的和谐，中国人的魂魄观则代表了超自然的和谐。
此外，黄教授还推荐了《儒家、道家、佛家的要领对心理治疗的意义》来加深大家理解致中和世界观对科学世界的指导意义。
明确了儒家特色的哲学之后，便可以进行理论的构建。
黄教授援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人性与面子的理论模式，如“非基本的关系经验”、“对不同关系与资源类型符合正义的交往法则”、“‘个人契约论’的五种人际关系原型”等理论，然后引出了他建构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式。
黄光国教授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式从“受人请托”这一情境出发，依据请托者与受请托者关系的不同区分了几种不同的处理请托的方法。
这一理论模型内含了一个可以独立出来的理论模型：“仁义礼”伦理体系，该伦理体系关系到受请托者应对请托的心理过程，依据受托者与请托者的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境：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情感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中内含的情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具体可参阅黄光国教授《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
）黄教授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精彩讲演赢来了阵阵掌声，大家纷纷向黄教授提出问题与他交流意见。
四天后（11月10日），黄教授又精力充沛的站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的讲台上，面对全体人大学子给大家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讲座—《科学哲学与创造力》。
黄教授从中国OEM式的学术研究谈起，旁征博引，让听众深深叹息台湾学术研究主体性的丧失，进而反思大陆的情况。
将每一名听众引入情境以后，黄教授开始给大家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没有科学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是盲目的”。
台湾的问题正出在“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这一点上。
为使大家明白科学哲学之于科学的关系，黄教授开始进入这场讲座的重点内容—
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
最初流行于科学界的思想是逻辑实证论，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维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世界与语言的关系，他引用了一张图表来说明语言是如何反映世界的。
在逻辑实证论之后是波柏的进化认识论，波柏的进化认识论的图式提出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发展过程：问题试探性的理论排除错误试探性的解决。
接下来，黄教授以图片（照片、名画等）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了西方世界科学哲学、认识论的演化过程，生动而引人入胜。
两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在深入理解西方科学如果在科学哲学的引导下发展的同时，举一反三，踊跃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科学哲学的问题，对此，黄教授一一全面而深入的进行了回答，讲座的问答环节正好作为演讲的补充—探讨东方的科学哲学的形态，及如何运用东方独特的科学哲学使其对东方的科学学术研究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