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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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明清时期的徽商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史指导教师:***20040501中文摘要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多地少矛盾的激化,迫使徽州人为了生存而出外经商。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业需求旺盛,为徽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徽人以儒道经商,他们不屈不挠、克勤克俭、知法守法,地理知识丰富、管理体制严密、金融手段先进,特别注意团结协作。
徽商“其货无所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其足迹之广、资产之盛、声势之大在中国商业史上实属罕见。
他们依靠宗族的力量,控制城镇集市的全部或大部分贸易。
徽商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城镇经济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他们乐善好施,对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贡献较大。
徽商积极参加抗倭,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有突出贡献。
其消极作用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崇儒鄙商的价值取向,阻碍了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宗族势力粘合紧密,加固了封建统治秩序。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清代嘉(庆)、道(光)之后,徽商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
AbstractPeopleinHulhadtoseektheirfortunebecauseoftheadversenaturalcircumstancesandintensificationofcontradictionbetweenlargerpopulationandlessland.Theywereofferedmorechancesasaresultoftheeconomicaldevelopmentandincreasingdemands.TheyowedtheirSUCCESStoseveralfactors,suchas,managementbyContuciusandTaoism,persistence,thriftiness,abidingbylaw,enoughgeographicalknow/edge,thoroughmanagingsystem,advancedfinancialmeansandclosecooperation.TheHuibusinessmenengagedinvarioustrades.esp.insalt.pawn,teaandwood.Theirwidebusinessarea,largeamountsofwealthandgreatinfluencewereseldomseeninthehistory.Theyrelieduponthepatriarchalelantocontrolallormostoftownsbusiness.Thekpositiverolesincluded:firstly,theirbusinessactivitiesencouragedtownseconomyandmarketeconomyinagriculturalarea;secondly,theylovedtodophilanthropicworkineducmionandpublicwelfare;atlast,theyresistedJapaneseinvadersandmadegreatcontributionintransportationandbusinesshistory.Thenegativerolesliedintheirconventionalhistorybelief.ThevalueorientationofholdingConfuciusinesteemanddepreciationofbusinesshinderedthefurther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whatwasworse,theircloserelationshipwiththefeudalpowerandpatriarchalclanreinforcedthefeudalorder,whichwasoneofthereasonsofalong—standingfeudalsocietyandslowly—developingbourgeoiseconomy.AfterJiaqingandDaoguangPeriod.HeHuibusinessmenfellbehindasaresultofdoubleeffectofforeignandnationalcapital.南宋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帮到清朝发展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并且保持三百年长盛不衰,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徽商。
徽商古老芜湖隐藏名片大揭秘全文共1604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从古至今,“江城”芜湖一直都是闪耀在长江流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可能说起芜湖名片,人们不禁会想到奇瑞汽车、方特乐园和傻子瓜子。
其实,芜湖还有一张鲜为人知的老名片——浆染。
早在明清时期,芜湖就已经是全国浆染业中心,还是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染制的产品更是热销海内外。
而创造这一芜湖传奇的,正是一个名叫阮弼的徽州商人。
家道中落前途暗淡无光阮弼是徽州歙县岩镇人,出生于明代一个祖辈经商的家庭,家业丰厚、富庶有余。
阮氏家族一直以仁义为本,阮弼的父亲更是好善乐施,平日村里村外若有人家生活困难,阮家常慷慨解囊给予支援。
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把阮父的仁义视为愚蠢,纷纷借钱不还,而此时阮家偌大的家业已经开始衰败。
阮弼出生后,阮家生活更加窘迫,后来甚至难以支付他读私塾的费用,导致他仅仅读了几年书就不得不休学。
学业难继、前途迷茫,未来的道路何去何从。
愁苦之下,阮弼想到祖辈经商有道,便下定决心离乡做生意。
他向父亲请求说:“乡亲们大多外出经商,不少都致富了,而我们却负债累累,为何我们甘受贫困?我要去闯出一番事业来!”“脚踩旧布鞋、怀揣油纸伞、肩背破布囊”,阮弼前往芜湖,踏上了成就“浆染帝国”的道路。
用心经营奠定浆染基业芜湖“广济寺”之所以选择芜湖,不是巧合,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交通发达,商旅络绎不绝,素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之美誉。
在芜湖安顿下来之后,又经过一番考察,阮弼做起了染色纸业的小本生意。
因为他讲求信誉、注重质量,因而受到顾客的青睐。
不仅如此,阮弼留心观察市场行情,具有极其灵敏的商业嗅觉。
他发现芜湖虽然各行业牙行(牙行即买卖商品的中间商)林立,唯独缺少染色纸业牙行。
而阮弼因处世周到,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于是便以自身人脉为依托,向各染纸作坊主毛遂自荐管理芜湖染色纸业生意往来。
他在同行的支持下成功设立了染色纸业牙行,并担任牙行负责人。
与此同时,他还督促业内店家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帮助作坊主筹集生产资本、合并一些小的染色纸作坊以扩大生产,并制定了详细的染色纸行业条规。
明清中国第一商帮—徽商课程论文论文题目:论明清中国徽商对徽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姓名:张明耀学号: 12209010418班级:环艺四班导师姓名:葛建化论明清中国徽商对徽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一、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徽州文化经过长期的商业经营,到了明清时期,徽商“资本之充实者,以万千计,其次亦以数百计”,“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藏镪有至数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徽商富有程度可想而知。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定的经济往往孕育着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徽商充裕的资金为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微州文化方方面面与徽商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徽商意识形态与徽州文化徽州商人的意识形态十分复杂,明显地影响着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商人入儒崇仕和实用主义意识对徽州文化若干方面的影响。
无论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终成为徽商的保护伞,还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别宠爱,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较高的文化修养。
所以,徽商十分重视教育,在家业隆起之后,大力资助文教事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在徽州方志、谱牒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微商捐资办学的义举俯拾皆是。
徽商重视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可靠的政治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可,以及在官位庇护下更加丰厚的利润,最终达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读书登弟—官僚护商—徽商赚钱”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三、徽商的经营活动与徽州文化只要有利可图,徽商几平“无货不居”,经营门类繁多。
微商有的经营行业还发展成为徽州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为徽州文化某些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
徽商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地影响着徽州文化,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略见一斑。
可以说,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分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发展、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
明清时期安徽第二大商帮明清时期安徽第二大商帮——宁国府商帮明代中期起,全国各地陆续兴起一支支地域商帮,成为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其中,安徽地区兴起的两大商帮,一是形成于明成化、弘志年间(1465—1505)徽州府商帮,二是形成于明嘉靖、万历年(1522—1609)间的宁国府商帮。
宁国府商帮,是指宁国府下辖的旌德、泾县、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6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萌生于晋代,成长于隋、唐、宋,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长达10多年的拉踞战,战后,宁国府境内“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相食”,宁国府商帮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受到了致命摧残,连同宣城文化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现已出版的志书典籍均无系统记载。
宁国府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之前称宣州,因此,宁国府商帮通常又称为宣州商帮。
清代,宁国府商人常常与徽州商人结成集团活动,又称徽宁商帮。
宁国府地境,商周春秋时为越人(注:古代中原人对长江以南居民的统称)居住地。
秦并六国,蒙恬南伐越人,越人退居皖南山区。
三国时,孙权再伐越人,越人退居到今广东省、越南国。
《禹贡·州部》记载,从唐、虞、夏时代起,宁国府地境隶属扬州。
《宋史·地理志》称扬州人“人性轻扬,善商贾”。
西晋永嘉(291~306)“八王之乱”后,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建业(今南京),宁国府地境为京畿之区,中原士家大族移寓境内,致使商贸日盛。
邑人“竟商贩不为田业”(《宣城县志·大事记》)。
隋代,宁国府地境“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唐代,是全国的造纸中心,采铜中心,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晚唐时,“螟火丛桥市,晴山叠郡楼(张乔《送友人归宣州》)”,夜市热闹喧天。
唐未,军阀混战,宁国府地境内人口锐减,宣城梅氏、贡氏,泾县茂林吴、黄田朱氏,旌德吕氏、汪氏等世家大族移居境内,客观上促进经济发展。
调研报告――芜湖长街的变迁今天,我们历史研究性学习小组的成员来到了芜湖长街了解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四处寻找徽派建筑的痕迹,找到之后我们拍了几幅照片。
可是它们都已经不再像原始的徽派建筑了。
它们已经融合了许多现代元素,原来的小商小铺如今经过改造以后发展迅速,十分繁荣。
下面请看我们拍摄的照片。
芜湖长街形成于明朝中叶。
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建筑芜湖县城时,太平知府钱立曾“画长街于(芜湖县城西弼赋门)城外”。
此后,街巷沿青弋江向西不断扩展,延伸至两江交汇口之中江塔,全长七华里。
当年的长街用青石板和麻石条铺砌路面,是从大荆山、卜家店挑选的“龙脉石骨”。
石板下是阴沟,排泄店家住户的污水。
街道狭窄,一般只有一丈二尺宽,多数是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鱼鳞瓦顶。
穿过升平桥,有专祀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梁孝文祠及为南宋词人张孝祥树立的“状元坊”;知州陶玉的“横金坊”树立在宁渊观前。
当年的富民桥是在青弋江上的浮桥,临江口码头有接官厅、驿馆、吴波亭等。
太平天国激战芜湖,长街毁损,直到光绪二年,开埠通商和芜湖米市让长街盛况重来。
晚清时,芜湖警察厅为便于编制户口,加强社会控制,将长街自东向西依次划为上长街、中长街、下长街,并拆除弼赋门和城墙,使长街往东与原属于城门内的鱼市街、薪市街相接,“十里长街”自此形成。
《芜湖县志》记载:“十里长街,阛阓之盛,甲于江左,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市声若潮,至夜不休”。
芜湖长街历史上曾几度衰荣,历尽沧桑。
建国以后,由于受“重生产轻流通”、“重工轻商”思想的影响,加之市商业中心的转移,长街市场日渐衰落,于1964年关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街小商品市场也在重新缓慢的恢复。
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截止1984年底,在花津桥至陡门巷一段,开店设摊共有312户,其中国营商业39户,集体商业28户,个体经营245户,主要经营百货、针棉织品等商品。
在商业网点布局上,大多集中在中长街西端至陡门巷一带,其余地段则明显偏少。
论芜湖与徽州文化的关系
芜湖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
在徽商几百年的发展史上,芜湖作为徽州门户、徽商走向全国的跳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称雄的地区,当时往来于大江之上,转贾于吴楚之间的富商大贾主要就是徽商。
芜湖地处“皖南门户”。
是当时安徽沿江南岸的主要船舶停泊之所。
徽商经常往返于芜湖和徽州之间,自然成了徽商成云际会之所。
大批徽州商人在芜湖创业、生活、发展,留下了许多令人称奇的佳话,成就了芜湖商业巨埠英名,也为芜湖的城市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古代的徽商推动了芜湖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使芜湖对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徽商与芜湖,二者互为依赖,互为补充,互相融合。
芜湖与浙江都是徽商从事经商活动的起点,而芜湖更是徽商连接外界走向全国的重要前进基地。
他们带来的徽文化对芜湖固有城市文化渗透交融,形成芜湖特有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合璧文化,在今日芜湖,时时还能看到徽商文化的痕迹与影子。
“贾而好儒”的徽商带来了徽州文化的精粹,不仅提高了芜湖人的文化素质,且升华了芜湖的人文精神,而一段徽商与芜湖的历史,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思索,对于我们开展异地合作、推动芜湖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应有所启迪。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王廷元一芜湖地当大江长河汇流之处①,交通便利,商业素称发达。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进一步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
据县志记载,元朝末年,芜湖曾遭到严重的破坏,这里的居民仅剩八十三家,全县岁纳税粮只有十七石②。
但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景象。
明初人黄礼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
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褪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③。
”万历初,已成为“辏五方而府万货”的都会④。
逮至乾嘉之际,繁荣更甚往昔。
“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
”“阛阓之盛甲于江左”⑤。
每逢端午节,这里的商民龙舟竞渡,热闹的场面吸引着南京游客。
时人有诗称其盛况云“华灯照水笙歌沸,不枉人呼小建康。
”⑥芜湖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明清两朝在这里设关征税的情况中得到说明。
明成化七年,朝廷始在芜湖设置“工关”万历时,又在工关之外另置“户关”,征收过往商船的船税与货税。
泰昌、天启间,芜湖户关虽一度被罢停,但到崇祯初年又重新建立,从此遂为定制⑦。
康熙年间,芜湖关已成为全国“税额俱多”的常关之一⑧。
乾隆时,芜湖户关每岁征银三十一万余两,工关征银七万余两。
其税额在全国常关中名列前茅⑨。
关税之多固然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但也反映出当时的芜湖确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
明初人黄礼说在芜湖“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富者,多旁郡县人。
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⑩。
对于这种情形《芜湖县志》也有明确记载:“同光以来,邑人以商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俗,大有进步。
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碧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势”11。
那么这种客籍商人究竟来自何处呢+据县志所载,清末各地商民在芜湖所建的会馆已有十八处之多。
这表明,芜湖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都会,客籍商人来自四面八方。
然而这些商人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对芜湖商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徽州商人。
明末人汪道昆说“吾乡(指徽州)去芜阴四百里而近,乡人贾者,往往居芜阴”12。
清初人赵吉士也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掣其家属而去。
13”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几半宇内”,但芜湖却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①青弋江古称长河。
②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③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④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⑤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⑥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⑦《明史》,卷二五四,卷二二四。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
⑨(《清朝通典》,卷八。
⑩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1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2《太函集》,卷一〇。
13康熙《徽州府志》,卷二。
剥商民之罪卷一二之五造台于芜湖矾,以利商船行驶嘉庆《休宁县志》卷一五表中所引宗谱、族谱皆为安徽省博物馆藏本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上而所列举的事例自不免挂一漏万。
但就此可看出:明洁时期徽人贾于芜湖者为数甚多。
他们或为行商,或为坐贾,或列肆于通衢,或营运于作坊。
还有许多小贩,逐利于市井,叫卖于街巷,尽管他们资本无多,获利甚微,但却给芜湖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总之,芜湖的各种商业活动几乎无一不有徽人参与其事。
寄居芜湖的徽籍商人之多,在该地的赋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据《太平府志》载:嘉靖六年(1527年),芜湖县知县王德溢议:“将地方居民与徽贾盐商土著者,派夫三千三百五十六名,在官轮差答应,又以商之浮居俄屋,或往或来者,令其出银,协济各差之不足。
……行之已久,民皆称便。
14,按明制,各州县的差役一般都是派自土著居民的,芜湖县却将一部分差役负担摊在客籍商人身上,而且特别指明要“徽贾盐商”分担这项差役。
这表明石芜湖的客籍商人人数众多,而他们的主力和中坚则是“徽贾盐商”。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这项制度发生弊病时,官府便不得不靠徽商首领的协助去加以整顿了,《太函集》称“芜阴当舟车幅辏之冲,其地多羁旅少土著,县长吏籍羁旅者起丁夫。
久之,践更皆不平,(程)处士诣县长吏,请以身平,其籍遂定。
”这位程处士就是寄居芜湖的徽商,井被其乡人推为“贾人祭酒”15。
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徽商确是这项差役的主要承祖者。
二徽人在芜经商为何如此众多?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14光绪《太平府志》,卷一二。
15《太函集》,卷一〇。
首先,芜湖是距徽州较近的一个最宜于发展商业的地方。
徽州府城与芜湖相距不足四百里,其间蚁有崇山峻岭之隔,但自古就有大道可通,交通并不十分困难。
民国八年,叙人吴日法在其《徽商便览》中介绍了自芜湖至徽州的两条道路。
一条是,自芜湖乘小轮船至宣城,然后登岸南行,越崇山关,入绩汐以达歙县。
另一条是,自芜湖乘小轮船至南陵,然后登岸南行,经族德,越新岭关,入绩汐以达款县。
考之史籍不难发现,上述两条道路古已有之。
淳熙《新安志》载,自欲县至沐京的道路是:“出东门,指绩汐,由宁国县入其府(即今宣城),济黄池,入太平州,渡采石江”然后北上。
可知早在唐宋时期,由徽州经宁国至芜湖的道路就已畅通无阻了。
这条路上还有舟楫之便,足以代徒步之劳。
旧时所使用的木船、竹筏可以沿水阳江溯流而上,经宣城、宁国,直达西汐上游的胡乐镇16。
该镇距绩汐县城仅六十里,距款县也不过一百二十里左右。
对贯于远游的徽州商人来说,走这么一段早路,简直是“胜似闲庭信步”了。
嘉庆《休宁县志》载,自休宁至江宁的道路是:“由郡城,即(歙县)逾绩之新岭、宁国之旌德,经南陵、太平之繁昌、芜湖及其府,以达于省”17。
则自徽州经南陵而达芜湖的道路在清代也是畅通无阻的。
又按《太函集》载:明嘉靖、万历间,歙人阮弼赴芜湖经商,“芜湖道出南陵,险而淖,病行者。
长公(阮弼)捐金以倡诸贾,瓷而夷”18。
可知这条道路并非始自清代,至少在明代已有许多徽州商人奔走往来于其间。
该路经阮弼等人修治之后,行旅比较方便,所以到清代,它就成为徽州与芜湖之间的一条交通干线了。
同时,与这条道路相平行的青弋江也可行驶船舶,为商旅提供方便。
因此在这条交通线上所必须步行的旱路实际上也只有一百余里。
《橙阳散志》载,歙县诸生江有容,随父客芜湖,父有疾,奉之归,“贫无舟车费,背负以行,迍遷万状,句余抵里”19。
一个文弱书生,背负其父,十余日即可由芜湖回到徽州。
足见在当时条件下,徽州与芜湖之间的交通的确不算困难。
人们也许要问徽人出外经商,除了北走芜湖之外,还可以东走杭州,西走饶州,且北路有崇山关、新岭关之险,而东西两路却有新安江、昌江、婺江可供舟楫之便,然徽人赴芜经商的兴趣并不因此而稍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是因为,处在万山丛中的徽州,北上固不免于翻山越岭,但东西两路的交通实际上也不算方便。
徽州的地势颇高,向东向西的河道,水量甚小,水流基急,都不大便于行船。
据志书所载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州在万山中,东涉浙江,其滩之险有三百六十,西通彭蠡,其滩之险有八十四,其岭之危有五”20。
《祁门县志》中有一段记载,描写祁门、饶州之间水运困难的情形:“汐流无常,三日雨则溢,五日不雨则涸、盈则由天而下,飞鸿怒马,一日千里。
竭则日行不能六七滩。
虽日舟行,艰同负贩”21。
所以单就旅途难易而论,东西两路实在并不比北路优越。
何况两淮的盐利,长江的水运,北方各省发展商业的广阔天地,都在吸引着徽州商人,他们要想利用这些条件为其商业活动服务,就非北走芜湖不可了。
其次,芜湖是活跃于大江上下的徽州商人的理想基地,这是造成芜湖徽商众多的另一个原因。
万里长江是明清时期的国内交通动脉,也是当时的一条主要商业运输路线。
清人李嘉端说“芜湖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北五省销售”22。
明清时期芜湖关税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大江之上的商业运输在不断发展。
而芜湖的繁荣,是与这种商业运输的发展分不开的。
所以清人梁启让说安徽沿江南岸六县皆皆般停泊之所,而芜湖尤当其冲。
盖以朝廷设关在此,故四方商民上下往来之舟舰,皆屯泊16民国《宁国县志》,卷一。
17嘉庆《休宁县志》,卷一;卷一五。
18《太函集》,卷三五。
19《橙阳散志》,卷三。
20弘治《徽州府志》,卷一。
21同治《祁门县志》,卷一二。
22彭泽溢《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五九四页。
于江口,以待稽查而后放行者,较他县停舟之所尤多23。
芜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客商辐辏,百货丛聚”的都会的。
必须指出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是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称雄的地区。
在当时,往来于大江之上,转贾于吴楚之间的富商大贾主要就是徽商。
芜湖既是他们的商船必须靠岸的纳税的港口,又是远处经商的跳板,既便于奔赴扬州贾盐,又可贩运于大江上下,得志可远游万里,赶利四方,失利也便于返回家园,不致坐困他乡,于是,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也就很自然的了。
明末休宁人查杰说“鸿兹为四通五达之涂,此天所授转输地也”又说“湖阴善邸也,去吾郡五百里而近,信使日夕相通。
”因此,他把家属安置于芜湖,令其弟、侄料理家务,并在当地经营商业。
而他自己则“往来吴越扬楚间。
三十余年,业果骎骎起。
24”这个事例表明,徽商之所以看中芜湖不是没有道理的。
史称“芜湖关工税,向以木排为大宗”25。
就是说木材是通过长江转运的重要商品之一。
而在沿江运木的商人中,恰恰就是以徽商最为活跃。
在《婆源县志》中,关于商人“业木维扬”、“业木姑苏”、“掌木业于金陵”、“贩木豫章”、“贩木湖南”、“往楚贩木”之类的记载俯拾皆是。
这些都足以表明,当时从湖南、江西购买木材运往长江下游销售的徽州商人是很多的。
而这些徽州木商中,有许多人就是以芜湖作为活动基地。
嘉庆《芜湖县志》载炮台在县西滨江,……今其下滩地为徽临两郡木商堆贩木箱之所。
”民国《芜湖县志》又载“潇江会馆,原名临清会馆,在徽临滩。
……又以在芜业木者临郡他县人无与焉,恐滋混淆,因改称今名。
26”从上述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芜业木者以徽临两帮商人居多,其中尤以徽帮更占优势,故堆放木材之所称为“徽临滩”。
粮食也是当时通过长江转运的一种重要商品。
不但江西、湖广每年都有大批粮食远销苏、浙以及北方各省,而且安徽沿江两岸的坪田也盛产稻米,可供外销。
而在这种粮食贸易中恰恰又是以徽商最为活跃。
明万历时,“南哉”一带发生灾荒,贩运粮食的“商舟皆集于江西,徽人尤众”27。
可见,明清时期的芜湖,已经成为长江沿线重要的商品粮集散地。