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发展与改革
赵学军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建立的，制度蓝本是苏联模式。但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又有许多创新。中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运用和平赎买、对资产阶级“双重改造”政策，采取分层产权变革方式，将私营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新建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脱离了当时生产力水平，脱离中国国情，制约了经济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认识上与理论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增强，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在探索公有制实现方式多样性的道路上，也迈出了决定性步伐，试用过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形式。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了新的理论与政策高度。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应寻求在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适度比重。
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源泉。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如，在宏观经济指导上，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相协调的理论，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安排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上，提出了“农轻重为序”理论；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在探索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方面，创新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中，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断寻求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处于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大会报告，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指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大会报告，第一次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仍然强调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从1956年底建立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至今，我国公有制经济已经走过60年。今天，我们讨论在深化改革中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应该回顾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来龙去脉。同时，我们看到，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我国积极探索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方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有制理论。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讨论如下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思想源于何方？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如何建立的？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如何变革的？我国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未来应如何发展？
一、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公有制理论
人类历史上，产权的初始状态是原始公有制，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归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共同体所有。1私有制产生后，建立在农业和小生产基础之上的局部范围内，仍然保留着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如，西欧在中世纪末期保留着可供领主、自由农、非自由农共同使用的公地，俄国存在着村社，英国伦敦费边派建立地方公社，中国乡村建立归全族人共有的“族田”、“学田”，等等。
作为意识形态，公有制思想历史久远。西方学者的“乌托邦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文献，对“公有制”作了最早的完整表述。他们批判私有制弊端，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建立财产社会化的制度。他们从某种平等观念出发，提出要以公有制加上教育制度来改造社会。2
“乌托邦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但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其局限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公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某种成熟阶段，公有制是必然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爆炸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
马克思指出，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5，这种公有制是“古代类型有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6建立公有制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7
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一种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理论被学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公有制理论。
（二）苏联模式的公有制理论
马克思创立公有制理论时还只是设想。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1参见刘家和、贺允清：《如何认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2期。也有学
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原始社会人类面对的是大自然，而大自然仅仅是自然本身，处于无主状态。见龚唯平：
《所有制范畴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章。
2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中译本，张兆麟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6页。参见杨春学：《所有制理论与经验的国际比较研究》（结项稿），第2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1-832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2页。
5《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444页。
6《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8页。
7《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8页。
义公有制经济。但指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并非马克思经典公有制理论，而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经济学家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解读与拓展后形成的公有制理论，被学术界称为传统公有制理论，或苏联模式公有制理论。这一公有制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形式。
苏联模式公有制理论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文献。恩格斯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不能立即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应当引导小农走合作社道路，把小农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8恩格斯提出的建立合作社所有制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突破了社会主义只有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理论模式，是经典公有制理论走向传统公有制理论的分水岭。9
列宁早期信奉马克思经典公有制理论。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实践中，列宁放弃了经典公有制理论，提出了合作制思想，遵从了恩格斯的合作社所有制理论。斯大林则是传统公有制理论的集大成者。斯大林提出了“产品——商品”论，认为占有国民经济相当份额的生产资料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只有生活消费品才是商品。他认为在苏联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这一部分生产资料就是公民所有制经济成份，而另一部分没有公有化的生产资料则是集体所有制成份。10斯大林提出在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关系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11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则将传统公有制理论表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相适应，有两种社会主义经济：（一）国营企业（工厂、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等等），（二）合作（集体）经济（集体农庄、工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企业）。”12
（三）中共领导人的公有制理论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人已经开始创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家所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深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影响。在如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上，他们的思想模版是苏联模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注意到了传统公有制理论的缺陷，1956年中共八大后，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因历史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苏联模式公有制理论。13
8《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0页。
9参见王珏主编：《现代公有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讨》，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10王珏主编：《现代公有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讨》，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0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1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4页。
13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求是理论网，
https://www.doczj.com/doc/2f10036470.html,/zl/llzz/mzdxjd2j/200906/t20090630_4053.htm；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白永秀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二、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
（一）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来源14
1．中国共产党政权建国前创办的各类公有企业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人民政权，创建了公有企业。
如金融方面，共产党政权曾经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银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等银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建立了30多家银行，最后融合为中国人民银行。
在贸易方面，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权曾创建了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等企业。解放战争时期，公营贸易公司迅速发展，如华北人民政府创办了华北贸易总公司，之后又组建了煤建、土产、粮食、百货、花纱布等11个专业贸易公司。另外，还创办了一些军工企业，如军械所、兵工厂、被服厂等等。
这些公营企业，成为当代中国公有经济的来源之一。
2．人民政府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
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接管了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门，接管了各类官僚资本企业，成为建立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基础。
在金融方面，人民政府接管了“四行两局一库”系统（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中央合作金库）、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2400多家银行，以及国民党官商合办的其他银行中的官股。
在工矿企业方面，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企业、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企业、官僚“商办”企业、“CC”系统的国民党党营企业、各省地方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这些企业共有2858个，职工129万人。其中，发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0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
在交通运输方面，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政府交通部所辖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共计有铁路20000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47000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20多万吨。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
在商业方面，人民政府接管了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杨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贸易公司。15
数量众多规模不大的地方国营企业，也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建立起来的。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1949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在金融、现代工业、交通运输、外贸等领域已经居于主导地位。16
3．苏联等国移交、转让的企业
14袁恩桢认为，中国国有经济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形成：一是没收国民党政府系统的官僚资本企业；二是通过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逐步接收的1000多家外资企业；三是将大批民营企业改造为国有企业；四是历年新建的国有企业。笔者认为他遗漏了新中国建立前共产党政权创办的企业。见袁恩桢：《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艰难探索——中国经济发展60年的一条主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武力等人也探讨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来源，见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15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6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陆续移交大连的财产。1952年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无偿移交给中国。另外，不少外资企业被中国政府征用或自愿转让给中国政府，如美孚石油公司、上海美商电力公司、开滦煤矿、颐中烟草公司等企业，大约有1000家。
4．私营经济改造为公有制经济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其转变为公有制经济。详见下文。
5．新建的国有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一五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业项目为核心、限额以上921个项目为重点，完成基建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亿元。17此后，人民政府持续不断新建、扩建国有企业，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新建国有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
（二）私营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1．资本主义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1）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来源
在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路径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没收是“剥夺剥夺者”的唯一途径。1948年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18
十月革命后，在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赎买思想。列宁认为，必须把赎买办法和镇压办法结合起来，把赎买办法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来利用。他曾设想通过租让、租借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列宁的和平赎买政策没有得到实施。俄国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赎买，强烈反抗，最终被政府消灭。苏联政府暴力剥夺了资本家的企业，将资产阶级扫地出门、流放，甚至肉体上消灭。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苏为师。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过，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它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194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的讲话，提出“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加明确了新民主主义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人民政府施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如何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尽管苏联已经树立了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样板，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赎买”与“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道路。
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而如何和平地将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做出了重要贡献。
17参见董志凯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45页；刘仲藜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8《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4-315页。
19《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11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董志凯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1953年春，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南京、济南等城市考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公私合营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李维汉还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双重改造”的方法：“把对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结合起来，以企业为基地，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20
李维汉的报告揭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行的路径。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会面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过渡时期总任务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政策。1953年之前，“改造”政策主要内容是指对私营企业改组、合并、调整、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改造”政策便有了消灭私营资本主义的深层涵义，要通过“和平赎买”将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赎买”不是一笔交易，不是单纯购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项坚定的阶级政策，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战略方针，赎买的实质就是：无产者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劳动生产时，也为资本家提供一份利润。21（3）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是改造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路径，其初级形式是国家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高级形成是公私合营。1949到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由193家增加到997家。1953年国家确定通过公私合营消灭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迅速增长，1955年达到1746家。221955年出现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底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4）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操作方式——实行分层产权变革
从产权理论来看，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分层实现产权变革的。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财产所有权”是一组权利的结合体，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索取权等权利。衍生于所有权的占有权、使用权和一定的支配权能够分离出来，结合在一起后，形成了独立于所有权的另一种产权，即经营权。这样，出资者拥有的产权为“原始产权”，企业作为非自然人的“法人主体”，由管理层经营，其行使的独立经营权就是“法人产权”或“委托产权”。在经济史上，当现代企业制度兴起后，企业的产权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状态，企业组织演化为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二位一体”的产权结构。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政府充分利用利用企业的双层产权结构特征，以产权交易主体的身份进入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了“法人产权”与“原始产权”的分层变革，从而实现了私营企业产权的根本性变革。
20杨波：《李维汉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的杰出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1吴承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经济研究》，1981年第7期。
22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