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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合同漏洞的补充规则。
合同漏洞指的是合同中存在的未完全约定或者未明确规定的情况，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合同的不确定性和纠纷。
为了补充合同漏洞，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1. 补充协议：当合同中的某些条款不够明确或者存在争议时，双方可以签署补充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可能的纠纷。
2. 诉讼仲裁：当合同中的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或仲裁来解决。
在诉讼或仲裁中，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法院或仲裁机构会按照相关法规或者普遍商业惯例进行判断，从而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3. 口头约定：在一些情况下，合同中的某些条款未能达成一致，双方可以在口头上达成约定，这种口头约定在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效力。
4. 建立合意：在合同漏洞的情况下，双方也可以通过建立合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合意是指双方通过协商，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达成共识，从而解决合同中存在的问题。
总之，在遇到合同漏洞的情况下，双方应该积极沟通协商，寻找解决方案，以避免可能引发的纠纷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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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完善与漏洞合同是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文件，用于规定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权益和义务。
然而，尽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各方的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善合同并非易事。
本文将探讨合同的完善与漏洞，并提供几种常见的解决方案。
一、合同完善的必要性合同的存在意味着双方有一份共同遵守的规则，在商业交易和法律往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善的合同能够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发生。
通过明确约定合同的主要条款，例如双方的权益、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可以提高合同履行的效率和可靠性。
二、合同存在的漏洞然而，合同中也存在着一些常见的漏洞，可能给某一方带来损失或争议。
以下是常见的一些合同漏洞：1. 条款模糊：有些合同条款可能过于笼统或模糊不清，使得双方难以理解其具体含义。
这样的漏洞经常导致解释争议和法律纠纷的发生。
2. 不完整性：合同中可能会因为疏忽或遗漏而缺少重要的条款。
例如，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双方的权益和义务，或者没有提供明确的履行期限。
3. 违约风险：有时候，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可能不够明确或不够严格，导致违约行为的发生而受到轻微的惩罚。
4. 不公平条款：合同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条款，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权益进行限制，造成合同缺乏平衡性。
三、合同完善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合同漏洞带来的问题，以下是几种常见的解决方案：1. 清晰明确的语言：合同中的条款应该使用清晰明确的语言，避免使用模糊或含糊不清的措辞。
通过精细化的表述，可以减少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释，并降低可能的纠纷和争议。
2. 完善合同条款：在编写合同时，应该确保包括所有必要的条款，并且对重要的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例如，明确规定双方的权益和义务，规定明确的履行期限和违约责任。
3. 合同审查：合同的完善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
因此，在签署合同之前，建议委托专业律师对合同进行审查，以发现并纠正潜在的漏洞和问题。
4. 引入仲裁条款：为了解决合同纠纷并减少法律诉讼的高昂成本，可以在合同中引入仲裁条款。
合同漏洞填补的方法之补充解释转载2015-07-2415:34:33【裁判要旨】合同出现漏洞，应当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填补。
对于价格波动比较大的商品，在买卖合同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以填补合同漏洞时，不能直接以交易习惯填补，而应当先选择以补充解释的方法填补，更加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
案号一审：（2010）北商初字第228号二审：（2011）锡商终字第0042号申请再审：（2012）苏商申字第277号【案情】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江阴一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无锡市电线厂（以下简称电线厂）。
2009年3月25日，电线厂向一建公司发出报价单一份，载明各种规格电缆的数量和价格，合计总金额约670万元。
2009年3月28日，电线厂与一建公司订立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电线厂供给一建公司电线电缆一批，按实际长度供货，电线电缆价格锁定2009年3月25日电线厂报价单上的单价；总计金额按供货实际长度结算，交货地点为运输至一建公司指定地点；合同有效期至2009年12月31日。
供货合同将2009年3月25日的报价单列为附件。
2009年9月15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电线厂与一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在原来双方合同正常履行的基础上，一建公司同意另外补贴电线厂合同总价的13%，约87.1万元；电线厂应根据一建公司的要求及时供货，并保证于2009年10月30日前将应供货料全部送达一建公司施工现场。
同年10月26日，电线厂向一建公司送交了一份“计划任务完成说明”，载明：“在近期电缆供货合作过程中，双方诚心相待，沟通良好。
贵公司下达的电缆计划单由于时间紧迫、交货期急，但在我厂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全部完成，并交付给贵公司。
特此说明”。
一建公司水电工吴奇彬在该份计划任务完成说明下方“江阴一建代表”落款处署名。
合同歧义和漏洞的解决方法一、合同歧义与漏洞的危害1.1 合同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交易的双方。
可一旦有了歧义或漏洞，这桥就摇摇晃晃的。
好比两个人约好了买卖东西，结果合同里对价格的计算方式有歧义，一方觉得是按件算，另一方觉得是按重量算，这就容易引发争吵，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双方急得团团转。
1.2 从更大的层面看，要是在商业合作这种大事上合同出问题，可能会让整个项目陷入泥潭。
本来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就因为合同里某个条款没说清楚，双方互相指责，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最后可能导致合作失败，之前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打了水漂。
二、解决合同歧义的方法2.1 明确合同用词合同里的用词得像水晶一样透明清晰。
不能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什么“大概”“也许”之类的。
比如说租赁场地，不能写“大概提供1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得精确到具体数字，这样双方心里都有数，不会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2 参考行业惯例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老规矩、老做法。
如果合同里某个条款有歧义，就看看同行业都是怎么做的。
就像盖房子，建筑行业对于工程进度的付款方式都有个大概的套路。
如果合同里没写清楚这部分，那就参照行业惯例来，大家都这么做，肯定有它的道理，这样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纷争。
2.3 双方重新协商要是发现合同有歧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再商量商量。
把话都摊开了说，不要藏着掖着。
就像邻里之间有了小矛盾，大家坐下来喝杯茶，把事情说清楚，你让一步我让一步，重新把有歧义的条款确定好，让合同能稳稳当当的。
三、解决合同漏洞的方法3.1 补充合同条款发现漏洞就补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比如说合同里没提到如果一方违约了怎么赔偿，那就要赶紧加上这一条。
详细规定违约的情形以及对应的赔偿方式，是按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赔偿呢，还是有其他的计算方法，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这样就给合同穿上了一层防护甲。
3.2 寻求法律帮助如果自己搞不定，那就找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法律就像一把尺子，可以衡量合同里的是非对错。
简述合同漏洞的补充规则。
合同是一种法律文件，规定了交易双方之间的权益和义务。
然而，即使经过仔细的起草和审查，合同中仍然可能存在漏洞。
为了弥补这些漏洞，法律制定了一些补充规则。
以下是其中一些最常见的规则： 1. 未约定条款的补充规则：当合同中未规定某些必要的条款时，法律会为这些条款补充规则。
例如，当合同没有规定货物交付的时间或地点时，法律会根据交易的性质和惯例来确定这些细节。
2. 强制法律规定的补充规则：有些法律规定是无法通过合同排除的，即使双方达成了不同的约定。
例如，工伤保险和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
3. 性质和惯例的补充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可以通过相关的性质和惯例来确定。
例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租客通常需要支付水电费等公用事业费用，尽管这些费用可能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总之，这些补充规则旨在弥补合同中可能存在的漏洞，确保交易双方能够达成公平和合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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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歧义和漏洞的解决方法一、合同歧义与漏洞的危害。
1.1 合同有歧义或漏洞就像房子有裂缝一样。
合同那可是商业往来或者各种事务中的重要依据啊。
要是合同里有歧义或者漏洞，就好比房子有了裂缝。
这裂缝看着不大，可一旦遇到风雨，就可能引发大问题。
比如说，在买卖交易合同里，对货物的规格描述有歧义，一方觉得是这个标准，另一方觉得是另一个标准，这就容易引发争执，就像两个原本好好的伙伴，突然因为这个事儿红了脸，互相指责，生意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1.2 会让双方利益受损。
这就像两个人分蛋糕，合同没写清楚怎么分，结果都想多拿一点，最后蛋糕可能掉地上，谁也吃不到好的。
在合作项目里，如果对利润分配的条款有漏洞，那双方可能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原本的合作关系可能就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可能要打官司，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解决合同歧义与漏洞的常规方法。
2.1 重新协商补充条款。
发现合同有问题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双方重新坐下来好好商量。
这就好比两个人走路，发现路走偏了，那就重新找个正确的方向一起走。
比如说，之前的租赁合同里没写清楚能不能转租，那房东和租客就可以重新协商这个事儿，把转租的相关规定补充到合同里。
这时候大家都要心平气和，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别一上来就互相指责，不然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2.2 参考行业惯例。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也就是行业惯例。
当合同出现歧义或者漏洞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惯例。
这就像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默认某种做事的方法一样。
例如在建筑行业，如果合同里没写清楚建筑材料的检验标准，那就可以参考建筑行业对于材料检验的惯例来确定。
这就像是找了个大家都认可的“老大哥”来做裁判，让双方都能信服。
2.3 寻求法律解释。
要是双方实在协商不好，那就只能找法律这个权威来帮忙了。
法律就像一把尺子，能衡量出是非对错。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转让合同里，如果对转让的范围有歧义，那法院就可以根据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来进行解释。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一)一、合同解释的概念和意义合同的解释是指根据有关的事实，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合同的内容所作的说明。
它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合同解释，是指所有的合同关系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对合同所作的解释。
狭义的合同解释，是指在解决合同争议过程中，仲裁机构和法院对合同所作的解释。
把合同解释限于狭义范围，是各国合同解释立法的通例，也是学术理论界的倾向性主张。
笔者亦是从狭义上论及合同解释的。
（一）合同的解释有助于某些不明确的合同内容得到合理的确定，使之明确化、准确化，以符合法律对合同内容的典型要求。
为便于合同的履行，合同中的语言文字，只能表达某一确定的含义。
但在合同实践中，往往存在某些语言文字不明确、不具体的现象，从而影响对合同内容的理解和执行。
所以，对合同文字表述的真正含义进行界定，是解释的第一任务。
（二）合同的解释有助于不完整的合同内容得到补足。
从理论上说，法制实践对合同内容的完整性要求是有层次性的，它们可大体概括为法律的要求、避免争议的要求和交易安全的要求。
但在合同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往往只考虑法律对合同内容的基本要求，而合同内容的详略往往又受到习惯和环境的影响。
这不仅可能造成合同内容的不完整，尤其会造成某些事项规定上的疏漏。
所以，对合同内容的完整进行补足，是解释的第二任务。
（三）合同的解释有助于不统一或者相矛盾的合同内容得以统一。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合同的内容难免存在某些不统一或者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合同内容存在不合理，通过解释以使其合理，是解释之第三任务。
二、合同解释的原则合同解释的原则是指贯彻于合同解释活动和过程的指导性规则。
对此，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即意思说和表示说。
意思说认为，对合同的解释应以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而不能拘泥于文字。
这种主张的基础是意思主义理论。
大陆法国家的立法多采意思说。
表示说主张，对合同的解释应以客观表示出来的意思为标准，而不能根据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解释。
合同歧义和漏洞的解决方法一、合同歧义与漏洞的危害1.1 合同有歧义或者漏洞就像房子有裂缝一样。
这可能会让合作双方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分歧，原本好好的合作关系可能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比如说，在一个买卖合同里，如果对商品的规格描述有歧义，一方认为是这个标准，另一方认为是另一个标准，那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儿去。
1.2 严重的时候，这些歧义与漏洞还可能导致法律纠纷。
就像一颗埋在合作关系里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双方可能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簿公堂，这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可能要花费不少金钱，真可谓是劳民伤财。
二、解决合同歧义的方法2.1 明确合同条款的定义。
在起草合同的时候，就得把那些可能会有多种理解的词汇或者概念解释清楚。
比如说“优质产品”这个词很模糊，那就得具体说明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优质产品”，是按照行业标准呢，还是企业内部的特殊标准。
这就好比是给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画了一个清晰的框框，让大家都能明白。
2.2 参考交易习惯。
如果合同里有些条款不明确，那就看看行业内通常是怎么做的。
这就像走路跟着脚印走一样。
例如在建筑行业，对于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比例如果合同没写清楚，就可以参考当地建筑行业普遍的支付比例来确定。
2.3 沟通协商。
双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有歧义的地方摊开来说。
这就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要藏着掖着，各自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期望，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比如说在一个服务合同里，对于服务的范围有歧义，双方通过沟通协商，重新明确了服务的具体范围，这样就避免了后面可能产生的矛盾。
三、解决合同漏洞的方法3.1 补充合同条款。
发现漏洞了就及时补上。
就像衣服破了个洞就得补上一样。
如果一个租赁合同里没有提到房屋维修责任由谁承担，那双方就可以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到底是房东负责还是租客负责，或者是按照一定比例分担。
3.2 按照法律规定。
如果合同漏洞没有办法通过双方协商补充，那就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执行。
合同漏洞的名词解释合同漏洞，这听起来就像一件衣服上的破洞一样让人头疼。
咱们签合同啊，就像是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来，觉得稳稳当当的，可要是有个漏洞呢，那就好比这房子的墙上有个缝儿，风一吹，雨一淋，里面的东西可就不安全喽。
什么是合同漏洞呢？其实就是合同里那些没说清楚或者没考虑到的地方。
比如说吧，我有个他去租房子。
合同里就写了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什么时候交房租。
可是啊，没写这房子要是哪里坏了该谁修。
这就是个漏洞啊。
住进去没几个月，水龙头坏了，房东说是租客的事儿，租客说是房子本来就有问题，房东该负责。
你看，就这么个小问题，因为合同没说清楚，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这就好比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光说了每天吃啥饭，没说谁洗碗一样，到时候肯定得吵架。
再比如说，有些合同里关于违约的情况写得模模糊糊的。
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和别人签了个供货合同。
合同里说要是一方违约就得赔偿，可怎么算违约呢？是晚一天供货算违约，还是货物有点小毛病算违约呢？这些都没写清楚。
结果真的出了点小状况，一方觉得自己没错，另一方觉得自己受了损失，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这就像两个人下棋，规则没定好，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有理，这棋还怎么下下去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就是合同里的条款有歧义。
这就像是一句话有两种理解方式。
我听说过一个事儿，有个合同里写着“货物送到指定地点后支付尾款”。
啥叫指定地点呢？是送到仓库门口就算呢，还是要放到仓库里面的某个位置才算呢？两边的人理解不一样，就又产生矛盾了。
这就好比你跟别人说“把东西放在那个地方就行”，结果你说的“那个地方”在你心里是一个概念，在别人心里又是另一个概念，这不就乱了吗？。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张家勇上传时间:2003-9-15【内容提要】合同解释规则本质上属于裁判规则，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论述了合同解释的基础和对象、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并结合当今最新立法、司法及法学理论，对合同解释规则给予了全面且较为详细的分析。
【英文摘要】The rules of interpratation of contract belong tojudicative rules in nature,which make up one of importantparts of Contract Law.This article has argued the foundationand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and thejudges'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interpretation,also analysedthe different kinds of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 indataits.【关键词】合同解释/合同漏洞补充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upplying the omittedterms of cortract.合同解释是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从而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活动。
各国立法均以仲裁机关或法院对合同纠纷的解决为着眼点制定有关合同解释的规则，理论界也以同样的视角探讨该问题〔1〕，所以合同解释的规则也就从性质上具有了裁判规则的特征，它既关涉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又影响到合同纠纷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合同解释的基础及对象合同解释的基础是指合同解释的理论前提。
“显而易见，只有在同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才有必要去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愿，从而确立有关合同解释的制度。
”〔2〕也就是说，只有合同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时，才有合同解释的必要。
按早期形式主义的立法，合同必须依固定形式订立才能生效，这种形式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合同内容的自动确定，没有必要再行解释。
因此，同意主义是产生合同解释的理论基础。
但能否推论说，合同成立是合同解释的前提？按照瑞士学理与判例的见解，如果讼争涉及到成立合同的合意是否存在，就不存在解释问题〔3〕。
笔者认为，合同解释本质上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而合同成立与否也是事实问题，它是否属于合同解释的范围值得探讨。
很显然，如果当事人间只有磋商最终并未订立合同，或者连订约的实际接触也没有，自然不必进一步考虑合同解释问题。
可是，有时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合同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双方有表面的合同关系存在时，通过对这种表见的关系进行解释而判定有无合同存在，不能说没有意义。
虽然这可以纳入意思表示的解释范畴，由于与合同有关，将其与合同解释一并探讨也未尝不可。
所以，只要有表见的合同关系存在，就有合同解释的余地。
一般解释学的理论认为，解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镜外生像”，它必须面对一定的文本（Text）进行。
在合同解释中，文本问题就是合同解释的对象问题。
合同解释的对象从根本意义上说是要明确解释的基本依据及其内容，解释依据为解释目标问题，留待下文详述。
解释依据需要外化为合同条款，所以可以说合同解释也就是对合同条款的解释。
这里有必要区分合同解释对象与解释的资料。
解释资料是借以确定合同内容的各种材料，包括固定合同内容的文词以及解释所要参考的其他各种资料的总和，如订约的地点、合同草案、交易过程、履约行为、习惯等。
一般而言，合同文书由合同条款和合同陈述组成。
合同条款是能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组成部分，而陈述则是对合同有关情况的表述，它从属于合同条款，一般只起证明条款内容的辅助作用。
虽然二者均可产生合同责任问题，但合同条款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陈述多为单方意思表示或表明合同成立的基础或缔约目的，因而它们在解释中的地位及应采取的解释方式有所不同，这也即是区分二者的实益所在。
合同有要式与非要式之分。
要式合同必须具备法定形式，否则不能发生法律拘束力。
那么在解释合同时是否只能以书面形式所表现的合同条款为依据进行解释？这在理论上存有争论。
德国学理认为应根据意思表示形式要求的目的，确定不同的解释方式。
如法律就特定形式的要求只意在保护合同当事人，应考虑当事人所知晓或可以知晓的情况，不必以客观形式为限；如果合同形式的目的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则解释时不应考虑第三人所不知晓的情况〔4〕。
瑞士学理与判例存在类似分歧〔5〕。
英美法有所谓“口头证据规则”认为，只有在合同用语本身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时，才能以口头证据证明合同内容。
这一规则在合同解释中的适用引起了争论，科尔宾认为只要涉及合同解释，就可以采纳外部证据，该观点在现代美国得到提倡〔6〕。
事实上，合同形式的法律要求乃是立法政策上利益考量的结果，原则上不应限制合同解释的范围，凡有助于确定合同内容的事项均应纳入合同解释的考虑中。
当然，合同形式并非对合同解释毫无影响，特别是在外部证据与正式文书内容发生抵触时即发生何者效力优先的问题，但这基本上只涉及合同规则的设定，不能限制解释的范围。
格式合同或标准合同的解释是合同解释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
学者认为：“一般契约条款可谓系企业者之自治立法，而为一种交易制度或规范，……应该依客观的标准，不管契约当事人之个别的意思或理解的影响，采用与解释法规相类似的方法……”。
〔7〕也就是说，一般合同解释具有个性化特点，而标准合同则因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重复适用性，其内容在解释上应具有同一意义或效力，而解释方法多采客观统一的解释，与法律解释具有相似性，而和一般合同解释不同。
因此，本文所论合同解释以标准合同外的合同为讨论范围。
二、法官〔8〕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表现为合同解释中法官的权限，或者说是指法官依何种标准在多大限度内能够享有和行使合同解释权，一则为合同解释的目标，二则为合同漏洞的认定及补充，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对法官解释权的限制。
合同解释的目标理论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立法及学理上的认识均不一致，而司法判例也表现出其独特的处理风格。
这些分歧可分为两种见解的对立，即主观标准的意思说和客观标准的表示说。
大陆法系的意思说基本思想源自德国18世纪的理性学派，19世纪时在德国的法律行为学说中居支配地位〔9〕。
该理论认为，法律行为的实质本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它是“被视为产生、变更和消灭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因素，……意思是法律行为的核心”〔10〕法官在解释法律行为时应探求行为人在行为时的真正主观意思，“假定从订约时或订约后的各种客观情况去认定，只能证明一般人在该当事人等的地位或可有某种意思，而不能发现他们的真正意思”〔11〕。
该理论在《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得到典型表述：“解释合同时，应探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
在经济上奉行放任政策，政治上以自由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时代，西方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绝对贯彻，契约就是法律，而契约效力源于当事人自由意志，那么，法官在解释合同时便不能不从当事人订约时的主观去认定，否则就违背了探求真意的法定规则，带上了替当事人创造合同的色调，干预了合同自由，这在自由主义被奉为圣典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表示主义理论则是19世纪末德国民法学说争论的产物〔12〕，在20世纪居主流地位。
该理论主张，行为人内心意思“不必为意思表示之成立要件，而以外部表示之意思即足以成立，其是否有效则为有效要件问题”〔13〕。
故解释意思表示应从客观性立场出发。
更有人极端地提出要以“标准意思”或“客观意思理解”去“证实”外在事实的存在，被称为“绝对客观的表示主义”。
饶有趣味的是，《德国民法典》针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和合同解释采纳了不同标准。
该法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文词”，系采主观标准。
而第157条则说，“合同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为纯粹客观的标准。
“这样，在合同解释中法官的任务不再是解释意思，而是制定规范”〔14〕。
表示主义的兴盛与20世纪初以来，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原则的衰落不无关系，合同解释的目标也就从探求当事人真意向维护交易安全转移，法官在合同解释中权力的扩大正是这一转变的表现。
法官不再被动地去探求当事人究竟如何思想，而是主动地依一定标准去认定当事人应该如何考虑，即以一个合理人（reasonableman）的标准去为当事人在合同中设定权利义务，同时更经常地借诚实信用原则及交易安全的名义否定当事人的意愿，使其按它“本来应当”的形式去确定其内容。
英美法系学理上同样存在类似分歧。
有关当事人合意的理论认为，解释合同不是去探求当事人难以捉摸的内心意思，而应以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行为以一个“合理标准”（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确定合同内容，合意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行为，是从行动中推断出来的。
因此，判断当事人的合意，不是看他们说过什么，而是看他们做过什么〔15〕。
主观理论则认为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确定当事人所共同赋予合同文句的含义，“毫无疑问，在所有案件中，法院的目的都是要确定‘当事人的意图’，只要他们曾经共同具有这种意图”〔16〕法院在解释合同时，基本奉行的是将上述两种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即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图，又在这种意图不明时，依客观标准去判定合同内容。
从上述就两大法系关于合同解释目标认识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定解释目标的确定，既受制于合同法基本原则，又是一定价值选择的结果。
当合同自由原则兴盛时，当事人意思为合同法第一追求时，意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当合同自由原则走向衰落，法律以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合理期望的保护为价值取向时，表示主义受到提倡。
不能不注意的是，合同自由原则尽管在20世纪有衰落的迹象，但仍并未丧失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因此在解释合同时依当事人共同意愿是符合合同本质的，只要合同当事人意愿不违反强行法规定或公序良俗，法官只能依当事人意愿而不能在此意愿外另行确定合同的内容，这一点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莫不予以肯认。
也正因为如此，法官即使事实上在替当事人“创制合同”时，常常也假“当事人真意如此”之名，使其对合同的干预不致过份醒目。
现代社会交易的频繁与复杂决定了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为维护社会利益而限制个体意愿也就具有了正当性，客观的表示主义标准在合同解释中受到尊重即反映了这种需要，因而学者通常主张：在意思表示解释问题上应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以意思主义为补充〔17〕。
特别是随着标准合同大量涌现，依当事人共同意愿去确定合同内容失去了基础，客观标准在标准合同解释中更显得地位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