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中开始处于守势。

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气势，对中国构成更大威胁。

日本、西欧国家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

国际关系的巨变，为中国摆脱当时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的又一次战略调整，进而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毛泽东、周恩来为扭转外交失控所作的努力进入６０年代，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上有所进展①。

但仍然不能避免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尖锐对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更加冷却甚至恶化。

中国处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国际环境。

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５—８月这３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不仅同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家先后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而且外交部机关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冲击②。

１９６７年夏，我国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趁机介入外交工作。

当时，恰逢香港工人和一些报界人士与港英当局发生严重冲突。

８月４日，首都新闻界召开“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关锋、戚本禹亲自到会，借机煽动极左思潮。

他们还接见外交部的风云人物，对外交部的工作指手划脚。

８月７日，王力在北京钓鱼台公然发表批判陈毅并要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

”他煽动造反派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

”“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２]王力的这番讲话非同小可。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外交工作虽然也受到干扰，但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强调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外交部的主要权力始终没有落到造反派手里。

而王力讲话的锋芒直指由谁掌握外交部领导大权这个关键问题，其胆量之大、气焰之嚣张是前所未有的。

“王八七讲话”传达以后，外交部的动乱被推向高潮。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造反派捣毁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并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进地下室，夺取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权力，并且以外交部的名义对外发号施令。

８月２０日，外交部以港英当局迫害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为由，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强硬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４８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１９名爱国新闻工作者和３家报纸的３４名工作人员。

”８月２２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焚烧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闹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工作造成严重困难。

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问题。

因为在与美苏同时对抗的情况下，中国的安全保障已经大为降低，再加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全面紧张，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加突出。

然而，中国领导人素有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丰富经验，决不会听任这种反常局面继续发展下去。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中国开始有步骤地采取措施，消除外交隐患。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的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他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

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

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

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３－１]由此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还于８月２５日凌晨，委托刚由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马上飞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同日，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并审读了周恩来报送的“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十分愤怒。

次日，他指示杨成武：“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

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还批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

”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３－２]。

当天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传达毛泽东的决定，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至此，中央文革伸向外交部的黑手被斩断。

外交工作失控的现象基本上得到控制。

为了吸取教训，挽回影响，周恩来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判极左思想，整顿外交纪律。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评了当时风行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样的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

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４]他于５月２９日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再次指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４]同年９月，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人民胜利的航向》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

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４]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中国外交才逐步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巩固了一度受到冲击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阻止了江青集团试图向外交部门渗透的企图。

这样就为中国进一步调整对外战略，着手改善对外关系，争取在国际社会一显身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调整对外战略的宏观思考和最初步骤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高度警觉地注视着我国的国家安全①。

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开局面这样严重的问题缠绕着他，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思考和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其一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

６０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恶化。

苏联又不断扩充已经十分庞大的军事力量，对全球构成战略进攻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

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富于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②。

１９６９年，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制造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本国安全的严重关切。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我们是后发制人[５]。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方领导人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兵力，扩大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

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

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３－３]同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６]。

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的状态。

由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对中国构成主要威胁，这样就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怎样调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对付主要敌人。

其二是美国战略的收缩给中国提供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两霸”中争取“一霸”的可能。

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６０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达到了顶点，美国的国家能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到处伸手的全球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

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少了从一个地缘战略方向对中国的威胁，也由此成为中国领导人全盘考虑对外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

”[７－１]而要实现这一点，美国势必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

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７－２]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的时候，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

美国政府意识到，新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已经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美国政府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正如尼克松所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

”基辛格也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

”[８]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

尼克松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７－３]于是，在美国第３７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关系的信号，从而使中美两国的接近具有可能性。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①，抗衡苏联的威胁，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点对美国并无例外。

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中美两国２０余年的隔绝与对抗。

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

此外，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中国对外交往的被动局面。

因此，中美两国缓和关系，这在当时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改变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样一来，缓和中美关系，就成为中国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

关键是要找到突破口。

毛泽东最先注意到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

正在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文章，除了表达美国应该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外，还试探性地发出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１０]。

尽管尼克松的文章重复了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论，但有价值的是，他指出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

毛泽东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②。

周恩来遵嘱阅读了该文，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观察与研究美国的战略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