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

２０Ｏ２年第４期　第２９卷　（总第１４３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４，２００４　Ｖｏ１．２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１４３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　

陆卓宁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要］　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问题在当前新的历史语境下的　重新言说。它既表现出作为历史问题的滥觞所提供争积累的经验性意义，又由于历史境遇的深　刻变化而必然呈示出“新质”，并由此构成对世界现实秩序的挑战。我们既要坚持以“国家和民　族”的范式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又应积极地把握“全球化”态势以激活民族的文学。　［关键词］　全球化；文学；语境；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１０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８５７５（２００２）０４．０１２７－０６　

“全球化”一词早见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美国，其意义是对于世界经济环流的一种表　述。但随之而来有形形色色的说词，诸如“世界高科技经济”、“跨国公司”、“与国际接轨”、　“人类地球村”、“人类资源共享”、“传媒一体化”、“世界一体化”等等。显然，“全球化”已　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历史又恰恰是最不容遗忘和背叛的。从我们最晚近的记忆出发，当两百多年前工　业革命在欧洲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喷涌而出，也几乎是整个世界从物质到文明都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洗礼。就大致在这样一个时候，歌德就曾经说过：“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　财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　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这是“世界文学”在　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被提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共产党宣言》中预示了世界文学的前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　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对于“世界文学”的提出，在　这里，歌德是着眼于普遍的人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从经济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出发。然　而，这恰恰表明，作为“世界文学”，它始终是关涉人的终极性问题，也是伴随着世界经济　而来的。如此说来，“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在那个时候便已然是一个问题了，我们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为它是一个老旧话题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具体到我们的民族文学，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外国列强的坚船　［收稿日期］２０Ｏ２．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陆卓宁（１９５６一），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１２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利炮强盗般地野蛮进犯，我们中国这一片古老而又焦灼的土地，便遭遇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痛　苦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迎拒”之争，这当然可以看做是我们的民族文学卷入“世界文学”的　真正开始。这一过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主迎派”坚决主张：“若是　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而　以章士钊、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主拒派”则认为：“中国周孔以来，儒家统一思想界未闻独　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而“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国有　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４　关于这场论争的是非、高低、优劣已有大量的文字给予剖析和辩　证，其结果也已昭然于世。　经过这场论争，成熟了我们民族文学的巨大的消融力和凝聚力，在一个不可违逆的世界　经济文化大潮中，以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文学巨将为代表，始终以一个具有　独立品格的民族姿态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诚如鲁迅所言，“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　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　人沉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　自成为新文艺。”　由此，也就给我们积累和提供了“应对”“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这一　点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事实上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始终都没有停止过“中西之争”这一百年　文化史的“元命题”的困挠，直至２Ｏ世纪８Ｏ年代文学新时期初期，形成继“五四”新文化　运动之后与西方价值体系的又一次猛烈碰撞。　

诚然，我们一而再地认为“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老旧话题，并不意味着　我们已经完全忽略了它在当下世界历史语境下所呈示出的“新质”。　初始“世界文学”的提出及其滥觞的百多年历史，由于投射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世　界市场的野蛮扩张这样一个巨大而沉浮的历史背景，因此，构成“全球化”主导的西方话语　霸权的一方，显然带有赤裸裸的蛮横性和掠夺性，终而以本质上就是强盗的殖民主义者姿态　成为世界市场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主宰。诚如（英）查尔斯・洛克所言：“‘全球化’不过　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　比较而言，当下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全球化”，构成主导的固然　不可避免的依旧是“西方话语”，它也依旧呈示出强势状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与“西　方”构成对立的一面似乎注定是被“发现”的一方，无论如何呼唤“自主”，其被动性已然　成为宿命。但是，由于这期间经历过世界范围内的频仍的反殖民反霸权的民族解放、民族独　立运动，使得“西方话语”的强势状态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再可以赤裸裸地表现出其根本　上的蛮横性和掠夺性。我们当坦诚地看到，“世界高科技经济”、“传媒一体化”等等一类高　度发达和高度现代文明手段的“横空出世”和运作，它确已带给了不仅仅是西方而是世界范　围内的人们“资源共享”的实际利益。因此，可以说，当今世界历史语境下“全球化”的新　质，显然在不少层面上就具有相当的诱惑性和趋同性。由此而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前景的　乐观期待也就有了可以成立的现实和心理上的依据。　从积极的意义看，诚如马克思所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而文学现象作为一种历史发展，已成为一种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主体精神及其对象化的整　合。那么，伴随着经济问题而来的“全球化”，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范式出现，也无论其　

】２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对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覆盖有多么深广，其核心仍旧不能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其现实　满足程度的问题，仍旧不能不是人的价值问题。我们似乎看到，正是全球化造成了对我们中　国传统文明的强烈冲击，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使得我们对于“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物欲与道德、对于贫穷与富裕等等这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一　直在困扰和迷误我们的所有问题，都有了一个根本的体认和充分理性的把握。尤其是，由此　而使得文学——这一作为主体精神领域中人的自由本质的感性确证——对于“人”、对于人　类社会历史便有了多种诠释的可能和文本事实。即如王蒙、汪曾棋、张洁、贾平凹、莫言、　王安忆、韩少功、残雪、马原、余华、格非、刘恒、方方、苏童……所有的这些作家共同构　筑了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从未有过的繁复。然而，无论这些作家是自觉抑或是不自觉，从某　种意义上说，又何尝不是“全球化”的历史语境给他们提出了机遇？又何尝不是“全球化”　的历史语境成就了他们？准确地说，又何尝不是“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造就”了中国当代　文坛一个时代的文学神话？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化而来的“全　球化”，它理应提示着人类历史的平等、自由、发展以及幸福的根本意义。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全球化已经在突破了国家、民族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给我　们创造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人类“大同世界”？同时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文学”的欢乐　大家庭？显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也并非如此容易让人乐观。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它在“世界资源共享”的动人蛊惑下，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重组、市场份额的再分　配仍然受制于话语权势的操纵，“它与帝国主义者的令人炫目的修辞诡计共谋”，　６　准确地说，　“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　从而更加剧了国家／民族、文化／宗教　间的深刻矛盾；同样，也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它在肯定人类将自发发展放在社会发展　中心位置的言说的遮蔽下，西方文学霸权对民族的文学从观念到形式实际上已在实施着挤压　和威胁，由此而激化了人们对物质的极度欲望和奋力追逐，表现在叙事行为上，则是以失落　现代人文精神和人的价值理性为代价，以追求感官刺激、满足物欲为目的的文化商业炒作，　乃至成为诱导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直观自身、证实自身、甚至是消解自身已有价值理性的对　象。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所刻画的美国嬉皮士的世相，即　我看见这一代的精灵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　身子黎明时分晃过黑人街区寻求痛快地注射一针，／……他们穷愁潦倒衣衫褴褛双　眼深陷在只有冷水的公寓不可思议的黑暗中吸着烟昏昏然任凭夜色在城市上空飘　散，／他们被学院开除由于疯狂由于在骷髅般的破窗上发表猥亵的颂诗，，……他们　在用涂料粉刷过的旅途里吞火自乐要不就在天堂巷服用松节油等待死亡，要么为了　涤罪一夜又一夜折磨自己的肉体，／用梦幻、毒品，伴随清醒的梦魇、酒精和鸡巴　以及无休止的寻欢作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像瘟疫一样向四野弥漫和泛　滥。显然，“全球化本身将充当他者的角色，并非欲望的对象，它决不是对象，而是渴求得　到我们尊重和主宰我们的困境的一个他者。”　诚所谓兴也“全球化”，衰也“全球化”。　

作家应对东西方价值体系碰撞所积累，并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理性精神，及其文本经验尤　为重视。毫无疑问，这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经验决然没有因为“老旧问题”的“新质”化而　

１２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不具备对于现实问题的根本启窦。这是因为，一个一直以“以己为独尊”为文化精神支柱的　“天朝大国”，面对仅是“如满地散钱”的“西洋之断片的文明”的长驱直入却几乎分崩离　析，而由这一痛彻的羞辱感，由这一经过了类似于“炼狱”般的精神煎熬而凝成的泣血之　典，难道，它对于一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现实问题还不能构成根本的参照和启示？因此，　质言之，当下“全球化”历史语境下“民族的文学”无疑仍然是“文学的民族性”问题。　首先，对于与“文学的民族性”构成另一极的所谓“全球化”，笔者以为，它既然是伴　随着世界的现代经济格局而来的，因此，它仍然要，也必须要服从这样的一个人们都不陌生　的规律，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　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过程。”　恩格斯也进一步阐明，由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　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　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显然，无论如何，经济问题所提示的依然是一个　二元关系的问题，即仍然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样，对于我们的现实问题，　对于我们无论处在何种历史语境下的问题，它都给出了一个形而上的意义。　当然，我们强调的只是“形而上”的意义，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式出发，对经济　基础的分析是可以让人们读出从法律到文学等等文化上层建筑的基本因素。但是，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那么，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是如何限定和　产生效果的？因此，关键还在于尊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形式，而不是完全脱离现代文　化语境地将它们纳入一种不加区分的思想。美国著名批评家詹姆逊正是在尊重并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的分析形式的意义下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ｉ即普遍性的特殊化，特殊性的普　遍化。他还进一步指出，必然坚持两极之间的对抗和张力关系，把全球化限定为一个无法整　体化的整体性，强化它的各部分之间的二元关系ｏＤ０］显然，全球化与各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无　疑成为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二元关系。　这样，对于全球化语境的“文学的民族性”，毫无疑问它只能是以“国家和民族身份”　的范式来表现自己。因为，从文化意义上说，处于一个民族最深层、最核心、最能代表这一　个民族的特质的，就是这一个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积累而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已经完　全地深入到这一个民族的每一生命个体心理结构的、无意识层面的、最为稳固也最为隐秘的　部分，由此也就构成了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部分。同理，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模　式——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叙事行为等也是各个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长期积累　所形成的。因此，彼此之间的不同质，即便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它们也只能共同构成　“无法整体化的整体性”，而不可能再是别样的关系。　当然，正如美国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的：“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　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惟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　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惟一的科学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　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　＂因此，一方面，我们当一如前辈那样地“向西方寻求　真理”。不会也不应该再失却冷静的心智，片面地责难中国文学羁绊太多而阻隔了与世界文　学潮流的“国际接轨”。事实上，我们自身的“成熟”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自２Ｏ世纪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