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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李全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
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
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
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
李清照词研究文献综述1《中国词史》对南宋数位女性词人都有关注，其中以李清照为重点。
将李清照词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来研究。
他认为，前期词表现闺中生活的词揭示了李清照的内心世界，表现她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自然的热爱，也带有时代感伤的情怀。
同时指出，这些词与封建礼教不无抵触，因而受到同时代封建卫道士的诋毁。
后期词书写的愁恨包含深刻的社会内容，感伤国破家亡的不幸。
在艺术成就上，他认为李清照“为自我写心，表达真实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并且“声律和谐，富有音乐美”。
陶尔夫和刘敬从李清照经历的时代巨变、生活坎坷和精神磨难出发，持“蚌病成珠”的观点，认为后期词中“广泛地展示了那整个时代的苦难在词人心中留下的印痕”，赋出生命与时代的悲哀。
他们把李清照的词按内容分为感伤时世、悲今悼昔、咏物自伤三类，并认为词中坦荡率直的精神与《上邪》、“敦煌曲子词”的某些民歌极相似。
另外，还分析李清照的词学观点，认为“易安体”的精妙在于词学观念、审美体验、女性意识和艺术手段四个方面，从《打马图经自序》看出其词包含的专精精神来之不易，是生命投入的结晶。
吴熊和也集中关注李清照后期词，认为她既保持了南唐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她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词的时代性和李清照个人的艺术独创性完美地统一，使传统的词风得到了充实和改造”，因此在两宋词人中独树一帜，这也是李清照对宋词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通过与其他词人的比较，突出李清照词的意境之妙。
如她的伤别之作与柳永的“词语尘下”的赋别作品迥异，具有高雅的林下风范。
葛晓音认为李清照的闺情词风格含蓄秀婉、深挚清隽。
同时结合其人生轨迹，认为其所见的政治沧桑和世态炎凉对前期词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加上伤春伤别的情绪，使其多愁善感的才思情致早现。
但其中《渔家傲》别标奇格，展现雄奇阔大的精神境界，以汉赋方式构思小令，在北宋词中极罕见。
《中国古籍总目》目录《中国古籍总目》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共二十六册，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著录古籍近二十万种。
《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及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甲、《中国古籍总目》编纂介绍一、《总目》编纂宗旨(1)《中国古籍总目》(简称《总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综合目录，旨在全面反映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如日本、美国等)现存汉文古籍的主要品种、版本及其收藏单位;(2)《总目》著录以古籍品种立目，同时反映入录各书的主要版本; (3)《总目》兼具联合目录功能，各版本后附注相关收藏图书馆的简称。
二、《总目》调查范围(1)大陆地区古籍收藏品种，据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四馆藏书编为基础书目，并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藏书纪录作增补; (2)大陆以外古籍收藏品种，利用了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北美、西欧各国图书馆部分古籍书本目录，补充了稀见品种、版本及收藏信息;(3)国内已出版的(善本、丛书、方志、家谱、朱卷等)古籍馆藏书目及联合书目。
三、《总目》著录对象1)民国元年以前抄写、刻印、活字印刷、影印的历代古籍; ((2)民国元年以前成书而抄写、刻印稍后，与上述图书属性相同的古籍; (3)所录均属经抄写、刻印、活字印刷、影印成书者(专书、报刊中的单篇文字不予著录);(4)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刻(如满汉合璧)的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予著录); (5)以汉文注释外文的图书(如《华夷译语》等);1(6)整体著录佛藏、道藏子目，子目未单刻者分别立目，已有单刻者增加著录藏经版本; (7)甲骨、铭文、碑刻、竹简、木牍、帛书等具文物性质的文献原件，敦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字画、鱼鳞册、宝钞、契约、诰命、文告等(含已装裱成册或成卷者)，除已经编纂、抄写、刻印、影印成书者，不予著录。
文献综述一、《三言》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三言》是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短篇通俗白话小说集。
它包括《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共收录一百二十篇作品。
《三言》集白话短篇小说之大成，一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编订、修改，另一方面还对民间艺人编写的拟话本予以增删、润色。
此外，还自己创作拟话本。
正是由于冯梦龙的创造性劳动,《三言》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都达到以往短篇小说所未能达到的高度，对中国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振铎在《中国小说史料》的序言中说：“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察。
”①对小说的研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文本内容，包括作品主题、思想、文化意蕴、艺术成就等的研究；二是对其生成、演变、发展的纵向的史的研究。
自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三言》的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研究者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视角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
就文本的分析研究来讲，20 世纪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小说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艺术创作的探讨等方面。
②21世纪以来，则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情节结构研究、文本比较研究、爱情婚恋研究、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等。
③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因此，在众多问题的争鸣与探讨中，对晚明社会的经济生活、商人形象、商业意识以及商业道德观等等的研究，颇受青睐，研究者众多。
查阅 80 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截止到 2011 年 6 月，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专著 3 部以上。
众多学者的辛勤努力，使得这些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前人对《三言》中的商业活动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这里我所要研究的《三言》中的商业活动的具体范畴包括：商人、经营管理、具体商品这三个主体。
隶书研究及其文献综述
隶书是中国书法中的一种字体，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隶
书的特点是笔画方正、结构严谨、纵横平直，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代表
之一。
隶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其发展历程、演变规律、文化内涵等方面。
由于隶书历史悠久、资料丰富，因此有很多关于隶书研究的文献资料。
其中，早期的隶书研究主要集中在《说文解字》等文字学和字义
学的词典中。
宋元时期开始，随着书法家们对隶书的重视，隶书研究
开始有了独立的篇章和专题论述。
明朝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是隶书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隶书研究的重要文献。
而清代的黄百家先生更是在《隶书提要》
中做了详细的隶书分类、演变等研究，对隶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隶书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到笔法、构图、布局、气韵、韵律等多方面的问题。
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
图像技术的应用也为隶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可能性。
总之，隶书作为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产生了大
量的文献资料和经验总结，为后人进行隶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
借鉴资源。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研究的现状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
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
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
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
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
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题目：黄氏父子与王国维学术思想比较研究学院：人文学院学生姓名：范琳璐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班级： B09中文2班指导教师：翟恒兴起止日期： 2011年4月至2013年5月2013年5月20日黄氏父子与王国维学术思想比较研究范琳璐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舟山，316004前言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博通群经，造诣精深。
黄式三治学会通汉宋，兼明史法，著述极丰。
以周幼承家学，于群经子史皆有述作，江南诸高才多出其门。
而王国维作为一个享誉中外的清代大学者，在文学、美学、史学、考古学、音韵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成就。
因此，比较黄氏父子与王国维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要意义。
黄以周，祖籍浙江定海，“本名元同，后改名以周，以元同为字，”①因住所有儆居之名，取号儆季。
以周生于道光八年（1828），12岁时（1840年）遭鸦片战争，英军攻打定海，父黄式三因避战乱，挈以周迁居镇海。
其父式三，“字薇香，岁贡生，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尤长《三礼》。
”②黄式父子学问精博，一生在传统学术中徜徉，经、史、子集均有涉猎。
比较有名的有《易释》《春秋释》《尚书启幪》，以周一生精力多萃于诸经诠释，最大著作为《礼书通故》，“梁启超说《礼书通故》是博瞻精审之作，是清代礼学之后劲，集清代礼学之大成”。
③而王国维作为享誉中外的清代大学者，具有非凡学术成就。
他的治学历程可以分成三步：前期是热衷于哲学研究及美学、；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古代史料的研究；晚期则主攻西北疆历史和地理。
王国维生于1877年，黄式三卒于1862年，黄以周卒于1899年，可谓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死。
”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也就展现出不同的历程。
黄氏父子作为浙东通儒，治学总体上看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并有所发展。
对黄氏父子的研究已知黄式三著作有22种:(1)《易释》四卷(清光绪十四年定海黄氏家塾刻本，清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本，民国九年番禺徐氏重印广雅书局本)。
1张泰苏（2022）提出假说：唐宋变革所引发的政治精英地方化潮流在之后的数百年里强化了地方社会的自我治理与救济能力，由此为清代的“国退民进”政治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功能性条件。
2罗祎楠（2022）在反思唐宋变革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作品的研究，看到新的认识模式如何引导历史学家呈现历史之变。
此处的历史之变不再被归结为“历史分期论”,而是表现为蕴含于具体意义情境之中的“历史质性”之变。
中国历史文明与当代世界的关联也以新的方式建立起来。
3张泰苏（2021）从法律史和经济史角度研究了唐宋转型。
4许曼（2021）自我微观角度谈了对唐宋变革的感知。
三个案例。
5陆扬（2021）认为需要对唐宋转型做两种形态的思考，一个是历史层面的，就是历史变化层面的思考，另一个是史学史的思考，其实这两个思考互相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关键的。
6陈丹丹（2021）认为转型是从唐中叶开始的。
在思想上，内藤强调了唐中叶开始由重家法师承的经学向一家之言的转变。
就文学而言，内藤强调由贵族到平民的转变。
内藤同时也注意到艺术与音乐之发展中“通俗化”“平民化”的趋向。
7张杨（2021）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唐宋变革以及评价唐宋变革论要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发展中进行定位。
他从三个维度——政治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反思唐宋变革论的问题。
8陈涛（2021）从城市史对唐宋城市的变革做了正方两面的论述。
9刘星振（2020）浅析了文化上的一系列转型,进一步还涉及到书法转型。
唐代以"身言书判"为官吏选拔的标准,书法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宋代则不以书取仕,科举考试又实行誊录制,文人士大夫对书法造诣都不够重视,这也就是宋代楷书整体偏差的原因。
宋代文人地位高于唐代,随着城市俗文化的兴起,文人们开始了对"尚意""重韵""重学"等理念的推崇,文人书法形成了宋代书坛的中坚力量。
10史劼jie4（2020）认为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在唐宋之际同样存在着转型。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研究的现状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
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
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
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
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
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
吴光z 5宋元学案6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WU Guang :A St udy o f t he Co m pil a ti onof So ngyua n xuean and It s Co m p i lers and Ed i ti ons收稿日期:2007-11-20作者简介:吴 光(1944-),男,浙江淳安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系浙江古籍出版社版5黄宗羲全集6之执行主编,著有5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传65黄宗羲著作汇考6等专著,并主编了5黄宗羲论65黄梨洲三百年祭65从民本走向民主6等论文集。
¹笔者作为5黄宗羲全集6的执行主编,负责全集各册的编目、黄氏遗著的搜访、考辨及附录的编辑。
全集本5宋元学案6也系笔者牵头校点,曾在1987年撰写5黄宗羲遗著考#宋元学案补考6,作为附录刊载于1994年出版的5黄宗羲全集6第六册。
然当时搜罗未全、思考欠精,对版本的判断尚存粗疏之病。
拙考也未在国内期刊发表,今特作新考,以就正于方家。
吴光教授主持:21世纪儒学研究5宋元学案6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吴 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5)摘 要:在王梓材、冯云濠5宋元学案考略6的基础上,就5宋元学案6的成书经过、编纂人员、版本存佚诸问题作出补考。
关键词:5宋元学案6;成书经过;编纂人员;版本存佚中图分类号:B2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7)06-0007-105宋元学案6又名5宋元儒学案6,是5宋儒学案6与5元儒学案6的合称,该书是继5明儒学案6以后又一部大型断代学术史专著,对于了解宋元思想学术的来龙去脉及各家各派的宗旨特色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从5宋元学案6卷首所载王梓材、冯云濠合撰之5宋元学案考略65识语6及各卷案语可知,该书实际上由黄宗羲及其门人后学陆续编纂而成,其中出力最多的是黄百家、全祖望、王梓材三人。
古典文献名词解释复习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1、目录：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P71）2、目录学：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P76）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略）4、叙录：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
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P80）5、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略》。
《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因此实际上只有“六略”六类。
六分法反映了当时学术和图书状况的实际。
（P84）6、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
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
7、官修目录：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是封建社会由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
自从西汉末年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编成的《七略》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由政府组织人力编修过这类目录，其中清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这类目录书中最突出的代表作。
（P90）8、史志目录：即所谓“史家著录”，是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
它包括历代“正史”中的或有些正史中原来没有而由后人补修的“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某些政书、专史中的目录书等。
（P92—97）9、补史志：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纷纷补撰与补注，王重民先生在其《普通目录学》中称已“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目录学的流派”。
宋元文献概述关于宋元历史研究文献的数量历来博大繁多，近年以来，研究宋元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更是大大增加了，除了《四库全书》所载史部外，更有经部、子部、集部各类，甚至为四库所不传者，各种野史杂谈，私家传述，都是研究宋元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史部共分为一十五个大类，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类、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和史评类，数目庞杂，蔚为大观。
本文主要就《四库全书》中史部类与历史研究关系重要的宋元历史文献做一归纳，并就其史学价值进行简单评析。
正史类宋元文献主要有《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元史》二百一十卷（内府刊本）、《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等。
以上诸书皆为一代国史大作，其中《宋史》、《辽史》、《金史》为元托克托奉敕编撰，《元史》为明宋濂等人编撰。
《宋史》卷帙浩博，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所罕见。
但史料杂芜错略，北宋记述详实，南宋简略，且成书仓促，检校难以周全，未经悉心加工，与《辽史》、《金史》未相互订正，谬误甚多。
然而即使如此，由于年代久远，旧籍散佚不可寻，《宋史》仍然是研究宋史领域的首选史书，四库馆丞言：“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盛。
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宋史》的主要材料来自于宋代的国史和实录等，所以就更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并且全面的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丰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辽、金二史中，《辽史》取材于耶律俨《辽实录》、金修《辽史》和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记述过于简略，史实不清，但《辽史》列表很多，弥补了一些缺憾之处。
相较于宋、辽两史而言，《金史》在三史之中最为完善，清代赵翼评价道：“《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二史之上。
”①《金史》取材于各朝实录，后人又屡次试修《金史》，这为元修《金史》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所以《金史》“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元史》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年，其主要的史料来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另外采集文学碑传，经六月而成书。
《元史》仓促完书，简约粗陋，史料未经加①语出赵翼《廿二史札记》。
工，失于剪裁，考订未密，时见抵牾，钱大昕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钱氏所言，确实是《元史》的硬伤，再者《元史》资料采集甚不完备，《蒙古秘史》和一些蒙古文典籍原始文献都无运用，这是极大的缺憾。
但是反过来看，正由于在《元史》编纂过程中照抄史料，才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
编年类宋元文献主要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永乐大典本）、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靖康要录》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胡粹中《元史续编》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等。
另有各种通鉴续编和众多存目文献，不胜枚举，在此择要而述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运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记录了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多年的史事，此书作者广征博采，取材于正史、实录、野记、家录稗钞、笔记小说，校证考异，“宁失于繁，勿失于略”，保存了宋代大量的史料。
《长编》记述详实，运用材料灵活丰富，更是仿司马氏《通鉴考异》，排列材料，校其谬误，广注释文，阐述自己的史学观点。
后人对《长编》评价很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它“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依据《宋史•儒林传》，记述了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的的事迹。
其仿《通鉴》体例，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相衔接。
《总目提要》评价其“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
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
”是为的评。
《元史续编》记事起元世祖世祖至元十三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书仿《通鉴纲目》之例，且记事方法全依宋时史家，“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於刻画。
”但是“内外之辞，未尝少紊，其持论之公，非辂等之所及。
”纪事本末类宋元文献重要的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桂家藏本）、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和《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三朝北盟会编》记述了宋代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事迹，其取材广泛丰富，作者在序中曰：“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语、书、疏、奏议、纪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
”《会编》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仅仅因为其本身记述详实，取材丰富，更是因为作者在成书过程中摘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即使做删改处也是小心谨慎，这就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
《宋史纪事本末》以《宋史》为底本，叙事清晰明了，生动活泼，是《宋史》很好的一个补充，但其在流传过程中颇为讹传，是为缺憾，与《宋史纪事本末》相较，《元史纪事本末》则显得逊色许多，其简约粗疏，与许多政要大事略去不记，并有一些不实之笔，但是对于“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措置极详。
邦瞻於此数端，纪载颇为明晰。
其他治乱之迹，亦尚能撮举大概，揽其指要。
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
”②别史类主要有曾巩《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叶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等。
《隆平集》记载了自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事迹，又立二百八十四传，各以其官职分类，《总目提要》评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
”《东都事略》载九朝事迹，史料可信，全书记述简单明了，后人给予较高评价，诚卓然可传者也。
《契丹国志》记载了有辽一朝皇帝、后妃、名臣、制度、风俗、礼仪、疆界等事迹，内容丰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
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於传闻，讥其失实甚多。
虽然其有为后人诟病之处，但辽代史料为数甚少，《契丹国志》仍是研究辽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杂史类主要有宋曹勋《北狩见闻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洪皓《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大金吊伐录》四卷（永乐大典本）、元王鹗《汝南遗事》四卷（永乐大典本）、刘一清《钱塘遗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平宋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萨囊彻辰《钦定蒙古源流》八卷等。
以上诸书皆为一家之私记，或寥寥数篇，或真赝相参，但都可为史家考证也。
独《蒙古源流》涉及广泛史实材料，记述详细，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和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并且记录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还有书中蒙元时期部分的记载对于研究蒙元历史极具史料价值。
《总目提要》中评价其曰：“蒙古诸部，久为臣仆。
乃得以其流传秘册，充外史之储藏。
用以参考旧文，尽却耳食沿讹之陋，一统同文之盛治，洵亘古为独隆矣。
”由此，《蒙古源流》问世可见一斑。
传记类主要有《昭忠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刘郁《西使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保越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等。
其中《元朝名臣事略》依《元史》传记，记载木华黎等四十七人事迹，取材②语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于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与《元史》列传相互印证，不失为信史。
《元儒考略》依《元史•儒林传》，采集元代诸儒史实，使后人见一代儒林之梗概。
史钞类主要有明张九韶《元史节要》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载记类主要有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安南志略》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西夏事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等，地理类主要有《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河防通议》二卷（永乐大典本）、《治河图略》一卷（永乐大典本）、《东京梦华录》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吴中旧事》一卷（永乐大典本）等。
职官类有《南宋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永乐大典本）、《秘书监志》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太常沿革》二卷（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二卷（永乐大典本）等。
政书类有《宋朝事实》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内府藏本）、《大元通制》、《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无卷数，内府藏本）等。
元代笔记体文献也是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史料。
《长春真人西游记》为全真教主李志常所撰，不载于四库，内容以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及沿途所见风俗人情为主，并叙述丘处机生平，是研究13世纪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南村辍耕录》、《山房随笔》、《圣武亲征录》、《西游录注》、《异域志》、《元朝征缅录》等，多为作者亲身所历，耳闻目睹，记录真实，史料价值很高。
另外，除了《元史》、《元史纪事本末》、《元文类》、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等与元史研究关系重要的汉文历史文献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的非汉文文献，为蒙元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如《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今为流传下来的汉字标音本）、《黄史》（蒙文校注版）、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今有陈庆英汉译本）、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蔡巴•贡噶多杰《红史》（藏文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法国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法国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册）、波斯拉施德《史集》等。
《元朝秘史》是记述蒙古族全程式发展的历史典籍，气势磅礴，语言酣畅，是一部出色的文史结合的作品，但《秘史》记载的大部分是第一手的史料，《总目提要》说其：“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
”《汉藏史集》不但记述蒙元历朝王统，还记载了元朝的各项行政制度和吐蕃的括户和驿站建置，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
《萨迦世系史》和《红史》对于研究汉、蒙、藏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蒙藏宗教史有着很大的史学价值。
《史集》是研究蒙古史最基本的文献之一，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书中所述十四世纪前蒙古史，史料价值极高。
《世界征服者史》所记事迹大多为作者志费尼所亲身经历，书中关于西辽史的记述更是弥足珍贵，但文意晦涩难懂，是为缺憾。
《多桑蒙古史》和《蒙古帝国史》多取材于《元朝秘史》等史书，虽有很多音译和字义问题，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研究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