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2024 年第 2 期第 64 卷（总 308 期）No.2 2024Vol.64 General No.308方法论还是本体论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朱海坤摘要：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
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
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
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
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
关键词：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方法论阐释学； 本体论阐释学； 中国阐释学DOI ：10.13471/ki.jsysusse.2024.02.009一、问题的提出西方现代阐释学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
第一次是从局部阐释学到一般阐释学，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将《圣经》阐释传统发展为面向所有文本的普遍的理解方法论，旨在正确理解文本中的作者原意。
第二次是从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阐释学，20世纪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完成了阐释学的本体论变革，把理解看作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肯定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领悟。
方法论和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也是彼此对立的两种形态，呈现为一种清晰的两极化：“一边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传统，其拥护者们将诠释学视为奠定诠释的方法论原则之普遍性的主干部分。
而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们，则将诠释学看作对于所有的理解之特征和必要条件的一种哲学探索。
”①如何处理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关系，成为当代阐释学研究与理论建构绕不开的问题。
弗里曼·提尔登及其诠释思想探究：一个亟待再认识的重要领域HIS HERMENEUTICS:AN IMPORTANT FIELD THAT NEEDS TO BE RE-RECOGNIZED 杨 勇 王大鹏 王明慧 张瀛丹 弗里曼•提尔登（Freeman Tilden）享有“解说之父”[1]“环境解说之父”“现代阐释之父”[2]“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顾问”等诸多光环。
以弗里曼•提尔登作为全文检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可以检索到240余篇中文文献，主要论及弗里曼对interpretation（中文译法不一，如解说、阐释、诠释等）的定义，尤其是其六项基本原则。
然而，弗里曼的生平信息却为空白，导致国人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产生了不少误解。
基于对弗里曼的诠释思想和生平的追踪，本文“诠释”这一术语经常以“传播”“普及”“展示”和“公众教育”替代使用，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关注。
生平空白、易被国人误解的弗里曼·提尔登，系遗产诠释领域的先驱，其诠释思想不只是交流事实信息的解释（说明），更重要的是揭示意义和关系的阐释。
弗里曼对遗产诠释的卓越贡献和孜孜不倦的个人魅力等因素，导致其被误认为“诠释之父”。
诠释学一词虽然缺席，其代表作仍不乏诠释学家的相关思想。
新时期我国科普事业的创新发展，亟待深入研究和引进以弗里曼为代表的诠释思想理念及相关诠释实践。
杨 勇 ｜ 弗里曼·提尔登及其诠释思想探究：一个亟待再认识的重要领域科技视界 ｜ 科普论坛重点探讨弗里曼的诠释思想是关于解释/解说还是阐释/诠释，弗里曼是否是解说（或诠释）之父，其跟 伽达默尔等哲学家及其诠释学是否存在交集等问题，以及对我国科普工作是否存在启示作用。
1.弗里曼的interpretation 是 否是“解说”？（1）解释、诠释、阐释中文辨析中国学者对interpretation 的翻译不尽相同：台湾学者多将其译为“解说”或“诠释”，大陆旅游学界及一些环境学者也将其译为“解说”[3]，其他译法还有诠释、阐释、展陈或展示等。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及其启示摘要：朱熹是新儒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解经史上重要的学者，他在解经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方法论，包括语言诠释、体验诠释和躬行诠释。
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经典有着重要启示，高校学生在阅读经典时应注意尊重文本的客观性、发挥主观性并且勇于实践。
关键词：朱熹;经典;诠释;大学生;方法论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67-02 朱熹不仅是著名的儒学集大成者和理学家，他的解经思想更是让后人十分赞叹，对后世学者解经有着巨大影响。
著名西方诠释学研究专家潘德荣非常赞赏朱熹的诠释思想，认为他在中国诠释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施莱尔马赫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朱熹在谈到读书方法的时候涉及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他说：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
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
（《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在这里，朱熹实际上表明了三种经典诠释方法，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是对文本的语言诠释，其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本意;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则是对文本的体验诠释和躬行诠释，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义理。
一、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论（一）唯本文本意是求语言诠释宋朝初期的文人学士多用义理去解读经典，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弊端，有学者为了彰显新意，不顾儒学经典之本意，仅凭己意解说。
朱熹针对此种现象指出：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在这里，朱熹实际上表明了三种经典诠释方法，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是对文本的语言诠释，其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本意; 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则是对文本的体验诠释和躬行诠释，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义理。
潘德荣：诠释的创造性与“创造的诠释学”自施莱尔马赫奠定现代诠释学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
如今，这股思潮突破语言的界线，延伸到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
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率先对此作出了回应，而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建立的“创造的诠释学”尤为引人注目。
它虽发端于释老之学，然又融会了西方哲学的诠释方法论，在诠释学方法规则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建树。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融合中、西思想的诠释学形态。
其宗旨是构建一个诠释的方法论规则体系，以现代化地重建传统哲学。
诠释的创造性与“创造的诠释学”《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一、“误读”的诠释学意蕴“误读”(misreading)在创造的诠释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诠释学中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即误解（Miβverstand）。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看法，正是因为在阅读中会产生误解，才需要诠释学。
因此，他将诠释学的目标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
参见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与批判》（Hermeneutik und Kritik），Frankfurt a.M.，Suhrkamp 出版社，1977年，第92页及以下。
[ZW)〗如此，误解就是阅读过程中的一个消极因素，诠释学的种种方法，都旨在清除误解。
傅伟勋提出的“误读”概念，在形式上看与“误解”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有悖于作者原意的理解。
不同的是，傅伟勋的“误读”乃是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它是主体有意识的行为。
读者凭借它来引申出作品的新的意义。
“误解”是必须清除的，而“误读”则属于意义之创造的生产性环节。
它构成了创造的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傅伟勋的学说，虽旨在谋求中国儒、道、佛三家的圆融会通，然从整体上看，由于他多年来深受禅宗熏陶，其基本出发点是释、道。
他基本立场是：以禅宗哲理为核心的大乘佛学作为线索，解决东西方新性论模型的综合课题。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348～349。
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４２卷 １月号学术月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Ｊａｎ．，２０１０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信息综览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哲 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杨学功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各自的特点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体现为认识论、价值论研究，马哲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９０年代体现为部门哲学研究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近十年来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当代形态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韩庆祥等提出，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之中，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十分明显，但研究重点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
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已经初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图景”。
梁树发等学者分别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到某种程度上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对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形态的承认，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与发展。
马俊峰和李德顺认为，价值哲学研究是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人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
价值哲学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哲学体系创新和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更新意义重大。
主要参考文章：①杨学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３０年》，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９－０１－２０；②梁树发、李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与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９（４）；③梁树发、黄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谈起》，载《学术研究》，２００９（４）；④韩庆祥、张艳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图景”———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９（４）；⑤马俊峰、李德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觉醒———国内价值哲学研究三十年述评》，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９（３）。
第36卷第3期Vol.36№.3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Soc.Sci.)2008年5月May2008朱熹的知识论诠释学和陆九渊的实践论诠释学3彭启福(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关键词:中国古代诠释学;宋明理学;知识论诠释学;实践论诠释学摘 要:朱熹理学把理解的目标规定为“穷理”,而“格物”和“读书”这两种外求的方式,“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解方法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知先行后”说更是把理解限定在知识论范围。
朱熹理解理论的视野是属于知识论诠释学的;陆九渊心学则转向了“发明本心”以“穷理”的思路,内求成为“明理”的关键,“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理解方法成为达成“明理”这一理解目标的重要保证,“知行合一”说凸显了理解中的实践智慧。
陆九渊意义上的“明理”具有了实践论的意味,其理解理论的视野是实践论诠释学的。
中图分类号:B089.2;B244.7;B2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8)03027806 Zhu Xi’s Epistemological H ermeneutics and Lu Jiuyu an’s Practical H ermeneuticsPEN G Qi f u(S chool of Politics and L aw,A nhui N ormal Universit y,W uhu A nhui241000,China) K ey w ords:ancient Chinese hermeneutics;neo Conf 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epistemological hermeneutics;practical hermeneutics.Abstract:Zhu Xi’s philosophy holds that the essential task of understanding is to exhaustively pursue princi2 ple while investigating things and reading books are two external principles pursuing,researching“from specific to general”as perfect methods.Zhu Xi’assertion of that knowledge precedes practice shows that un2 derstanding is only considered epistemologically.ZHU Xi’s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elongs to epistemologi2 cal hermeneutics.But L u Jiuyuan’s philosophy of mind turns to another way that to develop and enlighten one’s original mind is the inner key to understand principle,and researching“from general to specific”is the important method which can ensure one to arrive at his aim of understanding.The theory about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tresses on 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L u Ji2 uyuan’s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shows its visual field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宋明理学是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戏剧之家》2018年第25期 总第289期225文化天地网络新词“欧了”的诠释学分析李雪娇（牡丹江师范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在现代社会，网络语言迅猛发展，大量网络新词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言语交流的重要组成成分。
网络新词或因谐音而产生、或因别国文化而产生、或因新科技新事物而产生。
产生网络新词的原因很多，但是，不论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来探究其存在的本质。
本文尝试从诠释学视角对网络新词“欧了”进行分析，探讨其产生及存在的哲学基础。
一、“欧了”的出现对于“欧了”这一新兴词汇的产生，存在几个不同版本的解释。
第一，“欧了”属于网络语言，源于英文单词“over （完毕）” ，意思是“OK、完毕、做完、完成”；第二，二人转笑星小沈阳在表演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后被经常使用，也可以打成“哦了”，意思是“OK 、好的、可以、没问题”；第三，来源于葛优的喜剧《没完没了》,笑星葛优的台词,本来是“OK”,但是到葛优的嘴里简化成了“欧了”,带来喜剧效果,从此便流行起来了，表示“成功了,行了,搞定了”。
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但彼此强调的重点不同。
第一种解释认为“欧了”源于英文单词“over”。
根据第二种解释，“欧了”似乎是“哦了”的谐音变体，表明“了解，好的”的意思。
根据第三种解释，“欧了”源于英文单词“OK”，就英文词源而言与第一种解释相互矛盾。
本文倾向于第三种解释，认为“欧了”源于“OK”，正如hip-hop“i say：欧不欧？u say：欧了！”中将“欧”和“欧了”替换为OK后意义是通顺的，但若换成其他的两种“over”和“哦了”则不通顺。
因此，有理由认为“欧了”来源于“OK”,表“好的”之意。
二、应用范围作为一个流行的网络新词，“欧了”经常出现在网络对话中，且其使用与交际双方的关系、交际者所想表达的意义和态度以及使用者自身的特点有关。
一般来说，年轻男性用这一网络词汇较多，表达出一种亲密、豁达的态度，表明言说者欣然同意，使得聊天氛围轻松愉悦。
德行诠释学建构的辨与思——潘德荣教授学术访谈录
潘德荣;戴兆国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52)3
【摘要】潘德荣教授提出的德行诠释学展示了哲学诠释学理论当代发展的多重理论面向。
概括起来看,自然与精神、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诠释、理解与德行、本体与生命之间的辨与思集中体现了德行诠释学建构过程中的思维理路。
【总页数】9页(P1-9)
【作者】潘德荣;戴兆国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89.2
【相关文献】
1.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2.作为技艺的体育社会学:我的学思历程
——约瑟夫·马奎尔教授学术访谈录3.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我的学术之路——张德禄教授访谈录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潘德荣的《西方诠释学史》5.康有为《春秋》新解与经典诠释的新视角——黄开国教授、宋德华教授访谈录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潘德荣[1]
作者机构： [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物刊名： 天津社会科学
页码： 32-35页
主题词： 理解;误解;诠释学
摘要：要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
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
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
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作者： 潘德荣
作者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出版物刊名： 中国社会科学
页码： 56-66页
主题词： 诠释方法;句法;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理;语言解释;心法
摘要：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的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
“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
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
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
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崔学荣教授
素问
【期刊名称】《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9)006
【摘要】崔学荣，女，1967年出生，山东莱阳人，致公党员。
1989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2002年获首都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学位，2010年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2008年被聘为鲁东大学教授。
现为鲁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硕士生合作导师，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总页数】1页(PF0002-F0002)
【作者】素问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5
【相关文献】
1.从审美关系看人生美学——对朱志荣教授人生美学的解读和再思 [J], 戴勇
2.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J], 潘德荣;孙义文
3.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J], 彭兆荣;邹赞;张玉霞
4.崔学教教授治疗2型糖尿病型阳痿的方药规律研究 [J], 张辉;刘鸿;王辉;陈铭;蒙
浩;冯楚辉;童文婷
5.崔学教教授治疗射精无力经验 [J], 邓明霞;蔡润钿;姚睿智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潘德荣孙义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2－0037－05潘德荣（1951—），德国鲁尔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瑞士Lu-zern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所长。
长期以来从事西方哲学与诠释学的教学与研究，对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及其本体论基础有深入的探讨，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国诠释传统的构建问题。
孙义文（198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比较。
一、诠释学在中国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
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
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任意、荒诞地解说文本，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并用“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样的话语作为自己回应批评的武器。
这种随意性解说不免最终走向相对主义，您认为诠释学是否应该为此负责？潘德荣：我认为造成如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以为“诠释学”只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这一条进路，而没有认识西方诠释学的整体。
这个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要由我们这些诠释学理论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负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学者开始引介西方诠释学，当时没有引起国人注意。
直到1983年李幼蒸先生在《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述》（续集）上发表介绍伽达默尔、利科尔的文章，同年又在《哲学译丛》发表了美国诠释学家帕尔默《诠释学》的部分译文，学界才开始关注诠释学。
之后的30年间，诠释学研究逐渐升温：诠释学领域内的帕尔默、施莱特尔、海德格尔、奎因、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相关论文和部分著作被相继翻译。
在90年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阿佩尔的《哲学的转变》、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等等译著相继问世。
这些译著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西方诠释学本身的内涵。
按照帕尔默的说法，诠释学领域有三部经典：Joachim Wach 的《理解》（Das Verstehen，1926）、贝蒂的《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普遍解释理论》（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 als Method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原文为意大利文，发表于1955年，德译本发表于1967年）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
其中只有《真理与方法》出版了中译本。
我们知道，《真理与方法》是本体论向度的诠释学，而其他两部则是方法论向度的诠释学，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学界少有人问津。
其实，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理论界，本体论的诠释学并非是诠释学研究的主流，相反地，方法论传统的诠释学倒是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
至于我们忽略诠释学方法论的原因何在？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
综观诠释学史，我们特别偏爱的是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伽达默尔的诠释理念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强调的是理解的意义之生成性、主体性，以为不同的理解之间无对、错之分，而只是理解方式上的差异。
这种观念确实是诠释学的，但并不是诠释学的全部。
事实上，我们已经“误解”了作为整体的现代西方诠释学，以为当代诠释学就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一脉的本体论诠释学，而方法论诠释学是被本体论诠释学所超越的、扬弃了的、没有生命力的旧有传统，因而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本体论诠释学以其新颖的诠释观念强烈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传统观念，推动了一元理性向多元理性、从传统的本体论向生存论的本体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而淹没了诠释学的方法论诉求。
孙义文：由此可见，外来思想资源的引入，最初与翻译家们的工作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者们主导了我们对外来思想资源的利用。
对于许多只能或较多依赖译本的研究者以及我们这些正在努力学习哲学的学生们来说，后续的研究工作就会受制于译者们的工作兴趣。
这30多年中国的西方诠释学研究也一定受到这期间翻译作品的影响吧？潘德荣：是的。
迄今30年的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研究首先是从对于西方诠释学著作的译介开始的，可以按十年一段分为三个时期，在时间上体现了对于诠释学引入进程中首先浅层次关注面，然后深层次关注点，最后深层次关注面，特别是在近几年国内诠释学界加深了对诠释学内各学派的理解与认识，更多地从各学派的论著原文出发，更加注重对西方诠释学本身的关注，打破了上10年本体论诠释学独霸天下的局面，积极探讨诠释学的理论构架。
在广泛接触西方诠释学，深入研究之后，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学者们开始将西方的理论同本土思想或者西方其他流派的思想相结合，进行更高层次上的整合，以建立更具有时代特色的诠释学理论。
孙义文：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毋庸置疑地处于显要的地位。
三十多年来，您和各位诠释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推动了西方诠释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这些发展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国内的理论研究，几乎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内的大部分学科与之共鸣，学者们有机地将诠释学与各种思想资源进行了整合。
比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人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否可以采用一种诠释学的方式？甚至有人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诠释学。
俞吾金教授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学”。
在中国哲学方面，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就开始探讨有关如何建立或者重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无论是海外华人学者，还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学者们，都加入其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形成的思路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黄俊杰的“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以及汤一介先生重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
西方诠释学研究对其他人文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诠释学在中国影响到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法学、艺术、神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由洪汉鼎先生主编的《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此丛书旨在分学科展示诠释学在各个领域的理论建树，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此外，还有两套诠释学专题研究的系列丛书（论文集）：成中英和我以及陈望衡、杨宏声合作主编的《本体与诠释》、与洪汉鼎与傅永军主编的《中国诠释学》（以书代刊），所收入的论文涉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
孙义文：您在这些年的诠释学研究中，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潘德荣：在初涉诠释学时，我基本上沿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开示的方向展开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这样定位诠释学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西方诠释学的主流是方法论诠释学。
在这一点上，我与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不同的。
伽达默尔梳理诠释学的源头，从诸神的信使之名赫尔墨斯（Hermes被认为是Hermeneutik的词源）入手，阐发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他认为赫尔墨斯的职责是传达神谕，从他的名字衍伸出来的“诠释学”就具有这样一种含义，要求听众遵循、顺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将成为现实。
伽达默尔由此想说明的是语言的现实力量，彰显诠释学的实践功能。
但是在我看来，既然赫尔墨斯是在传达神的旨意，那么他首要责任就是忠实的传达，要保证对神的旨意之正确理解与传达。
从这个角度看诠释学，对语言意义之理解的客观性就成为必要的前提。
全部的诠释学史，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世纪的解经学，在浪漫主义精神推动下形成的现代诠释学，其基本宗旨就是建立理解的方法论体系，以便达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
因此，可以这样说，本体论诠释学乃是从诠释学的主流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变种或对传统诠释学的颠覆，并经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而得以凸现。
它在中国的情况，套用我们的一句俗语，叫做“别子为宗”。
鉴于这种情况，我用了很大的精力完成了《西方诠释学史》（尚未出版），比较完整、系统地勾述西方诠释学各流派及其发展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些研究西方理论的，经常考虑这个理论是否仅仅作为一个我们的认知对象，我们只要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还是希望我们的研究对实际有所助益。
我以前也零星地探索过中国诠释传统的特征等问题，希望从西方诠释学的角度对我们进行方法论的构建提供帮助，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诠释的经验，在诠释过程中也拟定了一些规则、原则等等，但是终究不成系统。
所以想能不能借助西方的哲学构建方式来重新梳理中国的诠释经验，以便系统建立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中国诠释学。
最近，我参加了杨庆中教授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与文字学、训诂学、文献考据学等方面专家的交流中，发现我们的诠释传统中确实有很多独特的东西，是西方诠释学界所不了解的。
这是我们独特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中国的”诠释学系统，就要整合各个方面的专家，不同学者群体之间以及其内部的相互合作是必要的。
二、诠释何为？孙义文：冷静地环顾学术界，8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的不同学派思想涌入中国，但不少都如昙花一现，就湮没在百家争鸣的嘈杂声中，同样在这场新的西学东渐进程中引入中国的诠释学，是否会遭遇同样命运？换句话说，诠释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具有一种持续的生命力？更加现实地说：诠释学是否能够对于我们当代的生活提供某种启示？根据您新近完成的《西方诠释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诠释学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几千年中不断有思想家进行深入研究“诠释”。
在您看来，诠释学到底具有何种特质，使得它能够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并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潘德荣：某种理论被理解与接受，表现出弥久而恒新的生命力，取决我们的精神与社会的需要。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西方诠释学，起源于对古代经典的诠释、特别是对于《荷马史诗》与《圣经·旧约》的诠释。
显然，这些古代经典总体上说是排斥理性的，其依据是神谕与神迹，而神谕不是需要人们去理解、以便通过人的理性作出判断与选择的。
它们所需要的只是顺从，不得忤逆。
到了希腊化时代，理性崛起，民智大开，单凭神迹显然已不足以服众。
这就需要对经典进行理性的反思，诠释学也在这样的机遇中迎来了诠释学史上的第一次发展。
其时，学者们对流传于世的《旧约》《神谱》《荷马诗史》等古代典籍的考订、整理与翻译工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在对这些作品的梳理与诠释过程中，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