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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内容提要]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
我国证据制度尚存在着许多缺陷，既不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也不适应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
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宏观及微观两方面分析，就如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问题提出设想。
[关键词] 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宏观层次，微观层次，立法完善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其基本涵义是指关于证据概念，种类及运用证据之规则的总和。
证据制度具体体现在各类诉讼法典和其他法律之中，包括证据的分类制度，证据的收集、查证、认证及证据保全等制度。
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证据制度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
通过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则，明确应受追诉者，保护无辜者。
因此，完善证据制度对于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证据制度决定着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
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关键在于其程序制度能否有效地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
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核心必然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
因此，要较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即诉讼最终结果必须以先进的证据制度为保障。
由此可见，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最终决定于该国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在国外，证据制度作为诉讼法的一项基础制度，广受关注。
相较而言，我国的证据立法尚不完善，证据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步阶段。
我国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其主要内容是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逐步转变，公民的权利观念日趋增强，尤其是我国庭审方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已不适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不足与优化对策一、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现状与反思（一）被告答辩义务的不明确及答辩失权的缺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在答辩期满前被告应当提出书面答辩，答辩内容是对原告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反驳意见。
该条规定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对于答辩的性质，有三种观点：答辩只是被告的诉讼义务；答辩只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以及答辩既是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又是其一项诉讼权利。
法律对此并未明确进行说明，主流观点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
依据的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的规定，根据该条，原告起诉被告后，人民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在收到被告答辩状后，应在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
但是如果被告在此期间不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因此，被告提不提交答辩状是其自主决定的，可以由其自由选择，不提交答辩状也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从这一方面讲，答辩单纯就是被告的诉讼权利。
诚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及依据和理由进行答辩，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也可以选择不答辩，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又会造成一些困境。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反驳观点，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对方突然袭击，原告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辩论，对原告权利是一大损害，而且也拖延了诉讼的进程，严重影响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第二，我国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是指被告如果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提交答辩状的，那么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就丧失了再进行答辩的权利。
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被告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15日内没有提交答辩状的，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仍然可以继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反驳，据此，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对被告没有任何后果。
实践中被告往往不提交答辩状，而原告又必须要提交起诉状，显然地将导致诉讼地位不平等。
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缺陷与对策探讨（深蓝所戈运龙任兵）[摘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共同诉讼可以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根据外国立法和理论，必要的共同诉讼又可以分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并没有体现。
在我国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解决途径，但是问题仍然很明显，由此在实践中出现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本文就当前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发展做一个客观的表述，和外国的制度构建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从而找出值得借鉴的地方，并提出笔者在此制度的缺陷弥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共同必要诉讼有利说共同诉讼制度是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它针对的是当事人双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我国民事立法在该制度的探讨和适用方面，在近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凸显出了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结构，也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在法院的判决中，往往出现一些随意的处理方法。
这些处理方法中虽不乏有一些好的做法，但也有许多处理方法造成了诉讼迟延和公共诉讼人的讼累。
①针对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需要对外国的先进理论和制度加以吸收改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解决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矛盾。
一、必要共同诉讼概述（一）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个，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形式。
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种，它特定在诉讼标的是同一个，具有同种标的的当事人，同时人民法院对于这样的案件必须要合并审理并作出相同的判决。
（二）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共同构成共同诉讼，两者都要求案件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人数上要多于两人，但是两者具有显著的区别：第一，必要共同诉讼的标的是同一个，而普通共同诉讼的标的是同一种类，这个区别也是人民法院在合并案件时判断的标准；第二，必要共同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合并并作出同样的判决，不必经当事人同意，而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并经过本院的认可才需要对案件进行合并并作出同样的判决。
人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问题分析：人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者和负责者，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然而，人大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并加以解决。
1.1 缺乏议案、提案的广泛参与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代言人，应当充分发挥代表性、倡导性和民主性。
然而，在现实中，有些人大代表没有真正履行其代表职责，无法深入基层调研，缺乏与选民的有效沟通和联系，导致议案、提案中缺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
1.2 代表议事能力有待提高中国人大代表基数庞大，包括各行各业的代表。
然而，由于代表人数众多，代表之间的议事压力较大，导致部分代表在提案立法和决策过程中缺乏充分的专业知识支持和全面的信息掌握，影响了其发挥代表职能的能力。
1.3 监督机制不健全人大作为国家的监督机构，其职能之一是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
然而，在现实中，人大的监督机制存在不健全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人大代表的监督力度不够，难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人大在监督过程中缺乏专业人士参与，从而导致监督结果的准确性和实效性不高。
1.4 调研力度和效果欠佳人大代表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以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问题。
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代表对于调研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调研，没有深入到实际问题的核心，这就导致了代表提出的议案、提案不够切实可行，并且不能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
1.5 反腐败工作亟待加强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人大的职责所在。
然而，一些人大代表卷入了腐败行为，甚至出现了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等违法乱纪现象。
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人大形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也丧失了大会代表的基本信任。
二、改进措施：解决人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1 加强代表培训与管理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选出的代表，因此，加强代表培训和管理是解决人大工作问题的关键。
我国消费者诉讼模式的国外经验借鉴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群体性纠纷大量出现，许多国家都探索出很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诉讼制度，这也给我国的消费者诉讼带来很多启示。
文章首先在第一部分以我国的消费者诉讼现状作为背景，得出了我国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在第二部分就阐述了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的经验，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消费者诉讼；模式；国外经验；借鉴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84-02一、我国消费者诉讼现状分析(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不足我国在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是从十余年实施情况来看，代表人诉讼在解决消费者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很好的的功效。
有学者指出，由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少、适用范围窄、诉讼程序不完备、法律授权不合理等原因，成为制约该制度发挥作用的阻碍因素。
由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实践经验少，在立法和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规定，且该制度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没有与时俱进，难免会出现许不能满足消费者公益诉讼要求的局面。
因此，消费者无法通过代表人诉讼制度改善自身在纠纷诉讼中弱势的不利局面。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的功能有限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消费者协会有支持消费者起诉的职责。
由于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支持起诉的方式也很有限，并且对消费者寻求消费者协会的支持起诉规定了繁琐的程序，经常是消费者在求助之路上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放弃求助。
所以，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的功能，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诉讼中的实际需要，如何在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制度之外建立其他的消费者诉讼制度，拓宽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之路就尤为重要，这也是借鉴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的必要性所在。
（三）消费者个人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因违法行为遭受直接损害的消费者本人。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困境及优化途径摘要：立案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之后认为原告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从而受理原告起诉的诉讼制度。
立案的目的是为了正式启动民事诉讼程序，使案件进入诉讼系属状态。
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却不利于合理启动民事诉讼程序，从而不能较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而且现行《民事诉讼法》在原告起诉与被告答辩之间强行设置了法院审查程序以阻止一部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诉将被告拖入讼累之中，但是这种审查程序从法理角度看既不符合诉讼的公正价值，也不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我国的立案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的起诉和受理一节，本文试图通过对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制度进行剖析，分析目前立案制度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一些改良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立案制度一、当前立案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一）起诉条件设置较高，不利于保障原告之诉权现行民事诉讼法将起诉条件设置的过高，这是考虑到当下“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的工作报告显示，全省法官年人均结案157件，其中399名法官年人均结案超过300件，特别是在法院员额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每年都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
立法者正是基于此设置了较高的起诉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起诉的积极条件既有形式审查要件，又有实质审查要件。
《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要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问题在于其中的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是无法通过形式审查就做出判断的，必须通过实质审查以及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辩论来认定。
大陆法系国家将第一项及第四项称之为诉讼要件或者实体判决要件，即受诉法院对案件实体争议有权作出判决的前提条件。
而实质意义上的立案登记制则要求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并交纳诉讼费用，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从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论我国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当今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是多元化的，包括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
ADR是在国际上新兴起的在司法程序内快速的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世界上非常普遍并且独立存在于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外，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多年以来，我国一直都在大力的建设杜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形成比较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
此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则虻得尤为重要了，因此本文将对ADR机制的概念、特点及主要模式进行研究而，着重介绍HI:界上其他国家关于ADR机制的先进经验和优秀的制度，以期对构建具有屮W特色的ADR机制有所借鉴。
1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概述1.1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以及兴起原因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称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外纠纷解决机制”，是多种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汉译，故常常称为ADR,即缩写。
这个概念最初时源于美国，原来的意思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方式，现引中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争端解决程序机制的总称。
起初ADR 在产生时与法院进行的诉讼并没有任何的关系，直到20阯纪70年代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里把仲裁和调解等第三人解决纠纷的方式制度引入了法院，从而大大的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效率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
另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是与其的优势分不开的。
从法律角度来讲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机制的一种补充，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
争议解决的成本更加的低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并且可以按照自匕的意愿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可以使得纠纷双方在和谐平静的氛围下协商谈判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0的。
这也是诉讼程序所不具有的优势，所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广泛兴起，并且不断地被完善不断地发展。
2014年21期总第760期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内涵股东代表诉讼指的是当公司利益被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时，而公司没有及时给予救济，符合《公司法》中规定的中小股东就可以浮出水面，用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源于英国衡平法，又称为派生诉讼、股东代为诉讼，其理论内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演变成现如今的内容。
具体来说，在一个成立的公司中，股东是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
在一个正常的公司运作中，股东是以股东（大）会的会议形式对公司的管理和运作进行宏观的指导作用，而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关，一些具体的事务都是由董事、经理、监事和其他相关人来操作的。
这在实际情况中，也就常常会出现董事、经理、监事和其他相关人的行为不当而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股东就需要“浮出水面”，来干涉董事等人的行为。
这就是股东代表诉讼。
二、《公司法》中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的现状《公司法》151条确定了股东代表诉讼中制度的内涵，包括提起诉讼的原因，诉讼当事人的安排，前置程序问题等等。
1.提起诉讼的原因提起该诉讼的原因主要是指该股东所在的公司的合法利益和权益受到直接和间接地损害。
这在司法实践当中表现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2.诉讼当事人（1）原告。
我国《公司法》明确了两类提起该诉讼的原告，具有一定的条件。
第一种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告，没有其他限制性要求，只要是该公司正常的股东就可以担任原告提起诉讼；另外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该原告就需要满足公司法中规定的硬性条件，具体的是指在一个公司中，该股东要持续180日或者180日以上拥有公司股份，这在理论上来说，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是一位，也可以是两位、三位，甚至是数位，但是只要满足上述规定就可以作为原告。
（2）被告。
我国《公司法》也规定了提起该诉讼的被告，主要是指该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第三人在正常的公司管理或者公司活动中对公司造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害。
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缺陷一、本文概述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集体诉讼形式，旨在维护众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却暴露出诸多设计缺陷，严重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
本文将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其内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本文将简要介绍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和法律规定，本文将揭示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实践中遭遇的主要问题，如代表人的选定机制、诉讼权利的行使、判决效力的扩张等。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立法实践，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本理论代表人诉讼制度，又称为群体诉讼或集团诉讼，是现代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具有共同或同类利益的众多当事人提起诉讼，判决结果对全体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的平衡追求，以及避免对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中审理具有共同或同类利益的大量纠纷，避免了因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反复起诉导致的司法资源浪费。
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法院能够一次性解决大量同类纠纷，提高了司法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从诉讼公正的角度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中审理，确保了法院对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作出统一的法律判断。
这避免了因多次审理可能导致的相互矛盾的判决结果，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代表人诉讼制度还赋予了被代表人以程序参与权，通过代表人进行诉讼行为，确保了被代表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然而，尽管代表人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诸多优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
例如，如何确定合适的代表人、如何保障被代表人的程序参与权、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也关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浅谈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作者：蓝钦如发布时间：2008-12-24 16:23:02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不佳的原因分析目前我国的群体性纠纷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启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代表人诉讼程序的有效启动和运行。
（一）代表人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设计一个法律制度，不仅要在法理上有依据，同时还要在实践上有基础。
如果一个法律制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哪怕在法理上再自圆其说也是起到摆设作用。
代表人诉讼制度被闲置起来的症结之一就是其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体诉讼。
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第54条是参照了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而民事诉讼第55条是借鉴了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似乎是集大成者。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在引进、改造过程中把一些重要的技术环节进行了删除、变更，以致原有的制度在我国不能开花结果。
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是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数人中选定其中一人或数人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而其他共同利益人则脱离诉讼，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仅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而我国民事诉讼第54条的规定，所有的共同利益人都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并不因推选了代表人而脱离诉讼，只是在诉讼中委托代表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表面看起来，这是尽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但这些改造出来的“优点”似乎抹杀了代表人原有的优势。
设立代表人的本意是把众多当事人打包成一个简单的文件——代表人，与被告对簿公堂，以便还原成一对一的传统诉讼模式。
如果把众多的利益人列为当事人，就会出现个别积极分子要求参加诉讼，同时也会出现个别顽固分子坚持己见抗争到底。
这样一来，诉讼程序就会变得非常紊乱，甚至还要掀开已被程序贴上封条的先前诉讼活动。
美国集团诉讼的集团成员采用退出制，即“除非明确表示退出（opt out），否则那些被‘牵头原告’(leading plaintiff)声称所代表的人将被视为是原告集团的一员。
”[1]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的把潜在的利益者拉进来，使得诉讼规模达到空前的扩张。
设计出退出制，为美国集团诉讼解决大规模的集团性侵害提供了可能。
因为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成千上万的利益者，是无法推选出代表人来，只有通过退出制这种方式方可以使美国集团诉讼得到有效的启动。
而我国民事诉讼第55条的规定，“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代表人脱离实际情况，要让这样大规模的缺乏联系的当事人群体来完成选定、授权等一列诉讼行为，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从表面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第55条的规定，是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试图克服“退出制”所衍生出来的弊端，但我们所谓的改造，犹如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有点本末倒置。
（二）立法规定的过于粗疏，不宜技术层面的操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当事人章节里面，而没有作为特殊程序处理，在立法的结构上显得有点粗疏。
两个条文，是解决不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细节问题。
虽然技术层面的细节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予以澄清，但如果立法时其制度框架本身没有搭好，最高院有时也是难以落实立法的精神内核。
有些看似细节问题，其实是整个立法理念问题。
代表人诉讼，并不是共同诉讼的简单的延伸，两者之间有性质上的区别。
代表人诉讼作为群体诉讼的重要形式，是为解决诉讼容量的瓶颈问题，是把大规模的当事人转化为一个两个当事人，起到“转化器的消音效果”，同时该制度的一个程序的缺失或者细微差错，反过来，也会起到“转化器的增音效果”。
因此代表人诉讼应该设计得非常精细，以至于每个细节问题，都会影响到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际效果。
就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少一个螺丝都会将导致整个流水线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
笔者认为，下列几个问题都应该作出具体规定：1、管辖权问题。
比如侵权案件是由被告所在地和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往往是集团性大企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从方便诉讼来看，有些地域性所发生的侵权案件，向集团总公司的分支机构的法院起诉反而更为方便。
侵权行为地也会因其集团性侵害之特点，遍布全国，此时如何确定法院管辖呢？2、判决书形式问题。
是合一判决还是分别判决？被代表人对法院判决意见不一致时，是否准许持不同意见者上诉？[2]我国代表人诉讼在推选代表人后被代表人仍然是案件的当事人，如果不准许上诉，则于法无据；如果准许上诉，则可能使得代表人诉讼更难操作，甚至出现有悖于代表人诉讼所追求的法律适用同一性的价值。
3、代表人问题。
代表人的选任条件和原则、代表人的报酬和约束、代表人与当事人的关系等等问题，在法律上都是一片空白。
不管什么形式的群体诉讼，其都是围绕代表人进行设计的，都是以此为中心把各个环节拼凑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此，构建群体诉讼过程中，如果不重视规范代表人，或者规定的非常粗疏的，好像天生就注定不太可能有顽强的生命力。
（三）对代表人缺乏一种激励机制在实践中大量的群体性纠纷，往往发生在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屋拆迁安置、劳动合同、土地承包等领域，而这些纠纷都是涉及当事人的重大权利，甚至是生存权问题，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消费领域呢？从各国立法经验来看，设立群体诉讼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发生在消费领域里“小额多数权利”如何进行救济。
由于这些权利涉及的单个利益很小，且主体分布很广，很少人会揭竿而起，故被称之为“易腐权利”[3]。
正因为这些权利有这样的特性，更需要借助群体诉讼对其进行救济。
但如何激发代表人带头起诉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授予特定权力。
比如日本、德国的做法，就是赋予代表人一定的公权力，使其代表诉讼成为一种职责，不得怠慢。
如日本设“私法司法长官”来推进诉讼程序；德国法律规定团体组织有权代表其成员起诉或应诉。
另一种是给予高额的利益回报。
特别是美国集团诉讼，因为可以从中获得高额的律师费，许多优秀的律师就专门从事此业，他们似乎成了天上的雄鹰，到处搜索着一些大公司有没有存在集团性侵害事件。
其实，我国代表人通常基于个人道义来为“易腐权利”进行斗争，并不是基于制度保障启动代表人诉讼。
当然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赋予代表人获得较高回报，也是必需的。
因为这样，可以激励他们用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代表人诉讼中来，同时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追究代表人失职责任。
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一）取消代表人诉讼的分类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分类，有很多种。
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和群体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必要的代表人诉讼和普通的代表人诉讼；其中普通的代表人诉讼，还可以分为加入制和退出制两种。
[4]笔者认为，这种分类主要是源自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54条和第55条的立法规定。
一般认为，该三个条文分别对应着共同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制度（在学理上一般也归类到表人诉讼制度）。
关于代表人诉讼与共同诉讼之间关系，笔者倾向性认为存在着质的区别。
反问道，如果没有质的区别，何以另设制度呢？论证的理由很多，笔者仅从诉讼容量角度进行分析。
如果不考虑诉讼效率，只考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设立代表人进行诉讼并无益处，因为代表人总比不上自己更加用心争取权利。
代表人诉讼是解决庞大的诉讼容量问题，不得已才设立代表人进行诉讼，也就是说，如果不设立代表人，诉讼活动无法进行，但共同诉讼就压根不存在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有关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和群体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分类，是混淆了代表人诉讼与共同诉讼之间的质的区别。
同样有关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分类，因为权利人通过登记程序，其人数最终依然确定下来，其分类已无实质意义。
至于必要的代表人诉讼和普通的代表人诉讼分类，如果放在整个多元化解决群体纠纷的诉讼机制里，有积极意义。
比如对必要的代表人诉讼，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或团体诉讼更利于解决群体性纠纷。
如果放在代表人诉讼领域，这种分类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两者在适用条件、操作程序、法律效果等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区别。
笔者主张，取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因为这条在实践中实际上以被另一种群体诉讼模式“分案受理，合并或分组审理”，即系列案诉讼所代替，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适用对象主要限制在损害赔偿领域，也就是说主要是解决“小额多数权利的救济”，向美国集团诉讼发展方向发展。
（二）管辖权问题1、建立听证制度。
法院要介入解决群体性纠纷，应该持慎重态度。
这不只是关乎法院自身是否有足够权威问题，更要考虑到启动代表人诉讼程序后，对被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比如，被告破产是否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他解决途经是否更为适宜；原告有否滥诉行为等问题，在立案之前都需要作出评价。
法院在作出评价之前，最好的办法是倾听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在立案之前，建立听证制度的意义：其一，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
原告会考虑这样一种诉讼利益：如果达不成和解，法院届时不立案，前期准备的工作、投入的诉讼成本可能会付诸东流；被告会考虑这样一种诉讼后果：如果达不成和解，法院届时立案后，砍下来的不是牛刀、而是一把屠龙刀。
其二，留给法院比较大的回旋余地。
如果立案后，发现一些不妥当问题，驳回起诉所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不予受理。
实际上，法院可以利用双方的上述心态，更易促使他们达成和解。
其三，制衡滥诉，是保护集团利益的重要程序。
集团如果考虑到自己责任难逃，理性的选择就是与对方和解；如果发现自己是滥诉的受害者，将会全力收集证据、提供理由，进行抗辩。
把阻击战打响在最前沿，至少给集团赢得了时间上的利益。
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其实就是听证时间问题，笔者认为最多不能长于一个月，当然双方和解时间则另当别论。
2、建立层次性的地域管辖。
群体性纠纷尽管发生在各个领域，但大致可以分两种类型：制止侵害的继续发生；要求损害赔偿。
对前一个问题，笔者主张通过公益诉讼或团体诉讼解决，故在此不予赘述。
对损害赔偿问题，如何理解地域管辖呢？集团性侵害案件，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往往跟随其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这种连结点的发散性，就会出现管辖权的确定性受到冲击。
笔者主张，代表人诉讼需要建立一种层次性的地域管辖，也就是说，被告住所地管辖应该是第一顺序，侵权行为地管辖是第二顺序。
将地域管辖权由选择性变为层次性，弥补了管辖权出现遍地开花的发散性后果，同时有利于保护被告避遭四处打击。
但这样也会造成不利原告起诉的后果，因此也有必要作出一点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