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紧急状态宪法理查德_A_波斯纳的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波斯纳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

他将⼈们从互相⾃愿的交易中各⾃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对法学⼀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波斯纳于1939年1⽉11⽇出⽣于美国纽约市。

1959年毕业于耶鲁⼤学，获⽂学学⼠学位（A.B．）；1962年毕业于哈佛⼤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学位（LL．B）。

1963年开始为纽约律师协会会员。

1962～1963年，任美国联邦最⾼法院⼤法官威廉·J·⼩布雷纳法律秘书；1963～1965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助理；1965～1967年，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1967～1968年，任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作⼩组⾸席法律顾问；1969～1978年，任斯坦福⼤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学法学院教授；1978～1981年，任斯坦福⼤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学法学院李·布雷纳·弗雷曼讲座法学教授；1981年⾄今，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席法官和芝加哥⼤学法学院、斯坦福⼤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级讲座主持⼈。

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和美国法律学会（AI.I）会员；1971～1981年，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

1961～1962年，任《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Law Review）》编辑；1972～1981年，主持芝加哥⼤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编辑⼯作曾任美国联邦最⾼法院⼤法官的法律秘书，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总统交通政策特别⼯作组⾸席法律顾问等职。

后任斯坦福⼤学和芝加哥⼤学法学院教授和L.B.弗雷曼讲座法学教授，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并担任芝加哥⼤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级讲座主持⼈。

试论“紧急状态”概念分析论文关键词:“紧急状态” 应急法制宪法国际法紧急状态法论文摘要:在理论与实践中，紧急状态的涵义都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分析了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涉及的紧急状态的涵义。

认为将来制定《紧急状态法》应使用狭义的紧急状态，规定为一种临时性宪法应对状态。

“紧急状态”一词于2004年被写人宪法，然而配套的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没有完全跟上，只是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

在汉语中，“紧急状态”一词可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存在于现行各种法条中的“紧急状态”意义并不一样，学理_L讨论的“紧急状态”也往往与我国的现实有脱节之处。

一、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是西方宪政法治环境中的产物，它作为一项“制度事实”，西方的普通人大抵也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一。

紧急状态这项制度的诞生与宪政有着莫大的关系。

古代社会君权无限，只要君主愿意，随时可以侵夺公民的各项私人权利，因此没有什么平时与紧急之分只有进人了近代社会之后，在限制权力的要求下，才可能出现紧急状态这种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制度。

所以，应该从宪法角度来讨论紧急状态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

这种对紧急状态的定性是准确的，然而过于简单。

也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包括战争、叛乱、经济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害、严重传染病流行以及重大刑事犯罪等，所有社会正常生活受到威胁或法律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

很明显，这种观点是把紧急状态这一规范概念与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紧急情况”这一描述性概念混在一起了。

还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在发生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所宣布的一种关于行使国家紧急权而扩大国家权力行使与克减人权保障标准，并受到国际人权法约束的临时性的应对状态一。

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紧急状态内涵的观点，但是细究起来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第20卷第1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2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in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0,No.1 Feb,2021文章编号:1671-7031（2021）01-0031-09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谢明睿（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摘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中的紧急状态，是否应当完全遵循宪法层面的规范意涵，因新冠肺炎疫情重回讨论视野。

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都倾向于做超脱于宪法规范意涵的扩大理解。

历经功能主义解释、历史解释与体系解释等考察，实践的扩大化理解从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两个侧面获得了正当性支撑。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仍应当存在外延边界，否则行政权力必然面临滥用风险。

作为当下中国应急基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行政应急状态理应成为这一外延边界，并以政府发布预警或启动应急响应为应急状态的进入标志。

进入行政应急状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方有适用的前提基础。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紧急状态;行政应急;预警中图分类号：D922.14文献标志码:A—、弓I言庚子年初,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肆虐神州大地,情势复杂而严峻，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即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始终强调要坚持依法防控，如何让疫情防控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也成为特殊时期赋予法学研究的特殊使命。

公安机关可以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表现在对扰乱、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处罚方面。

其中，不乏公安机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规定，以“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①为依据实施处罚的案件。

但随着这类案件作为典型进行宣传,也引发了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重点聚焦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紧急状态”的理解与判断。

歇代Eft年2021年第5期•争鸣园地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实现条件与路径选择-----从反思应急法律体系切入金晓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浙江杭州311121）摘要:紧急状态法制对于解决宪法上紧急状态制度的虚置问题，推动应急基本法的结构性调整，填补应急法律体系中的制度断层，提升其体系内部各个层次、各个相关条款之间的融贯性，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经过理论条件和现实障碍的细致论证，可以推导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实现条件极为特殊，寄希望于短期内制定一部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似乎不具备可行性°从完善应急法律体系的整体考量，可以将紧急状态法制的任务一分为二，按照实体分散和程序统一的思路分别展开实质性构建，同时发挥“情境化”规范进路的聚合效应，打破分散的形式结构体系，在超常规应急治理（紧急状态）情境中实现规范内容的实质统一°关键词：紧急状态;法制;应急法律体系；突发事件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21）05-0123-13回溯历史，“枪炮作响法无声”的古罗马法谚曾经一度影响了紧急状态法制的基本立场。

至少从公元前五百多年直至十九世纪后期，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所强调的“危机之下法律沉默”的观点与通过法制化的方式来应对危机的思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①时过境迁，紧急权力自由模式的演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使得作为后继者的“枪炮作响法有声”之说将法律对战争的限制程度与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相提并论，②更彰显了紧急状态法制在国家整体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观察2020年的全球“战疫”，中国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成效，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应急治理能力。

疫情终将过去，但这场胜利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

在一系列“超常规”的“有效”手段背后，贯穿于应急法律体系之中的紧急状态法制化问题再次引发强烈的关注。

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如何尽快实现本土化的紧急状态法制构建，确保国家和社会在超常规社会状态下的各项活动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一项紧要课题。

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理论解读引言实用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它强调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关注实践的效果与功利性。

本文将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理论进行解读，探讨其概念、历史渊源、代表人物以及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一、实用主义的概念实用主义是一种倡导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思想体系。

它关注实践的效果，认为只有在实践中验证的理念才是有价值的。

实用主义强调实用性、适应性与经验主义的重要性，鼓励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取代纯粹的理论推理。

实用主义追求实用的结果，强调实践的实际效果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改善。

二、实用主义的历史渊源实用主义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用理论。

然而，现代实用主义的主要发展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特别是在美国。

当时的美国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弗雷德里克·斯瑟尔（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1.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威廉·詹姆斯是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哲学、心理学和宗教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詹姆斯强调通过经验来验证思想，并认为行动的结果是评价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

2. 弗雷德里克·斯瑟尔（Charles Sanders Peirce）斯瑟尔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他将实用性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并提出了概念的演化理论。

斯瑟尔认为，理论在实践中才能被证实，只有经过验证的理论才是有用的。

3. 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教育领域的实用主义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杜威认为，教育应该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实用主义在不同领域的应用1. 教育领域实用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

第1篇一、引言紧急状态，是指国家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法采取的特殊状态。

紧急状态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紧急状态的法律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运行、紧急状态的法律救济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紧急状态的法律规定1. 紧急状态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条的规定，紧急状态是指由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导致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和损害，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应对的状态。

2. 紧急状态的种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紧急状态分为以下几种：（1）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如地震、洪水、台风、干旱等。

（2）事故灾难紧急状态：如火灾、爆炸、塌陷等。

（3）公共卫生事件紧急状态：如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

（4）社会安全事件紧急状态：如恐怖袭击、暴力犯罪等。

3. 紧急状态的启动程序（1）预警：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发现可能引发紧急状态的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

（2）启动：当突发事件达到紧急状态的标准时，启动紧急状态程序。

启动程序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3）公告：紧急状态启动后，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明确紧急状态的范围、期限和措施。

4. 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运行（1）政府权力：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依法采取以下措施：① 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② 限制或者禁止人员、物资的进出；③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④ 采取隔离、封锁等措施，防止疫情蔓延；⑤ 采取临时征用措施，保障应急物资供应。

（2）公民权利义务：在紧急状态下，公民应当遵守以下规定：① 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② 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扰乱社会秩序；③ 不得阻碍政府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紧急状态法》的宪政立法原理、模式和框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是中国宪政与法制建设的大事，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紧急状态法用非常的法制方式应对非常的事件，以特殊快捷的制度安排对付突发的重大事件，大敌当前，它可以对常规宪法和常态宪政秩序做出改变，强化和集中公权力，弱化和克减人权保护，以非常规宪政和法治的方式化解危机，恢复宪政秩序。

因此，对于宪政体制而言，紧急状态法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善，也可能为恶。

中国今天制定紧急状态法，必须扬善抑恶，最大限度地彰显它的理性，最有效地制约限制它的“必要的恶”。

一、紧急状态法的宪政立法原理与宪法相比较，紧急状态法有很多类似于宪法的地方。

紧急状态法涉及公权力的授予、权限、职责等，涉及公权力中诸如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

从紧急状态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程度、方式等意义上，说紧急状态法是“宪法性法律”绝不为过。

但是，紧急状态法又有着与宪法很不相同的、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取向：宪法是常态下的国家根本法，紧急状态法则是非常态下的国家法；紧急状态法源自宪法，其合宪性、合法性、效力范围和等级、实施方式等，均需符合宪法要求，但紧急状态法的许多内容又常常呈现出“反宪法”的特点。

宪法原理要求把立法权赋予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立法机关用民主的方式负责人民意志的表达和汇集；要求把行政权赋予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由行政机关以追求效率为取向负责人民意志的执行；要求把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由司法机关以追求公正为取向负责人民意志的裁判。

紧急状态法将突破宪政的这一常规，它以追求快捷的效率为第一要义，以行政权的突显（行政主导）为主要方式，立法民主和司法程序将被简化、压缩到较低甚至最低限度，公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方式将按照“紧急状态”所需要的游戏规则重新安排。

“法庭之友”制度的探究与启示作者：阮建华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4年第01期摘要：以规范人的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法律与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目标的文学，两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

文学视域中的“法庭之友”制度，深刻揭示法律不是“本本中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

“法庭之友”制度进入到司法环节并适用于个案诉讼程序，对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民主具有重要价值。

“法庭之友”制度在价值取向、制度模式、诉讼地位上与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具有共同性，但两者在参与主体、论证内容、提请程序上存在差异性。

可通过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建构规范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法庭之友”制度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司法民主公正司法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手段，其任务在于规范人的社会活动，以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以语言文字方式塑造形象，承载着人们对真诚善良、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

法律与文学契合的基础在于，两者本质上都是人学，都是认识、体现并尊重人性，都关注人本身及与人相关问题的价值取向。

对于法律中的文学，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指出“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法律的技术和意象。

”［1］对于文学中的法律，怀特教授认为“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描述”［2］，将文学名著作为法律精神、价值理念和目标取向的传播媒介，有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法律的基本问题。

文学名著《威尼斯商人》展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碰撞”。

鲍西娅化身“正义法官”，其身份定位与现代西方司法中的“法庭之友”制度颇为相似。

“法庭之友”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为解决疑难复杂问题、做出公正裁决，邀请或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就与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尚未知悉的证据事实或法律适用意见。

［3］这一制度有助于避免司法者视野局限造成的不公平，确保案件实现实质上的公正。

“紧急状态”的事实判定与法律规定作者：陈聪来源：《理论探索》2015年第01期〔摘要〕“紧急状态”是应急法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一词的含义并不明确和统一，易和戒严、战争状态、突发事件等相近概念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受法律规制的“紧急状态”，应该是指一种法律状态，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概念，如将紧急状态从文义上理解为紧急情势导致的危机状态，可能会导致国家紧急权力的不当使用。

对法律条文中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应避免使用“紧急状态”一词，改用突发情况、危险状态、紧急情势等相近词语替代;要从根源上解决“紧急状态”含义混乱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关系。

〔关键词〕紧急状态，事实状态，法律状态，紧急权力〔中图分类号〕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109-06〔收稿日期〕 2014-07-19〔作者简介〕陈聪（1981-），男，江苏大丰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解放军理工大学法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

实施紧急状态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紧急状态”亦是应急法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紧急状态”一词很容易和戒严、战争状态、突发事件等相近概念混淆。

“紧急状态”这一法律概念，究竟意指法律设定的一种法律状态，还是自然或社会形成的事实状态，在特定法律条文中并不清楚。

概念界定的混乱不仅影响着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的建立，也制约着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并对紧急状态这一特殊时期的权力行使产生消极影响。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

〔1 〕（P504 ）本文探寻“紧急状态”一词具有的两种不同含义，结合我国相关法律条文，分析“紧急状态”法律概念的混乱问题，并尝试提出“紧急状态”含义混乱的解决之道。

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秦前红叶海波任何国家，都可能因为内乱外患、天灾地变甚至人祸而陷入紧急状态之中。

紧急事件的出现使社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区域或者整体的正常秩序被扰乱。

为了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采取有绩效的紧急对抗措施，迅捷地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来应对紧急事件。

紧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紧急状态的紧急性必然要求将一种强制性的组织权力赋予某个机关，并尽可能地减少对这种紧急权的行使的种种限制。

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相比，紧急权具有较强的专断性，并且高度集中在某一机关之手。

这种专断性权力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应对突发灾难的长久选择的结果。

当然，紧急权主体的单一性和行使的专断性，也决定了紧急权行使失控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现代宪政国家，一切国家权力的渊源和行使都必须征得宪法的许可，所以各国或者在宪法中或者制定单行的法律来规范紧急权的行使。

如1961年委内瑞拉宪法就设置“紧急权力”一章来规范对抗紧急状态的相关事宜，而英国、美国和前苏联则分别制定了《紧急状态权力法》《全国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

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国家在紧急状态法中对紧急权的行使设置种种法定限制后，还赋予公民紧急抵抗权以抵抗非法紧急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可以说，建立一个既保证紧急权高效率的行使又谨防其给公民、团体和国家带来危害的法律系统，是当今宪政国家有效对抗紧急事态的成功经验。

自年初在广州发现SARA（非典型肺炎）首例病例以来，这一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到十几个省市（截至今日，全国共有26 个省市共确诊2914 例，存疑1921 例，其中死亡131 例——见新浪网刊登的卫生部27 日通告。

），并且引起了部分药品、生活用品的抢购风波，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许多省份事实上处于紧急状态。

在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之间主要领导人重视程度、对抗措施力度以及疫情控制结果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中国应急系统的种种缺陷。

如在最早发现病例的广州，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而首都北京近来的病例报告却迅速增长，死亡率偏高，甚至还将SARS输出到了其他省份如湖北。

实用主义法学实用主义法学是一种法学理论，强调法律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

它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强调法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以及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本文将围绕实用主义法学展开讨论，探讨其含义、特点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一、实用主义法学的含义实用主义法学强调法律的实际效果和社会需求，与传统法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自然法学有所不同。

实用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应该为人民服务，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实质性的公正和保障。

它强调法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注重法律的实际运作和社会效果。

实用主义法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以问题为导向：实用主义法学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

它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制定和解释法律来解决问题，满足社会需求。

2. 着眼于实际运作：实用主义法学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和社会效果，注重法律的实际应用和实施。

它强调法律的实际效果，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律的形式。

3. 强调法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实用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应该具有实用性和适用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社会需求。

它强调法律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和实施过程。

4. 关注社会影响：实用主义法学关注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强调法律的积极作用。

它注重法律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公正，追求法律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改善。

三、实用主义法学的应用实用主义法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它能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 解决社会矛盾：实用主义法学可以通过制定和解释法律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

它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能够提供公正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2. 保障公民权益：实用主义法学注重法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能够保障公民的权益和利益。

它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和社会效果，能够提供实质性的保护和公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3. 促进经济发展：实用主义法学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浅谈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 摘要：紧急状态是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处理紧急危险局势所采用的最主要的应急措施。由于紧急状态的特殊性质，实施紧急状态往往会带来对于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因而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在宪法中完善紧急状态制度，重点明确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为在紧急状态之下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提供法律支持，从而实现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紧急状态；宪法效力；公民权利保障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在一国法的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最根本性的内容。宪法基于制宪的基本理念，从根本上体现着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从宏观上总体性地规定控制、合理分配和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以保障人权。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国内多次发生诸如非典、矿难、洪灾之类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由此导致的紧急状态已经成为我们每个公民乃至国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正如徐高、莫纪宏在《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一书中所说：“紧急状态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处理紧急危机局势所采取的最主要的应急措施。 从宪法的角度以及现行法律体系看，“紧急状态”应该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在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以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公共事件等非常情况下．依据宪法特别条款和相关法律．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暂时限制或中止宪法或法律某些条款的全部或部分效力(包括克减人权的保障标准，但要受到国际人权法约束)来强化国家权力，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临时性宪法应对状态。 公民基本权利依赖于宪法的确认和保护，保障人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之一，而实施紧急状态必须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从而不可避免的带来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而此问题又与宪法的效力具有密切联系，那么在紧急状态之下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宪法效力无疑将为在紧急状态下保障人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奠定理论基础。 综观各国宪法紧急状态制度之规定，对于宪法效力之限制，无外乎如下三种情况： (一)宪法效力不得中止 持此者认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危急时期，都只有一种有效的宪法秩序存在，不存在中止法治的特殊情况，即“宪法在紧急状态下也适用，无任何宪法中止和权利中止的规定”。紧急状态不过是既有宪法秩序内之特殊形态，其应对仍在宪法规范之框架内进行之。此以美国为典型。美国宪法中并无紧急状态之规定，依据其宪法理念，尤其以宪法修正案第9条为依据，非经“正当程序”,则公民权利，除在战争或者内战时得中止人身保护令之外，不得受任何限制。此外，菲律宾、马尔代夫及丹麦等国宪法，均规定了紧急状态下之应急措施不得与宪法相违背。虽然如此，这些国家大多颁布了相应的有关紧急状态之法律，以应对紧急状态可能对国家产生的冲击。所以说，宪法效力不得中止理论，并非否决特殊情况下之所采取措施的特殊性以及对公民权利的适当限制。而是认为立宪主义的目的乃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其一旦有所突破，则易授政府以权柄侵犯公民权利。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不允许的。因此，哪怕是发生了紧急状态，为 保护现有的宪法秩序，亦不得中止宪法之效力。 (二)宪法效力部分中止 该理论认为，紧急状态下存在一种特殊的法律统治。因而依此而创立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不得中止下列宪法条款之规定”，或者“在紧急状态下，得依法律之规定减损下列公民之权利”。这类规定主要着眼于公共之利益。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之利益而存在，因此，发生紧急状态之时可减损个人之利益。如拉美诸国一般也是如此规定。此外2004年颁布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45条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经国会议长们和最高院院长之同意，得中止或限制下列条款之执行：1．第二十七条第二款；2．第三十六条；3．第三十七条第二款；4．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第1款则规定“战时或遇有威胁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时期，任何缔约国得在紧急情况所严格要求的范围内采取有损其根据本公约的义务的措施，但上述措施不得与其根据国际法的其它义务有所抵触”。可见，宪法效力部分中止，实为现代国家中应对紧急状态普遍采取之措施。 (三)宪法效力全部中止 此观点认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即严重的战争或者动乱的情况下，人民的权利根本无从保障，因此得采取任何必要之措施以恢复秩序，只有这样人民的权利才能够得实现。故而在紧急状态下，宪法须暂时失去效力；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宪法则立即恢复其效力，紧急状态之所采取措施亦同时失去效力。这实际上赋予了国家在非常时期完全突破宪法的权力，对公民权力加以任意性的限制。这一观点过于强调国家权力，而忽视了公民权利之保障，故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予采用，除了少数军政权之外。这一点，可以在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变中看到，如非洲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变军队一旦推翻既有的政府，为确保政变的果实——国家权力，随之，往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时候，宪法效力则完全中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中止宪法，则政变军队之政权将陷入严重的两难境地：一是，他们没有遵守既有的法律程序取得政权，即其政权缺乏合法性基础；二是，如果继续执行前政府的宪法，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审判自己的行为。故为避免这种自相矛盾，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和范围内完全地中止宪法的效力。 其实讨论宪法在紧急状态下的效力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首先要认清宪法的效力的涵义，宪法的效力从宏观上讲是指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而对整个国家活动与社会生活所进行调整而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体现宪法至上性。另一层次则是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效力即宪法作为一种行为规则针对特定的范围和对象所具有的具体约束力，这个层面的宪法效力更多的表现为宪法规范的直接法律效力或者可以说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遍观人类宪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设立了紧急状态制度的国家在实践中基本上都采取了一种相对折衷的做法，即先肯定在紧急状态之下宪法的某些一般条款的效力必然要受到某些限制，然后再明确规定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宪法的某些条款依然有效。这也就是宪法效力部分中止理论。 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合理性，紧急状态形势一旦出现，一方面能够使得政府或某些社会机构迫于紧急状态形势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具有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以让突然间出现的巨大的紧急权力受到限制而不至于恣意妄为。例如《乌克兰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不得加以限制，乌克兰宪法规定的情况除外。在军事状态和紧急状态下，可以在指明限制行为期限的情况下对权利和自由规定某些限制，本法第24条、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 40条、第51条、第55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l条、第62条、第63条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受到限制。无论是在社会的正常状态之下还是在紧急状态之下，宪法宏观层面上的法律效力都不应当受到置疑，因为如列宁所指出的：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不仅仅是一部法律其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象征性，不仅如此，从宪政构建的角度来看也很难想象一部遇到某些情况就会停止实施的宪法能够在国民中树立权威，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就一个社会来说无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下否定宪法的最高效力都是及其危险的。但是承认宪法的最高效力并不代表宪法的所有规定都是不容变通的，同样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之下对宪法的某些规定的违背也并不代表宪法的效力受到挑战，而且宪法的效力也不应当受到挑战。当然从法律本身完善性的观点看，在某些情况之下看似对于宪法中的一些规定的逾越，尤其是涉及到基本人权、宪政制度架构的重要条款，也应当具有宪法上的依据。 总体来说，我国在修宪中引入紧急状态制度毫无疑问顺应了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何时何种情形都应当具有最高的效力，诚然由于紧急状态所内蕴的危机使得宪法中所规定的关于公民权利的某些条款在紧急状态之下不再呈现效力，但是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刚性条款或者说体现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核心价值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循，而这又依赖宪法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今后我国在不断发展扩充人权与公民权利内容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在宪法中进一步完善紧急状态制度，明确宪法效力来实现保障人权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诉求。

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宪法研究【摘要】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实施紧急状态使社会混乱秩序恢复正常，“紧急状态”等一系列紧急法都不应超越宪法，否则无疑会给予政府公权力，导致无限制性地克减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避免无限制地扩大公权力，应在宪法中将那样就是在宪法极限之类，而不应超宪。

应当在宪法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限制及保障都加以明确规定，以列举性质的将保留以及克减都详细列举。

【关键词】紧急状态；人权保障；人权克减一、紧急状态的概述现今世界范围内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如美国的9.11事件，禽流感，SARS，我国的2008年雪灾等等，而实施紧急状态时当今社会混乱秩序恢复正常统治的惯用手段，也是有效手段。

正如1983年由国际法官协会组织的一项对15给国家的紧急状态进行调查，报告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最近历史的任何时期，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都生活在紧急状态下。

”①因此经济状态是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情况，也是21世纪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紧急危险局势不可或缺的手段。

紧急状态起源于法国“三十年战争”时的“围场状态。

”②自从法国1789年10月21日制定的《禁止聚众的戒严法》开始，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是也相继出台了不少相类似的法律。

由于各国的法律制度与发条各异，有紧急事件、紧急状态、特别状态等多种名称，但是紧急状态提法最为常用。

二、域外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限制与保障的宪法性规定许多国家在20世纪初就已重视紧急状态的立法，但形式也是多样化，有点是直接在宪法中规定了紧急状态制度，如印度、德国、法国等，它们主要针对战争威胁，及战争冲突、罢工、游行示威、政治动乱等，实施戒严、军事管制等手段，来调整紧急状态，也有的是在宪法中规定紧急状态的原则性内容，再在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中奖具体的制度以细化。

（一）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为了迅速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许多国家也在宪法中对部分基本权利加以克减。

如，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联邦总统在宣布戒严时可以宣布停止公民的部分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