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之重构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之重构

[摘要]我国1996年修订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但从实施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目标，在充分关照我国基本国情和借鉴国外刑事简易程序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形式、进一步简化刑事简易程序的过程、完善配套措施。并加强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对我国现有的刑事简易程序加以重构。

[关键词]简易程序；人权保障；重构

近几十年来，由于犯罪案件迅速增加，导致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沉重的案件负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如何优化现有司法资源的配置，在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简化诉讼程序使其发挥更高效能，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采用简易程序处理部分刑事案件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实践。刑事简易程序是各国为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公正与效益冲突的必要措施。我国1996年修订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但从实施现状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实践中，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规定手续繁琐、立法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受案件范围狭窄、适用率不高、模式单一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目标，在充分关照我国基本国情和借鉴国外刑事简易程序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的刑事简易程序加以重构。主要方向为：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形式，简化简易程序全过程，并加强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同时，为使这种新型的简易程序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对配套制度进行相应改革。

一、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形式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作了专门规定，2003年的司法解释又确立了“普通程序简易审程序”以及地方司法改革中探索的“刑事二审简易审程序”，构成了现阶段刑事诉讼领域中“大简易程序”的格局。有人指出，这种现象的存在破坏了法律的统一，影响了诉讼效率，也会使司法界感到无所适从。对此，笔者建议将“普通程序简化审”整合到“简易程序”当中。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着“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两种程序，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刑事案件逐年上升与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也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更及时地惩罚了犯罪，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有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都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且二者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简化内容也有相似之处。在构建层次性的刑事简易程序过程中，完全可以将以司法解释形式加以规制的“普通程序简化审”之合理部分，整合到新的简易程序中去，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而且，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成功做法为简易程序的

完善进行了制度上的有益尝试。因此可以在立法修改的时候吸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内容，合理构建我国简易程序。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另外，笔者建议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刑罚上限由3年提高到5年有期徒刑。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的现状出发，适用简易程序刑罚的上限提高到5年有期徒刑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合理性体现在：首先，可以扩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适用条件较窄，要提高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就必须放宽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来看，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基本占全部刑事案件的60％左右，如果将简易程序适用的刑罚幅度由现在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简易程序的使用比例将在现在的基础上大大提高。这对于缓解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压力是极为有效的。其次，规定最高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意味着随着法定刑期的提高，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也成正比例提高。再次，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刑罚上限提高到5年有期徒刑，也不违反国际会议的精神。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刑罚上限不超过3年，但也有国家规定上限到无期徒刑的，对此，国际上也未提出异议。

另外，应当增加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形式。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形式单一是客观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简易程序来审判的模式，如对于一些较轻的罪行，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没有争议，且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处罚令程序”，由检察官提出申请，由法院不经开庭审理，直接判决。它是大陆法系国家针对轻微犯罪所采取的一种书面审理程序，德国、日本、意大利等都有较为成功的立法例可资借鉴。该程序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适用范围上，应针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量刑范围包括可处以管制、拘役、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第二，在审判组织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独任法官进行审理。第三，在程序启动权方面，应赋予被告人对该程序的积极选择权和消极否定权，同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程序适用建议权和人民法院的程序适用决定权；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用处罚令程序的，应适用其他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以期达到权利的静态配置有效性和权力的动态保障公正性相结合之目的。第四，在具体审理方式上，由人民法院以签发处罚令的方式进行书面审理，被告人在收到处罚令后的特定时间内可以提出异议。实际上，这也是坚持了繁简结合的原则。尽管有学者对上述处罚令程序(书面审理)的形式提出了质疑，但是我们认为，处罚令程序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

二、进一步简化刑事简易程序的过程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效率立身的，因此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重构应当着眼于进一步简化简易程序的全过程，切实提高诉讼效率。笔者认为，这种简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由“审理阶段的简化”走向“审查起诉阶段的简化”。繁简分流应

当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实现，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审理程序。目前，我国公诉案件适用同样的审查起诉程序，即使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审查起诉程序也没有任何的简化。而对于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很多事实都非常简单，证据也很明确。因此，应当考虑将简易程序的改革从只关注审判程序的简化走向同时关注审查起诉程序的简化，规定对一定类型案件的审查起诉程序进行简化甚至省略，使案件直接、迅速地进入审判程序，这样才能大大地拓展程序简化的空间，提高诉讼效率。至于侦查阶段，由于其承担着调查取证、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重任，故在我国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下，目前尚无简化的基础。(2)增加书面审理的适用。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提到的处罚令程序。这里作进一步的补充。书面审应由检察机关提出建议，除向法院移送起诉书或者替代起诉书的书面申请外，还应移送被告人的书面认罪供述及全部案卷材料，以便法院作书面审。检察机关在提出建议之前，应事先告知被告人书面审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并询问被告人的意见，被告人表示同意的或自愿提出的，才能适用书面审。告之情况和被告人同意之意思表示均应记明笔录，并随卷移送法院。法院收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及建议书后，可直接进入书面审理，必要时，法官可传讯或提审被告人，以核对事实，特别是必须查明被告人的认罪供述及选择书面审的表示是否系自愿为之，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现象。经书面审后，法院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情节轻微的，即可在量刑范围内直接作出判决。如果法院经书面审后，认为案件不符合书面审的条件，或证据上有疑义时，则应书面通知检察机关，由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开庭审理。(3)简化诉讼文书制作。应该进一步简化诉讼文书的制作。如可以把判决书制作成固定格式的表格或软件，判决时就可以直接套用且能反复使用H。此外，由于简易程序是要求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适用的，因此判决书的制定还可以借助起诉书上的内容，起诉书的案件事实经庭审后如全部得到认定，法院的判决书可以直接引用起诉书中的相关部分。

三、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的配套措施

重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还离不开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有人认为，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并建立预审制度。也有人认为，简易程序中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内容有三项：一是知悉权。二是程序选择权。三是律师帮助权。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配套措施的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善律师辩护制度。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律师辩护制度的同步完善，包括增加刑事简易程序的强制辩护制度，如赋予律师有效的调查取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等。刑事简易程序强调效率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护有所克减，而不少被告人又欠缺相应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律师辩护制度能够较为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认罪意愿的真实性和程序选择的自愿性与理智性，使刑事简易程序有效运行，真正做到既保证公正又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这也符合相关国际准则的要求。这里涉及一个指定辩护的

问题，即是否必须指定辩护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此，有学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如果能指定辩护人，使被告人得到律师的帮助，当然更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但是，是否对这种情形法律规定应当指定辩护，还要全面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可以指定辩护适用于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共同犯罪中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在我国律师资源还不能满足为所有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的状况下，罪行较重的、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复杂的，是否指定辩护，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告人应该指定辩护人，对其他的被告人，就要视当地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情况以及具体案件被告人意愿等方面来把握。

其次，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刑事简易程序的简化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基础上的，辩护方对诉讼权利的行使也有赖于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证据的把握。如果没有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会出现证据突袭、拖延审判，诉讼效率反而降低的现象，同时也难以提高辩护方选择刑事简易程序的积极性。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都有赖于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证据的把握。如果没有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就无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应该将证据展示制度作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配套措施。参考国外经验，基于我国国情，应当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并明确证据展示的内容。

再次，确立简易程序的救济机制。由于简易程序偏重迅速结案和注重效率，因而简易程序出现错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必然要求对简易程序的救济途径做出相应规定。在美国，检察官、被告人均有权对地区法院的法官的决定、命令或判决独立提出上诉。依据日本刑诉法，略式程序准用上诉的规定。而且，受简易命令的人或检察官，可以在接受该项告知之日起4日以内，提出正式审判的请求。超过请求期限或已撤回请求时，简易命令即产生与确定的判决同等的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视为第一审程序的一种审理方式，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决也适用普通程序关于上诉、申诉的规定，有利于保证刑事裁决的质量，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规定相一致。然而，简易程序毕竟不同于普通程序，它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更应突出效率优先，而且在适用简易程序中，国家也做出了牺牲，因此，建议在未来的简易程序立法中，对简易程序案件的上诉、申诉做出限制。关于这一点，可以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比如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不允许上诉，简易审判程序的裁决可以上诉，但受一定限制，“被告人不得对没有判处刑罚或仅处罚金的判决提出上诉；公诉人不得对没有就指控罪名做出修改的处罚判决提出上诉。”因此笔者认为，通过限制性规定，对一些案件特别轻微，并且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禁止上诉，这样有利于实现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合理的配置，以避免滥用诉讼手段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