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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多普勒个人工作总结经颅多普勒（TCD）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血流检查方法，通过超声波技术来检测和诊断脑血管疾病。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医院从事经颅多普勒的工作，以下是我的个人工作总结：首先，我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经颅多普勒的操作技能，包括设备的使用和各种检查方法的操作。
我能够熟练地对患者进行脑血流的检测，并准确地获取相关的超声波图像和数据。
其次，我在工作中注重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充分了解他们的病情和需求。
我尊重患者的意见和隐私，积极帮助他们配合检查，使整个检查过程更加顺利和舒适。
另外，我在工作中注重团队合作，与医生和其他卫生人员密切合作，共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我能够及时向医生汇报检查结果，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支持和参考意见。
最后，我注重自我学习和提升，通过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术交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我还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和成果交流，为经颅多普勒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的来说，我在经颅多普勒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但也意识到自己还有不足和提升的地方。
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为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力量。
经颅多普勒（TCD）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血流检查方法，通过超声波技术来检测和诊断脑血管疾病。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致力于从事经颅多普勒的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以下是我个人的工作总结和经验分享。
首先，作为一名经颅多普勒技师，我深知工作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我积极参与医院举办的有关脑血流检查方面的培训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
我能够熟练掌握TCD设备的操作，并能准确地使用超声波技术对患者进行脑血流检测。
在工作中，我能够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确保每一次检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我在工作中一直注重和患者的交流和沟通。
在进行检查前，我会向患者介绍检查的目的和过程，主动倾听他们的病情描述和症状。
通过耐心的交流，我能够获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使得整个检查过程更加顺利和有效。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的临床应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高山1982年Rune Aaslid及其同事[1]将能检测到颅内动脉血流速度的经颅多普勒超声仪（Transcranial Doppler, TCD）应用于临床，其无创、价廉、可靠并可床旁操作的特点使之迅速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浓厚兴趣，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和TCD仪功能的不断发展，其临床应用和研究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重视。
TCD临床应用经历了最初的监测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动脉痉挛，到20世纪80年代已得到充分肯定的诊断脑供血动脉狭窄、判断侧支循环建立和判断急性颅内压增高脑循环停止，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术中脑血流监测、脑动脉自动调节功能评估和脑血流微栓子监测等，再到二十一世纪初更加令人振奋的发现即常规TCD可以增强溶栓药物的效果等一系列拓展过程。
遗憾的是，虽然TCD引进我国已有10余年历史，并且也已经遍布于全国大大小小医院，但因毫无科学依据的“血流速度减慢--脑供血不足”和不结合临床病情被滥用的“血流速度增快——脑动脉痉挛”等诊断报告，使其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在很多地方长期得不到认识和发挥。
随着我国对颅内外脑供血动脉狭窄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和血管内支架成型术的兴起，国内越来越多的神经内外科医生虽仍持怀疑态度但已经开始关注无创的TCD诊断技术。
而在笔者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TCD则早已成为研究缺血性脑血管病病因、发病机制、治疗观察和预后判断不可或缺的工具[2-10]。
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应用TCD的实践经验，回顾TCD仪发展史，总结其在神经病学领域的主要应用范围，使神经科医生能更多地了解TCD的真正作用和价值。
1. 经颅多普勒超声仪的发展史最初采用低频脉冲多普勒超声探头的经颅多普勒超声仪仅为手持式，预选了深度和取样容积，手持探头检测颅内血管的特定区域。
随着设备不断更新和信号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20年后的今天，TCD与刚推出时相比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神经超声的应用与新进展陈盈;邢英琦【期刊名称】《中国卒中杂志》【年(卷),期】2015(000)008【总页数】14页(P629-642)【关键词】超声检查;经颅多普勒;颈动脉超声【作者】陈盈;邢英琦【作者单位】130021 长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头颈部血管超声中心;130021 长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头颈部血管超声中心【正文语种】中文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神经超声（neurosonology）在神经内科疾病诊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临床主要应用的神经超声包括经颅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Doppler，TCD）、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color code Doppler，TCCD）和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CDU）（图1）。
其中TCD是利用多普勒原理检测颅内外动脉血流频谱，从而判断出血管狭窄的部位和程度；TCCD也称为经颅双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显示出颅内血管的结构和狭窄部位；CDU主要用来诊断颈动脉的病变，在二维模式下可以显示血管的内中膜、斑块、狭窄的部位，应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可进一步明确狭窄的程度，因此神经超声常用于诊断头颈部血管是否存在狭窄或者闭塞、狭窄的部位、程度、性质，以及重度狭窄或闭塞后侧支循环建立的情况。
神经超声除判断血管狭窄或闭塞外，在临床上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可以用于诊断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P）增高和脑死亡，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artery endarterectomy，CEA）术前、术中及术后监测，脑血流微栓子（microemboli signal，MES）检测，发泡试验对右向左分流的诊断，脑血管调节功能，超声辅助溶栓以及功能TCD，TCD联合CDFI可用以诊断脑血管畸形和颈动脉海绵窦瘘，CDFI还可用于包括颞动脉超声、转颈时椎动脉受压、超声斑块造影和静脉超声。
第1篇一、前言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经颅多普勒超声（TCD）作为一种无创、简便、经济的检查手段，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年度，我院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室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现将本年度工作总结如下：二、工作回顾1. 设备更新与维护本年度，我们积极申请并成功更新了TCD设备，提高了检查的准确性和效率。
同时，对现有设备进行了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2. 人员培训与考核我们高度重视工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组织了多次内部培训，邀请专家进行授课，提高了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同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确保其熟练掌握TCD操作技能。
3. 检查项目与范围本年度，TCD检查室共完成各类检查约5000人次，包括颅内血管、颅外血管、血管痉挛、动静脉畸形、微栓子检测等。
检查范围涵盖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等多个科室。
4. 病例分析与讨论我们定期组织病例分析与讨论，对典型病例进行深入剖析，提高诊断水平。
同时，加强与临床医生的沟通，确保检查结果与临床诊断相吻合。
5. 科研与论文发表本年度，我们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5篇，其中SCI论文2篇。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TCD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工作亮点1. 提高检查准确率通过设备更新、人员培训等措施，本年度TCD检查准确率达到了95%以上，有效提高了患者诊疗质量。
2. 优化服务流程我们简化了检查流程，缩短了患者等待时间，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3. 加强与其他科室的协作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科室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共同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4. 拓展检查项目积极拓展TCD检查项目，如脑死亡监测、脑脊液动力学检测等，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更多支持。
四、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1. 设备更新需求部分设备已达到使用寿命，需进一步更新升级，以满足临床需求。
2. 人员培训与考核部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有待提高，需加强培训与考核。
溶栓患者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血管再通的研究进展脑梗塞急性期的治疗是否及时有效对降低脑梗塞的死亡率率和致残率是至关重要的，在脑梗塞急性期的治疗宗旨是促进血管再通，恢复脑组织的血流供应。
本文对行溶栓治疗的急性脑梗塞患者，应用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其血管再通率的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
标签：多普勒超声；溶栓；血管再通目前缺血性脑卒中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头号疾病，高的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1]使我们对该病的治疗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又由于其血管的进行性损伤使该病的复发率也不断提高，而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根本是促使病变血管的再通从而恢复脑组织的血流灌注，进而改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恢复其所发挥的神经功能。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及医疗设备的不断改进，能使血管再通的方法有多种，其目的是使血管内的血栓溶解或消除，其方法有多种，如血管内治疗和非血管内治疗，药物溶栓与机械碎栓，溶栓是已经证实的对于血管再通的有效的方法，而介入的血管内治疗目前仍在研究中，其中，静脉溶栓是国内外最早使用且发病后首先推荐应用的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一种方法。
1 经颅多普勒超声在溶栓中应用的机制经颅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Doppler Sonography，TCD）[2]是一种利用不同频率超声波穿透颅骨探测颅内血管的血流，根据其反射回来的音频、波形、频谱的形态与特点来判断颅内血管的病变的一种无创检查仪器TCD。
通过对脑血管的血流动力学、频谱形态及血流信号的表现，使其在急性脑卒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 经颅多普勒超声在溶栓中应用2.1 TCCD监测超声溶栓的血管再通从经颅超声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动物实验研究和体外实验研究提出超声具有溶栓作用以来[3]，Cintas等研究对发病6 h的大脑中动脉闭塞的患者6例，在不用任何超声药物的情况下，单独应用超声溶栓与不用任何治疗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用2-MHz的低频超声（TCCD）连续监测其2组的血管再通率，通过其再通率的研究，判断其TCD的作用，结果不仅证明超声具有溶栓作用，同时得出在不用任何溶栓药物的情况下，在开始监测的2～6 h内有5例（83%）发生部分血管再通，且至监测开始血管再通的时间为5～30 min，24 h时再通率无变化，有一例在24 h内血管完全再通。
抑郁症诊断治疗中超声技术的运用及发展-医学技术论文-基础医学论文-医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超声波作为一种机械振动波，兼具波动效应、力学效应和热效应，这3种效应在临床中均有较大应用价值，可用于疾病的成像诊断、辅助给药、调控以及热消融治疗等. 超声技术所具有的非侵入性、穿透力强、空间分辨率高等特性，使其在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而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诊断和治疗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因此，大量学者将超声技术应用于抑郁症诊疗. 本文主要从超声成像、超声定点给药、超声调控、超声导抑郁几个方面总结近十年来超声技术在抑郁症中的应用，以期为研究抑郁症发病机制及诊疗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关键词：超声成像; 超声神经调控; 超声定点给药; 抑郁症;Abstract：As a kind of mechanical vibration wave, ultrasonic has ripple effect, mechanical effect and thermal effect，all of which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Thus it can be used for diagnosisof disease, auxiliary dosage, regulation and thermal ablation etc. Ultrasonic techniques of non-invasive, strong penetrating power and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lso make it widely applicat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Depression, a common psychiatric disorder,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applied ultrasonic technology in depression. This review mainly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sonic technology in depression in recent ten years from the aspects of ultrasonic imaging, ultrasonic fixed-point drug delivery, ultrasonic regulation and ultrasound-induced depression,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study of the 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Keyword：ultrasound imaging; ultrasound neuromodulation; ultrasound site-specific administration; depression;人耳能听到的声波频率为20~20000 Hz，超声是频率高于人耳听阈上限的声波. 超声兼具波动效应、力学效应和热效应. 如图1所示，波动效应可用于成像-诊断，如B超、彩超、造影等，这部分超声波频率为1~5MHz. 医学上最早利用超声波是在1942年，奥地利医生杜西克首次用超声技术扫描脑部结构；到了60年代医生们开始将超声波应用于腹部器官的探测. 超声的力学效应可用于操控给药以及调控，同时，所用的声强以及激励时间要比成像所用的要高；而超声的热效应可用于病变组织的消融，所需声强及激励时间更高，比如高强度聚焦超声[1]，主要应用在前列腺癌、胰腺癌、肝癌、子宫肌瘤、部分骨肿瘤等疾病的治疗.鉴于这些特殊的效应，超声技术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图1 超声的声学效应及生物医学应用[1]Fig.1 Acoustic effects of ultrasound and biomedicalapplications[1]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诊断和治疗都存在较大的困难. 首先，关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而临床症状又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目前临床诊断主要通过患者自身或者家属的主诉测评以及各种抑郁量表测评，同时抑郁症又包含多个亚型，缺乏较为客观的指标，容易与精神症阴性症状、躁狂症混淆而发生误诊，特别是一些缺乏临床经验的医师[2]. 其次，目前抑郁症的首要治疗方式仍然是药物治疗，但药物起效较慢，且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对于抗抑郁药物抵抗[3]. 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压力增加，抑郁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全球抑郁症患者人数约3.22亿，患病率4.4%，我国抑郁症患病率约为4.2%[4]. 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疾病，但我国对抑郁症的医疗防治还处在识别率低的局面，地级市以上的医院对其识别率不足20%，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而且，抑郁症的发病(和自杀)已开始出现低龄(大学，乃至中小学生群体)化趋势. 这是由于在青少年时期是大脑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脑网络尚处在未成熟的阶段，脑网络之间的连接、整合正处在不断细化中，还缺乏较完善的调控机制[5]，个体对父母关系、外部生活等不能很好地应对，容易导致抑郁症的发生.超声技术因其非侵入性、强穿透力和高空间分辨率等优点，既能够对抑郁患者深部脑区成像进行辅助治疗又可以克服血脑屏障对抗抑郁药物的,其自身的调控作用还可以对抑郁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因此，超声技术的运用有望在抑郁症的诊疗及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总结了超声在抑郁症诊疗中的作用及应用进展，主要包括超声分子成像，超声定点给药,超声神经调控等. 以期为诊疗抑郁症、研究抑郁症发病机制以及研发抗抑郁药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1、超声成像与抑郁症经颅超声成像(transcranial sonography，TCS)已成为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有效、可靠的辅助诊断工具. 与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或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等其他神经成像方式相比，TCS具有伪影敏感性低、成本低和重复性好[6]、高抵抗性等优点，可以在便携式机器上进行. 在现代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的帮助下，TCS可以获得较好的脑深部结构成像分辨率，在临可与MRI相媲美[7]. 比如，目前高端临床TCS系统显示脑深部回声结构，图像分辨率高达0.7 mm1 mm，甚至高于临床条件下的MRI[8]. 更重要的是，TCS能够检测到其他成像模式下看不到的深部脑区的异常，比如中脑结构和基底神经节的病变. 除了对脑组织成像，超声技术在脑血管成像中也有较好的效果. 例如经颅多普勒超声成像(transcranial Doppler，TCD)检测颅内脑底动脉环上的各个主要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各血流生理参数，可床旁操作、方便、灵活、可重复操作. 其费用较磁共振血管成像MRA(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要低，更重要的是TCD的优势是对弯曲部分血管的成像效果最佳，能更好地判断该区域血管是否有狭窄. 近年来，一种新的超声神经成像技术，组织搏动性成像(tissue pulsatility imaging，TPI)，对检测脑部小体积搏动性的变化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可用于识别中年抑郁症早期和微妙的脑血管功能变化. 利用TPI发现(1.82 MHz)，在中年抑郁症患者中脑组织搏动增加，提示抑郁症候群存在早期微小的血管损伤[9].1.1、利用经颅超声成像研究抑郁症发病相关脑区有研究显示，抑郁症的发生与脑部深度核团的功能失调有关，病变脑区大多集中在大脑中线位置，抑郁症患者脑区的结构、功能以及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都存在异常[10]，这些脑区包含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tate cortex, PCC)，还有比较深层的纹状体(striatum)、杏仁核(amygdata)、海马(hippocampal formation，HF)和丘脑(thalamus)等脑区. 这些中线脑区横跨多个脑网络，这些网络在情绪调节、记忆、内部心理活动以及认知过程中注意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0]. 黑质存在于大脑脚底和中脑被盖之间，见于中脑全长. 黑质细胞富含黑色素，是脑内合成多巴胺的主要核团，而多巴胺神经元的病变与抑郁症有关. 因此，目前关于超声成像诊断抑郁症针对的深部脑区是脑干中线和黑质，主要表现为脑干中线的低回声和黑质的高回声[11].早在1995年，Becker等(2.25 MHz)采用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color-coded real-time sonography，TCCS)对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症患者的脑干中线（BR）回声性进行了评估，并与健康成年人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仅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检测到BR回声显着降低，说明BR结构的异常与单相抑郁症的发生相关. 自此，这一解剖学区域成为研究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焦点[12]. 而后，还有学者将BR回声作为主要指标对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伴发的抑郁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帕金森伴发抑郁，氏舞蹈症（HD）伴抑郁等[13,14]，这些研究都发现抑郁后的BR回声显着降低(2.25 MHz)，并且在运动症状出现之前就检测到BR的回声减弱，这为伴发抑郁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客观有效的方法.除了BR回声减弱之外，黑质回声强度也存在异常增加的现象. 例如，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2.5 MHz)黑质(SN)高回声频率有所增加[15]，这可能与SN、邻近腹侧被盖区、黑纹状体出现的多巴胺能系统的改变和功能障碍有关[16]. 在一项为期10年的随访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SN高回声性、轻度不对称运动减慢和嗅觉减退联合预测PD 的后续发展，结果发现这种方法的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98%，阳性预测率为75% [17].RN是位于BR附近狭窄区域内数个核团的总称，是脑内含有五羟色胺能神经元的主要部位，因此TCS在RN成像对于早期抑郁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18]. 鉴于之前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定量和客观的指标，Liu等采用血小板五羟色胺(5-HT)水平作为抑郁的客观指标，结果表明，在5-HT水平无差异的条件下，PD伴抑郁症患者的中缝核(RN)回声异常降低显着高于PD非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且RN异常与抑郁程度无相关性.在一项应用三维定量SN的研究中(2.0~3.5 MHz)，对PD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高达91%和73%[19].但应用TCS脑深部成像对抑郁症进行诊断还需考虑许多问题. 脑深部结构如SN的TCS成像可靠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操作者的技术，包括临床经验、解剖熟悉程度、伪像的识别能力、技术熟练程度等，针对该问题可以通过应用优化技术自动检测和数字化图像分析来解决；二是颞听骨窗的质量[19,20]，在骨窗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超声的频率来进行改善.1.2、超声成像评估抑郁程度目前对于抑郁程度的分类标准还不完善，对抑郁症的诊断主要是通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等量表的形式来进行，但这种量表的方法与抑郁症患者的主观意愿，诚信度以及病耻感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抑郁程度的判定很难把握. 最近的一项研究利用TCS成像(2.5 MHz)，以红核为内标对BR进行1~4级半定量分级，1~3级可判定为异常，PD伴抑郁患者和单纯抑郁患者的BR异常率均显着升高，大部分轻度抑郁患者的TCS评分为3级，中度抑郁患者的TCS 评分为2~3级，重度抑郁患者的TCS评分为1级，不同的BR回声度反映了患者中线结构损伤程度的不同[21]，因此利用TCS成像可以用于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 经颅多普勒超声是早期发现、评估和管理有痴呆风险的血管抑郁症患者的有效的工具[22].2、超声技术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2.1、聚焦超声开放血脑屏障辅助药物治疗抑郁症目前抑郁症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药物治疗. 但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的存在使到达目标靶区的抗抑郁药物浓度降低，降低了抗抑郁药物的疗效. BBB屏障是一种特化的非渗透性屏障，由紧密连接的内皮细胞、厚实的基底膜和星形胶质细胞组成. 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以及多重耐药通路(multidrug resistance, MDR)中的酶、受体、转运蛋白、外排泵等限制了血管腔隙分子通过细胞旁路或转细胞运输途径进入大脑[23]. 虽然BBB的存在能够保护大脑不受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侵害，但也使得98%的小分子药物，甚至几乎100%的大分子药物都被排除在脑实质之外[24].近期动物研究表明，经颅聚焦超声(transcranial focused ultrasound, tFUS)可以持续短暂打开BBB(Ispta=0.2~11.5 W/cm2，频率=1.63 MHz)而不会造成神经组织的损伤[25],且BBB的打开是可逆的. 将超声探头的压电材料制成圆弧状，或利用电相位调制聚焦传输的超声能量，可以实现聚焦超声(FUS)，FUS可以在体内某一焦点内无创积累声能，对周围组织和近场的生物效应可以忽略不计[26]. 将tFUS(频率=1 MHz，Ispta=2.0 W/cm2)与微泡相结合(MB-FUS)，可以降低BBB 开放所需要的超声能量，进一步降低脑部热损伤发生的概率，与传统的脑部药物递送方法如高渗亲脂化学药物的输注相比，MB-FUS是一种完全无创的局部过程，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非预期的靶外效应. 此外，这种可恢复的MB-FUS技术可以提供一个长达数小时的时间窗，这不仅有利于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还可增强药物的渗透性和保留率[25]. Xie等[27]首先将这种技术应用于猪模型中(频率=1 MHz)，证实了无论是蛋白质包裹的全氟碳微泡还是脂包裹的全氟碳微泡，都可以显着提高BBB的渗透率. Liu等开展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使用更低频率的超声(28 kHz)可以在猪体内实现BBB的开放. Treat等[28]利用MB-FUS 技术(频率=1.5或1.7 MHz，0.06~3.0 W/cm2)成功将阿霉素递送至正常大鼠大脑. 陈芸等利用MRI引导下的低频聚焦超声联合载GDNF微泡靶向开放BBB，增加了中枢神经系统中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的含量，且通过这种方法逆转大鼠的抑郁样行为，达到与脑内微注射GDNF相同的效果，避免了脑内微注射对脑组织的损伤，进一步增加了神经营养因子在治疗脑疾病方面的优势[29]，Fan等将这种方法用于灵长类动物中，利用MRI引导的聚焦超声系统(magnetic resonance 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system，MRgFUS，220 kHz)在恒河猴身上进行了实验，将海马、外侧膝状体核、初级视觉皮层作为目标靶区. MRI显示在灰质结构中局部BBB被破坏，而在其他结构未见损伤(超声波持续时间150s，脉冲时间10ms，脉冲重复频率10 Hz，峰值负压在130~300 kPa). 动物恢复后，行为和视觉均未见异常,说明超声处理过程未造成功能损伤[26].2.2、超声热消融治疗抑郁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MRgFUS(频率=650 kHz)作为一种微创热损伤技术，将其应用于人类内囊前肢(ALIC)治疗重度抑郁症(右侧ALIC最高温度为53 ℃,左侧ALIC最高温度为54 ℃)，取得了一定疗效，且在治疗一年后仍有效果[30]. 目前这项技术应用于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颅骨，由于人的颅骨的厚度和形状不规则，FUS在通过颅骨不同部位时会发生衰减和偏转[31]. 此外，FUS的高衰减会导致颅骨温度升高. Clement等[32]提出的半球形相控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该阵列的驱动频率为665 kHz，降低了颅骨对超声波能量的吸收，阵列由个元素组成，可以单独驱动这些元素来校正光束的像差，此外，还利用主动冷却系统将颅骨外表面和头皮的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综上，目前利用FUS技术治疗脑部疾病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包括脑瘤、PD、氏病、阿尔茨海默症等，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这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2.3、低强度聚焦超声调控抑郁症的研究之前我们已经发文综述了低强度聚焦超声(LIFU)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作用[33]. LIFU不仅能够对大脑皮层脑区进行神经调控，还能非侵入性地刺激深部脑区，如海马、丘脑等，实现对大脑深部组织的功能调节，对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不仅如此，LIFU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都很高，比如，有研究表明利用LIFU 刺激小鼠的运动皮层，尾巴运动的潜伏期可小于50 ms，而LIFU的空间分辨率能够达到mm量级. 这种高效的分辨率有助于实现实时精确的神经调控. 而其神经机制在于LIFU可以通过机械振动激活(Isppa=3 W/cm2；频率=0.35 MHz)或抑制(Isppa=5 W/cm2；频率=0.35 MHz)神经元活动，从而改变行为学和电生理过程[34,35].在利用电生理技术来研究超声的作用机制时，存在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商用超声换能器的体积与经典的电生理技术并不兼容，这就导致利用膜片钳在单细胞水平上研究超声的生物物理转导机制是比较困难的，针对这一问题，2018年，Lin等[36]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超声调节芯片，利用该芯片来刺激海马切片，并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研究了超声对锥体神经元离子通道水平的影响. 这种新型神经调节芯片的产生为研究超声的神经调节机制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力的工具.之前也有研究证明LIFU(Ispta=86 mW/cm2，频率=0.5 MHz; Ispta=400 mW/cm2，频率=500 kHz)在缺血性脑损伤[37,38]、癫痫(中心频率=30MHz)[39]和阿尔茨海默症(平均峰值压强=0.7 MPa, 频率=1 MHz)[40,41]中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那么在抑郁症这一疾病中，也有研究者发现了超声的治疗作用. 我们知道，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海马区神经再生的减少和大脑内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下降有关，而抗抑郁药物往往是使两者的发生上调[42,43]. 根据这一现象，就有研究者猜测，LIFU或许是通过增加BDNF含量来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44,45].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有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动物研究，结果表明，LIFU(频率=0.25~0.50 MHz; Isppa=0.075~0.229 W/cm2; Ispta=21~163 mW/cm2)确实能够提高海马区BDNF的表达[46]，并显着促进了背侧海马齿状回区的神经增殖(频率=1.68MHz；平均峰值压强=0.960.3MPa)[47].在靶区的选择方面，有研究表明，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是LIFU最容易靶向的区域，而其他脑深部结构则被致密的白质束覆盖，这些白质束可以对LIFU吸收或散射[46]. 此外，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也表明了TMS用于抑郁患者左侧PF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48]. 最近的一项研究将LIFU(频率=0.5 MHz；Isppa=7.59 W/cm2；Ispta=4.55 W/cm2)应用于大鼠的前边缘皮层，有研究表明，大鼠的前边缘皮层与人类大脑PFC同源[49]，研究LIFU对大鼠抑郁的治疗效果. 这项研究表明，LIFU能够改善抑郁模型大鼠的抑郁样行为，增加BDNF的表达量，且未对脑组织造成损伤,该研究是LIFU首次运用到大鼠抑郁模型中，为LIFU的抗抑郁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50].目前关于超声对抑郁症患者的调控作用研究比较少，但超声对于正常人体的神经调控研究较多. Fomenko等[51]通过电子数据库检索总结了有关人体超声神经调节的文献，结果发现，LIFU可以通过抑制皮层发电位，影响感觉器官改变感觉/运动结果,来影响人类的大脑活动.3、超声导抑郁症前面提到超声可以对抑郁症进行辅助诊断和治疗，但是有一些观点认为超声也能够导抑郁症的发生. 目前最常用的建立抑郁症模型的方法是使用物理应激源，如约束( )、足部电击休克、高温、剥夺食物和水、寒冷等[52,53,54,55]. 但这种方法的稳定性不高，模型复制困难，且长时间使用可能会使机体产生免疫，从而不再受物理应激的影响. Beckett首先观察到超声发抑郁症的现象，该研究应用22 kHz的超声频率和至少65 dB的超声强度，发现在该超声参数下能够引起鼠的警戒反应，并导鼠的逃逸和僵直反应. 在这项研究中，1 min 的超声波辐照改变了大鼠的运动行为，而安定则消除了这种行为. Oliviera等[56]的研究表明，在频率为22 kHz的超声波辐照下一小时,会影响中枢血清素能的传递以及大鼠的抑制性回避行为. Anna Morozova等对大鼠和小鼠施加不可预见的交替频率为20~25 kHz(与负性情绪有关)和25~45 kHz(与中性情绪有关)的超声波来建立抑郁模型[57]. 结果发现，使用上述参数，产生的抑郁行为学较稳定，便于观察. 在该研究中，对Wistar大鼠和Balb/c小鼠施加了3周的超声，结果表明，超声减少了大鼠和小鼠对蔗糖水的摄取量，游泳测试中漂浮行为(绝望行为)增加，社会互动能力和运动能力下降，对大鼠的包括海马在内的多个脑区的mRNA水平分析显示，五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SERT)、5-HT1A和5-HT2A受体表达增加，BDNF 的表达减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含量也下降，上述参数引起的行为学和生理变化，大部分可以通过服用氟西汀来缓解，这表明该频率范围内的超声确实有可能引发抑郁症.那么为什么超声波能够发抑郁症呢？尽管啮齿类动物在超声波范围内传递的特定物种信息的性质尚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小鼠和大鼠对于特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所表现出的情感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例如，在诸如社交失败、疼痛、母性分离等情况下，小鼠和大鼠都能发出20~25 kHz的声波[58,59,60,61]. 50 kHz及以上的声波是小鼠在积极的经历中产生的，被认为是积极情绪的表现，特别是在母狗与幼犬的互动、交配以及其他的积极社会交互活动中,动物会发出这个频率范围的声波[62,63, ,65,66].综上所述，既然超声可以导抑郁症的发生，那么利用超声建立抑郁症模型或许有助于提高临床抑郁模型的有效性，从而推进抑郁症的转化研究和抗抑郁药物的研发.4 、总结与展望通过以上文献调研，我们发现，不同声强和频率的超声波具有不同的效应，因而可应用的领域比较广泛,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近50年来，超声检查作为一种影像学诊断方法以其用途广、价格低、携带方便和高效可靠的性能成为医学中不可缺少的检查手段，随着成像技术和多普勒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以及超声对比剂的出现，超声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提高，成为诊断抑郁症的有效的辅助诊断工具.一直以来，药物治疗抑郁症面临一大障碍BBB，BBB的存在使抗抑郁药物到达目标靶区的浓度降低，抗抑郁效果也不尽人意，而超声的出现打破了BBB对抗抑郁药物输送的障碍，极大地提高了其抗抑郁效果.近几年，研究学者们又发现超声刺激的神经调控作用，这种非侵入式的方法引起了研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研究发现低强度超声刺激可以提高BDNF水平，促进神经发生，而高强度聚焦超声的热消融效应可以消融抑郁患者的病变脑区，这些方法都对抑郁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此外，超声还可以发抑郁，这对于我们建立更加有效的抑郁模型，对抑郁症的深入研究，抗抑郁药物的开发以及抗抑郁药物的效果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超声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利用低强度聚焦超声刺激进行神经调控的领域. 目前神经调控技术已有电刺激、磁刺激、光遗传等，但非侵入式电、磁的聚焦性差、空间分辨率不高等局限性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光遗传学是一种高精度的可操控单个神经元活性的高空间分辨率和细胞特异性的技术，但同时也需要进行病毒转录以及高精度手术，目前尚未批准应用于临床. 低强度聚焦超声刺激作为一种新型的脑刺激技术，具有无创、靶向性好、聚焦效果好、空间分辨率高的优势，可以定点将声能传送到我们想要的脑区，与MRI技术结合后更是相得益彰，针对神经系统疾病如抑郁症、慢性疼痛、帕金森病等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但超声不同的强度、频率、调制范式的不同组合以及动物麻醉水平和超声换能器的固有属性都会对其所产生的神经调控效应有一定的影响，而目前关于超声参数对其神经调控效应的影响还未形成标准. 未来可注重定量研究不同的超声参数以及调制范式所产生的神经调控效应. 在超声神经调控机制方面，特别是活体动物的作用机制目前存在争议，但其机械效应的作用不可否认，未来在这一领域尚需要广大研究人员进行深入探究.。
收稿日期:2004-07-10医学超声影像技术的发展创新李朝伟 李晓东 张良才(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云南昆明650032)〔文章编号〕1002-2376(2004)10-0006-02 〔中图分类号〕TH774 〔文献标识码〕B 〔摘 要〕本文回顾了医学超声的发展历史,介绍了医学超声影像技术的新进展。
〔关键词〕医学超声;历史回顾;多普勒;新进展 医学超声影像技术和X-CT、MR及核医学成像(PET、SPET)一起被公认为现代四大医学影像技术,成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中不可替代的支柱。
和其他成像相比,医学超声具有实时性好、无损伤、无痛苦、无电离辐射,以及低成本等独特的优点。
超声影像设备广泛用于临床检查和诊断,倍受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欢迎。
根据临床使用的要求,超声影像设备的领域正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是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性能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完善。
1 超声医学的历史回顾1880年,两位法国科学家Jacques和Pierre Curie 发现了压电现象,它成为超声探头的基础。
1915年法国科学家Paul Langevin发现了超声的第一个用途:水下声波测距法探测水下目标,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声纳。
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并报告了高强度超声对鱼类等小水生动物具有明确影响的现象。
1922年德国首先获得了超声治疗的发明专利,然而直到1933年才出现第一篇有关超声治疗疾病的临床效果的报道。
其后,超声诊断技术开始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40年代末,A型(Am plitude M ode)超声诊断仪开始应用于临床,不久B型(Brightness M ode)、M型(M o2 tion M ode)和D型(D oppler M ode)超声诊断仪相继问世。
70年代“灰阶”和“实时”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超声技术日趋成熟。
二维灰度显示的B型超声诊断仪取得迅速发展,它们显示的均为人体内结构形态信息,成像基础为人体内的声阻抗变化。
·神经科学十年进展·经颅多普勒超声十年进展高山【关键词】超声检查，多普勒，经颅；综述DOI ：10.3969/j.issn.1672-6731.2010.01.017作者单位：100730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Email ：dr.sgao@自Rune Aaslid 在1982年发明经颅多普勒超声（TCD ）并将其应用于临床以来，已经历了28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超声学和神经病学专家华扬教授和黄一宁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将此项诊断技术引入中国，也已近20年。
TCD 的临床价值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它对颅内动脉狭窄的诊断已被写入美国和欧洲的脑卒中指南，对脑血流微栓子信号的识别也列入欧洲脑卒中指南，对脑动脉自动调节功能研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际医学杂志。
但在中国，TCD 在大部分地区依然被误读误解，有关血流速度增快或减慢原因的解释，以及TCD 报告中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和门诊患者脑动脉痉挛等结论，十分普遍。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认真学习和研究TCD 的神经内科医师逐年增加。
在2005年北京协和医院举办的TCD 学习班上，98名学员中约50%是神经内科医师，2008年和2009年每期近200名学员中，神经内科医师已经超过60%。
此外，越来越多的神经内科配备了TCD 仪器，并且越来越多的神经内科医师开始亲自操作TCD 。
目前，我们在缺血性卒中脑动脉狭窄和闭塞的诊断、支架植入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术中及围手术期监测、脑血流微栓子监测、卵圆孔未闭筛查的发泡试验，以及颅内压升高和脑死亡的TCD 诊断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也在脑血流自动调节（CA ）和脑血管反应性（CVR ）等领域进行了初步尝试。
本文将重点介绍国内外近10年来经颅多普勒超声领域的主要进展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诊断颅内动脉狭窄性病变TCD 通过血流速度增快的绝对值、比较不同动脉血流速度之间的差值及频谱形态改变，可以诊断被检动脉是否存在狭窄或闭塞。
它对诊断前循环颅内动脉狭窄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对后循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
近年，关于TCD 在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诊断方面的进展如下。
1.连续TCD 检查的价值颅内大动脉闭塞后可出现自发性再通，通常发生于脑卒中后的第2~7天。
此时，经济而有效的连续TCD 检查可提供单次磁共振动脉血管造影（MRA ）所不能及的脑血流动力学变化信息［1］；持续、快速、重复的脑血流动力学评价，可以为急性缺血性卒中病理生理学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为与动力学相关的治疗干预提供指导。
2.TCD 对弥漫性大脑中动脉狭窄的诊断进展根据脑血流动力学Spencer 曲线，颅内动脉狭窄时血流速度增快，但是动脉狭窄程度和血流速度之间的关系也受狭窄长度和是否为大动脉远端多支分支狭窄的影响［2］。
最近的一项临床研究采用新的TCD 标准诊断弥漫性颅内动脉狭窄［3］：它将弥漫性病变分别定义为多支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单支动脉的多个远端分支狭窄或闭塞或大动脉较长的狭窄（>1cm/s ），所提出的弥漫性病变的TCD 诊断标准为：动脉平均血流速度（Vm ）<30cm/s 、搏动指数（PI ）>1.2对弥漫性颅内动脉狭窄具有极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3.TCD 对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的分级研究目前，关于颅内动脉狭窄程度的诊断尚无统一标准，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标准不同［4，5］。
但总体来说，流速、血流动力学改变、频谱形态等多项指标相结合，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4.TCD 对大脑中动脉闭塞的诊断价值以往关于大脑中动脉（MCA ）急性闭塞的诊断标准为［6］：检测不到大脑中动脉血流，但可以检测到同侧的大脑前动脉（ACA）和大脑后动脉（PCA）血流，而且后者血流速度增快。
因为，这类患者往往有明显的临床症状，TCD对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通常认为，大脑中动脉闭塞可导致严重的脑卒中且患者预后不良，也有研究显示小部分患者症状轻微，预后良好［7］。
2004年，高山［4］提出慢性进展性大脑中动脉闭塞（即大脑中动脉慢性闭塞）的概念，即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狭窄不断加重，最终血管完全闭塞；其诊断标准要点是：大脑中动脉血流低平，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及对侧同名动脉血流速度呈代偿性增快。
一般而言，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患者症状、体征和频谱表现比较典型，TCD比较容易明确诊断，但是当大脑中动脉慢性闭塞时，由于患者症状相对较轻，而且病变血管的血流信号并不完全消失而是呈低平血流频谱，甚至可以检测到近乎正常的血流信号，因此诊断比较困难，误诊率极高。
二、经颅多普勒超声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血管内治疗中的应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治疗症状性重度颈动脉狭窄预防缺血性卒中，其有效性已经临床实践所证实，如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试验（NASCET）和欧洲颈动脉外科手术试验（ECST）等大样本临床试验［8，9］。
随着药物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进展，如何降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手术期脑卒中发生率是目前神经外科及神经内科医师重点关注的课题。
降低脑卒中发生率的关键在于及时发现低灌注或栓子的出现，并及时处理。
目前，已经有多种监测技术成功地用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监测。
但是，TCD监测仍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例如，TCD能够敏感地记录脑血流变化，实时发现微栓子信号；由于TCD具有高度的时间分辨力，还可以提供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特定时间点的信息，包括夹闭颈动脉、放置分流管、解除夹闭等［10］，目前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监测。
2007年，Moritz等［11］对经颅多普勒超声、颈动脉残端压力（CSP）、近红外光谱（NIRS）、体感诱发电位（SEPs）等项监测技术预测脑卒中的敏感性进行比较，其结果显示，TCD敏感性最高，但与颈动脉残端压力和近红外光谱比较无显著差异，而体感诱发电位则敏感性较差。
目前，几乎所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均显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手术期微栓子脱落是造成围手术期脑卒中最主要的原因［12］，而TCD是唯一能够实时监测微栓子信号（MES）的监测工具。
2008年，Ogasawara等［13］的研究显示，颈动脉内膜切除过程中TCD监测微栓子信号>10个、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28cm/s是手术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因素。
近年的大量研究表明，手术中TCD监测可以了解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微栓子信号出现的数目及时间，可协助发现术后脑卒中高危患者，并可据此调整手术后治疗方案。
2005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对991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3h患者施行TCD监测发现，每小时微栓子信号>14个能够较好地预测脑卒中事件的发生，其敏感度为76％，特异度为84％［14］；2007年，有学者对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 36h的患者行30min的TCD监测，其结果显示，每30min监测到微栓子信号>10个者手术后卒中发生率高达36％，是每30min监测微栓子信号<10个者的15倍，并提示绝大多数（72％）高栓子发生率（每30min监测微栓子信号>10个）均发生于手术后1h内［15］。
Sharpe等［16］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同时发现采用右旋糖酐减少微栓子数目可有效预防TCD监测每30min微栓子信号>10个的患者发生脑卒中，由此推论：TCD监测可指导右旋糖酐治疗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患者。
此外，清晨施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也是使手术后微栓子增加的危险因素之一［17］。
目前，关于TCD微栓子监测指导手术后高危患者的治疗方案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结论。
虽然，有许多研究一直致力于手术后TCD微栓子监测的研究，以指导手术后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其中包括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低分子肝素、右旋糖酐及血小板膜糖蛋白（GP）Ⅱb/Ⅲa受体阻断剂等，但至今仍无肯定的结果，因此对于手术后微栓子数量较多、高脑卒中风险患者的治疗尚需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加以证实［18⁃20］。
TCD对支架植入术前动脉狭窄部位、严重程度和病灶长度，以及是否合并其他动脉狭窄的判断、侧支循环开放程度、微栓子监测和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评价等具有重要作用。
在支架植入血管成形术中，TCD主要用于监测手术操作与微栓子脱落及脑血流变化之间的关系，手术中的每一项操作都有可能导致栓子脱落，TCD可实时检测微栓子信号。
有研究显示，凡手术中使用保护装置的患者微栓子信号数量明显少于不用保护装置者，尤其是在支架释放、预扩张及后扩张时，远端阻断球囊类栓子保护装置十分有效［21，22］。
对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同侧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和微栓子信号进行监测，发现手术后发生的缺血并发症与微栓子信号数量无关，而与血流速度相关，有并发症者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明显低于无并发症者，提示：微栓子清除能力不足是发生并发症的可能原因之一［23］。
对于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而言，目前尚无可以使用的脑保护装置。
徐晓彤等［24］的初步观察结果显示，颈内动脉终末段狭窄的患者微栓子脱落数目高于大脑中动脉主干近端狭窄者；在大脑中动脉支架植入术过程中还可发现，当微导丝或支架在大脑中动脉主干中穿行时，大多数患者TCD监测仪上均显示远端血流信号消失，但动脉造影显示前向血流正常，调整或撤回微导丝以及球囊扩张完成后TCD血流信号恢复，这一现象可能与微导丝、支架加重狭窄程度，以及血管内操作导致血管移位有关。
提示：应该选择柔顺性较好的支架材料，且操作应轻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操作，避免因损伤大脑中动脉主干或分支导致的出血性并发症，提高支架植入血管成形术的安全性［25，26］。
三、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动脉源性微栓子信号1990年，Spencer等［27］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脑血流监测过程中发现，血流中通过的血小板或血栓碎片等固体颗粒可被TCD检测到，并将其称作为微栓子信号。
1995年Stroke发表了关于微栓子信号诊断标准的专家共识：出现于血流频谱，短时程（< 300ms），信号强度比背景信号强3dB，呈单方向，具有尖锐的“鸟鸣”或“哨音”［28］。
此后，TCD微栓子信号监测即被用于不同栓子源的监测，关于动脉源性TCD微栓子信号监测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如下［29］：586例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微栓子信号发生频率为43%，1066例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发生频率为10%，无论有无症状微栓子信号的存在均可增加颈动脉狭窄发生脑卒中的风险；220例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微栓子信号发生频率为25%，86例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的发生频率为零；86例发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或脑卒中的动脉夹层患者有50%监测到微栓子信号，而16例仅有局部症状的动脉夹层患者仅13%监测到微栓子信号；而主动脉弓粥样硬化、斑块≥4mm者微栓子信号发生频率更高；颅内动脉、动脉夹层及主动脉弓微栓子信号的存在是否能够预测脑卒中，目前积累的临床资料尚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