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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士道历史看武士精神的演变[中图分类号]B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5-0139-04提起武士道，对于大多数现代日本人可能意味着精妙的剑术、剖腹的技巧或是封建时代的忠君意识，而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多的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宣传思想。
但另一方面，像内村鑑三、新渡户稻造等明治思想家却把武士道提升到日本精神的高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身为基督徒的新渡户稻造在近代日本迎来明治时代之际，重新审视传统精神武士道，用英文撰写了日后影响久远的《武士道》。
而其成书的契机就是为了解答西方学者提出的“没有宗教，那么你们怎样进行道德教育”这一问题。
作者在经过思考后认定“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开始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沁入了我的脑海”。
[1]3那么引起这样不同反应的武士道究竟是什么？武士道一经生成就这样引人争议吗？谈到“武士”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史书，据元木泰雄考证[2]9，是在《续日本纪》所记载的奈良时代初期。
严格地说那一时期的“武士”就是朝廷委任的担任军事职责的官而在幕府时期成为军事政权担当者的武士和他们相比有两大区别：1.武艺世袭。
奈良时代初期的“武士”只不过是就任武官的习武之人，而后期真正意义上的“武士”不是征兵入伍的农民、市民，也不是封建官僚的武官，而是来自于以武勇报效主君的家族，以代代相传的武艺为家职的兵家。
世袭的职业武士是武士的最大特征。
2.被严格组织在通过私有领地建立的主从关系中。
武士从官职称谓演变到政权阶级执行者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武士脱离原有的封建贵族，走向独立的过程。
而随着武士身份的变迁，对武士道德、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也自然产生，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武士道。
但历史上对武士道德规范的称呼却不是从一开始就叫做“武士道”，本文试图从武士道名称的演变来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武士精神的特征，从中找出武士道的真义。
一、勇者之道、兵者之道、武士之习、弓箭之道由于武士的地位确立是在同公家(掌权的封建贵族)的对立斗争中完成的，所以这些“武者之习”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对抗“公家之习”而自觉形成的。
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精神与文化日本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又充满英雄色彩的时期。
在这个时代，武士精神与文化达到了很高的巅峰。
本文将探讨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精神与文化，并分析其对日本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武士精神的核心1. 忠诚与荣誉在战国时代，武士精神的核心是忠诚与荣誉。
武士们视忠诚为生命之本，将效忠于主君视为义务和荣誉。
他们坚守忠诚的誓言，并为主君尽忠职守，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荣誉对武士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他们追求以荣耀的形式给予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 精神修炼与武艺传承为了追求强大的武力和高尚的品格，武士们进行着严格的精神修炼。
他们在修炼中不断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和耐力，以便在战斗中取得胜利。
相应地，武士们也努力传承并提高自己的武艺水平。
他们注重实战技巧的研究和训练，以便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3. 武士道的信仰武士道被视为武士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武士道强调忠诚、勇气、正直、谦逊、礼仪和尊敬。
武士们把武士道视为自己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指导原则，从而使得武士社会拥有了独特的价值观。
二、文化的兴盛1. 家族与家训在战国时代，家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家族的荣誉和家族的利益成为武士们追求的目标。
家族通过世代相传的家训来维系血脉纽带和价值观念的传承。
家训教育武士们要忠诚于主君、与兄弟保持团结、敬畏先祖、尊敬长辈等。
2. 茶道和花道茶道和花道是战国时代兴盛起来的两种传统文化形式。
茶道强调精致而又自然的茶具、优雅恬静的环境以及细致入微的仪式。
花道则注重花朵和花器的摆放，以及对自然美的欣赏。
这两种文化形式的兴起反映了武士精神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博大精深。
3. 文学与艺术战国时代见证了日本文学与艺术的繁荣。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在这个时代产生，其中包括歌舞伎、浮世绘、武士文学等。
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也成为后世传承的宝贵遗产。
三、武士精神与文化的影响1. 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战国时代的武士精神与文化对日本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探究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日本武士道精神，是一种深植于日本文化中的伦理和行为准则，它起源于中世纪的武士阶层，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一种生活哲学。
这一精神的核心理念包括忠诚、荣誉、勇气和正直等价值观，它们共同塑造了日本历史上武士的形象，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末期，当时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军阀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和权力，开始培养私人武装力量，即武士。
这些武士最初是由地方豪强雇佣的农民士兵，但他们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随着时间的发展，武士不仅在军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也开始涉足政治领域，成为日本封建社会的支柱。
随着武士阶层的崛起，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武士道”。
早期武士道强调的是武勇和忠诚，武士必须无条件地忠于自己的领主，为其不惜牺牲生命。
这种精神在日本战国时期达到顶峰，武士们为了荣誉和忠诚，常常进行殊死的搏斗。
进入江户时代，社会稳定下来后，武士道精神开始融入更多的儒家思想，如仁义礼智信等元素。
这一时期的武士不再只是战士，也成为了官僚和学者，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更加多元和复杂。
武士道精神也逐渐从武士阶层扩散到普通民众之中，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伦理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武士道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日本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明治维新后，尽管武士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继续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和思想。
今天，虽然我们不再看到身披铠甲的武士，但他们的精神遗产仍然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得以体现，无论是在教育体系中强调的纪律和尊敬，还是在商业领域中的敬业和诚信，都可以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现代演绎。
通过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看到武士道精神是如何从一个特定阶层的代码发展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象征。
它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更是现代日本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战国时代，武士道精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塑造了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武士道是一种独特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强调忠诚、勇气、荣誉和自我超越。
本文将探讨武士道精神的来历、特点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一、武士道精神的起源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的平安时代，但在战国时代达到了巅峰。
随着战乱频繁和权力争夺的加剧，武士道成为了武士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寻求安定和准则的重要依据。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花道”和“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中尊崇自然、谦逊和内省的价值观。
二、武士道精神的核心特点1. 忠诚与奉献：武士道注重对领主和家族的忠诚，尽忠职守。
武士们愿意为了守护主人的利益而奉献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2. 勇气与武艺：武士道强调勇敢无畏的精神，武士们通过刻苦训练和经常的战斗来提高自己的武艺和身体素质。
只有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才能保护家族和主人的安全。
3. 荣誉与义理：武士道追求荣誉和正义，在行动中遵守道德的准则，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益。
武士们信奉“死有价，义无价”的观念，在正当情况下宁愿选择死亡，也不屈服于对自己忠诚的考验。
4. 自我超越与修行：武士道强调追求个人的内心提升和完善，通过修行和禅坐来培养自我超越的能力。
武士们追求悟道的境界，不断追求个人和道德的极致。
三、武士道精神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虽然战国时代已经过去，但武士道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1. 忠诚与责任感：忠诚和责任感是当代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
无论是对家庭、事业还是社会，坚守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是建立信任和获得成功的关键。
2. 勇气与坚韧不拔：在现代社会，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对于克服挑战和追求梦想至关重要。
只有不屈不挠地面对逆境，才能实现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的实现。
3. 荣誉与诚信：荣誉和诚信是塑造个人声誉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基石。
只有遵守道德和伦理准则，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4. 自我提升与精神修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自我提升和心灵成长。
论日本社会之“忠”文化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忠诚的国家，这种忠诚文化已深深融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忠诚不仅是日本文化的核心，也是日本社会的基石之一。
忠诚文化始于日本的“武士道”文化，武士道的核心观念是“忠诚”，即对主君的忠诚。
武士要无条件地忠诚于他们的主人，即使那意味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忠诚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日本社会传播开来，并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
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忠诚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日本企业中，员工将公司视为家庭和神圣的实体，而愿意为公司劳动到极点，不眠不休。
这种忠诚文化能够促进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从而也促进了企业的稳定与成功。
在日本家庭中，忠诚也是非常重要的。
尊重长辈和家族维护一致的利益是家庭忠诚的核心。
这种忠诚文化也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观。
为了维护家庭利益，许多日本人愿意为家族付出一切。
在教育领域，忠诚也是值得注意的概念。
在日本学校，学生被灌输着忠诚和纪律的概念。
他们不仅需要关注自己的学习和行为，还需要关注班级和学校的整体形象。
这种忠诚文化培养了日本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也有助于他们学会尊重别人，尊重集体。
忠诚文化甚至渗透到了日本的政治体制中。
在政治领域，忠诚是重要的品质，领导人需要向选民保证诚实和忠诚。
这种文化也被称为“志”文化，即“从事某种行业或领域的人必须全身心地专注于该职业或领域，永远奋斗”。
虽然忠诚在日本被视为核心价值观和美德，但是它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这种文化可能导致一些人先考虑家族、公司或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
同时，压倒一切的忠诚文化也可能压制个人的个性和自由，进一步导致人际关系的压力。
综上所述，在日本社会中，“忠诚文化”是深刻的。
忠诚不仅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社会成功的基础之一。
然而，日本社会也在不断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平衡忠诚文化和个人自由、尊重和平等的需求。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许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武士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并且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和奉献。
在古代日本，武士们将忠诚视为最高的美德，他们誓死保护自己的主人和家族。
而在现代社会，忠诚和奉献的精神仍然被人们所推崇。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中，忠诚和奉献都被视为成功和幸福的关键。
人们通过忠诚和奉献来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次，武士道精神强调勇气和坚韧不拔。
在古代，武士们经常面临生死考验，需要勇敢地面对战斗和困难。
而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很少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但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依然非常重要。
无论是面对挫折和困难，还是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时，勇气和坚韧不拔都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它们让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此外，武士道精神还强调谦逊和礼貌。
在古代日本，武士们注重自我修养，尊重他人，并且遵守礼仪。
而在现代社会，谦逊和礼貌的品质仍然被人们所推崇。
它们让我们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避免冲突和争吵，并且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谦逊和礼貌也是一种社交技巧，它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让我们在职场和社交场合中更加成功。
最后，武士道精神强调自律和自我控制。
在古代，武士们注重修炼自己的身心，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而在现代社会，自律和自我控制的品质对于个人的成长和成功非常重要。
它们让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克制自己的冲动，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且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自律和自我控制也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们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总之，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忠诚和奉献、勇气和坚韧不拔、谦逊和礼貌以及自律和自我控制等核心价值观念仍然被人们所推崇。
论日本社会之“忠”文化1. 引言1.1 日本社会中的“忠”文化日本社会中的“忠”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个体对家庭、组织和社会的忠诚和奉献。
这种文化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武士道和家族制度。
在日本文化中，“忠”被视为一种美德，代表着责任、诚实和忠诚。
人们经常用“忠”来形容对家人、朋友、上司和国家的忠诚和奉献。
“忠”文化在日本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运作和发展。
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忠诚是一种美德，而且认为个人的忠诚可以带来组织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忠”文化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传统的“忠”文化也面临着挑战。
个人主义和多元化的思想逐渐兴起，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忠诚观念产生怀疑。
如何在当代社会中传承和发扬“忠”文化，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日本的“忠”文化也可以为其他文化提供借鉴与启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正文2.1 1. “忠”文化的历史渊源"忠"文化在日本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即“武士道”或“侍道”。
武士道强调忠诚、义气、勇气和荣誉，成为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准则。
武士们视忠诚为重要的美德，将效忠于主公视为绝对的义务，甚至在主公有失时也愿意效忠至死。
这种忠诚精神深深根植于日本的文化传统中，成为日本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除了武士道之外，日本的农民和商人阶层也对“忠”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农民对土地的忠诚、商人对客户的忠诚，都体现了“忠”文化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具体表现。
在日本的家庭文化中，忠诚与孝顺也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和尊敬被视为理所体现了“忠”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忠”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时期的武士道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忠诚精神逐渐贯穿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武士道与现代日本道德观念日本的传统武士道是一种独特的道德观念，它在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本文将探讨传统武士道与现代日本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首先，传统武士道强调忠诚、勇气和荣誉感。
在古代的日本，武士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和人民。
忠诚是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对家族、主人和国家都有着无比的忠诚。
勇气是武士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们要勇往直前，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危险。
荣誉感是武士道的象征，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丧失荣誉。
这些价值观在传统武士道中被严格遵守和传承。
然而，在现代日本，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武士道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个人主义的观念逐渐盛行。
相比之下，传统武士道更加强调集体利益和群体荣誉，这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
此外，现代日本社会的竞争压力也导致了一些人追求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忠诚和荣誉感在一些人心中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然而，尽管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武士道仍然在一些方面对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影响。
例如，忠诚和荣誉感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尽管它们的定义和内涵可能有所变化。
许多日本人仍然注重家族和组织的利益，他们愿意为了集体的荣誉而奋斗。
勇气也是现代日本道德观念中的重要元素，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此外，一些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仍然与传统武士道有着紧密的联系。
例如，茶道、花道和剑道等传统艺术都是通过培养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来传承的。
这些艺术形式强调自我控制、谦逊和尊重他人，这与传统武士道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传统武士道与现代日本道德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差异。
尽管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逐渐盛行，但传统武士道的影响仍然存在。
忠诚、勇气和荣誉感仍然被认为是美德，尽管它们的定义和内涵可能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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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武”构成了武士道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在武士道德中，关于“忠”的实践和诠释有个演变过程。
特别是到了近世时期，变化尤为明显，其表现是忠诚的对象从对主君个人转向主君所代表的集团，更重要的方面是随着儒家“大义名分”论的宣传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忠诚的对象转向了天皇。
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日本恐怕很难出现明治维新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一、“私忠”的形成—以“清”为中心“忠”原本是中国先秦时代政治思想与观念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先秦儒学认为忠是规范君臣关系的政治道德，孔子主要强调“臣事君以忠”，而这种忠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
孔子还强调臣以道事君，认为道高于君主，他提倡的是公忠合一的公忠，而不是以主人为对象的人身服从和人身依赖关系的私忠。
所以，臣下对君主的忠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
大化改新前，儒学经典就已经传入日本，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理论武器。
在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虽然没有“忠”的字样，但是其第十五条为”背私向公，是臣之道”，实际涵义也是忠，只不过是主张公忠而反对私忠。
忠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和观念本身具有多重含义，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个人为对象，即臣下对主君的人身依赖观念;二是以国家为对象，在政治生活中以道为基础忠于政治公共原则。
前者是私忠，后者是公。
十七条宪法》在当时作为政治原则，其目的是消除氏族社会的地方主义，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
大化改新正是在这种“背私向公”的意识下实现的，并建立了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但是，到了平安朝后期，随着私人庄园的发展，律令体制的崩溃，公共权力的衰弱无力，人们不再依靠政府，只有与有势力的家族和权威建立人身依赖关系，求得他们的保护，方可获得生活上的安全保障。
这种私人关系就是武士之间所结成的主从关系。
武士阶级也正是凭借这种主从关系所形成的力量，最终取代了公家政治建立了武家政权。
在整个武家社会，维系武士之间主从关系的道德基础就是“忠”。
在幕府时代早组“忠”是一种实践道德，意味着在战场上必须为主君献身。
而这种献身也不只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义务，而是以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带有某种契约性质，是以人身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私忠。
但是，臣下对主君的这种忠主要表现在战场上。
在战场上，主从之间经常于白刃飞矢之下，同生死共患难，必然形成一种超越利益算计的情的关系。
而且武士间的主从关系又常常是世代相袭的，因此有时和主君在战场上建立的这种情可以胜过主君的物质性的恩赏，成为武士献身的主要精神动力。
近世武士道名著《叶隐》所强调的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也正是以这种情为依据的。
武士为主君的情而献身和为主君的利而献身相比是道德的升华，也是由有条件的忠向无条件的忠演变的先兆和桥梁。
日本武士的”忠”无论基于利或是基于情，都是维系私人性的主从关系的忠，并非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以公为基础的君臣之忠。
换句话说，武士效忠的对象是直接具有主从关系的主君，而不是天皇和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
对武士来说，即使有天皇的命令，如果背叛了给予恩顾的主君，也是违背当时已成为武士道德风尚的“弓马之道”的。
承久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221年(承久三年)，后鸟羽天皇退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公开号召天下武士声讨实际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义时。
当时源赖朝的遗蠕北条政子召集众御家人述说赖朝的恩惠，希望他们对将军依然保持忠节。
在北条政子的激励下，武士又一次形成了在幕府旗帜下的大团结，结果是公家朝廷大败。
这种私人之间的具有契约性质的忠诚是建立在臣下拥有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
而到了室盯时代以后，大名势力增加，手中握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和对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遂造成了臣下仰主君而生的环境，这是加强对主君无条件的忠的社会条件。
室盯时代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在其家训《马抄》中说:“壮奉主君时首先考虑受恩赏，然后再据此尽忠的想法是错误的，人生在世，不可忘记主恩，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即怨恨世道与主君的人是无情的人。
”《武田信繁家训》也规定:“对父母不可不孝，论语云，事父母能竭其力。
”“主人有不是，臣下不可怨恨，语云，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
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主君和亲长的绝对无条件的忠和孝，并将其当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这说明随着战争的激烈与社会军事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主君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主君要求臣下的是无条件的服务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这样，早期的作为报偿的忠，到了战国时代开始转变为主君要求臣下绝对的、单方面的忠。
到了江户时代，这种要求臣下绝对尽忠于主人的单方面的忠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由于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武士从土地上脱离出来，不再拥有对原领地征收贡赋的特权，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实力，成为完全依赖主君赐予的“棒禄”得以生存的职业军人;同时朱子学被幕府作为统治思想，为武士单方面的忠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幕藩体制下，忠诚成为大名和武士立藩和立家的道德基础，很多大名家训都重点强调忠的价值。
如会津藩藩主保科正之在家训中要求子孙“对大君，要一心忠勤，不可以列国之例自处。
若怀二心，则非我子孙，汝等万万不可相从”。
《内藤义泰家训》也强调“对大君奉公，自先祖起毫无不忠，希汝义英，常思此意，刻骨铭心，纵令世道有变，莫怀他心而辱家名，应极尽忠诚”。
二、武士忠诚的对象由主君向家国的转变在近世幕藩体制下，将军——大名——武士这种自上而下结成的封建主从关系成为整个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主轴，而“忠”则是维护这种封建关系的道德基础。
但是在日本封建制度下，这种“忠”只是主从之间的私忠而不是中国儒家提倡的君臣之间所应建立的公忠，也就是说臣下只忠于自己的主君，至于主君的主君即越级的主君可以不顾，也即对其没有效忠的义务。
而且如果武士超越了这种等级秩序向更高一级的主君效忠，就是僧越和叛逆行为。
日本武士所履行的“忠”，在中国儒家看来完全是基于私人关系的小忠，但正是这种可以不断实践的小忠、私忠才使忠诚观念得到强化和巩固，并随时能具体化为实际有效的行动。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江户时代发生的所谓“赤穗义士”事件。
赤穗藩的47名武士为替主君报仇，不顾幕府法令，杀死幕府高官，这种行为立即得到日本全国民众的同情。
在当时，对这些武士应该以其忠诚和尚武精神予以奖励，还是因其破坏了幕府法律而处以惩罚，幕府以及许多儒者都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幕府决定让这些武士全体切腹，这样既可保护他们的名誉，又能够维护幕府法律的尊严。
赤穗义士为主君报仇的举动得到了许多儒者的狂热赞扬，其中栗山潜峰对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大石良雄的赞扬颇具代表性“其义烈之磅礴，虽天地为之震荡，士风因之而奋，民彝因之而植，称其千载第一人可也”。
赤穗义士事件日后一直成为实践武士道精神的典范，今天在日本依然流行的传统剧目和文艺作品《忠臣藏》，就是以歌颂这一武士道典范为主题的，其影响经久不衰。
日本武士所表现的这种忠，从中国正统儒学角度来看，完全是危害国家社翟的小忠。
但是在日本，则被认为是忠的最高境界。
在幕藩体制下，武士效忠的对象是具有直接主从关系的主君，而实践这种忠诚是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尚的。
但是这种封建性的忠诚对于确立不论是封建的或是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都是必须要改造和取缔的。
在江户时代，由于日本特殊的家族结构，使这种封建性的忠诚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越了主君个人，转向主君所代表的藩国。
江户时代武士家族制度和等级身份制度是德幕府统治的两大支柱。
在家族制度下，社会最小的单位是家，作为个人，无论大名或是武士在制度上是不存在的。
在家族社会中，各个等级的特权也都是依附在家的地位上，而武士之间所结成的主从关系也是表现在家上，是家与家之间的主从关系，这就形成了一种纵向的家族关系。
对大名及以下的各级武士来说，其存在的一切都依赖于家之存续与发展;而对于各个家族来说，其家的存在更是依赖于主君的家之存续与发展。
这样，大名及以下的各级武士的权利和义务都统合到大名的“家”中。
在这种以家为基轴的政治秩序中，对各级武士来说，家的存续是其人生的最高目标，甚至主君本身的存在与家的存在价值相比，也居于从属地位。
如福冈藩藩主黑田长政在家训中告诫子“如有不义放荡、不纳忠谏、不守捉书、任意妄为、滥费财宝者，家老、老中合议退之，令择子孙中良品为主君，以图国之长继”。
在这种家族制度和家族至上观念的支配下，大名主君个人的权利被相对化了。
对大名来说，其作为家长的责任应该是“唯心所及尽粉身碎骨之劳，以报主君、先祖高恩于万一，尽中传之道让于其子孙……子孙代代尽中传之道让于其子孙，则家门繁荣无疑”。
在这里，大名本人不过是家国的临时托管人，而下级武士的忠诚对象与其说是主君本人，不如说是主君的家。
在江户时代不断发生的御家骚动，就是家臣针对“恶逆无道”又不纳谏言的主君，以家臣团合议的形式，强行将主君或幽禁或废除，然后从大名直系家族成员中选立新主君。
日本史学家笠谷和比古通过对17, 18世纪发生的古田骚动、丸冈本多骚动、加纳安藤家骚动等一系列御家骚动的经过及结果的分析，认为家臣团在认为主君大恶无道时，将其废除并另立新君的行为既不是叛逆，也不是阴谋，而是理所当然的正当行为，是维护家族和领国统治稳定的政治惯例。
在这种情况下，家臣对主君的忠诚必然转化为对主君的藩的忠诚，正如美国学者贝拉所言，“这种忠诚是对自己集体首领的忠诚，而不管首领人物是谁，这与其说是对人物本身的忠诚，不如说是对人物地位的忠诚”。
正是这种“忠诚对象的非人格化倾向”使近世忠诚观念的内容发生了变异，即由以主君个人为对象的忠诚向超越主君个人的家族共同体的忠诚转变。
这一转变尽管是在封建藩国范围内，但毕竟是超越了主君个人，是一种带有由私向公即由“私忠”向“公忠”性质的转变。
江户时代武士的忠的转变，表现在思想领域里，是忠诚的对象向忠于公共理性原则的转变。
林罗山虽然从朱子学中为君臣上下秩序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但并不主张主君在君臣关系中居绝对优越地位。
他认为无道的昏君、恶主统治使天下人民痛苦与无君无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出于天下公心，放伐主君或使其易位是合理的。
他提出君所以为君和臣所以为臣，应以“道”为前提条件“圣人之教，君有君道，无道则失天下，臣有臣道，不可犯上”，林罗山以作为政治理性原则的“道”来规范原本建立在“恩”和“情”基础上的主从关系，使武士对主君的忠充实了理性原则的内容。
随着政治公共理性的确立以及由对主君个人的忠诚转化为对主君所代表的家族共同体即藩国的忠诚观念形成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这种“公”天下的政治意识随之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