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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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云南大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明清边疆治理研究”(项目编号:Y2018-11)。
*作者简介:丁存金,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中国民族史研究。
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丁存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650091)【内容摘要】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地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
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
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
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地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关键词】明朝统一经营汉族移民土官土司儒学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4-0122-052019年4月社科纵横Apr ,2019引言元人李京所撰《云南志略》中已简要阐述了各时期云南与内地的关系,自秦开五尺道始通西南后,汉至唐,内地王朝都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
方国瑜等老一辈学者也对各时期云南与中央的关系有所阐述,汉武帝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沿至南朝萧梁时期,王朝统治,任命流官与土长并存,这是边郡统治时期。
两汉设数郡隶于益州刺史部,蜀汉设庲降都督统率七郡,西晋以后设宁州刺史。
但是从东汉晚年(184年)至东晋中年(347年),西南地区长期被大姓控制,西南爨氏称雄一隅。
隋开皇初,韦冲任南宁州总管,设恭、协、昆三州,后史万岁南征至西洱河,设治情况不详于记载,经略西南,多凭武力。
唐初置南宁州、姚州、嶲州三都督府为经略西南之据点。
此后,蒙舍诏崛起并统一西洱河地区的其他五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归唐后,设云南安抚司并延续到唐末。
明朝的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明朝时期,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复杂而多样。
本文将从政策、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明朝时期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影响与互动。
一、政策关系明朝对待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明朝实行宗教政策的宽容态度,尊重和保护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例如回族、藏族等。
其次,明朝设立了边防机构,边疆地区专门设立边将、卫所等军事机构,以维护边境安全。
此外,明朝还进行了边疆地区的移民政策,鼓励内地人民前往边疆开垦,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
二、经济关系明朝时期的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方面也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例如西北地区的羊驼、毛皮以及海洋资源等,这些资源吸引了大量中原人民前往贸易。
另一方面,边疆地区也依赖内地供应物资,例如粮食、织物等。
因此,明朝在贸易政策上积极鼓励边疆地区与内地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
三、文化关系在文化方面,明朝的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和交流。
边疆地区多民族共存,导致了文化的多元融合。
明朝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例如藏族的佛教文化、蒙古族的草原文化等,这些文化对于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部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四、冲突与融合明朝时期,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冲突。
在一些边界地区,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争夺领土、资源和利益成为导火索。
然而,明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这些冲突,例如修筑长城、设立卫所等。
同时,边疆地区也通过宗教、婚姻、贸易等途径促进了互利共赢,逐渐实现了多民族的融合。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的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政策、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多样性。
明朝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来维护边境安全、促进贸易往来,同时也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尽管冲突不可避免,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共存和文化交流使得这一时期的边疆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得以成长和发展。
浅谈明清时期云南教育与存在意义摘要: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历史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边疆、加强管理,因此在民族教育上对云南地区实施了推行儒学,并兴办官学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因而客观上促进了儒学文化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有力地巩固了两朝的封建统治。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教育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histo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uler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rontier, strengthens the management, therefor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in yunnan reg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y the public an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culture, fostering a large minority talents, effectively consolidate the two toward the rule of feudalism.Keywords: historical period, national education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就开始建立起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规模,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
就云南来说,秦汉时中央政府即开始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明清时期达到了高潮。
由于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从各方面对云南地区进行更大规模和力度的管理和开发。
除了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管理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之外,在民族教育方面,两朝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在云南设立各级地方官学、大兴科举考试,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对巩固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论文素材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多样的民族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与关系。
这些民族群体不仅仅包括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如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等。
在这个时期,民族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因此,通过研究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一、明清时期的政策与统治明清时期,中央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和统治各个民族群体。
这些政策对于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明代实行了“一统江山”的政策,以汉族文化为核心,推动汉化的进程。
通过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明朝政府试图加强汉族的认同感和统一性,从而巩固政权的统治。
然而,到了清代,满族政权的建立带来了不同的政策和统治模式。
清朝实行了“满汉分治”的政策,将满、汉两族分居管理。
清朝实行了严格的种族区分,通过建立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等政治和军事组织,加强满、汉两族之间的界限,并且汉人需要进入八旗才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一政策使得满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异。
二、明清时期的经济交流与影响经济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明清时期,经济交流的加强促进了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首先,明清时期的边疆地区是各个民族群体相互联系的重要区域。
诸如满洲、蒙古、西藏等地,作为边疆地区,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不同民族的人口流动和交流。
这种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互动。
其次,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带动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流。
海洋贸易的发展促使各国商人的涌入,包括荷兰、葡萄牙、日本等国家的商贩。
这些商贩融入了中国社会,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经济上的互动,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民族关系的演变。
三、明清时期的文化交融与传播文化交流也是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
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既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民族的认同和融合。
明朝的民族融合明朝是一段充满着变革和创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和民族融合的高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明朝时期,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由简单的征服转向了相互理解和交融,这种融合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多民族社会建设也是有很大启示意义的。
一、多民族共生的历史背景明朝建立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自成体系的时代,也是一个多民族汇聚的时代。
秦汉时期的族群大迁移,隋唐时期的边疆政策,使得明朝时期中国的边疆民族比较复杂。
这时候的贵族及官员,常常根据地理、气候、风俗等因素分类来划分民族。
同时也因为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
明初时期,为了维护边疆安全,从传统的征服政策转向了补贴与安抚。
如明朝建立后,对蒙古的统治采取了灵活而有力的政策,增强了人民对朝廷的认同感。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融合是决不能依靠单纯的战争征服来实现的。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互通由于明朝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明朝的文化中心位于南方,南方是最富有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开放、豁达,以贸易重商,民风洒脱而脱俗而知名于世。
南方的文化,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西藏,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之一,从13世纪中期开始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如佛教、壁画、注音文和文化的传入和融合,使得西藏在中世纪早期便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制度,又是一个宗教国家。
而海洋贸易的兴起,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交流和融合,如南洋华侨把他们的商业、技术和艺术带回中国,从而推动了中国海洋产业和文化的发展。
三、教育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归化制度是明朝时期对外来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政策,完全体现了明朝时代民族融合的特点。
根据这一政策,在主权国家的规定下,少数民族同意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接受汉语和中国文化作为主导,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
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在明代,中国经历了一个辉煌而多元的时期。
明朝创建者朱元璋致力于巩固政权,对于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也表现出独特的思考和处理方式。
首先,明代明确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成为了统治阶层。
明代政府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以消化和融合其他民族。
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部分非汉族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导致了一些非汉族民族对明朝政权的不满和反抗。
明朝政府在秉持中原文化主导的同时,也试图保护和发展其他民族的文化。
例如,当时的藏族领导人赞普允许其子女接受汉族教育,以推动藏族社会的现代化。
这种矛盾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融合,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其次,明代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以平息与边疆民族的紧张关系。
明朝设立了“都察院”这样的机构,派遣官员到边疆地区监督管理民族事务。
这些官员要求与当地土司和部落首领建立友好关系,维护民族和睦。
不仅如此,明朝还鼓励汉族移民到边疆地区,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度。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紧张关系,但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
明朝还积极发展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这种经济交往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提供了契机。
此外,明朝在对待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时,也注重内外并重。
明朝追求内外统一,积极巩固政权的同时,也重视处理与外族的关系。
明代对待蒙古帝国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与蒙古帝国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保持警惕,制定了一系列对付蒙古势力的政策。
这种复杂而灵活的对外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稳定,也有利于促进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与合作。
总的来说,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体现了一种多元平衡的思维方式。
明朝政府既注重巩固统治,推行汉化政策,又保护和发展其他民族的文化。
通过设立机构、制定政策,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明朝努力维持内外统一。
陆韧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摘要: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
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建立卫所,实施军政同城制度,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功能更加健全。
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
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建立卫所,实施军政同城制度,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功能更加健全。
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云南城市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今天云南靠内陆区的大多数城市几乎都在明代进行过修筑建造,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民族构成格局也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明代云南城镇发展与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分布定居、生产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明代云南的筑城运动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平定云南时,虽以号称30万众的征南大军势如破竹般地克昆明,下大理,平临安,据金齿,将当时云南的主要城镇一一收复据守,但是要在与中原内陆社会经济条件迥异、山川地貌雄险、民族构成复杂、部族支系繁多的云南立足固守,巩固统治,则非易事。
为此明王朝制定了凡云南“新附州城,悉署衙门,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拨之计”[1]的战略,采取了遣沐英这样的重臣驻守,屯留大量军队和迁移内陆汉族移民充实云南,并在重要的军政城镇建立卫所、修筑御城、环城屯田等各项重要措施,以达到凭借中心城镇为据点,对云南广大地区实施全面控制的目的。
故而明代云南的筑城运动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到来,军事机构的建立和卫所御城的修筑而展开。
从移民的情况看,仅洪武年间留镇9万多征南大军军士,以后又有军队陆续调入云南,明初仅军队的人数就达到26万余,加上军余、家小,有近1百万的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还有其他各类移民,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2]。
明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
明朝时期的民族政策,按照区域划分,可以分成东北、北部、西北、西南四个主要地区。
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实行的民族政策上,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是明政府都注重经济发展,跟边疆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商市往来,这样做的原因是通过商市发展促进边疆和平稳定。
不同点则是根据不同少数民族的内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蒙古作为元朝的旧部,明政府既需要跟蒙古族通好保持边疆和平,也需要时刻提防蒙古族的入侵。
其他少数民族也各有特点,明朝既看到了这些特点,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从整体的效果上看,明朝边疆基本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可以明朝的民族政策是相对成功的。
明朝的民族政策与族群关系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朝的治理下,民族政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也直接影响了明朝与各族群体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从明朝始终的民族政策、明朝的族群关系、明朝的民族融合进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明朝始终的民族政策明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民族的统一。
明代建立初期,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治、军事的干预,吸纳大批江南士人入朝等。
同时,朱元璋还根据历史的变迁和政治的需要,作出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迅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地位。
明朝的民族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独立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弘扬“汉化”的思想,提高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二、积极开展“征服边疆”的战争,消灭了当时的“北元”、瓦刺尔部落、廓尔喀部落、依据者等部族,巩固了明朝的领土。
三、恪守对待外族的宽容政策,不强迫少数民族入朝朝贡、不强迫少数民族改汉姓、不禁止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保证其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四、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少数民族进行适度的优待与支持,加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五、在中央设立“宣抚使司”和对外交往机构,经常进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与调查,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明朝的各种民族政策,不仅推动了明朝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且增强了明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沟通。
同时,在明朝的发展中,也对各族群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族群关系明朝存在若干个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彝族等。
这些少数民族在明朝的治理下,背负着特殊的历史责任,他们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对明朝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明朝的族群关系中,有一些关键点需要着重阐述:一、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明朝的各个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民俗传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明代少数民族关系史论在讨论明朝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种行为之前,有必要先引导读者对明朝的民族观念做出一个大致的了解。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明朝所秉承的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即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内的说法。
因此,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即抱定了“定天下于一”的志向,声言要“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明太祖实录》卷96)。
此外,他根据明朝建立之初要联合各民族力量全力推翻元朝政权的现实情况,又声称“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
因为这样的态度,才得以缓和元末尖锐的民族矛盾并争取了一部分担心明朝会对自身进行民族报复的蒙古以及色目上层人士,为战胜元朝取得了宣传上的有利态势。
其子明成祖时期,为了出击蒙古,也多次宣示各族,“朕承天命,主宰生民,唯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
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在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之后,明代统治者都意识到军事压迫绝非上策,故而采取了“以夏变夷”的策略。
即通过封建“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民族同化。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王阳明,他在广西镇压壮族起义的时候,曾提出过“用夏变夷,兴办学校”的主张,他认为广西是“远方边郡,土夷杂处,顽梗成风,有司徒具刑驱势迫,是谓以水济火,何异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
”(《王文成公全书》卷18《别录十》、卷34《年谱》)但是要特别注意,所谓的“教”与“学”,不过是一种推行封建奴化思想,使受教者便于统治的手段而已,并非真有启迪民智的作用和意义,接受者仅仅是上当受骗,不接受者也并非是所谓的野蛮难驯。
更明确的说,这是左手持剑,右手持书,以武力为先导来传播封建统治思想,并不具备先进的意义。
以上这些,虽然是较为温和的策略,但并不能就此说明朝的民族观念是正确的。
因为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无论在语言上说的如何动听,一旦化为实际行动,又难免被固有的“贵中国,贱夷狄”的狭隘民族思想所左右。
中原地区。
明朝管理民族事务的制度及特点:
答案解析:
明朝民族政策的特点如下:
1、军事打击和巩固边防下的军事制度,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军事打击主体现在前期的开国北征,中期土木堡战役以及北京守卫战、平播战役、宁夏战役和平壤战役等。
2、华夷一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分化,明朝针对实力不同的民族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针对北方少数民族,明朝统治者在遭受军事打击后,逐步扶持实力较差的蒙古各部,分化其势力,并鼓动部落间斗争。
对于西南各部少数民族,明政府改革土司制度,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给予当地首领一定的政治地位,满足其政治诉求。
3、经济上利益吸引与“厚施恩赐”,马克思曾经说过,决定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明朝统治者深谙此理,在经济政策上,明朝不断对少数民族加大恩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的体现便是朝贡制度和互市制度。
明朝民族政策
1、针对蒙古族采取和而防御的政策,明朝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由于时间的不同、地域的不同等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原因,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
从地域的划分上,可以首先将明政府跟蒙古族的关系做出分析。
明初之所以时向这样的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与民修养,赢得国内休养生息的时间。
二是稳定蒙古族,减少蒙古族的入
侵。
2、针对东北、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西北部的民族,是明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点之一。
明朝在处理跟西北部民族的关系上,跟蒙古族的处理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北对应的是东北,东北的女真成为明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点。
第23卷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 l.23 2003年2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ity fo r N ati onalities(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eb.2003α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黄彩文(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昆明650031)摘 要: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从而使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分布发生了改变,同时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关键词: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特点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3)20093203 明代是云南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本时期,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从而使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分布发生了改变,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的民族。
同时,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确立了云南与祖国内地一体化同步发展的趋势。
一、影响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因素11屯垦。
明朝在云南主要采取军屯制。
明初平定云南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二月建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
但由于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民族构成、社会现状、经济发展程度都与内地存在着巨大差异,若直接向当地少数民族征派赋税徭役,很可能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从而使得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难于推行。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朱元璋在云南各地大量设立卫所,广为驻军,开发生产,凡“新附州城,悉署衙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之下,先后有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南京、陕西等都司的官兵大约27万人携家带口地来到云南以卫所的形式定居屯垦。
[1]至万历年间,云南已有云南左卫、右卫、前卫、后卫、广南卫、宜良守御所、安宁守御所、易门守御所、杨林守御所、武定守御所、木密守御所、凤梧守御所、曲靖卫、平夷卫、越州卫、陆凉卫、马隆守御所、定雄守御所、十八寨守御所、临安卫、通海守御所、新安守御所、景东卫、楚雄卫、定远守御所、姚安守御所、中屯守御所、澜沧卫、鹤庆守御所、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蒙化卫、永昌卫、永平守御所、猛林寨、姚关、右甸守御所和腾冲卫等40处卫所。
除了积极发展军屯外,明政府还从内地大量移民到云南开展民屯生产,作为军屯的补充。
据有关史料记载,仅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就从南京迁移30余万入云南。
[2]谢彬在《云南游记》中也有“中原人民之移植于云南者,又不下数十万人”的记载。
[3]其次,明政府还在云南实行商屯。
《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
云南的商屯一般设在卫所附近,这些商人大多为来自内地的客商,他们从内地招募流民和贫苦农民,到云南边疆垦荒种粮,并将收获的粮食跟官府换盐贩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4]大规模的屯田使得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规模化的农业开发奠定了汉族移民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这就保证了汉族移民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性而不被融合于其他民族。
而相对于封建领主制经济、奴隶制经济而言,更能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地主制经济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则又对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这又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
21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滇王、夜郎侯、仍赐王印,使复长其民”,确立了“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
明代,羁縻政策发展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土司制度,“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
然其道在于羁縻。
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
”[4]土司制度从形式上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直接纳入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保证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由于土司制度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割据性,“以古老部落基础为范围的土官统治区域内的人们,长期以来,结成了一个强烈排斥外来力量的地方集体”,[5]“随着土司统治的强化,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政治地位,往往有意抵制汉文化的影响,提倡保留落后习俗,”[6]39α收稿日期:2002-10-05作者简介:黄彩文(1970-),男,云南省永胜县人,云南民族学院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2000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及民族史研究。
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社会生产发展以及民族交往的阻碍作用。
例如在丽江,沐氏土司自设关隘,规定“出入者非奉沐公命不得擅行”。
[7]正是由于土司制度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人民的交流,影响到了统治阶级在云南的统治,所以从明末开始,中央王朝在云南受到了汉族移民文化冲击、地主经济开始发展起来的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鹤庆土府改流,此后寻甸土府、广西土府、武定土府、顺宁土府相继改流。
一方面,改土归流是在土司影响式微的地区进行的,反过来改土归流又进一步重创了土司制度,打破了民族、地区之间的壁垒,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总之,明政府在云南开展的大规模垦荒屯种,使得大批汉族移民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随之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中原文化、儒家学说、农业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另一方面,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云南向前发展的步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王朝的这些措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而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二、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11大量的汉族人口入迁云南,改变了云南民族人口构成,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
从秦汉时期开始,虽然不断地有汉族由于屯垦、戍边、战争等原因进入云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生产和生活,但由于这些入滇汉族的人数与当地民族相比处于劣势,因此在元以前,他们大多在与各少数民族错杂而居、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融合到了当地民族之中。
虽然汉人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云南各族社会,但却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
[8]元代,由于封建中央在云南建立行省,派驻部队,修筑驿道,逐渐消除了云南与中央王朝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的隔阂,使得两者之间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广泛、持久地开展起来,而进入云南的汉族也得以保持其民族特点。
但元代时的汉族在云南人数不多。
如前所述,明代为稳固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活动,大量士兵的进入使得云南民族人口中汉族的比重不断增加,据有关学者研究,本时期有大约80万的军士及其家眷因为屯田戍守而进入到了云南并定居下来,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汉族因为谪贬、商屯、民屯、出仕、经商、教学等原因而来到云南,到了明末天启年间,云南许多地区已是“汉多夷少”,[1]云南汉族已达294万人左右,成为了云南最主要的民族群体。
[1]这些汉族人口构成了今天云南汉族之基本。
明清时期的有关书籍在谈到本地汉族时多说其发轫于明代屯军。
例如马龙“所居汉人杂处。
汉人系马隆所军籍,皆中州人。
明洪武年随征从越州卫调拨,世其居焉”。
21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
汉族的进入,打破了云南土著少数民族原有的分布格局,形成了今天云南各民族“汉族靠内”、“少数民族靠外”,“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从宏观来看,明代的卫所主要分布在滇池、洱海两大区域和珠江上游今曲靖一带,其余则沿滇川、滇黔、滇缅、滇越四大交通干道而分布。
这些卫所机构例如云南左右前后中卫(云南府城)、曲靖卫(今曲靖市)、临安卫(今建水县城)、楚雄卫(今楚雄县城)等成为了汉族移民到达云南的最早定居地,并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云南汉族的基本分布格局,那就是主要居住在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河以北,同时通过在交通沿线设立的驿站、军堡和军哨,并且随着云南社会日趋稳定及人口增加开始向边远地区如思茅、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拓展。
在汉族南移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则不断地压缩,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红河以南的边疆地区,同时在靠近内地地区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
从微观来看,汉族移民与白族、傣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城镇、坝区、干线要冲,而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
但在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几个民族杂居。
每一个民族在拥有自己的一片聚居区的同时,周围都有其他民族居住,汉族移民实际散处于云南各族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呈现出在云南广大地区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存的态势。
31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汉族移民的散处分布,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已存在的相对固定和完整的民族地域,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趋势。
[1]例如明代中期的澄江府“郡多 人,而汉人杂处其间”;新兴州(今玉溪)“州中夷汉杂处”;曲靖府“郡中亦夷汉杂处,列屋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 ”;北胜州“近城皆汉 武人杂处”。
这样汉族和云南当地少数民族同居村落,贸易往来,互相学习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逐渐形成了“夷”、汉各族共同杂居而密切联系、水乳交融的局面,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提高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汉族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纺织业等技术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对少数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大大提高了长期闭塞的云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促进了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接触和联系,改善了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夷”、汉关系更加融洽;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地从少数民族中吸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
他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所以公元1620年前后成书的《滇略》描写云南各民族融洽相处的状况时说:“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洽,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矣。
”41民族分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十分突出。
明代大量汉族人口移入并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从而使他们的文化发生了涵化而民族则开始融合。
本时期民族分化、融合的一大特点是少数民族的汉化。
例如元代以前,滇中、滇东的平坝地区多为白族的分布区域。
元以后,进入云南的汉人就多和白族在这些区域相杂居。
例如曲靖府“列屋于府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 武人”;澄江府“郡多 人,而汉人杂处其间”。
这些白族和汉族共同生产生活,或从事农业生产,或服务于公府衙门,在汉族的熏染下,从生活习俗到语言文化都和汉族相同,逐渐汉化而成为了汉人。
现今,滇东、滇中大部分地区如曲靖地49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区已无土著的白族。
除汉族大量地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共同生产生活而吸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以外,也有的少数民族人口从云南边疆迁入汉族聚居的内地,或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迁到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而融合于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